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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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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买到我标题的那位老板从此无宁日。
当天下午就有人打电话到他的大哥大上，提出立即付五十万现金给他买我的书，不，是买那个标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紧接着，八十万，一百万……不断地有人与他联络，结果他被誉为拥有一张“深圳最大的股票”。
于是我被这位老板又一次请去深圳。在深圳，我又与另一位老板、我的同乡魏晓霖先生面谈。
“一百零八万。”有备而来我提出了蓄谋已久的数字。
一百零八，要——一定——发，我非要这个吉利不可。其实在我内心中，我对写这本书已打了退堂鼓。
“好吧。”魏晓霖倒来得干脆。
拍卖师郑晓星又来了一声吆喝：“我宣布，刘晓庆的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被深圳华深公司魏晓霖先生购得，一百零人万，成交！”
一锤子砸下去地动山摇。我递给魏晓霖签了字的合约书，他拿给我一张硕大的四十万定金支票。
不知有多少人说：“哇！不得了，十一个字卖了一百八万，一个字十万块钱哪！”
殊不知在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此书不得少于二十字呢。
并且合同规定好必须在签约的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稿。如逾期不交，将退回定金并罚以一倍的数额，那么就要退回八十万了，假如一年之后还没有写出来的话。
这一天，我从北海飞往长沙。刚视察完北海又赶去长沙参加第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北海没有直接去长沙的飞机。我只得路过深圳。时年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飞机上望着深圳我在想：“啊，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突然间雷鸣电闪，我想起了我的书。
哎呀，天要塌了，我还一个字没写呢。要罚款八十万啊！
手忙脚乱赶快开始筹划。
从那天起，这本书的写作才正式排人我心里的日程。
紧接着去兰州，去西安，去西宁，去银川，去这去那，费尽九牛。虎之力摒弃了一切杂务、事务、公司业务……把杂七条八的手上东西暂告一个段落。
十二月八日，正式伏案写作。
开始只是为了应付差事，后来越写越快，越写越忙，越写越深，我的手跟不上脑子的步伐。平均每一天写六千字，最多的一天两万字，右手食指居然磨出了一个小小的茧疤。
本来以为二十万字也得凑数，结果紧赶慢赶左删右删出来了三十多万字王婆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每一天都身心疲惫。比拍电影和作生意加起来还累。
因为，我等于又重新体验了一次过去，已走过的道路又重温一遍。
我觉得每一个字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出。我的鲜血从血管中奔涌进心脏，从心脏翻滚进脑海里，再通过我的笔尖流到了纸上。
我掏空了自己。就像是一只橘子，汁液全都榨干，只剩了橘子皮。
朋友对我说：“那位魏老板的一百零八万简直是买了你十年的生命，有眼光有眼光。”
有如大病一场，我报她以疲惫而苍白的笑容。
十年前，我写了第一本书《我的路》。
正好十年后，我又一次袒露出我的胸怀。
在电影明星扑朔迷离的生涯里，我已被社会和舆论戴上了厚厚的面纱。不，还不是面纱，是铁面具。不止是一层，是三层四层好几层。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庐山真面目。
这本书我把自己的面具揭开，让大家看看我究竟是什么模样，揭开面具的工程巨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铁面具已深深地嵌进了肉里，长在了身上。铁面具揭得我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其苦其痛之深犹如经受那中美合作所著名的酷刑“披麻戴孝”，这种惨不忍睹的磨难使我在揭下面具的过程中无数次停笔停手，总是思来想去好一番激烈斗争，鼓足勇气后才又继续我的写作。
我的心、身体都已伤痕累累，我把这红通通的一个自己，呈现在大家面前：伪装已尽数剥去，那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已揭开。
这就是一个赤诚真实的我。
我又掏出那血淋淋的心，抖着颤着捧过来。是东是西是左是右，任由评说。
我再一次伸出滚烫而真挚的双手，把它们伸到你的手边。
卸去谎言与虚伪的沉重盔甲，我感到一身轻松。
好久，好久都没有这样飘飘洒洒，好久，好久都没有回归自然了。太长时间了。
人本是赤条条到世界上来，就该赤条条地去。
由此，我将本书命名为《我的自白录》。
而将《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几》作为本书的副标题。
一年以前，这本书的标题以一百零八万拍卖成交的时候，许多人说买标题的魏晓霖简直是疯了，有钱没处使。
一年以后本书出笼，魏晓霖惹来无数对他当初大手笔大气魄的钦羡。
而我，感谢他当时的气贯长虹。
是他，得以使本书在此时诞生。不然，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充满惰性的我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铸成这部绞碎五脏六腑的长篇。
当然，还有深圳文稿拍卖组委会的王欣及其他有关人等。
最初拍卖的十七万其实早已被魏晓霖言中，他预言我不会动笔。
我是不会动笔。因为十七万，对我来说是倒霉、不吉利的黑色数字。
在写完本书的此时，我才陡然发现自己的人生其实是由一个个危机一个个灾难构造而成。
我已说过，再体验一次回忆一次这些重重惊险的噩梦令我心力交瘁。
可正是它们互相组合、阴差阳错、负负得正构成了一个大的成功。
我时常感到自己的一生都像是在打台球。本来想打的是这只球、可是却打到了另一只想都没有想过的球，那只球反弹回来将别的那只本来八辈子都打不着的球打进了洞里。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走进的是这道门，却去到了另一个房间。”
算起来我还是得了一分。尽管不是我预先计划和设计好的那一分。这就是无法捉摸的命运。
究竟是哪一分促进了今日的成就？根本不可能分得清楚。好比是下围棋，许许多多的棋子完成了你的决胜局。每个小小的棋子都发挥了它不可估量的作用，缺了哪个子都不成其为这盘棋。
“人”要一撇一捺才成其为人。拍电影是一撇，做生意是一捺，事业是一撇，情感是一捺，一撇一捺才是我完整的人生。
对我来说，从来没有过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是我一次次艰苦奋斗得来，每一笔财富都是我一分一厘亲手挣来。
人们说我是在商海里游泳。殊不知我根本不是自己跳下去而是摔不及防被推进了海中。我喝水、咳呛、狗刨、乱抓乱挠，而每当我拚死觅活出于求生的本能几经挣扎飘到了岸边，手刚搭在救生的船沿上就又被狠狠地几脚端进了那重重漩涡的水里。
一次次起落沉浮，我侥幸没有淹死，才成了懂得深浅的运动员，而会水的本领是我九死一生拚搏了不知多少回的结果。今天，我把我十年的人生作了一个总结。为了一些必须的交待我把《我这八年》中的一些素材融进了本书里。有一二处时间、地点、人物与《我的路》中些微不同，均以本书为准。在本书中除了准确日期及事件的先后也许有点滴记忆上的出人以外，一切都来源于真实。正因为如此，写的过程当中我无数次停笔：究竟该不该写？这样写下去好不好？要不要把那些见不得天日的心灵角落写出来？无数次反复，我的勇气还是取得了胜利。
因为，一个人的历史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生命铺就的。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本自己的故事。在这里，是我的故事。
许多人问我：“你将来有什么打算？要做什么新的事？”摇摇头我说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我不能管理我自己。更不能管理我将来的人生道路。就像我不能一生下来就设计自己做电影明星，做电影明星时也没有策划过当企业一样。
我无为而治。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生。假如我把人生设想成一根火柴，这根火柴可以点燃蜡烛，也可以点着汽油桶。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爱好。而我，希望自己这根小小的火柴能点着引信，把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送上那无垠的苍穹。
星光闪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并且明确它所在的位置。
我们不能拉大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加强生活的密度。
我仍将前行。还将披荆斩棘。这辈子我平静不了。也许。
我这样想。
但是，黄金的时代是在未来。
我早就在《我的路》中说过这句话。 我再重复一次。
转自1984年7月《大众电影》
我新近的拍片生活
C姐：你好！好久不见！
现在，我一边吃中饭，一边趴在桌子上给你写信。春天了。窗外， 一片和煦的阳光，树木花草都生意盎然！ 可是我，不知怎么搞的，鼻子老有些酸溜溜的。啊，我同我的角色鲁雪枝告别了。我的新片《北国红豆也相思》已全部停机。我就是这样没有出息：没拍完时老抱怨怎么总拍不完，一旦停机却又感到那么恋恋不舍，怅然若失！因为对于我，鲁雪枝将永不再来！
数数在《北国红豆》摄制组翻过的日历———整整八个月了。多少个辗转不眠的日日夜夜！多少个辛劳的朝朝暮暮！昨天，我昏睡了一天，到现在我的脑袋还晕乎乎的。在摄制组里，每个节假日我们都在加班， 日程表总是乱七八糟。而我自己则更加激烈：今天拍好了，兴奋得睡不着觉，拍得不好，难过得睡不着觉，一晚上脑子里自己放电影，整个乱了套。
《北国红豆也相思》是我的“电影史”上最艰苦的一部戏。我们的外景地在大兴安岭，在中国的最北边。打开中国地图，你就会看到，它就在中国的“雄鸡脑袋”上。在大兴安岭我们度过了夏天、秋天和冬天。林子里真美极了。特别是秋天的林子，崇山峻岭一片金黄。可只要你在林子里站一会儿，得，蚊子群马上就来了。一会儿，你的头上、脸上．凡是暴露的地方全长“犄角”。蚊子之多，伸手一抓就是四五个。我满脸都抹上了避蚊油．它们还是从头发缝里咬我。没有象它们那么精的！
冬天呢，真冷得够呛。零下四十多度。最冷的时候，吐一口唾沫还没到地上就成了冰球了。一次我感冒了．鼻子呜噜呜噜地也没有鼻涕，还没出来就全在鼻子里冻住了。
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拍完了我们的全部外景。银幕上的每一个镜头，真正都是我们血汗的结晶！
前些天，一位记者采访我。他问了我好几次：“你们拍戏有没有引入入胜的花絮，或是趣味性的事情？”我仔细地想了半天，回答说：“没有。”我很遗憾我不能为他提供生动的素材，可事实上就是“没 有”。拍片的过程枯燥无味，它既不风趣，也不好玩，更不轻松，只是劳动，辛勤的劳动，体力和脑力高度结合的劳动。就象是解算哥德巴赫猜想，尽管结果是那样的辉煌迷人，可是其过程也是枯燥得很，无味得很，艰辛得很。何况，在一大堆呕心沥血的辛劳后面，能够摘取宝石的，更是“寥若晨星”呢？
元旦的前几天，我们去广西出外景。拍什么镜头呢？拍我（也就是鲁雪枝）跳河自杀的镜头。不过不是拍跳下去，而是拍从河里捞起来。元旦前夕的广西柳州，冷极了。不象是在北方，屋里还有暖气，柳州是室内室外一起冷，冻得我们没处藏没处躲的。我们在火车上还是晴空万里，越往广西天越阴，到达柳州时，哗，雨下来了，一连几天阴雨连绵。我们每天早起便仰着脖子望天，一看见远方云层有点缝隙，坐上车便往河边跑。然后赶紧打光啊，试戏啊，等云缝快要过来，马上脱掉棉衣棉裤，往河里一跳，把全身浇湿，导演喊：“预备——开始！”话未落音，得，云又台上了。而我这只浑身精湿的落汤鸡只有眼巴巴地在那里站着，披一条大棉被。这样来回折腾了四天。每天都坐车出去，浇湿了等太阳，等得天都黑了，再也没有希望了，大伙才灰溜溜地回去。
一九八四年的第—天，我病倒了。又是休克，又是手脚痉挛，在床上躺了两天。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电影演员是一门轻松愉快，唱唱跳跳的行业。有一次我问几个报考电影学院的女孩子：“你们为什么要当电影演员啊？”她们说：“当演员多好啊，象你一样，谁都认得你。全国各地到处跑。”她们不明白，电影演员是一门异常艰苦的行业。首先要付出劳动．然后才是收获。如果一个人首先考虑的是成功，那么成就永远不会到来。事业是吝啬的。只有对于那些在艺术的田园里只思付出，不思得到，只思耕耘，不思收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事业才是有情有义的。在我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时候，我们组里有—位香港老演员问我：“你拍这两部影片拿多少钱广我说：“没有钱，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象你这样的大主角会不拿钱？”我说：“就是没有嘛。”他说：“咳！干脆改行干钱多的工作算了。”我笑了笑。我心想：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改行呢
你瞧，我就是这么“贱”。死不改悔的狗屎脾气。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这次扮演了一个过去没有演过的角色。我演了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河北农村的一个土不拉几的小愣丫头。剧本赋予这个人物本身就比较有色彩，看样片时有的地方连我自己都忍俊不禁。
可是，遗憾的，令人难受的镜头还是远比这些要多得多。唉！什么时候能够少些、再少些呢？
不管怎么说，在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之后，我们的《北国红豆也相思》总算是完成了。八个月的时间我同鲁雪枝共同生活在一起，如今要分手厂。不论我同她的感情有多深，过去的终归是过去了。如同海明威所说：“一本完成了的书就象是一头死狮子。你打死了一头大狮子，那当然是好事。但是你真正感兴趣的却是下一头狮子。我总是在考虑我的下一本书，也就是下一头狮子。”
我也在考虑我的下一头“狮子”。那么，我的下一头“狮子”是什么呢？
我将应李翰祥先生之邀，同他再度合作，拍摄《溥仪的后半生》，扮演溥仪的妻子李玉琴。我还接到香港一位导演邀我拍摄《阮玲玉》的邀请， 国内也有几位导演约我拍片，究竟先拍哪一 个，目前还在洽谈之中。
去年，我为香港录制了两张唱片，一张是用电影《原野》的音乐写成的歌曲，一张是《慈禧组曲》，从玉兰唱到懿贵妃再到西太后的。音乐写得很好，乐队也十分庞大，就是我唱得不怎么样。今年，我要为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一盒磁带，，但愿这次能够唱得好些。
要做的事情总是那么多。时间真不够用！
而我目前最想做，最最想做的事情是：睡觉。我要大睡几天。
我要现在养精蓄锐，准备将来更猛烈的冲击！好了。我不再跟你喋喋不休地瞎吵吵了。一淡起拍片就收不住，你早就烦了吧？还有好多事没有讲呢。谢谢你把我这篇“流 水帐”看完。下次再谈吧。我要睡觉去了。真困着呢。但愿门铃不要再响！
紧握你的手！ （完）
转自1987年第1期《大众电影》感谢羚夏he_027扫描上传
我的苦恋
好久没有写什么了。
自从《我的思考》在《大众电影》问世，一年过去了。无数读者来信问我：“下文呢？怎么没有了？”不少读者质问《大众电影》编辑部：“是不是你们又怕了？不敢登刘晓庆的文章了？”
太冤枉编辑部的同志们了。是我自己不想写，没法写，也不敢写了。我写文章，向来是有感而发，说不了假话。写虚伪做作文章，还不如不写。我不是钢，也不是铁，更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我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得很。我自找苦吃地去做了独立制片人，去筹备《无情的情人》。我好比一只蜜蜂，拼命螫了对方一下，自己也就“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没法写，没心思写。
前段实际，趁拍摄《芙蓉镇》的空隙，我因事去了一趟广东。在街头上随意买了一些杂志与报纸，谁知打开一看，几乎百分之五十的报刊，上面都刊载了关于“我”的文章！
长期以来，亲眼目睹“明星”们红极一时后又瞬息即逝的情景，亲身体验了在“捧”之上与“捧”之下的种种苦处，为了不至于悲剧重演，我拼命地保护自己。为此，在今年的“百花奖”颁奖之前，我已七年未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了。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记者。也有记者对我恨之入骨。为了自己真实的形象不再被涂抹上虚幻的色彩，我一直躲避着他们，面对这一大堆的文章，我感到毛骨悚然。
这个在报纸上到处出风头的人、卖弄文墨，哗众取宠的人是谁啊？为什么那么令人！今年十月二十日，上海青年宫 年影评协会和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举办了“刘晓庆之夜”。这是第一次由群众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个人研讨会与联欢会。七千多观众济济一堂，使我体会到一种真挚的狂热。观众们举行了题为《心目中的刘晓庆》的十分钟的即兴演讲，宣布了关于刘晓庆的各种民意测验的结果，筹办了“刘晓庆灯谜晚会”在这一天，“刘晓庆”这三个字几乎不绝于耳。许多观众夸赞我“坚强”，“刚毅”，“自强不息”。我坐在下面羞愧的无地自容。我想起为拍《无情的情人》，在阿坝外景地我曾经神经质的连续哭泣了七个小时，我想起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悲观的感觉，还想起那许许多多的破罐子破摔的时刻我和朋友们的评价是多么的不一样啊！我突然强烈的意识到我并不是人们正在肯定或者正在否定的那个“刘晓庆”，我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刘晓庆。我和“她”竟然那么陌生！报刊上描写的刘晓庆和人们心目中塑造的刘晓庆，已成了另外一个现象，而大家都在和“那一个”形象交流。
我突然感到害怕――一种唯恐失去大家的害怕。因为我意识到了我和“那一个”之间的距离。我发觉我只把我的名字和我的一部分奉献给了社会，而留下的另一个更为真实并且充满弱点的我生存在现实之中。近年来，随着社会与观众对我越来越关心，我越来越变得拘谨了。怕见不熟悉的人，怕报纸，怕记者，怕宣传我……我不再是无所顾忌了。我深知“物极必反”的道理。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报纸上那个“刘晓庆”离我越来越远，我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我甚至不在大庭广众场合怎么说话，因为不知道应该怎样“表演”才不会令人们失望。我时常软弱地对谈话的对方说：“其实我挺怯懦的……”“其实我真的很灰心……”“其实我真的不是大家想像的那么狂，那么目空一切……”这些话连我自己都觉得没有说服力，因为她不符合“女强人”的形象。人们或许会认为我又在矫饰打扮自己。，往自己脸上贴上另一层金。许多观众来信或发电报给我：“你是我们的骄傲！”也有观众来信告诉我：“在我们单位，大家对你的印象坏极了。”而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给甲回信，解释我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同“坏极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做。因为没有用处，中国人太多，还没有等我解释清楚，我就会耗费掉我的一生。
尽管我那么愿意平静，那么不愿意被人打搅，但我仍然被时代和社会的潮流推到那喧腾躁动的漩涡当中。
我也许一辈子被人争议。这点我早已明白。我还明白这辈子改变这种状况已经不太可。我喜欢“想做就去做”的这句格言。我不想随大流。大家都做的事没有刺激性，没意思，何况已有人去做，我不想凑趣儿。我相信我的能力和才华，我认为我可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不去做不发挥岂不太浪费！所以我就时常在想我应该做什么，想好就去做，去做就玩命做成，如此而已。
有许多人说我“太狂”、“太傲“。我有狂气，有傲气，但没有“太”字。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我始终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不愿意虚度年华。造物主给予电影女演员的时日并不多，所以我最珍惜，我竭力在我有生之年为社会。为自己发挥、发射出来。我不停顿地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对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高不可攀的要求。在过去的七年里，“棒”和“捧”都没有对我造成根本的损害。我的心理状态一直在起伏与波动中努力保持着平衡。把握并不认为我个人与人品有多么的低劣，也从不觉得我的人品与艺术有多么的地高尚。我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及各种人之特点的人。在《我的路》发表后一些报纸争相登载批判的时候，我象“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为我一个小小人物的一篇仅三万字的文章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是小题大做。我值得，他们太不值得。《我的路》字字句句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实话实说，而那些批判文章却抽象空洞，用大帽子压人，是地地道道的“党八股”。压是压不服我的。现在，报纸有在登载我在美国的“表现”，大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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