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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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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赖赖摹暗嘲斯伞薄Ｑ故茄共环业摹Ｏ衷冢ㄖ接性诘窃匚以诿拦摹氨硐帧保蠹釉抻壑谝怖葱趴湮矣泄瞧忻褡寤辍Ｎ揖醯梦抑徊还隽艘桓鲋泄硕蓟嶙龅氖虑椤４蠖嗍幻拦榷灾泄舐饺狈ζ鹇氲娜鲜队肓私猓抑徊还怂亲隽艘恍┱媸档乃得鳌Ｈ绻饨小氨硐值煤谩保敲淳蠖嗍泄硕蓟岜任冶硐值酶谩Ｆ涫滴业木跷虿⒉桓撸乙幌虬⒗紊В惺弊悦环玻匀嫌惺姑校背？犊ぐ旱胤⒁恍┯枪敲竦囊槁邸４舜稳ッ拦笥衙嵌嘉夷罅艘话押埂Ｋ锹至鞲蚁隆靶≡睢保谱盼冶硏会x中精神，我到现在还没有背全。我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可我对祖国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情，是脚下的这块土地把我养大的。在国外，一听人说大陆不好，我就忍不住要跳起来进行反驳。我经常气呼呼地同别人大讲中国的好处，直到精疲力竭。在洛杉矶。一位来自台湾的女记者说：“蒋介石抗日”，我说“毛泽东抗日”我们大喊大叫。车差点翻到沟里去。中国是我的母亲，我发牢骚是希望母亲更美好，异族人说她不好是对母亲的亵渎。这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一个配套中国老百姓的心理。也许这种心理有狭隘，但我决不为自己的狭隘而羞赧。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干了一件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会干的事情，却得到这么多的赞扬，我实在是惶惑的很，紧张的很。我不大怕“棒”，却很恐惧“捧”。也许，人们对我的失望的一天就在眼前。我的那点可怜的才华又怎能够同这样巨大的“名声”抗衡呢！我仿佛被鞭子狠狠的抽打，去追赶远在我面前的“名声”，永不能停息。我似乎被自己的“宣言”逼到绝路，被报纸逼到绝路。我随时随地都在“四面楚歌”的境地，每时每刻都在“背水一战”。
我时常想到大马哈鱼。为了产卵，它用自己的身体在水底的泥沙中拼命地翻滚，直到滚出一个洞穴来。到头来，它遍体鳞伤，尾巴断了，鳃烂掉了，产了卵后，还要死在洞穴旁边，让新生的小马哈鱼吃它的肉长大……每当我想起这极具牺牲精神的可敬的鱼类，我就要深深的感动。为了我所热爱的电影事业，我愿意做一条大马哈鱼。话说回来，我不这样做也不行。我就是太投入。对事业、对父母，对家庭、对朋友，对亲爱者，我不能不投入。除非我什么都不做，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没有，除非我死了。
有朋友说我“不太聪明”。是，我不停的给自己设置了额外的困难。在不知不觉件，我走出的这条路已有好长一截了。要到回去与向前走同样的困难。也许到回去更困难。那么只好往前走了，这样也好，反正刘晓庆已经“不可救药”了。还是说点别的罢。我作为独立制片人摄制的影片终于同广大的观众见面了。虽然删去了“独立制片人”的字幕，但“独立制片”这种形式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谁也不可否认。虽然“独立制片并不是什么创造发明，但在建国以来的电影界确属首次。为此，我感到得意。
在得意的同时，回顾两年来的坎坷曲折，不由得为我当初的勇气而感到吃惊。但是，我更为我当初支持我的珠影孙长城和蛇口招商局袁庚董事长的胆略而吃惊。
我，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有时连自己的工资都弄不清楚，担任独立制片人自然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影片的导演、制片主任，也都是平生第一次担任要职。厂长和董事长凭什么这样毫不犹豫地信任我们？支持我们？要委以重任呢？
一九八四年国庆节前后，我被把《无情的情人》搬上银幕的想法激动着，处在一种迷乱的兴奋状态中。带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劲儿，在新加坡、香港、北京、深圳，我象祥林嫂一样逢人就问：“请问你能不能为我们的电影投资？”可是我四处碰壁。人们都对我摇头。他们说，你当演员我们欢迎，要当制片人，我们不能把钱往水里扔！
我怎么可以忘记珠影厂长孙长城！在去新加坡的飞机上，我带着一种狂热和绝望的、向他述说我的“宏图”，他平静地说：我支持你“这句诺言他一直实行到今天。
我怎么可以忘记蛇口招商局企业家袁庚！他在香港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在人声鼎沸的大厅中，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握着他的手，象对着高山峡谷一样喊：“请问可不可以为我们的电影投资？”他说“可以。”我高兴得差点没有跳断了高跟鞋的鞋跟！
还有我自己。我怎么可以盲目的自信！什么不成功，便成仁！现在想起来多么地后怕。
还有我的朋友们－影片的导演、制片主任、摄制组的全体同志。他们含辛茹苦，制作完成了这部影片。我怎么能忘记，怎么能忘记呢！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先后换掉的两位摄影师和主演，也忘不了一些同志为闹待遇罢工、吵架给摄制组带来的困难与压力。我忘不了在阿坝草原为了多要钱一天之内全体司机将车辆搬走。更忘不了阿坝县委动员全县的车辆包括救护车给我们救急！
尤其忘不了的是一位香港老板开头热心地答应为我们投资，中途突然背信弃义，中断汇款，使我们困在海拔2700米的高原上……
这一切的一切，确实太令人难以忘怀。
我不安分守己。我老想标新立异。也许我所受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受的这一切，都是我该受的。我活该如此。
我毕竟忍受了过来，只是切莫问怎样忍受！
我到底做成了这件事。我向新的领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探索。我们终于有颜见江东父老了！
在这里，我要向孙长城、袁庚及摄制组的全体同志们，向帮助过我们工作的同志们，致以我深深的感谢！为了支持我们的改革尝试，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许多的辛劳。
我还要向那背信弃义的香港老板以及一切不良形象表示我的深恶痛绝。有朋友劝我，“别当基度山伯爵。”我不。我就要作基度山伯爵！“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没有恨也就没有爱，恨得深才能爱的切！
通过十年来从事电影工作，我逐渐明白了我的位置，我认识到我已不可能在完全再属于个人，而大部分要属于社会，属于观众朋友们。他们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我，不仅注视着我的将来。我也认识到必须随时要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朋友们，以取得最大的许多的理解和谅解。
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小报登载了我即将去法国留学的消息。许多观众闻讯后纷纷来信，既问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也陈述各自的看法。
目前，我国有些影星在国外留学。不少同志对他们表示鄙夷。我认为，人各有志，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发挥自己的天地，这不能勉强。再者，出国并不等于不爱国，不出国也不等于爱国。年轻的同志出国去拓展视野然后回来更好地为国服务，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现代史上，孙中山、周恩来、鲁迅、华罗庚等著名人物都曾经漂洋过海，学成回国后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立下了丰功伟绩。
几年来，我有过多次出国深造的机会，条件也十分优越。但我从未考虑过。我对祖国，对事业、对自己的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我认为，放弃大好年华、大好时机、大好实践机会去闭门读书是一件蠢事。
从影十年，我遇到了许多坎坷：《神秘的大佛》遭到批评；我个人的生活受到大面积的干涉；《原野》不能在国内上映；《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不参加评奖；《我的路》受到批判……等等等等。可是，我从没有动摇过我对电影事业的信心。我还能悄悄地治好心灵的创伤，擦干眼泪，一如既往地进行新的工作。而这一次，我觉得深深地被伤害了。为拍《无情的情人》，我们吃了多少苦哇！只有天字第一号傻瓜才会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我就是这样的傻瓜。可是，对祖国的电影事业来说，这样的傻瓜并非毫无益处的啊！十年来我承受了那么多，太多了！我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而我都承受过来了。不管我们的拍摄水平如何，希望影片能与观众见面，实在是一种起码又起码的要求。为什么老要伤我们这些兢兢业业搞事业的人的心呢！我灰心极了。好吧，既然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我立即向北影厂党委递交了去法国学习的申请书。我下决心任何劝阻也决不回头。
过一段时间，我接到法国文化部即巴黎自由高等电影学院的邀请。既不少自费也不是公费，而是由法国方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邀请我去法国作学者访问与考察。
我喜欢法国电影。从一般意义上说，法国电影比美国电影在心理刻画上更为细致、深刻。我一直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学习。
我这个人从不跟潮流。如果我要跟出国的潮流，我完全可以成为这股潮流的先驱。可是作为一名中国电影演员，确确实实，事业的根基只能在中国。
在美国，中国人只能在电影中扮演东方人的角色。可是这样的角色的影片毕竟有限。
即使一两部电影成功，也只不过是美国电影的调味品，成不了美国电影的栋梁，根本前途不辉煌。
再者，我参观过美国的电影生产机构。全世界怕电影都大同小异，好莱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神秘之处。虽然美国堪称是世界一流，可也是有相当数量的、制作粗糙、水平低劣。
我们中国地方那么大，人才那么多，历史那么悠久，可中国电影在世界上仍然没有应有的位置。这一点令人深深感到我们干电影的无能。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拍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电影，尽快打入国际市场！
对于去不去法国作学者访问的问题，我一直处在深深的矛盾之中，也许在将来的有一天，我会去法国作短期的考察。三个月？半年？一年？我现在说不准。我迫切希望扩大自己的视野，更新自己的知识，学习他人的长处，改变自己的气质，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中国观众的前面。
可是，这个愿望仿佛越来越远了。等待着我的是《红楼梦》、《中国炮队》、《杨乃武与小白菜》……我真象《红菱艳》里的那位女主角，只要一穿上红舞鞋，、就永不能停脚。我曾有过许多个人计划，可这些都被新的拍片计划所打破。。我还没有演过女企业家、女政治家、武则天、苏小小、老处女；我还没有写出《我的路》的续集《我的爱情》；我还没有施展我歌舞方面的才华；我也没有象凯塞琳。赫本一样证明自己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想做和没有做的事情太多，排满了我的一年又一年。
翻开十年来的日历，一页又一页都是“电影”。朋友说我，“你是不是要把自己累死？”我干嘛要把自己累死？我没办法。我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想法燃烧着，燃烧到我竭尽全力去把那些事情做成。还是那句话说得对：“人最难战胜的还是自己。”
我就是那个任性的、自己难以战胜自己的刘晓庆。
转自1985年第11期《大众电影》感谢羚夏he_027扫描上传
我的思考
半个月前，作为独立制片人，我第一次自己负责筹备和摄制的影片，《无情的情人》停机了。
坐在放映间里看我们的全部样片，感觉是相当特别的。回想起近一年来我的工作，我只想说，拍摄这部影片的辛苦操劳几乎相当于过去我所拍摄过的全部影片的总和！
好多朋友劝我：“嗨，你一个演员，正当年华，好好演你的戏算了，当什么制片人呢！”
我只有笑笑。他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
自从电影《北国红豆》上映以来，我一直忙于拍摄《无情的情人》，和观众联系的机会少了。在这段时间里，报刊上有关于我的情况的各种各样的报道，社会上有关于我的各种各样的传说，朋友们想知道我最近的动态和想法，观众们纷纷来信询问我的近况，而向我提得最多的问题则是：“你在深圳的公司办得怎么样了？”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办什么公司，起码是现在没有。几个月前，有关方面还曾为此调查过我，也没调查出一个“晓庆公司”来。有一次在家里，我和几位朋友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刘晓庆在深圳成立影视公司”的简明新闻，不由得瞠目结舌。
我想，我是应该向一直关心我的朋友们、观众们讲一讲我最近的情况及想法了。
可是一提起笔，条件反射地首先考虑到存在…个分寸问题。
怎么写？如何写？……自从《我的路》问世而受到批判以来，我已经基本上不动笔了。我不想再惹事生非，说实话有些“怕”了。由于我说的“一点点”真话，给我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真实地把我最近的思考及实践写出来，会不会又给我稍许宁静的生活带来波澜？
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要不就不写，要写就只能实在一点。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有思想。敢于坦露自己的思想及看法，是作人的起码勇气。我想，我还是应该在尽量注意分寸的情况下努力去实事求是。我还是希望我的朋友和观众们永远了解一个较为真实的我。
我这令人有许许多多的毛病，“不安于现状”扰是我的毛病之一。我总希望更新，希望创造，我总认为只有不断更新和创造，生命和事业才得以生长，得以前进。
去年，在《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联社记者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认为现在中国最好的年轻女演员是谁？”我想了一下说：“是我。”当时， 那位记者说：“我也这样认为。”事后，我们俩小范围之间的谈话什遍了电影界， 舆论界一片大哗，纷纷指责我太狂，大傲，太没有自知之明，大不自量。
我也许不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也许我应该含蓄一些，隐晦一些。其实在中国电影界，认为自己是杰出、优秀的人岂止是我一个！只不过他们都埋藏在心里不说出来而巳。
可是我的性格就是如此，既然我是这样想的，说说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过是说出了我的希望，我的志愿，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就是敢于向电影界的同行们发出我的宣言，让大家永远以这个高标尺来要求我，评价我，批评我。
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几千年来代代推崇的美德…谦虚。可是我认为谦虚和虚伪是两码串。就我个人性格来说我喜欢直来直去，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省事省时间，简单明了，干脆利落。
谁不想“最”？谁不希望生活得最好、最幸福？谁不愿意我国登山队最先登上珠穆朗玛峰？谁不愿意我国最早发明了火药、造纸、指南针？谁不愿意自己的祖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如果十亿人民都向往“最”，都奋斗“最”，会怎么样？！翻开中国史、世界史，一页一页都是由于追求“最”而达到一代对一代的超越，一代对一代的修正，一代对一代的更新！“振兴中华”不就是一场争取世界之最的奋斗吗！
也许有许多人会说我“野心勃勃”。什么野心勃勃？我只不过是希望把本职工作做得好上加好而巳。起码在目前我从没有想过要当总统。这一点我还不如美国的一位身患不治之症的小孩哩。他不仅想当总统而且在里根的帮助下真的当了一天总统。所有的运动员都想当世界冠军，他们岂不都是野心家？这样的“野心家”多几个有什么不好？依我看，十亿人都是才好呢！
从来我就喜欢“最”这个字。我终生都会去追求这个字。我希望成为“最”，我认为我应该“最”，不然，这辈子就白活了。
也许，我给自己定的标尺太高，超出我实际能达到的水平大远。可是，孙子说的一句话已成为我的座右铭：“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演员的悲剧，就是在于基本上没有成为世界影星的可能。好多人也许会说：“得了吧，你演得怎么样？好吗？完美吗？就凭你这副德性，想成为世界影星！”我说不然。我们能不能成为'世界影星，直接和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有关。中国电影一旦被国际承认和接受，同时也必须承认和接受、起码是熟悉中国电影明星。这中间往有什么区别。可是，中国电影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市场，没有位置。中国电影目前还比较难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和认识。每当我出国访问或是挂待国外电影界同行的时候，作为东方大国的电影明星，我总感到自惭形秽。
记得有一次，电影局通知我去参加一个小型宴会，据说是宴请一位外国女影星。我匆忙赶到北京饭店，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出现在我的面前的竟是伊莉莎白·泰勒！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同嘉宝、费雯丽、褒曼齐名的真正的世界大明星！她老了，胖了，她的最好年华已经逝去，她和银幕上的形象已有很大的不同。可是， 我非常羡慕她。她的《埃及妖后》等影片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保留有她参与演出的影片的录影带和有关画册），她和她那一代的好莱坞明星们一起，书写了美国电影最辉煌的历史， 奠定了美国电影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们的影迷遍及世界各地，他们向全世界观众最多、最好、最有效地介绍和宣传了美国。
在我和她之间。怎么可以相比呢？
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中国电影几乎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我在进入电影界之前，对电影创作一无所知。可是，现在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始终认为我担负着祖国电影事业的一份重任。我希望将我有限的力量全部投入，我愿意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豁出我这条年青的生命。
可是，在电影界，演员是十分被动的。永远被挑选和被评价。对电影演员来说，机遇重要得要命。只要能在一部好影片里担任一个好角色， 成功的把握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请你拍片的邀请便会如雪片飞来，使你应接不暇，恨不得有分身术才能对付； 可是某一天，由于某种原因你的角色砸了锅或是年华逝去，便无人问津，空有满腹才华也将付诸东流。
今年，我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全中国的电影明星都荟萃一堂，大厅里熠熠生辉。许多老一辈的电影演员，我在小时候一直是他们的忠实影迷，我曾东奔西跑，在珍贵的“百花奖”选票上填上他们的名字，许多新一辈的电影演员，他们的成就曾经震动过中国影坛，赢得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这些优秀的演员们用自己的才华和汗水书写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可是他们现在普遍的苦恼却是没有合遭的、自己所喜欢的角色可演！
我浮想联翩。对于电影演员来说，“昙花一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我曾清楚地这样想过：电影演员选短暂的艺术生命甚至不能被当作一项事业，只能叫做一种“生涯”。
为什么剧作家们不能专门为演员写戏？为什么不能变被动为主动？能不能自己创造机遇呢？我这样思考着。
我希望能由我自己挑选一个我合遭并且喜欢的剧本；我希望能由我根据剧本去请一位好的有才华的导演，我希望能够根我们的意愿自由组合一个创作班子，拍出一部理想的电影。
我希望不仅在我现在的年纪有好戏演，在我四十岁，五十岁甚至八十岁，或者是在由于我不小心或是功力不足一部片砸了锅的时候，我能做为制片人请剧作家为我写一部好戏，以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
当然，我还非常希望用我的电影专业来获取应得的报酬，而不走靠各种各样的外快。
我要参加电影界改革的竞争， 加入到中国电影界万紫千红结队来的行列里去。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掌握一些自己的命运，我要尝试作一名独立制片人。
转自1979年6月《大众电影》
我是一名新兵
电影对于我是一门新课。我完全是半路出家，闯进电影门坎里来的。我在学生时期，是在音乐学院学习音乐。那时候，音乐对我具有最大的魔力，后来改演话剧，现在又跨入了电影界。以前，我天真的认为当电影演员是一项轻松、愉快的工作，参加拍片以后，才感到不那么容易。特别象我这样没有经过严格的电影表演训练的青年演员，拍摄一部影片，每一场戏，乃至每一个镜头，都要付出异常艰苦的劳动，才能有一点收获。
在拍《南海长城》的时候，我晕船晕得厉害，后来条件反射，一看见海就头晕，一遇到出海拍戏，常常是戏没拍就吐，拍完戏接着吐。电影要求真实，我那个时候才体会到演员的艰苦。最近，我在影片《觅》（暂名）里扮演何翠姑，同志们常跟我开玩笑说：“晓庆在这部片子里可真是爬山涉水、赴汤蹈火了。”看过长篇小说《桐柏英雄》的同志可能记得翠姑抬担架“跪走风车矶”那一段描写吧，影片外景选在黄山的“百步云梯”，陡峭的山崖小道，宛若架在云间的天梯。为了拍好这一场戏，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在石砌的台阶上跪上跪下，膝盖青了，破了，又红又肿，到后来连走路都疼。
这样，我不仅练会了跪着抬担架，更重要的，我体验到了游击队员翠姑抬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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