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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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多磨难
突然一天，全中国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并熟悉了我的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行动从不自由变得完全没有自由，我开始出席这种场合那种场合接待外国电影代表团与他们合影谈话，我与他们的谈话被他们的记者或是我们的记者登在报纸上，我的言行必须对祖国负责任。

就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只因为是一个爱跳爱唱的小女孩的缘故，于是去拍了电影。拍电影由于喜欢也有天赋结果拍得很好，成了一个电影明星，开始出席各种重大场合，代表国家讲话。小女孩仍然是小女孩，和一年前没拍电影时那个小黄毛丫头没有什么不同，拍电影只使她的演技熟练并且了解电影，但不会使她在外交、政治方面有什么大的锻炼，可是社会和人们对她的要求变了。人们再也不允许她表现不好，举止不得体，不允许她脆弱，在公众场合不高兴，使性子，吵架，哭泣，不管她本人愿不愿意或者实际上她是不是，在社会上公众印象中她成了一个“女强人”。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像这样悲惨的故事在历史上在电影界不知有多少！

电影明星加上离婚，使我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

刚刚出道的我还是一只雏鸡，毕竟过去我从没有当过明星。

时常在报纸上看到写我的文章气得个半死。在报刊杂志上的各种渲染已把我变成了另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对此我已早就举手投降，甘作败将。我无可奈何。为扮演《武则天》、《西太后》、《赛金花》去研究中国历史，才明白其实千秋功罪谁又能准确评说？别说我一个小小的演员，就是那些政治家，什么又是他们本来的面目？

我曾悲哀地无数次想：也许到死的一天，社会以及我的观众们都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我的全副精力都纠缠在徒劳无益的辩解、生气之中。我就像一只小虫子，被困在一张巨网里面，挣扎、呼喊，只会使那张网越缠越紧。

人们并不关心虫子是否窒息，是否喘不过气来，只是津津乐道地欣赏并参与加厚这层层增多的桎梏。

许多情况是，假如我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于是乎在拍《武则天》时，特别能理解当武则天老年退位时上官婉儿问她百年之后碑文上写些什么？武则天摇摇头说：“什么也不写，就让它无字吧！”

千秋功罪，本来就不能评说。

我终于奋起反抗了。我提笔写了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我像一只血气方刚的梅花鹿，哪怕就是被人养在圈里你也无法抓到我，我会横冲直撞将自己弄得头破血流，再不就是在去目的地的路上活活气死。

我奋笔疾书。抱着扑灯蛾一般的牺牲精神，我不顾一切。我写出我所有的悲愤，我用我的全部身心蘸着我的血泪写下“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的悲号，我豁出去一吐为快、哪怕是写完这部书就去死也在所不惜。

很快，《我的路》发表了。除了在《文汇月刊》上一次刊完以外还在《文汇报》上有删节地连载。《文汇报》发行一百多万份，当时发行不到十万份的《文汇月刊》再版两次，因此一跃而上猛增到几十万份，仿佛全中国只要识字的人都在看这本书。同时，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先后用十四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

我收到的读者（现在我有“读者”了）来信犹如下冰雹。鼓励、支持、赞赏的话语使我热血沸腾，燃烧得我不想吃饭、睡觉。

而同时，中国大报小报用醒目标题对我展开了全面批判。

我呕心沥血、掏心掏肺对大家说的话被用为批判我的题目：“这是一面什么镜子？”因为我曾在文章的结尾酸楚而真诚地问过大家：“你们从我这面镜子中得到什么？这是我的心及我的手，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这样的画面：我百口难辩，无法表白心境，于是伸手到自己胸中，挖出那颗血淋淋跳动的心脏，没有任何遮拦，没有任何防备，我战战兢兢颤抖着双手捧着那颗红彤彤的心送到大家的面前，却被人随手接过，两手一松，轻而易举地让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那以后，我从出国名单上消失了。虽然我曾去美国和法国办过影展，但都是属于对方执意邀请并且每次都有人陪同。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外国。也就是说，官方没有把我派出去过。

我的心受到的伤害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我是内伤，这种重创很难平复。陡然间我仿佛长大了十岁。

藏起真挚与纯洁，用谎言和虚伪做先导。我再也不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了。

三把两把揪下自己身上要作乖孩子的遮羞布，我变成了一个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成熟妇人。

经过这次《我的路》炼狱的磨难，我由生铁变成了钢。面对公众及媒介，我不再轻信，不再约束，不再循规蹈矩从而也不再悲伤，不再哭泣了。

我开始不惧怕任何困难。我不再向人袒露胸怀也就受不到致命的伤害了。

我知道了我是一个电影明星并且开始懂得做电影明星。我为自己定下了新的法则：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或是挣利。

同时，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虽然我没有得奖，但谁也否认不了我的辉煌。我作为中国一代影星的佼佼者自成一体，我已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王国。无论个别人口头上承认与否，我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已经奠定了。

我也已经挣脱了婚姻的枷锁。现在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十几年以后我碰到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代人，他们已成为中国的栋梁，他们都告诉我说是我的读者，是看《我的路》和我的电影长大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说是《我的路》的奋斗精神鼓舞了他们，激励了他们，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些人目前已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乃至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大大小小各个企业、各个单位的核心领导者，就像日本一家杂志对我的介绍里说：“刘晓庆虽然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她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路》体现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

身无分文真令我窘困
从小到大，一直有人夸我“孝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明星都孝顺？

我曾几次给我妹妹晓红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相信自己的亲人。”

在我经历的无数风浪当中，一直没有背叛我的是我的全家。

他们并不在乎我在天上还是地上，也不在乎我年老或是年轻，无论我胖瘦美丑有钱没钱当劳模进监狱他们都仍然是我的亲人。

他们组合成我的避风港、安乐窝，使我伤痕累累有一个地方可以包扎伤口，是我唯一可以卸下虚伪和谎言的沉重盔甲天然而没有任何掩饰能得到歇息的去处。

社会是这样的荒凉。电影是这样的无情、残酷。明星们大多都孝顺父母，我想也是出于与我相同的心境吧。

细细想来，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生，我特别怕孤独。

我无数次感激父母为我生了一个妹妹，不至于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太寂寞，从而心里话有地方去诉说。

我爱我的全家甚过于爱自己。

比方说，我从来就报喜不报忧；比方说，我总是勒紧裤带打肿脸充胖子往家里寄钱；比方说，四川困难时期我在北京拍电影一有时间就买猪肉自己动手炼成油有人去成都就往家带；比方说，由于想念父母我两次参加春节晚会唱的都是四川民歌；比方说，除了那两次春节晚会外无论在天涯海角无论我在做什么除夕之夜我一定会在父母身边……比方说的事太多了。

到北京工作以后，我也设想了无数个“比方说”，可是我没有能力做到。我没有房子，没有钱，连养活自己都够呛。

其时在中国，已悄悄兴起了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就是名演员到全国各地演出并得到金钱的报酬。

这种现象在后来的十年中迅速发展蔓延成了一个“运动”——我把它称之为运动。人们把这项运动叫做“走穴”。

“走穴”二字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也许“走穴”是“走学”的谐音——就是走着学习的意思吧？或者是为了挣钱成天巧立名目东躲西藏感觉不正大光明而称它是“走穴”？“穴”就是洞穴，“走穴”是不是意味着钻山洞钻空子？

算了，不去研究。总而言之，我自己是从不自觉到自觉到带动大家到成了“穴头”还得了外号叫“大猫”，最后惹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偷税风波，整个卷入了这场运动当中。

我从“走穴”才开始知道“钱”是怎么回事。

“走穴”也为我带来了我人生最艰难、最危险、最坎坷曲折、最麻烦的一段黑暗时期。

可以这么说，除了工资以外，我一生的第一笔钱就是“走穴”得来，只不过那时“走穴”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我们还是叫它“演出”而已。

那是我正在拍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写《我的路》的时候。

不光是我，整个中国文化界的艺术工作者都处在贫困之中。

由于没有房子住，我住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吃饭我和演东太后的陈烨只有去撕演咸丰皇帝的香港演员梁家辉的饭票，他经常吃不完把饭票扔在马桶里冲掉。我们几个大陆的演员虽然是这两部大制作影片的主演可是没有一分钱的片酬。

在拍摄现场，我们大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每顿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块黑咸菜。而为香港工作人员推来的餐车上大鱼大肉、香喷喷的白米饭应有尽有。两分钟前都还一起演戏，两分钟后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是四川人，吃不惯馒头，时常在拍摄现场饿得头发昏。

有一天，我实在饿得要命，一边拍摄，一边吵吵饿，李翰祥导演看吵得厉害，提前收工让大家吃饭。

我们又是馒头、粉肠和咸菜，我一看见就没有食欲。再看看香港工作人员的餐车，有好多好多的白米饭。于是我走了过去，向他们要饭吃。

管饭的是大陆这边的剧务，给了我一碗白米饭。我看见那边有许多炒得香喷喷的肉，我便找他要肉。我喜欢吃肉，可是他不给。说是给外宾的，外宾都不够了。

本来要饭要菜就已经丢尽了脸面，再遭到拒绝，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香港的照明师和摄影助理拚命为我说情，我更羞更气更恼，把饭碗一扔，跑到旁边大哭起来。大家都来哄我。

制片主任手忙脚乱问我要吃什么？我说要吃饭吃肉。制片主任说好好好别哭别哭我马上去买，我说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陆所有工作人员都吃。

结果当然是我一个人吃了肉、吃了饭，而大陆的同仁仍然是“老三样”——馒头、粉肠和咸菜。

为了加强营养，我用妈妈给我寄的粮票去换了两斤鸡蛋。当我充满食欲地煮好它们，把蛋壳敲碎剥开正要塞进嘴里，突然看见鸡蛋里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原来，我换的鸡蛋里已经没有蛋清和蛋黄了，全是一些已成形的小鸡！只好把它们全扔掉了。

那时正值北京盛夏，气候炎热。

我们成天在故宫拍摄，照明师傅们还要在灯下烤，好几位师傅都中暑了。于是他们要求在开水桶里放些茶叶，免得酷暑喝白水会呕吐。

可是他们要求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茶叶，因为茶叶没有地方出帐，制片主任没有办法。

照明师傅们火了，同制片主任吵了起来，双方越吵越凶，照明组说：“如果再没有茶叶，我们就不干了！”制片主任正在火头上：“不干就不干，请！”没想到照明组说话算话，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把所有的照明器材收拾个一干二净。

这一下拍不成戏了。大家全傻眼了

台湾来的导演李翰样急了，一边问“什么事？什么事？”一边召集大家开会。

于是在故宫的养心殿外，我们坐下开会。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茶叶问题由李翰祥掏钱解决。

令李导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茶叶一天只要几块钱，而租故宫一天要几千块钱，为什么要为几块钱的事停拍而浪费几千块钱？

我告诉他说，李导演，这你就不明白了，茶叶是福利，哪怕几分钱也没有地方出帐，而租故宫是公款，一天几万块也可以报帐，这件事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弄不懂吧？

大家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我是绝对主角。这两部影片在海内外曾轰动一时。直到今天，香港人也不相信我说的没有报酬。记得在组里有一位从香港来的演员，他在我们影片里扮一位很小的配角。有一天他问我：“拍这部影片你拿多少钱？”我说：“没钱。”他不相信，睁大眼睛问我：“你这么大的明星会不拿钱？”我说：“是没有钱嘛。”他摇头叹息，也不知道是不相信还是可怜我。

每天我顶着几十斤重的头饰拍戏，手上鞋上缀满了珠宝，因为扮演的是慈禧太后，穿服装时左一件饰物右一片挂件琳琅满目。

我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戴满了戒指。戒指是从别处借来的道具，几乎每一个都不合我的手指，时常在拍戏之中掉下来。那时我的耳朵也没有扎耳朵眼，所有的耳环也只有夹在上面，夹紧了疼，夹松了容易掉，我经常掉戒指掉耳环，全组都爬在地上帮我找，找到了再继续开拍。于是下决心为了拍戏方便不麻烦大家一狠心去扎了耳朵眼，那是后来的事了。

这一天，别人给了我一袋鲜枣，我把它带到现场，在拍摄间隙我大饱口福。一边吃一边把枣核扔进一堆来信的信封里。

正吃得津津有味，那边制片喊拍戏了，于是匆匆忙忙站起身跑到镜头前。因为全是拍的脸部特写一直没有注意到手，直到收工卸装时才发现有一枚戒指丢了。

由于每天戴的戒指太多我甚至不记得丢的那只戒指的长相，只模糊记得好像是一只玉的戒指。化装室里炸了锅。

大家都吓坏了。据说那只戒指值五百块钱。

所有的人都去拍摄现场找，黑灯瞎火点着打火机照着手电筒爬在地上到处乱摸。弄了个通宵还是没有找着。理所当然，这枚戒指我要赔。

我头都大了。每个月五十元的工资，成天挤死拚活地干，还得自己掏饭钱，现在丢了戒指还要我赔五百元！我上哪儿去找这五百元钱？

我绝不赔。再说我根本不可能赔得起。虽然想是这么想，可是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想起戒指看见戒指就会心里一沉。

这件事一直到外景拍完了准备回北京才弄了个水落石出。

回北京的前一天大家都忙着收抬东西。我想把那一大堆的信件给处理了，于是点了火到外面去烧。一封一封扔进火里，突然感到有一个信封疙疙瘩瘩的，凹凸不平。心想又是观众寄来的什么小玩意儿，肯定是不喜欢才没有拿出来。

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倒空了信封：原来是一堆枣核。只是在枣核中间一道绿光一闪，出现了我丢失的那枚戒指！一定是我那天吃枣扔枣核时由于信封窄手伸进去困难，于是戒指就掉进信封里了！

至此，这场戒指的风波才告平息。

那个时候，我尝尽了没有钱的窘困。我在国内国外电影交流认识了不少朋友，当他们到北京与我联系时我绝不可能请他们吃饭；假如他们请我吃饭我也不敢轻易答应，因为我没有钱坐出租汽车，但我由于有名大家会围观也不能坐公共汽车。

我看到过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的一张照片。那是在她自己的住所。在我眼中她的住所简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豪华、气派。索菲亚·罗兰站在大厅正中，拿着一只酒杯……

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犹如灰姑娘看到了公主，觉得那是我们这辈子不可望也不可即也许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的生活！当时的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一切。

就像是我们平日所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乞丐又冷又饿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心里想着：“要是我现在是皇帝就好了，我可以坐在温暖的炕头上，吃宫女们端来的热稀饭。”

可是我不是乞丐。我是中国的大明星。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是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大明星。可是我的情况跟乞丐也“大哥别说二哥，彼此都差不多”。

记得那时我特别想吃鸡。可是我买不起鸡吃。导演李翰祥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时常叫我和陈烨去吃，可是我们不敢。

他们是香港人，与他们接触多了会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不能为了吃鸡惹出政治上的麻烦。

尽管我贫困交加，但我仍然红得发紫。在我所到之处总是受到老百姓自发性地大规模欢迎，每天为了拍戏不得不动用许许多多的警察……同时，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

在这当中，有许多邀请是请我去参加演出。

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活动我一律拒绝。演出也不例外。没有时间，没有心境，何况……也没有衣服穿。

每次参加活动还不够我累的，总是东拼西借，花上半天时间打扮，再不就费尽心思在仅　

有的几件衣服里配出花样来。等收拾得差不多了也就快累死了。而且每次都提心吊胆生怕“漏馅”，不仅自己狼狈，周围的陪同人士也替我出汗。难怪李秀明有一次对我说：“我再也不想应酬，也不想出国了，太难堪了。”

演出也是一样。我也没有演出服。再说，我是电影演员没什么可演的。不去不去不去。全部电话一概不接。

可是，全国各地邀请我演出的电话、电报仍然络绎不绝。　
第一次“走穴”最后感觉像小偷
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来请我去演出的，地点是河北邯郸。我生硬地告诉他们不去，态度十分恶劣。他们没有冒火。仿佛我的反应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他们说这台晚会请了当今中国的所有名演员，接到的任务是一定要我出场。我坚决、果断地频频摇头。

他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人突然说邯郸演出可以一场给我报酬五十元。五十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并且四天演二十五场。”那人继续说。二十五场，每场五十元！我脑子里虽然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心里已明白这是巨额财富。

最近文艺界正风闻有演出团私下拿报酬，每个演员每场二元，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二元已经太多，没想到现在给我的价钱是每场五十元。

五十元是不少，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可是我演什么呢？又没有衣服穿，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再说我正在拍戏，还是大主角，摄制组肯定不会放，就是我点头答应也白搭。

“不去。算了。”我又摇了摇头。然后站起身送客。那个时候，金钱的诱惑力对我来说还没有那么巨大。“我们明天再来。”他们两人走了。

我照样拍戏。照样烦躁。照样贫困。照样想吃鸡却没有鸡吃。照样打我的地铺。

他们第二天没有来。第三天来了。一见他们，我又摆出冷若冰霜的样子。前天的谈判我已忘了。心里最初的一丝悸动已荡然无存。任性的我什么事只能趁热打铁，几天之后黄花菜全凉了。

他们继续顽强地说服我。累断了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仍旧摇头、摇头，头晃得像一只拨浪鼓。晃得我自己的头都晕了。他们没有停歇，快速而坚定地告诉我说当地可以给我每场一百五十元，只要我同意去。我停顿了两秒钟。

在重赏之下没有人能保持沉默。我立刻点头答应了。

然后我们坐下来讨论细节。怎么去？更重要的是钱怎么发。由于每个演员都是五十元，就我一个人一百五十元，保密工作要严而又严。最后，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假期了。哪一天可以去演出？加上来回路途一共要六天的时间。我告诉他们听我的通知。

他们走后，我躺在床上假寐了一会儿。脑子里兴奋莫名，心跳得一塌糊涂。从没有做过这种事。

这算不算是不义之财？我该不该拿呢？

可是不管怎么说，钱也好，这件事本身也好，对我都充满了刺激性。我跳下床，去找副导演。

副导演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平时我们私交很深。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最后着重强调说是“有——钱——的”，让他务必帮忙把我的时间排开。我知道这让他十分为难，可是我非去不可。在我死乞白赖的纠缠下他终于勉强答应了。

火车向前开。轰隆！轰隆！与每一次坐火车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参加演出的演员们，挤在一个个的软卧包厢里，促膝谈天，兴高采烈。许多伟大的开端都是平凡而普通的。

十几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次的邯郸之行，总觉得其实那列火车是载着我们奔向阿里巴巴装满宝藏的山洞，在邯郸的演出中我们齐声唱出的是那打开宝库的咒语：“芝麻，开门吧！”

车厢里，王洁实、谢莉斯、姜昆、李文华、唐杰忠、苏小明、吕文科……全部当时最红、最火的名演员，都在一起。

与大家打了个招呼，彼此心照不宣，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平日在文艺界以骄傲、清高出名的我，此时在演员们的眼里也不过是凡夫俗子，也为五斗米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