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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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的尽头有两个狱卒，全是女的，年龄大约在四十上下。穿着一色一式的衣服，与我想象的狱率差不多。　

狱卒守着一个门框旁边有一个传送带的机器，和飞机场的安检进口一模一样。恍惚间我以为自己又来到了机场，是去北京还是去巴黎？眨眨眼回过神来又重新进人我10354家属的角色。　

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传送带上通过电脑检查。我刚一放进去就被女狱卒把我的包给推了回来。我抬头看她她说了一句什么。听不懂回头看明姐，明姐说她让你把包直放在上面。　

那狱卒的脸色不好，说话也不大客气。想了一下反应过来，当然我是犯人家属嘛。不过见多了崇拜的笑脸作惯了明星的我，还是觉得老大不适应。　

我还是乖乖地照做了。当我跨过门框时狱卒突然用生困的普通话说：“你要好好学习广东话啊。”一股人涌上来，我立刻反驳她：“我看你倒是该好好学习国语，‘九七’快到了。”　

转身往前走，我脑海里映出那狱卒铁青的脸。她会不会为此折磨虐待10354？她知道晓红的号码。去他妈的，老子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辈子也改不了，横下一条心，冲着你这副嘴脸，我也非把晓红救出来不可。　

又到了一个地方，是换衣间。我们带的东西已被收去，由监狱交给犯人，我们不能经手。　

还要换下我们的衣服，穿上监狱提供的服装。　

时间不多，我三把两把换好了等在那里，明姐不用换，再说也没有多的衣服，她也就不进去了。　

狱卒一个个叫号。突然明姐推了我一把，定神一听听懂了是在叫“10354”，经过几次印象深刻的重复，我已熟悉这几个广东话说的数目字了，又一次明白了语言是多么需要环境。

走到那门前向里一张望，只听见有人拍了几下手。是晓红！我转眼一看果然是她。她坐在一个小桌边，一个屋里大概有四张小桌。　

我奔过去坐在她的对方。小桌一头只能坐一人，我们正好面对面。晓红穿一身浅蓝色的国服，脸上没有化妆，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用四川对话飞快交谈。　

晓红说她听陈律师说我的护照也危险，她一夜没睡着。如果我也进去了那一切都完了。　

我告诉她我们正在营救她，准备第二次保释。并且安慰她也安慰自己说，要不了一个星期她就可以出去了。　

晓红说她在这里没有名字，只叫10354，她时常因为听不懂广东话被严厉训斥一通。不过她无所谓，反正脸皮厚，要是我进去了这样呼过来喊过去肯定受不了。　

我叫她安心坐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体会监狱生活，我和陈律师还有明姐已想了很多办法，肯定能够救她出来。我招招手让她俯耳过来，想跟她说几句悄悄话，狱卒大声宣布时间到。　

挣扎着再说了几句什么好好的乖乖的保重的话，就被狱卒赶走。到门口又看晓红一眼，狱卒也正在赶她，那场景犹如生离死别。　

那天以后，每到探监的日子必去看晓红，我成了监狱的常客。　

每次都是明姐的司机送我去。天热又远，路又不好走，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可明姐的司机一直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司机常常对我说：“刘小姐，想开点啊。”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感谢他为我的服务及关切。想了好久终于怯怯地掏出几百元港币要表示我的心意，可他坚持不收一再谢绝。他说，只要晓红小姐平安就好。　

这一天，第二次要求保释晓红的开庭时间到了。　

陈律师估计到我们这个案子的次序会是在那天上午的第五或是第七，让我和明姐、乔洪在早晨十点钟到达法院。　

乔洪对帮助我一事满口答应，已约好十点在庭外见面。　

我早早起身，与明姐及几个朋友在一个酒楼喝早茶。　

我们集体祷告，愿在天上的圣明的主保佑我们，保佑晓红平安出来。阿门。　

划了好多十字。　

九点五十分，我们准时到达法庭外。远远地看见陈律师和“大庄”站在那里，可能还没有轮到我们。　

乔洪也赶了来。还没有与他打招呼陈律师就手一摊说，完了。完了？什么完了？晴天霹雳，我头一晕。一看我的表情，陈律师脸上春意盎然，告诉我们说，法庭已同意晓红保释，今天下午我就可以见——到——她了！

事情顺利得连两位担保人都没有派上用场。　

并且陈律师还见到了移民局请的皇家大律师，那位律师表态说这个案子根本不用打，他要劝说移民局撤诉。　

我说为什么？他是移民局的律师呀。一他说他也不明白。我在法庭外跳啊跳啊跳，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又开始到来。　

下午，我见到了晓红。　

保释出来后，案子又撂置了下来。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而我，离境的时间快到了。　

情况仍然非常危险。皇家大律师劝说移民局后，移民局非但没有接受，反而更上一层楼，他们一定要把晓红弄进监狱。　

而我们，目前没有更多更新的证据和材料可以提供。　

陈律师建议我们再请一位皇家大律师来帮忙出庭。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下一次的法庭上，将决定晓红的命运。　

不过请皇家大律师更昂贵，出庭一次要港币二十万元。我又是一跳。　

那移民局请的也是皇家大律师吧？陈律师说对。移民局可真够出血本的，这次跟我们干上了。　

明姐说可以可以。我也点头说可以可以。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才可以。　

接下来要认真商量的，是我的出境问题。　

我说我不走。我要呆在这里看结果。　

律师说不行，你非法逗留，凭这一点就可以抓你。　

明姐说你还是要走。走得出去就是好事。你是最重要的。晓红的事交给我们好了。　

可是，怎么走呢？　

陈律师说，看情况移民局还没有怀疑到你的身上来。也许他们知道你是中国大明星，用的肯定是中国护照，可以请法国领事送你出关。　

法国领事有特别证件，能陪你进机场，万一有事，他给我们打电话，陈律师可以立即与移民局交涉。至少不会当日被拘留。　

我说好吧，于是给法国领事打电话。法国领事表示很愿意送我出港。　

临行前，一一与各位香港朋友告别。　

千叮咛万嘱咐，晓红一个人在香港要安心，不要出新的差错。　

哪一次离开香港都没有这样恋恋不舍，牵肠挂肚。在告别宴会上，我们戏谑地叫晓红10354，陈律师说；假如官司打不赢他就是10355，我说，那我就是10666了。

大家问为什么不是10356而是10666？我说666图一个顺顺顺的谐音，只希望官司顺利，晓红早日平安回到巴黎。　

尽管我们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胜利的踪影。　

可是我要风不来风，偏下冰雹，只得离开香港。走的那一天，朋友们如临大敌。陈律师、明姐都在机场外送我。　

我和法国领事走向机场深处。陈律师、明姐及朋友们等在外面直到飞机起飞，以防不测。　

过海关时我与法国领事各排一个队。我不时看他，他给我一个鬼脸，让我放心。　

结果十分顺利。尽管我紧张得差不多要晕倒在那柜台前．海关查了半天电脑，还是在我的多米尼加护照上盖了章。　

我回到了巴黎。
臂带黑纱，我走在巴黎的街头
巴黎，有新的噩耗在等着我。　

从大陆传来了消息：我的外婆，两个多月前在蛇口去世了。　

立即给母亲拨了长途，证实了消息的准确性。在电话里与母亲大哭大喊，质问她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　

母亲说事情来得太急告诉你也赶不上，再说你不能随便回中国，我们严密封锁消息就是不让你知道。我们不要你回来。　

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就是外婆去世的日期。　

从小到大，我没有失去过亲人。可是话真的不能说得太满，我亲爱的外婆离开我，走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只知道外婆。我是在外婆的怀里滚大的。　

啊！外婆，我是多么爱您啊。　

外婆，您二十多岁就守寡，一个人带大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带大后，又带我们几个孙子。在您带大的孙子孙女当中，您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我。　

我体弱多病还惊人地淘气，每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您总是在我身边，而我绝不能忘怀的是我做错了事父母拿出尺子要教训我，您总是挺身上前保护我的动人情景。

还有，我不会忘记您的“偏心眼”。我是您带大的，晓红不是您带大的，理所当然，优点都属于我，缺点都归了晓红。　

啊，外婆！您是这样无原则地爱我，当我刚拿起扫帚扫了两下地，您就连声不绝地夸我“勤快”，而晓红尽管从早忙到晚，您总不会忘记教育她要好好向我学习。　

您经常趁我妹妹不在时给我吃舅舅、姨妈们给您送的点心，那一次我在秋天没有穿秋衣，您竟心疼得大声地哭了一场。　

您慈祥的眼睑下有一颗小痣，小时候我时常摸着那粒痣玩。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小痣开始流脓流水，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皮肤癌。　

那一年，我正在四川达县军分区当战士。成都家里发来了加急电报，说您病了让我速回。我一看到电报说您得了癌症天塌地陷立即哇哇大哭，一直从达县哭到成都。　

在医院我一直守候在您的床边，端茶送水倒屎倒尿。我对您的爱创造了奇迹，外婆，您的病居然好了。　

外婆，我记得您搬到深圳以后，深圳又炎热又潮湿，您对深圳的气候很不适应。可是您不知道从哪家报纸上看到开冷气会得空调病的消息，说什么也不开冷气，热得满身都是痱子。　

我绞尽了脑汁想办法，自己动手编写了一篇文章，内容当然是空调怎么怎么好，开冷气不仅对身体无害，反而有益处等等。我将这篇胡编乱造的文章照报纸规格打好印好，最后再复印一遍，制造出一份伪造的报纸复印件。我把文章给您看，又摇头晃脑大声将内容念给您听，其效果可想而知，我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外婆，还记得吗？在出国之前，我给您过的九十二岁生日？我一直自豪有您这样一个老寿星的外婆。您头脑清醒，记忆力好，头上甚至没有一根白发．我觉得您至少会活到一百岁。可是，您九十三岁就去世了。外婆，您怎么会，怎么会……您怎么可以现在就走，不同我告别一声？　

外婆，从我自力更生开始，就发过不知多少次誓，一定要您不再劳累，不再吃苦，要您安享晚年。我曾告诉自己无数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给您送终。我还想过，假如有这么一天，外婆有了三长两短，哪怕是摄影机正在转动，我上刀山下火海，也会立即飞奔到您的身边。　

可是外婆，我再也不能如愿以偿了。我的法国之行为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我为什么要来法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法国？外婆，您为什么这么匆忙就去了？　

啊，外婆，我的好外婆，我最亲最亲的外婆，在走之前没有看到我，您遗憾吗？您想我吗？您最疼爱的外孙女在跟您说话呢，您听到了吗？她没有赶回来送您，您不会怪她吧？　

我想您了，外婆。您知道吗？您常常回来看我吧。好吗？啊，外婆，我是这样这样地爱您。　

胳膊上戴着黑纱，我走在巴黎的街头。我戴着它参加了戛纳电影节。　

我寄托我寄托不尽的哀思。
10354案子正式开庭的那一天
回到巴黎以后，我天天打电话到香港，询问晓红的消息。　

10355——陈律师发来了传真，告诉我——10666，×月×日10354的案子要正式开庭。　

从听到这个消息起，我就紧张万分。吃不下饭也不能睡觉，直到开庭的那一天。　

这一天清晨五点我就起身，两眼通红蓬头垢面坐在电话机前。　

实际上，我已经作好了晓红进去十八个月的准备。事已至此必须作准备免得措手不及。本来移民局除了告晓红使用假护照还告她中国护照与多米尼加护照个人资料不一致，为解除这一点怀疑，我打电话给家里，也正巧那一天妹夫靖军从四川来电话，于是得知要他火速在公安局办理正式公证文件，并且要在两天之内送到香港。　

靖军吓了一大跳，立即行动。找这个找那个盖这个章盖那个章，当最后拿到公证书时两只手激动得颤抖不止。飞奔到机场等了一张票送到深圳，再交给表妹带到香港，正好赶上开庭保释的时间，于是两条罪状取消了一条，晓红得以暂时出牢笼”

今天要开庭，我心里觉得有些凶多吉少。我也没去多米尼加，也无待取证，没有任何新的王牌材料提供给法庭。　

不过移民局也提供不出任何新的王牌材料给法庭。　

可是，是他们告我们。而胜负决定于当日法官的一念之间。谁知道法官善不善良，心境好不好？假使他昨晚输了钱或是跟老婆吵了架，那可就不得了了。　

也许他把气发在移民局一边？　

目前，胜负的概率是一半一半。　

扔钢镚。过去有事我也扔过钢镚，不同的是这次扔的是法国钢镚。法国钢贿一面是自由女神，一面是一法郎。　

我心中认定自由女神象征着晓红的自由，而一法郎代表着失败。扔了几次都是一法郎坐在地上，愣了十几分钟，心上就像放了一块通红的烙铁，胸口火烧火燎。　

几个电话都不是来自香港，我匆匆告诉他们别打长了，赶快挂断电话，我在等一个生命攸关的长途。对方问什么事这样不得了？我跺着脚求求他们先别问那么多，等事情结束后再告诉你。　

半小时过去了。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电话铃反而不响了。看着桌上的点心我一点也没有食欲，腰酸背痛身上一软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　

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意识逐渐开始朦胧。　

轻飘飘地我来到了法院。又坐在了上次那个座位上。那讲台仍然挺立，只奇怪那法官怎么还是上次那个法官？　

又看见那密密的栅栏。一个穿浅蓝色国衣的熟悉身影从里面走出来。“晓红！晓红！”我扑到那栅栏前面。　

晓红看我一眼，木然地转过脸去。她恨我。她装着不认识我。她一定恨我带给她这飞来横祸。　

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响，随着那法官的锤子一声断喝：“拉下去！判刑十八个月！”“不，不——”我心胆俱裂连声大喊扑向法官。　

声泪俱下跪爬过去抱着高高在上的法官的腿：“求求你，求求你大法官——”我有好多话要说，可是发不出声音，胸口上的那块烙铁已烧断了我的喉管，绝望之余我张着大嘴脸上热泪横流。　

法官俯下身来看着我。他的眼睛硕大无比。我迎着他的脸比划着手势，像一个只会打哑语的哑巴。法官逐渐流露出同情与怜悯的眼神，我抓住他的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大法官，您的电话——”法官回头。隐隐约约是有电话铃响。

法官接电话。这该死的电话。我狠狠地埋怨着。　

可是法官总是接不起电话来。他对着话筒“喂，喂”，可是电话仍然铃声不断。　

法官敲打电话。铃声还是在响。　

一生气法官把电话向我砸过来。　

哎哟好痛。我睁开眼睛，原来是窗户没关。风吹起一张报纸打到了我的头上。电话铃在响。电话！　

跳起来滚扑过去拿起电话。是香港来的！是陈律师的声音！　

“我是10355。”陈律师说。声调快乐。　

我的心一下子一松。“我是10666。你好，10355。”　

我们像地下党接头在对暗号。好，暗号对上了。　

“怎么样”变了声音我急切地问。　

“怎么样？”陈律师学我，“无——罪——释——放。”　

“哎——呀！”我拚命大喊，把电话机扔向空中！　

我去机场接回了晓红。　

晓红说，那天她的案子全程进行还不到二十分钟。也没有请皇家大律师。法官听完陈律师和“大庄”的申诉，拿起了晓红的多米尼加护照看了几看，说了一句“Veryinteresting（很有意思）。”然后就宣布无罪释放。　
移民局呢？移民局也没有表示过多的异议。　

最奇怪的是，在晓红之前的一个案子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黑龙江一位省长的儿子使用了葡萄牙护照，被移民局怀疑是假护照，那位儿子请了律师，请了“大庄”，还请了皇家大律师，结果他被判刑十八个月。

晓红紧接着那儿子出场，同样的案子却宣布无罪，并且立即释放。　

我百思不得其解。打电话给明姐，她也百思不得其解。陈律师也百思不得其解。每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对这种突兀的飞来结局感到不解。　

陈律师说，整个案子如有神助。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为什么案情会急转弯一下子万事大吉。　

也许是艺人们无数次虔诚地为我们祷告，感动了上苍？　

也许是那位移民局请的皇家大律师起了作用，制止了移民局？可他这是为什么？出于什么动机呢？　

想不明白。　

是不是天神或是上帝在帮助我、在警示我什么？　

整个官司的费用陈律师和“大庄”都表示只收一半，另一半作为给我的一点心意。而剩余部分全由香港朋友们自愿承担。目前帐已全清了。　

晓红在港时，朋友们轮流陪她逛街看电影怕她寂寞，关切，安慰甚过我在港十分。　

那天晚上，我们点燃了炉火，把两本多米尼加护照投入了熊熊的火焰中。　

不要这个臭护照。　

假如是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了麻烦，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绝不会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连持台湾护照都会受到中国方面的照顾。　

我们把中国护照紧紧捧在胸前。　

幸好我们是中国人。还是中国好。

天上真的掉下个大金娃娃
晓红这件事情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思念中国。　

上帝是不是在用晓红这件事来巧妙地示意我应该回中国呢？　

姜文也来到了巴黎。他去卢浮宫，攀登埃菲尔铁塔，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在艺术的海洋里尽情邀游。　

我在心里不知不觉地计划着回国的行程。　

而在此时，中国驻法使馆蔡大使通知我，国务院对台办破例同意我直接从巴黎飞往台湾拍摄四十集电视剧《风华绝代》，不必回去重新办手续。　

这段时间，台湾与我签约的中华电视台——大家叫它“华视”，一直在活动我去台湾拍戏的事宜。　

由于是中国大陆著名演员第一次主演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我去不去得了台湾成为台湾新闻议论的中心。　

四十年两岸的隔离要沟通又谈何容易？　

在此以前，台湾当局有明文规定，大陆职业演员如果参加台湾的电影或电视拍摄，在影片里出镜不得超过九分钟。　

另外，如果是大陆出生的演员，要拍摄台湾的电影或电视，必须持有第三国护照，也就是外国护照，并且要在大陆之外居住五年以上。　

而且，还不得是中共党员或是共青团员。　

四十年来，真正来自大陆的演员担纲主演电视剧还从来没有过。何况我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委员在台湾当局看来是中共高级干部，所以事情变得复杂而困难重重。　

我虽然曾经有过第三国、也就是多米尼加的护照，可是我没有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何况，这个护照已经永远消失了。　

再说我也绝不会用它去往台湾。要去就得作为中国演员去台湾。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地方。　

况且，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专职演员，我将在片中出镜不是九分钟而是不少于九个小时。另外，我除了是全国政协委员以外，还是全国青年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其他琳琅满目的各类头衔还有好多好多。　

我没有一条符合台湾当局的要求，华视的申请当然不会得到批准。《风华绝代》这部电视片的拍摄变得太不单纯了，我的情况成了海峡两岸这个阶段的代表。　

华视十分焦急。他们的制片人罗小鹏发传真给我，约我去香港就此事面谈。　

我回了传真表示同意并且即日起程。　

晓红去不了香港。姜文又不愿去。　

于是，我只身一人到达了香港机场。　

明姐、朋友、表哥、表妹及一大堆好友，在机场外迎接我。　

晓红一事逢凶化吉之后，大家见面比过去亲热十分。朋友们都争先恐后对我说“恭喜恭喜”，还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熙熙攘攘拥到一个酒楼吃饭。席间我们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官司，与移民局的斗争，以及那异峰突起的大获全胜的结局。我表妹说，事过之后她一次从香港回深圳，碰到了上次扣留晓红的那位海关职员，那位职员看了她的回乡证半天，然后说：“你们打官司花了多少钱？神通广大啊。”

我问那多米尼加总领事怎么样了？大家说，从那天以后一直没有见面，为了稳住她，打过几次电话去寒暄，官司之后就没有人再理她了。她也没有再与我们联络。大概是看到报纸了。　
站起身来我举杯真挚地敬了大家一杯酒。结结巴巴说了几句什么感谢话，突然有东西又硬住了喉咙。　

有人大喊岔开岔开岔开。这倒霉事已经过了还提它干什么？　

对对对，说点别的说点别的。话锋一转，议论起了香港越来越热的房地产行情。　

原以为临近“九七”香港的房价会大跌，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