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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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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查。要是有并且在她那里就好了。可是天还没有亮，天怎么老是这么黑黑的还不赶快亮？
只有回到住处。一夜尽做恶梦。在梦里总是狼狈逃窜，被人追得到处跑。跑来跑去跑也跑不动，突然间来到悬崖上。追我的人越逼越紧、越走越近，心一横眼一闭向崖下一跳，浑身大汗淋漓我就醒了。
时钟已过了八点。马上抓起电话找到大表嫂，什么事也没说，问她有没有个笔记本上面记着银行地址和存折号？她说有！我赶快问她还在不在？她说好像在，让我电话别挂她去看一下。过了十年那么久终于又听到她的声音，她说找到了。
长长地，我吁了一口气，我好比是作战之前的战士。终于有了弹药了。可是弹药还在弹药库里，得把它取出来。还得赶快！
又打电话。当然是打给吕和杨。他们告诉我已打听清楚了，〖JP2〗最好是先取我自己名字的那一张，去银行恐怕得我亲自去不可，还得带我的身份证，蒋律师要陪我去。说不定还需要作法律证明。〖JP〗
戴着帽子捂着嘴脸，我和蒋律师到了银行。还好。银行还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熙熙攘攘。走到那个小小的窗口，蒋律师把来意跟窗口里的大姐一说，那位大姐把脸贴在窗口上看了我半天。然后问我结婚没有结婚？我心里想结婚与取钱有啥关系？忍着尴尬我只有交待说结了婚正在离婚。谁知这话惹了麻烦，大姐说有离婚纠纷就得让丈夫一起来取。我问为什么？她说他们有过这种情况，用挂失的办法一方把钱取走另一方来找银行大闹。所以银行从此实行新招，凡是挂失先问清楚，让那些两口子吵明白了一起来取方才认可。
我说这是我的钱。她说我们不管，我们弄不清楚。我说你们银行除了管钱还管两口子的事啊？不是存折是谁的名字就该谁领钱吗？她说是啊。可是我们不想惹麻烦。
眼看着要吵起来，蒋律师赶快出来打圆场。一口叫一声大姐说那是她婚前的钱，不干离婚的事。大姐说婚前的？拿结婚证来我看。小蒋说能不能我先给开个律师证明，盖上章放你这儿，明儿我再把结婚证、刘晓庆的身份证一起拿来取？大姐脸色不大好看，说我跟上级请示请示。你们明儿再来吧！
我赶紧想找的结婚证在哪里。找不到结婚证我的计划又要泡汤。记得结婚证有两张。一张在陈国军那里，香港的报刊上我已见过了。另一张是不是在流量计厂厂长处？还是在北影人事处？是不是过去为了给陈国军办户口我用过？想不到结婚证真有大用场。听说，离婚如果双方同意到街道办事处，如果没有结婚证，或是吵架把结婚证撕了丢了，还不给办离婚手续哩。
赶紧找赶紧找。找电话打电话。打了电话我和蒋律师去流量计厂。小李去北影人事处，兵分两路忙乎了一天，还好，我找到了，立即交给蒋律师。
第二天我凭结婚证取回了需要用的钱。
三场官司缠身，发表“息影声明”
每天在车上、在路上、在任何地方，一有工夫我就学习税法。根本用不着去买，小李去取通知就带来了一本。税务局送通知就送了一本税法让我好好学。我一边看一边想，想一阵再接着看，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对照审查，那份严肃，那份情景远超过当年学毛选。而且比那还自觉、还认真许多。我学税法的成果在后来与税务局打交道及处理这个案子（我跟着蒋律师把这件事开始叫做案子）的时候充分显露出来。当税务局的负责人向我宣传税法，刚咳嗽一声说：“你的×××××情况根据税法规定……”我就会立即接口说：“第四十八条（或是第××条）。”我比他们背得还熟，并且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现炒现卖。
在学习税法中，第一个重大心得是发现税法第××条规定，如果接到税务局通知裁定偷税勒令罚款逾期十天不付款者，即是抗税。抗税金额超过二千元以上者，可判以三个月至三年的有期徒刑！
我早已超过十天。并且金额大大超过二千元。我已是抗税犯。哇！我很快就要进监狱了！像我这种情节恶劣者，都够枪毙几个来回的！可是我真的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哪！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天地良心！十八万的税我算了一下大概我要挣近三十万元，可是我所有的衣服、鞋袜，把背心、裤权都算上也没有这么多钱！我承认我挣的钱确实早已超过了自己定的指标五万元，也曾经发过感叹这么多钱怎么用得完，可那离三十万还早着呢！我是冤枉的！真恨不得有包拯包黑子的开封府，我可以马上去击鼓升堂，或是写好状纸拦那青天大老爷的轿子，一溜跪步扑到那轿门前，大喊一声：“冤——枉——啊——”
可是我不敢喊。连说也不敢说。目前还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要是走漏了风声报纸一登生米煮成了熟饭就全完了。
“穴队”里总是来消息，“穴头”们日子也不好过。天天查、天天算帐。他们告诉我听说我的案子是“大案要案”，中央都挂了号的，税务总局有位领导亲口跟他们说，中央首长都亲自批了三条：一、要查到底；二、不许任何人包庇；第三条我记不得了。
天都快塌下来了。上方宝剑是不可能了。再说我也没有什么上方宝剑。从小到大除了在学校当过班长外，就是在拍戏的时候当过《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人，更大的官也没有当过，和领导也没有什么来往。就是现在开始来往“现上轿现扎耳朵眼”也远水解不了近渴。世界怎么这么困难啊？
沉住气，要冷静。一件事一件事地来。要查清这十八万的来由。蒋律师问过税务局，他们不说，让我好好想。我好好想了。想不出来。我听说税务局常用这种方法，这一招很灵。据说有一个演员去交税，税务局也让他自己想。那位演员就回去想，交待出来十几个地方都走过“穴”，上税上了好多钱，大大出乎税务局的意料，原来税务局只知道他去了其中的一个地方。
可是这一招对我没有用。我不是油菜，榨不出油来。就是有油也早就榨干榨尽了。这跟温度能使鸡蛋变成小鸡却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的原理一样。我的一切情况都是秃于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存在的问题是税务局知道的虱子比我实际拥有的虱子多得多。
要把那多的虱子找出来。我和“穴头”们频频碰头，开始是想后来去清，排除一个一个的可能，就像是玩那十八猜游戏。
又得到消息，《人民日报》经济部、《经济日报》都知道了我被裁定“偷税十八万”的事，听说有一位记者已写好了文章，即日就要见报。一听这话我差点没吓晕过去。《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党说话了我还活得了？
听说记者对我都很反感。这一点我知道。最近一通忙乱把这些事都给忘了。我想他们都是坚信我“偷税”的吧。我能不能去见他们一下呢？我要见一下那位《人民日报）的记者。行吗？告诉我消息的朋友说使不得使不得。他肯定不愿见你。他对你的印象环透了。我说求求你嘛，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朋友说你说什么？叽哩咕噜一大堆我怎么听不懂？我说行了吧，那是我家乡武侯祠门上的对联。她说武侯祠？去过去过，挺好的地方。刚才说的那副对联怎么着？再说一遍！我说，唉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啊？你帮我一下约约那位记者，我说完了就是他不相信我也死心了。她勉强说好吧，我试试看。
我感觉他会见我。我坚信人与人之间是共通的。只是他信不信我说的话我没有把握，但我要和他见面。毛主席说过：“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我心里想就是遭到拒绝我还会再一次要求，再一次要求，直到他见我为止。关键时刻脸皮得比城墙拐弯处还要厚才行。
还要处理“息影”的事。没有时间再拍电影了。得发表一个声明。最好是发表在《大众电影》上。已给编辑部打了电话，他们很感兴趣。以为我要和山口百惠一样退出影坛，可以做个大新闻。只不过山口百惠是为了结婚我是为了离婚。目的不一样。其实主要是为了“税”不过这是不能说的“绝密”。“息影声明”我都起草好了，我这样写：
我的声明
我从事电影工作十几年，已拍二十五部影片，很累。目前《春桃》业已拍完，《原野》也将上映，我决定从声明发表之日起在相当的时间里不再参加电影拍摄了。在此婉拒一切电影及电视剧的邀请，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
刘晓庆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
注：
1．因有约在先，已拍三集的电影《红楼梦》我将继续把余下部分拍完。
2．在此期间不出国定居或自费留学。
3．关于此事恕不接受任何采访。
本来想写明只息影两三年，我估计“税”的事两三年差不多吧？没有写。因为不是真的“息影”只是为了给自己时间，写完后心里歉歉的。我只写了“相当时间”，谁知道需要多久？右派还二十年呢。我会不会一辈子？肯定电影圈又会说我“制造新闻”，而且这一次制造得如此拙劣：“暂时息影”、“相当时间”，不是故弄玄虚是什么？太可笑了。虽然心里明白不写息影两三年也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但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大众电影》编辑部总编亲自前来取走了我的声明。同时还取走了我们认为当时拍得最漂亮、最年轻的一张照片。
那是我在新加坡一个酒会上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笑眼盈盈、妩媚、迷人、充满了自信，像一朵艳丽的山茶花正在盛开。看到这张照片我愣了好几秒钟，简直不敢想自己居然还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我把照片和声明交给总编时，心和手都在颤抖，生怕这一来我将永远离开倾心热爱的电影事业。这个世界时常阴差阳错，想指东却打了西，因而从此永远都是西再不能东的情况总是发生。
当务之急是要坐下来算帐，究竟凭什么税务局裁定我偷税十八万？我自己屁股上有没有屎？有多少屎？朦胧想来，从“走穴”开始到现在恐怕一共都没有挣到过十八万，刚开始“走穴”酬劳低，虽然场次多一场也就一百五十元钱，一天还不到一千元。况且“穴”也不是天天走，拍电影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黄金”时间。再说那一部分也不应该上税，是在税法公布之前。税法是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执行的，那以后我“走穴”走得很少，又拍戏，又离婚，还去美国、法国办影展，每天场次也开始少了。而且在“走穴”当中我已经有了一次血的教训，在我们还根本不知道有税法这件事的时候，税务局就给我当头来了一闷棍，我们的钱差不多在那一次全都交了，损失之惨重足可以使我们记一辈子。从那以后我们就处处小心，到每个地方都由我亲自签字交税。
啊！对了。会不会是委托剧场代扣税代交税上出了问题？上次好像听“穴头”说过一句。就是有也是区区几个小钱，离三十万有十万八千里，但是税务局从何“判定”我偷税十八万呢？
我想起“走穴”演出从来是现金往来，根本就没有过签字认领。没有我本人的签名认领税务局怎么能肯定这些钱是不是我拿的？会不会是把别人的钱算到我头上了？
又开始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怒火万丈。控制不住站起身来，血一阵紧似一阵地往上涌。心里不断地说，别生气别生气，生气也没有用。列宁不是说吗？“生气是用别人的愚蠢来惩罚自己。”我够受折磨的了，别再惩罚自己了。这年头，“姥姥不疼奶奶不爱的”，自己还不心疼一下自己？
勉强按捺住自己坐下来。给那些“穴头”打电话。凡是跟我走过“穴”的头都来。我要把它弄个明白。弄个水落石出。不能打一场糊涂仗。
没有多久全都通知到了。他们也是一样，成天在家里算帐。再不就是去税务局。别的地方也没有心思去。天津的“穴头”最早要晚上才能到。我们约好还是去那个“穴队”队员家里见面。我的住址不能暴露，这是秘密据点。
躺在床上歇一会儿，现在离晚上还有点时间。想睡也没法睡着。我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最近我的眼睛总是有血丝，每次拍特写镜头都很明显，只有在开拍前滴眼药水才能使它清澈。
啊！又是好几天没有在北影露头了。听说《红楼梦》在北影再拍一些镜头，然后就开始配音了。组里肯定又在找我。唉！他们让我演王熙凤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增加了多少麻烦？
对了，我要请求给我派几个“保缥”。“保镖得我自己找，免得被人收买出问题。不然就是打死我也不敢去拍摄现场了。
谢铁骊导演一定会大吃一惊。觉得我怎么总是来些新花样，开创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史上女明星带保镖拍戏的先河。但是他仔细想后一定也会谅解并且很明白，事实上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维持我在摄制组的正常工作。
本来是为了调陈国军到北影才同意上《红楼梦》这部戏，同时才结的婚领了结婚证，可是《红楼梦》还在拍，我们却为离婚闹得翻天覆地不可开交，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怎么会到这般境地，弄成这般模样，我整个一个稀里糊涂。心里想，其实世界上谁也没有陈国军爱我。也许是太爱我却爱得不得法，结果把我爱跑了吧。
我坐起来。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现在大“敌”当前，情况已危若累卵，还在想那些生活上的问题，简直是抓芝麻丢西瓜。
我要是进监狱会有人去看我吧抽我进去以后干些什么呢？肯定很寂寞。我得先把这一点想好。我带点书。
不知道允不允许带书。那就带几本英文书。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干。我可以学英文。出来时肯定英文顶呱呱了。平时总没有时间系统学习，这一下逼上梁山，没准英文还练出来了呢。
可是听说监狱里的犯人都要劳动。劳动我不怕。在农村、部队已经吃苦吃惯了；拍电影也够辛苦的。我有底子。
听说还糊火柴盒、做些手工劳动什么的。那就更不怕了。我喜欢这些活。小时候在四川涪陵，那是盛产世界驰名“涪陵榨菜”的地方。每次放学我都去剥青菜皮，一分钱十斤。我还挣了好几角钱哩。好好好，手工活我喜欢干。要是分我做这些就行了。
可能还得跟“狱卒”搞好关系吧？肯定不叫狱卒”，叫什么呢？同志？那也肯定不行。我是犯人，当不了他的同志。叫“领导”？叫“上级”？也不对。嗨！管他呢。去了自然就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打我呢？可能不会，国家有规定。听说监狱里犯人打犯人。我肯定躲不了吧。只是别打脸，把脸打坏了就完蛋了。我可以抱着头让她们打别的地方。我还得拍电影呢。
拍电影？等我出来就老了吧！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说不准。没关系，我可以从头来过。演不了年轻的演老的，再不就演囚犯，肯定比别的演员理解角色深刻，我有亲身体会。不对，有的演员也蹲过监狱，他们也演得好犯人。不过不怕，他们是黄色案件，比我轻，我是偷税犯，不，是抗税犯，金额又大，肯定比他们判刑重。要坐牢就得当一号，要不就不坐。哪怕把牢底坐穿！就是当演艺界囚犯的一号也行。吃屎都吃尖才有意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
他们不会枪毙我吧？应该不会。不对，好像会！谁说过，像我这样都够枪毙几个来回的了、是谁说的？好像是我说的。后来好像也有人说过。是税务局。是税务总局那个小领导说过。我的妈呀！真的有可能要枪毙我了！我又要死了！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为什么？为钱。过去没有钱老在书上看到“钱是万恶之源”，不理解。现在刚刚有点钱就太体会钱是万恶之源了。
可是我不是为钱。我没有钱。我没有偷税。肯定没有偷税。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人多不容易，绝对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没有人相信。要真的赚钱我可以出国，免得成天在国内为了温饱吃苦受累，还担惊受怕。在中国呆着就没打算挣钱。
干嘛要枪毙我？就算我不是一个雷锋，但我是一只益鸟，至少无害。就像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他犯了错误也别杀他，让他到战场上去带罪立功，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自己人手里强。别说我没偷税，就是我偷了税难道不可以悄悄批评教育，让我把钱交了也就完了。何必要这样公诸于众罚款巨大把人往死路上推？把我留着再拍几部电影，哪怕是拍一部电影多少个十八万三十六万都回来了。再大的国家出一个人才也不容易，出一个像我这样国内国外都认可的更不容易。
放我一码，我会感激涕零。不过中国人才有的是。少了我一个胡萝卜照样成席。可能要的就是抓我这个典型吧！杀一儆百，杀我这只鸡吓那些猴。可是鸡只有一生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当典型。我不是典型。弄错了弄错了。
会不会再也没有我说话的那一天了？我得赶紧告诉我的朋友，就告诉小吕和杨吧。让他们在我死后把我的冤案写一本书让世人知道实情。他们最了解情况。这样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我马上去和他们交待。需不需要写遗嘱？遗嘱怎么写呢？我这样开头……
啊！不行，我得先去算帐。“穴头”们肯定都来了。我不能死。我不要死。我要站起来运用我全部的力量与智慧，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战斗。
站起来。走出去。我上了车。我到了开会的地点。
关键的一仗
“穴头”们都正襟危坐。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庄严，有一种悲壮的意味。我注意到他们都没有抽烟。哈！我发现我现在开始临危不惧了。也许已经够惨的了，再惨下去余地也不大了，物极必反吧。
想起上次与陈国军谈话，他在面前暴跳如雷，要是在过去我肯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在那天我一直盯着他在想别的事，就当他是在唱歌，只不过唱歌的声音大了一些、激昂了一些。他后面正好有一架电视机，电视机一直没有关，变换着各种画面。突然我看到电视上正在放一部卡通片，好像是谁去推探险，那些卡通全是由线条画成，像小时候我看的上影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其中有一个卡通两只脚是两条线。一走快了两条线来回乱动，好玩死了。我居然“噗嗤”笑出声来。好啊！我已经具备一定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才能了！
既然“拿得起”今天就先“拿起”。我们开始算帐。屋子里又慢慢烟雾缭绕。一边拿着计算器一边算，一边听汇报一边讨论，这种情景在我后来做生意时多次出现过。可是第一次出现是为了“偷税”的事。人生是多么千姿百态啊。
今天是关键的一仗。不算出来一切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不能去见记者，蒋律师不能给税务局写“反诉”。税务局可以不讲理由，我不能没有理由。要有证据，有理、有利、有节。
查完了。我没有偷税。没有偷税？真的没有偷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么漏税呢？有没有？再查一遍。再查一遍，连续查三遍，不能出差错。这事开不得玩笑。人命关天。
又查了三遍。我又跟着亲自对了一遍。情况还好，没有大问题。从一九八八年二月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参加演出一百六十八场，共收入五万一千三百元，交税二万二千一百十一元。差不多都有纳税记录。只有几个地方没有税票，但有证明信委托当地演出公司代扣代交，我们没有责任。可能漏税指的是这些，可以跟税务局讲清楚并出示证明信，另外赶快去补交说不定也来得及，反正钱也不多。其实税务局应该去找演出公司，是他们违法。算了算了。我们讲清楚交了也就行了。去财免灾。这些事也就别较真了。
那么，偷税的十八万从何而来？为什么不是十六万、十九万或是其他数字？肯定有原因。什么原因？再查再看。主要是看有没有演出收入的钱去了别处。并且要和我有关。
查了好久。有许多是给演员的单位交劳务费的。劳务费！我眼睛一亮。会不会是我的劳务费？我好像听过一耳朵，在《西太后》组曾有过一笔交到组里的劳务费。快查！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单子？多少钱？
查过了。有这回事！可是没有单子。只有手写的白条。因为是现金来往，手写了收条就算数。这不行，税务局不会认帐的。多少钱？一共二十八万五千。百分之六十的税是多少？大家拿着电子计算器一起乱算。算出来了。差不多就是十八万！在这里了！肯定是这一笔！
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天翻地覆。怎么过去没有人跟我说过？我们看你忙，事情都那么麻烦，所以就自己处理了。“穴头”们说。是淮去谈的？“穴头”L。跟谁谈的？《西太后》摄制组制片主任T。什么理由给钱？组里要的赔偿费。谁去送的钱呢？“穴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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