自白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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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沉湎于胡玉音创作中的我一时难以自拔，这个角色使我入迷。　

神情恍惚的我居然在一天把陈国军叫做“姜文”，让陈国军提高警惕了好一段时间。　

从接到《芙蓉镇》的剧本开始，我就为影片中的接吻镜头紧张。在此以前，虽然社会上盛传我在《原野》中有裸体的床上镜头，事实上根本没有。　

我不仅没有拍过床上戏、裸体戏，连接吻的戏也从未拍过，尽管我一直被人认为是擅长演爱情戏的演员，香港在《原野》放过之后曾叫我“性感小猫”。　

想来想去，《原野》里只有一个金子亲吻仇虎的镜头，不过那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亲吻”只能说是“鸡啄米”，在脸上啄了几下之后有一下啄在了嘴上——那是因为机器不停无处下嘴而造成的“事故”。这个镜头只拍了一条，全片也只有这一处。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性感并不在于脱或暴露，也不在于在影片上表现些什么大胆的性行为，而是一种感觉。我时常夸口说不脱衣服连领口都不敞开就能演出性感是我的特长。　

可是《芙蓉镇》的情况不同。把剧本看来看去，随着角色的脉络想来想去，接吻镜头还非要不可，非有不可。不仅非要非有，还得演到家。　

随着拍摄工作的进展，接吻戏越来越近了。每天都有拍这场戏的可能。我向导演要求能否提前通知，我好有精神准备，我不知道姜文怎么想。在我们的合作当中，我们之间已完全消除了年龄差距的痕迹，可以这么说，他是唯一时常令我惊讶的男演员。　

我和姜文时常讨论戏。只是偶尔谈到接吻的戏。私下里我们约定要求对方拍这种戏时谁也不许笑场。一笑就再也拍不了了。要不就不拍，要拍就把它拍好，我们在口头上达成了协议。　

这一天终于来了。首先肯定，姜文是我愿意与他拍这种镜头的演员。也许是他的优秀？也许是剧情的原因？也许与别演员拍这种镜头我会坚决拒绝？说不准。我摩拳擦掌，掩饰我的紧张心情，看起来好像在拍武打片。机器开始转动。我们俩谁都不动。一英尺、二英尺、三英尺……胶片在机器里跑得飞快。周围鸦雀无声。可能大家都在为我们紧张？一咬牙一跺脚我说：“来。”今儿个就死在战场上了。

我们开始接吻。满脑子杂念乱想：我的角度对不对？机器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应该头偏一点？对，偏一点，刚才左侧太多，现在要转一下，手要放在他脖子上，这样看起来更投入。是不是导演在喊“停”？是吧？……突然听到一声大叫：“停！”我们停下了。　

嗨！导演已经喊了第二声“停”了我们才停下来。我有些狼狈。假装松弛用余光看看大家，没有什么异常。谁都知道这是艺术创作，是在拍戏，不可能有什么大惊小怪。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种感觉？没有。才发现拍戏和实际是不一样的。记得过去问过一位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与女演员接吻怎么样？他就说过没有什么感觉，总是在注意姿势、剧情，在表演。不同。当时他说这话我不信。现在我信了。想问问周围我们刚才接吻的镜头演得怎么样？话到嘴边几次不好意思问。　

有了开头，后面的戏就顺了。随着接吻，拥抱啦、上床啦、摸肚子啦各种花样我们都演了出来。接吻也接出了不同的方式，组里的人都说，胡玉音和秦书田的戏越拍越精彩了！　
“芙蓉镇”－－－我和姜文2
我和姜文的关系开始在变化。总之和一般人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说不出。就是比跟别的人特殊些、亲近些。简直想不到我这个大明星竟会与一个戏剧学院刚毕业的学生棋逢对手，相得益彰，还时不时比我出色，我们的创作自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在那个时候，我一直自认为是中国顶尖的演员。清高自傲，觉得已无敌于天下。时常口出狂言，感叹过多少次“无敌最寂寞”。心里常常想：“只要出现一个比我强的演员就不拍戏了。”　

在此之前，由于近十年马不停蹄的电影生涯，我对这一行已产生了强烈的腻烦。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讨厌应酬，讨厌记者，讨厌拍照，讨厌人群。讨厌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讨厌眼睛盯着我的脸看，讨厌签名，讨厌摄影机摄像机……我其实也讨厌拍戏。　

我几乎和每一个记者吵架。只要听说是访问，对方一掏出记者证，我的脸立刻拉了一尺多长。记者们不明就里热脸蛋贴了冷屁股当然会跳起八丈高，骂我一个狗血喷头。狗血喷头之后的我又变本加厉，对他们的态度更加恶劣，形成一个恶得不能再恶的恶性循环。　

在香港，我也和记者吵架。一视同仁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的对外政策。　

那一次我们专门去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前我给自己打了不知道多少预防针，干什么得吆喝什么，千万要忍住烦躁，把这个记者见面平安完成，既然当了明星就得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坐在一桌。我摆出平和的面孔一边看报纸，一边等着记者提问，等了好久没有人讲话，我抬起头诧异地问：“你们怎么不提问题？”一个会国语的记者说：“我们在等你看报纸啊。”我一听二话没说，拿起刚放下的报纸从头到尾看了一个溜够，然后才放下报纸说：“开始吧。”　

最后记者要求和我拍照。在大陆我最烦有人要与我拍照。可这是在香港。我皮笑肉不笑地答应了。在坐下之前还是那位记者说：“刘晓庆，我们是看得起你才跟你拍照。”镁光灯一闪我立刻说：“是你要跟我拍照不是我要跟你拍照！”说完站起身气冲冲地径直走向卫生间。在卫生间我锁上门自我调解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　

我想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都会骂我了。我已把头皮绷紧以抵抗那舆论的攻击。走过报摊偷眼一瞧，咦，没有。结果我们不打不成交。那位记者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在自贡，我和另一位香港记者又大吵了一架。差点没有打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当然这是后话。　

几年以后，我从法国回来。对当时我用恶劣态度对待过的记者们甚至抱有感激之情。他们都成了中国当今的大记者，许多还担任了主编。他们已是中国新闻界的栋梁。回想起他们当初居然能够忍受，我实在是佩服不已。不过除了那位自贡记者以外。　

说实话，和我正面交过锋的记者已不计其数。我对拍电影的厌烦，更主要的是对当电影明星的厌烦已到了极限。假如不是谢晋导演，假如不是《芙蓉镇》，假如不是姜文这些好对手，我不可能有澎湃汹涌的艺术激情，也不可能有新鲜的好的创作心态。　

我觉得已经到顶了。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了。我觉得已拥有了太辉煌太丰富的人生。直到姜文有一天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我又开始和他吵架。吵得不亦乐乎。最令我震惊不已的是他坚定而自信地反复说：“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况且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来。我的地位稳固得很。改朝换代在导演界也许有。在表演界不存在。可是，我的感觉又在告诉我：要注意他的话。　

想了半天想不明白。他说：“你们电影演员好比是开了一辆好车。可是驾驶技术不怎么高明。”狗屁。你们话剧才是戏班子，票友，不思变革，路越走越窄。我反驳他。有好车为什么不开好车？偏要去开老爷车？那不是笨蛋是什么？　

他说我的作品也就那么回事。我说你的作品呢？除了《末代皇后》谁知道？还不是电影好。他给我大谈北京人艺，大谈人艺的演员于是之、林连昆，气得我说你怎么不去跟于是之结婚？　

吵来吵去我们双方都在向对方靠拢。他为我敲响了警钟，使我重新思考，我使他纠正了偏颇，为他后来热爱电影甚至以电影为生命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时常吵得不能拍戏。经常是一边试戏一边走位置一边辩论。等到光打好，板打过后，导演喊：“开始——”我们不约而同地喊：“等一会儿！”然后气咻咻地赶紧调整情绪，以适应戏里谈情说爱的气氛。　

组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我们越来越默契，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磋商表演，相互之间也越来越亲密，越来越随便。没有人管我们。　

在王村，影片质量是第一位的，男女主角关系好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　

陈国军当然有所觉察。不过他仍然是我的中心。他是最重要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的心中有一个位置，总是有人占着。无论是谁只要他占了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主人，我就会任劳任怨，竭尽全力为他服务。这一点陈国军非常明白。他曾经下评论说，对付我这个人是“近者胜”。　

我仍然玩命地联络、组织拍摄陈国军的新影片《大清炮队》。　

《芙蓉镇》的外景工作刚一结束，我就与陈国军去了广州。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经理孙长城又一次帮助了我。他很快通过了《大清炮队》的剧本，下达了生产命令。　

我们立即扭头直奔北京，开始组建制作班子。选演员、分镜头、美工设计、服装设计，整天忙碌，《芙蓉镇》又远了。　

一反胡玉音温柔内向的个性，又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女制片人。吸取《无情的情人》的教训、凡事冷静、果敢，三思而后行。直到一天无意中看到新来的《大众电影），上面整整一页是《芙蓉镇》影片的剧照及工作照，才猛然想起我正在拍摄的巨片及组里的朋友们，看着照片我足足愣神了十几分钟。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芙蓉镇》。全组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集中，拍摄内景。小别重逢，大家都高兴异常。握手言欢，畅叙别情，秦书田、李国香、黎桂桂、黎满庚、五爪辣、谷燕山……一个个《芙蓉镇》里的人物走了出来重现在眼前。我却恍如隔世。就好比他们是“洞中才数月”，我是“世上已千年”。《芙蓉镇》外景时还在酝酿、构思的《大清炮队》，在《芙蓉镇》内景还没有开拍时已经正式建组了。一部新的影片又在开始制作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找回了胡玉音。　

倒下身上竖起的刺，收起伸出的利爪，重新把自己裹进胡玉音与秦书田苦涩但却甜蜜的温柔乡中。　

每天都有无数表演上的精彩段落出现。每个镜头拍完都惊叹自己竟有如此收放自如的才华，我陶醉在创作的自由王国里……　

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的沉睡。“喂？”睡意朦胧，我的声音充满了被窝味。是姜文。　

他的声音冷酷，充满了愤怒：“你结婚了！”我没有回答。　
“说——实——话。你是不是结婚了？”我醒了。心里嗵嗵地跳。　
“关你什么事？”好半天后我说。　
“你为什么骗人？”姜文喊起来。　
“谁骗你了？你问过我吗？”我也大喊起来。　
“我马上过来。”他说。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场。吵得嗓子都哑了。第二天早晨在拍摄现场，胡玉音与秦书田充满了柔情蜜意，“演英雄学英雄”，我们已经把扮演的人物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了。　

戏怎么可能拍得不好？秦书田和胡玉音怎么会不双双得奖？不得奖才是怪事。　

心明眼亮的谢晋导演利用了这一点。在现场对演员的启发准确而又有深刻的寓意。比方说我要拍一个含情脉脉的特写，当光打好一切准备好要开拍之时，他会悄悄叫人把姜文找来坐在我的视觉范围内，那么这个镜头一定会拍得相当出色。在配音时我不在，姜文要单独配一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画外音，谢晋会在姜文耳边轻轻说：“想想晓庆，想想她平时的样子！”众所周知的结果是这句话配得非常动人心弦。　

我和姜文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在那之后我们又合作了影片《春桃》、《大太监李莲英》。　

《芙蓉镇》、《春桃》我和姜文都双双两次获得”百花奖”最佳男女主角奖。《大太监李莲英》获得柏林电影节特别奖，三部戏三种不同的人物关系，三部影片上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台阶。　

我开始给他讲陈国军。讲陈国军要拍摄的《大清炮队》。我请姜文去看《无情的情人》，我告诉他陈国军其实是多么有才华又多么不容易。　

《芙蓉镇》很快就拍完了。当然，我立即去了珠影。然后跟随《大清炮队》摄制组去了营口。这时，《红楼梦》又开拍了。在《大清炮队》和《红楼梦》之间，我还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系列电视片《世界电影之林》。同时大导演凌子风在找我，他要拍摄影片《春桃》，请我扮演主人公春桃。李翰祥又在筹拍《西太后》，后来改为《一代妖后》，请我第三度扮演慈禧。　

我时常没有时间睡觉，穿梭于几个摄制组之间。《红楼梦》、《大清炮队》两部影片我都是为陈国军而拍。在此期间，我绝对还想方设法抽空去“走穴”，我的神经高度警惕，它不可能忘记挣钱还债的这个重大使命。后来我又上了《春桃》和《西太后》两部戏，我快被分成八瓣了。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地方
《红楼梦》。　

我的精力一直为《红楼梦》里面的一帮姐妹们所叹服。她们说我身体好得像一个“牛犊”，演尤氏的陈祖荣还把这个称呼及形容写在她后来写的《刘晓庆——不为人知的女人》这本书里面。“姐们”还时常惊呼我是“天生干电影演员的”。因为我往往是连夜赶到组里，放下东西就开始化装拍戏。在几个摄制组辗转奔波，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是常有的事。可是我站在摄影机前仍然是神采奕奕，一点也看不出疲劳的样子，用大家的话来说我“一点儿都不挂相”。　

要知道我的那些演员“姐们”第二天要拍戏，头一天晚上八点钟就得上床，不敢喝水，不敢把晚饭吃多了，怕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只要一睡得不够，早晨起来准出眼袋，皮肤不光滑，眼睛不清澈，拍出来效果就好不了。　

而我不存在这个问题。睡多睡少，睡和不睡，都一个样子，也许我睡多了反而眼睛肿，睡少了还显得清瘦些？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拍摄间歇时我也不闲着，从不听大家的劝告“闭目养神”，召集演员们过来给“姐们”、“妹们””上课”，讲天讲地讲那些离经叛道的我的“哲学”。什么“不要荒废人生”啦，“要享受生活”啦，“没有爱情婚姻就不存在”啦，“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挣利”啦，还大谈养生之道。大家总是围坐在一起，把“兰花手”放在下巴上，老祖宗、小祖宗、宝玉、黛玉、薛姨妈、王夫人……大观园里的各类人等都静静地、纯纯地听我高谈阔论，胡侃乱侃，像一群可爱的“乖孩子”。　

“姐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风筝”。因为我成天像风筝在天上飞。可是我一来就给组里带来笑声。　

一次我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说：“哼，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乐。”　

另一位也是闹闹喳喳的演员也说：“哪里有我，哪里就有节日。”　

我立即还嘴：“欢乐是永恒的，你那节日是鬼节，清明节，有什么好？”　

她跳起来大叫着掐我。　

我除了给大家“上课”外，每天还带着她们做操、散步、锻炼身体。时常有我的追求者请我吃饭．只要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把大家都带去“搓一顿”，打牙祭改善生活。我给“夫人”们每人买了一件鲜艳的衬衣，强迫她们穿上，花枝招展地进饭堂。我们时常开联欢会，每人都出节目，“刘姥姥”赵丽蓉的节日让我们笑破肚皮。　

我还给大家分析“百花奖”“金鸡奖”的形势，预测我们之间谁能得奖。还约好假设被我猜中，得奖者要请我吃饭。结果我预测的命中率是百分之百，可是这些鬼东西一个也没有请我吃饭，不过我也不怪她们，因为那时我不在中国，在巴黎。　

我还突发奇想要在演员组举行“最光滑皮肤比赛”，在拍摄大场面时分年龄组评比，每人到当中走一圈，评出“最光滑皮肤皇后”，可是这件事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没有得逞。　

我上窜下跳，带动大家，组织大家，活脱脱是一个“王熙凤”。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般来说，在摄制组，女演员之间是最难相处的。差不多组里的矛盾都是由几个女演员引起。可是《红楼梦》剧组大大小小小一百多个女演员，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漫长的三年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拍摄转点，组里暂时停顿，演员们各自回家要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恋恋不舍甚至掉眼泪。　

在《红楼梦》放映之后我遭到了许多批评，只要组里的“姐们”、“妹们”一知道，都会奋不顾身跳起来为我辩护。　

当然我给大家惹的麻烦也不计其数，“姐们”对我的帮助、掩护、救援的故事，无不可歌可泣。这些我将在后面写到。　

我和姜文几乎天天联络。拍完《芙蓉镇》后姜文主演了法国影片《花轿泪》，后去了《红高粱》摄制组。后一部影片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开创了中国电影在国际重要电影节上获奖的先河。凌子风导演也请他扮演《春桃》里的男主角刘向高，我们已定好等《大清炮队》和《红高粱》拍完后再度合作。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场合：《红楼梦》外景地，“走穴”的地点，《世界电影之林》制作室，甚至送我去营口《大清炮队》拍摄的地方。　

常常是坐火车一起出发，到营口车站他再下车坐另一趟车回北京。　

我们经常通长途电话。有一次我们长途电话打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姜文在电话那边睡着了。　

全部《红高粱》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姜文有一个“相好的”，只是那位“相好的”不懂电影也没有文化，他只有连续不断地去看她、安抚她，才能“后院不起火安心拍戏”。　

姜文的频频离组使张艺谋头疼不堪，直担心由于他的耽搁，高粱秆长老了长硬了不能如他所要求的那样“飘逸地摇摆”。　

组里对姜文这个目不识丁的“相好的”简直冒火透了。直到有一天摄影助理去北京洗印厂取样片，才揭穿了姜文那不亚于一万吨TNT炸药的地下情秘密。　

那个“相好的”原来是正在当今影坛张牙舞爪、龇牙咧嘴的“西太后”。　

在这当中，我获得了《文汇报》举办的”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在这次评奖举办之前，《文汇报》的老朋友余之就告诉过我这个消息。　

余之是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的发起者，写《我的路》时我自己并不相信我的写作能力，是他给我不少鼓励。同时由于我在拍戏没有时间写，他住在西苑饭店天天催稿得以使《我的路》早日诞生。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世仁”，意思是他催稿就像黄世仁逼债，我当然是那红五类杨白劳或是喜儿。　

当余之告诉我《文汇报》正在酝酿举办“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评选活动时我就立刻说：“好哇，我又可以得电影大奖了。第一名肯定是我。”他没有反驳，我想他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果然不久结果出来，我又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获得第一名。同时，我还获得济南的×杂志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女演员第一名。

为领“十大影星”奖我去了姜文所在的上海。他当时正在拍摄法国导演多夫曼制作的法国影片《花轿泪》。他是男主角。他的女朋友也在同一摄制组。　

下飞机后我立刻去他住的虹桥宾馆，我让司机上去叫他，我在车里等着。　

过一会儿姜文端着碗踏着拖鞋出来，原来他和女朋友今天要招待几个客人，他正在厨房里向师傅要辣椒。二话没说，我把他拉上车，穿着拖鞋的姜文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住处。　

在上海领奖期间，姜文的女朋友来找过我。这种情况仿佛是当年赵雅珉来找我的情景重现。当她来找我的时候姜文正在我那里，他的女朋友请姜文回避一下，说要单独和我谈谈。姜文说我们俩别在屋里搞什么“慕尼黑阴谋”，最终联合起来把他给出卖了。结果我和他的女朋友越谈越热火，我们双方的开诚布公都博得了对方的好感。她也是我所认识的女性佼佼者之一。　

在登载我获得“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消息的许多报纸上，同时也登载了关于我主持的四十集电视系列片《世界电影之林》的批评。《北京日报》用大字标题：“刘晓庆，绷着点儿！”发表批评我主持这个电影系列片的文章。用这么大的字写一个人的名字，指着那个名字批评，我过去只是在“文革”当中的报纸上见到过。我记得批判周扬“黑线”或是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时，才用过这样醒目的标题和重要版面。我的“规格”和“待遇”已逐步升级，“档次”也高了许多。　

其时我刚在四川自贡灯会上与一个“香港记者”大吵了一场不久，那个吵架的消息登载得满天飞。当时李翰祥就告诫过我，不要和记者吵架。这样你会得罪所有记者。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我一直觉得和我吵架的那两位是记者群中的例外。可是情况正向李导演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记者们对我大加反感，开始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