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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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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家打了个招呼，彼此心照不宣，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平日在文艺界以骄傲、清高出名的我，此时在演员们的眼里也不过是凡夫俗子，也为五斗米折腰，心里真是羞愧难当。
一反往常张牙舞爪的个性，文文静静地找到我的铺位坐下，半天才回过神来。对面坐着的是谢莉斯。
谢莉斯是我的老乡，也是四川人。她与王洁实的二重唱那时正红遍大江南北。
“我演什么？”我问她。
“……你报幕好了。”想了半天，她回答说。
反正是挣钱，又不是拍电影。我心里自己给自己说。
可是报幕已经有人了。出发之前已经告诉过我。“你唱歌吧。”谢莉斯热情地提出主张。
“有你们那么多的歌唱家我还唱歌？”我喊起来。谢莉斯赶紧安慰我：“不一样嘛。大家喜欢听你唱。”
到了邯郸，已是中午。下了火车直奔剧场，离开演时间已经不远了。演员们刷牙，洗脸，梳头，化装，一通忙乱。我还得四处寻找乐队负责人跟他商量在车上想好要唱的曲目。幸好我是音乐学院附中的高材生，此时全派上了用场。找来几张纸，腿踏在凳子上，一边哼一边写乐谱，写完后再抄写几张，五个人的乐队至少得三张。刚把乐谱发给乐队，观众已经进场了。
演员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一个跟着一个上台。剧场里热闹非凡。那种阵势使我在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时干劲恐怕就是这样的冲天吧？
大家目的明确，知道为什么而干。
该我上场了。剧场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在邯郸连电影演员也看得到，观众们喜出望外。
我行了一个礼，开始唱歌。我的歌唱生涯也就从那时刻开始。此后我的歌唱水平日臻成熟，录了五盒歌唱磁带，其中《刘晓庆的歌》还获得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颁发的“云雀奖”。
我的歌声有点像鸡脖子被踩着了，在过门时赶紧咳嗽几声，再唱时只看见钞票在乱飞。一百五十元！一首歌一共不到十五句，一句十元钱！钱太容易挣了。
唱完歌，我又行了个礼，拐脚拐爪地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下场。虽然觉得有些丢人但立刻原谅自己说我是电影演员不是歌唱家接着很快被已挣到一百五十元的兴奋所替代。
大家都喜气洋洋。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感受是共同的。
第一次“走穴”最后感觉像小偷2
一场，二场，三场……第一天就演了四场。没有人喊累。
第二天开始演五场，连续演三天。
我每天写新的乐谱，唱新的歌。我节目获得的掌声远远没有报我的名字时热烈，我直埋怨是歌选得不好。
一台演出全是唱歌，除了两对相声外，连我这个电影演员也唱歌。乐队拉手风琴的手都拉肿了，手背上起了一个大包。可是没有人打退堂鼓。更没有人临阵脱逃。大家还都要求加场。
我们几个在后半场演出的演员更是不一般。演完后立即小车接送回宾馆休息下一次快到我们上场时再来，免得换场时被观众围观，我们都像吃了兴奋剂。
很快，最后一天到来了。
从第一场起，大家都变得比往常严肃，不苟言笑。我们都在等着那重要的时刻。当然，就是那发钱的时刻。
下午，这个时刻开始了。前台仍然走马灯似地表演着节目，后台演员们轮流走进地下层的剧场办公室。
我是最后一个被单独叫到办公室的演员。我这个阿里巴巴还没有说“芝麻，开门吧！”那厚厚的一摞人民币就到了我的手中。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就是见也没有见到过。自那以后在生意场上不知有多少钱从我的手中流过，却从没有任何钱像当年那一摞钱一样令我觉得是——钱。
就像是叫化子捡了金子，不知道把钱放在何处，从毛衣的领子里放进去，走了还没有两步就漏出来掉在地上，心慌意乱地拾起来，拍打两下绑在我的裤腰中间。
我带着我的钱演完了最后一场。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腰部，深怕没演完我的宝贝就掉到台上。挺直腰板上场，挺直腰板下场，腰上鼓鼓囊囊的一团，还以为是我的衬衣在毛衣里面没有扎好。
当天晚上连夜赶回北京，已是凌晨四时。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我的朋友家，心跳得如同刚刚作过案的小偷。
朋友老伊平时总是出差，看我没有地方便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住，一有时间我就来此处休息。
打开房门，立刻把门锁好。快走到床前再返回去拉拉门闩，检查门是否确实关严。当确定门已经锁死后，从腰间摸出那牛皮纸信封住下一倒，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纸就洒了一地。全是几毛钱、几块钱的小票。先在心里算一遍，再拿纸笔来列算式算一遍。二十四场，一百五十元一场，我的妈呀，三千六百元！我简直倒不过气来。
我开始数它们。十元钱的放一堆，五元钱的放一堆，五角钱的放一堆，一元的，一角的，五分的各放一堆。三千六百元钱布满了小小房间的各个角落。先数了一遍，少了四十元钱，再数一遍，又多了十元钱。再数一遍，又多出二十元钱，再数，再数，再数……怎么从来就没有对的时候？数人民币的双手已经脏黑，此时天已大亮了。蓬头垢面地下楼去给小蒋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立即到我这里来一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赶紧回到屋里把自己扔回床上。
一夜没有睡浑身筋骨酸痛。眺望窗外觉得是那样的心旷神怡。心中不停地策划着这笔“巨款”的用途：冰箱，床，衣服……暗暗下决心有机会还要去挣钱。只要挣到一万块就收手不干了。好像还是不那么正大光明，总是偷偷摸摸的。
一万块我把它存在银行里，每个月利息是多少？好像是十几块钱，那么，我可以每个月取出来用，听说有一种存款方式就是可以每个月取钱的，叫做——存本取息。对，是叫存本取息。这样，我每个月的工资就不是五十元，而是六十几元了。
不过，要是存五万元就好了，我的月收入就可以上百元。上百元太够了。花不完了。下决心挣它五万！
可是取利息存钱都不能我自己去，我太有名了，招眼。每个月都去取利息，这么有钱！还不被人暗杀、绑架了才怪。传出去那还得了？
让我妈妈去？不好，我妈在四川，到北京没有房子住。总不能每个月为了取利息来一趟北京吧？路费也受不了。
大表哥？他们太远，也不方便。何况他们太正统，我怕挨他们的批判……还是小蒋吧。
小蒋是我从小的战友，我们一起调到成都军区话剧团，后来又先后调到北京，她人可靠又够姐们。可是五万元得挣一阵呢。什么时候才能挣到呢？……
有人敲门，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
“谁？”沙哑着嗓子我充满警惕性地问。
“是我。”是小蒋来了。
我把小蒋拉进屋里，又不厌其烦地去锁上门，把我去演出得了报酬是多少钱请她帮我存钱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遍。小蒋震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我把钱塞给她，她打开要数。我说别数了。数也数不清楚。我数了八九遍还没数好呢。还是让银行数好了。
“那银行问我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怎么办呢？”
“你就说别人送的。不，你就说是卖冰棍卖的。算了，你就胡编一个理由就是了。银行不能随便问你吧？”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情况，我不自信地说。
“好吧。”小蒋走了。
好像是十年过去了，小蒋回来了。告诉我说钱存进去了。银行数了半天还详细盘问钱的来源把她吓了个半死。作贼心虚她壮着胆子把银行吼了一顿，银行也就没再问了。
存进去的第二天我又派小蒋去把钱取了出来买一个冰箱。从此我拥有了自己的存折，自己的帐号，自己的冰箱。哇——有钱太好啦！
好景不长。我们的邯郸之行很快败露了。据说是文化部下了文件点名要我们交代演出的场次、地点和收入，要写检讨并且钱要没收。
北影剧团再三追问我总是避而不见。可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团长书记几次找我谈话。
每次我都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可这一切伎俩都逃不过眼明心亮的剧团领导的眼睛。我被命令写检查并且写清楚演出的地点、场次和收入。
写检讨倒不要紧，等于写了一张收钱的发票，把脸揣在兜里在报纸上抄了一段对挣钱演出的批判文章（报纸正大肆展开对后来称之为“走穴”的挣钱演出的批判）交上去就过了关。只是这场次和收入不能说。说假话怕和剧团去邯郸调查的情况对不上。
说真话我的冰箱怎么办？总不成把冰箱搬来交给国家吧？那怎么舍得？
飞快给邯郸剧场的王经理打了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开一张介绍信来。他说怎么开？我说一天二场，一场二十元。他说好。于是他亲手写了介绍信，盖上公章（这一盖章使我们成了朋友直到现在）派人把它送到北京。
拿着介绍信我再到团里去哭穷，说我们怎么被人骗了，说好是每场五十元结果是二十元，真他妈的不像话。王经理忙活了半天还让我给骂了一通当了替罪羊。
一席话赢得了团领导的同情，领导看我挣的钱太少也就没有罚我的钱。连蒙带唬，算是过了这一关。
几天不在摄制组拍戏，我的突然失踪使摄制组的导演暴跳如雷。所有的过错都在副导演一人身上。李翰祥导演每每问起副导演我去了什么地方，副导演都像《红岩》里的革命志士成岗那样一言不发。再不就宁死不屈地说：“不知道。”弄得导演无可奈何，跺着脚大喊：“你要是不知道灯一灭我就死！”
洗漱完毕，整理停当，精神抖擞的我出现在拍摄现场。“西太后”终于回来了。
那天是拍故宫里的少女慈禧，就是玉兰看老石匠刻石雕的那一场。由于心情舒畅加上有歉疚心理，打扮成十六岁兰儿的我分外乖巧，拍起戏来千娇百媚，收放自如，每个镜头基本上都是一条就过，导演、制片急也急不得，恼也恼不得，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走穴”太有劲干脆当“穴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走穴”这个名称开始出现，并且随着报纸连篇累牍持续不断地对它的批判而扩散开来。尝到了“走穴”的甜头，我开始变本加厉，为五万元而奋斗。我的“每一分钟都要用来不是挣名就是挣利”的新座右铭就是在那个时候正式提出来的。不光自己做还一有机会就给周围的演员们上课，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我说的不在理上。
我不仅自己要先富起来，还带动跟我“走穴”的演员们也富起来。在那几年里，光是跟
我一起演出，参加我的“穴队”成为万元户的演员不计其数。因为我的“穴队”是当时中国演出地点最广，场次最多，质量最好，票价最高从而影响也最大的代表。
每个跟我的演员都能赚到一大笔钱。我从来不亏待他们。经常仅仅是为了大家我不顾身体疲劳而加演。有时钱不够分我就拿出自己的酬劳平摊给大家。
我在长期而频繁的“走穴”演出中，挖掘出来了过去在军分区领导“乌兰牧骑”式样板宣传队的潜力，在台上吹、拉、弹、唱十八般武艺都能使出来，节目日见精湛。
我的人品、上座率、节目质量、演出态度得到了演员们乃至“走穴”界的一致公认，演员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大猫”。
“大猫”就是扑克牌里的大鬼小鬼的大鬼，也有叫大王八的，就是最大的王牌。北京人也叫“大猫小猫”，因为大鬼大王八都不好听，于是所有人都叫我“大猫”。演员们都以跟我“走穴”为荣。
我们实际上已是一个职业演出团，对专业水平的要求相当严格，我们的“穴队”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以培养新的万元户。但一切都以节目质量为准绳。如果哪位演员的节目水平不够高或是台风不正那么下一次“走穴”就自然不请他了。中途被我开回北京不受我们“穴队”欢迎的也大有人在。我们每次下去演出最初都是由于名声大后来则是由于节目好总是一再加场，每次外出“走穴”都是因为我要拍戏而不得不停止才告一段落。
我们有一次一天演了八场，清晨六点开演第一场，晚上半夜二点开演最后一场。演员们在后台一个个睡眼惺松，可是观众已神采奕奕地坐满了礼堂。
我总是告诫我的演员们要认真演好每一场，尤其是早场及晚场的观众更要认真对待。如果不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没有人会这么早和这么晚来看我们的演出，老百姓掏这些钱来买票是不容易的。
想想我们过去的穷日子，将心比心，我们没有理由对不起观众。如果疲劳就少演几场，既然要加演就要保质保量。
我给大家多次讲到过最早参加“走穴”的一个故事。那时我们在河北某小城市演出。
请我们演出的“穴头”没有经验，把我们的演出安排在三个不同的剧场，一天演三场，每个剧场一场。
本来演出三场倒没有什么，我们都愿意多演，出来一趟不容易，演得多挣钱也多，演员们的工作态度都好得要命。可是在时间安排上出了问题。
三场的时间分别是晚上的七点、七点一刻、七点半，就是说七点在一个剧场演，七点一刻在另一个剧场演，七点半在第三个剧场演。三场演出间隔都只有一刻钟，这本来是办不到的，但已经没有纠正的可能了，因为所有的演出票在我们到来之前已被抢购一空。于是我们开始跑场。实际上等于三个剧场同时开演却是一套人马。
我们紧张得不得了。每次在台上演出，后台都没有接我们的节目。
记得那次是我和张连文联合演出电影片断。我们俩在台上表演，后台空无一人。演员们全在别的两个剧场，我们只能顶住直到下一个演员的到来。
张连文看着后台口，我看着他的眼睛。只要他稍微点一下头，那就是后面节目的演员已经到达，我们就可以下场了，再赶去新的剧院。
我们在台上站了好久，事先准备好的节目早就演完了，无奈只有在台上编台词。台词也编完了，张连文还是没有冲我点头，我们只好给观众胡诌，讲日本电影《生死恋》的故事。
我们心里十分难受觉得对不起观众，同时大汗淋漓地企盼着救援。这件事以后十几年每当做恶梦时常做到，可见当时情况是多么紧急。
终于张连文点了一下头，忍不住回头一看，几位演员和乐队正冲进后台口，头发凌乱，领带歪在一边，气喘吁吁。我们赶紧谢幕走下场，刚一进侧幕就被人拖着拽着押上汽车，警车开道，红灯闪闪，冲向下一个演出地点。
这件事告一段落后张连文对我说：“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实在太对不起观众。做人得凭良心。”我十分赞同他的说法。
这个故事给了我十分深刻的教训。直到现在我写这本书时那些观众企盼的眼睛仍然在我的眼前。
每当想起这些眼睛我就更努力地演出，我恨不得重新去那个城市，重新为那些观众再演出一次。
自那以后，每次以我自己带头演出的“穴”我总是出场两次，每次出场均不少于二十分钟。这些节目成了我后来在美国洛杉矶和旧金山开个人演唱会的精华。
就连那次创了中国最高记录的“走穴”，我们每天至少六场、七场，甚至八场，一共演了四十七天，我也坚持每场出场两次，等于一个演员每天演十二场、十四场、十六场，连续演了那么长时间！
走马灯似地演出，演员们不可避免地疲惫不堪。我不许演员们在台上表现出困乏。尤其是乐队，处在舞台上的黑暗之中，时常忍不住悄悄打一个阿欠。
只要被我看见就罚十元钱，并且威胁他们说如果太累了就少演一场或是撤回北京，这是大家最怕的处罚。
演出一场紧接一场，演员们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无论是谁因为上厕所或是因为抽烟或是因为接电话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误了场，哪怕是晚上场一秒钟（在舞台上一秒钟显得比平时要长得多），我都要罚钱，罚来钱后去买瓜子、买水果慰劳大家。尽管又劳累，又艰苦，又被罚钱，大家仍然充满了愉快。
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我们干脆实行一个制度：在后台搭了好几张床，早、中、晚饭都送到后台，谁下台谁先吃，吃完了可以在床上休息，保存体力。演员们轮流值班，下场后叫醒隔一个节目上场的演员，依次类推。
这个制度实行起来十分有效，大家都得到了休息并且还误不了场。只是有一次我们差点出了大错：当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场演完我们收拾完东西正准备离开，突然在门口碰到许多观众进来，原来我们演昏了记错了场次，以为已经演完了，结果还有一场没有开演！大家赶紧偃旗息鼓，不敢出声地打道回后台，继续我们未完成的演出。
吸取了这次教训我们再不敢大意，每天将要演的场次倒着按顺序写好贴在墙上，演完一场撕掉一场，直到撕完为止，从此再没有错过。
回想起来，这种“走穴”在初期很像是解放前戏班子的“跑码头”。
我们“走穴”除了辛苦、劳累以外，时常被“穴头”或是当地的组织者坑骗。
几乎每个演员都有过这样的教训。
我们经常被通知去一个地方，稀里糊涂地演了好多场，在回北京的火车上“穴头”才给我们一个信封，里面只有二十元钱。
还有的演员自己买火车票飞机票去“穴头”通知的演出场地，结果由于出票情况不好取消演出，“穴头”逃之夭夭，演员们只有自己再掏钱买票回北京。
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和陈烨以及《垂帘听政》的三位演员一起到一个单位演出，去之前说好除了我以外每个演员每场八十元。演出时人山人海，黑市票价直线上升，连续演了好几场。我们要赶回北京，“穴头”照例给我一个信封，让我发给大家。由于是当众给我，也不敢拆开看，我们只好都上了车。等车开动后把信封打开，差点没有气晕过去：信封里除了一封厚厚的感谢信外只有十元钱！连我们在车上的饭费都不够。
在那个年代许多“穴头”是很黑的。他们掌握了演员们大部分是悄悄来“走穴”，没有通过单位领导同意的心理，欺侮演员，敲诈他们的血汗钱。
许多演员担惊受怕，吃苦受累，到最后领钱时还得低三下四，看“穴头”的脸色，受“穴头”的侮辱。如果走漏了风声，回单位去写检查上交演出费还要罚款，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所以，演员们挣的钱可以说完全是辛苦钱、血汗钱。他们又没有去偷、去抢，只是卖票演出。有观众要看，他们就演，买票是观众自发的，是市场需求。
“走穴”太有劲干脆当“穴头”2
我们出去一天演八场也是因为有那么多观众要看，说明我们受观众的欢迎。假设我们骗他们、坑他们，那么最多凭知名度能演上一二场，后面的观众就会喊退票了！
演员实在是很可怜的。前边有“穴头”坑，后头有单位逼，好不容易挣了几十元，检讨书就写了一摞。
“穴头”往往是不演出的，他们只是联络，然后每场拿钱，经常拿得比我们最有名的演员还要多。
比方说，在每个演员两元钱一场的时候，“穴头”就可以拿到每场两百元，但演员们只要碰到某一个“穴头”说话算话最后拿得到钱不至于白跑一趟，这个“穴头”就算是好“穴头”了。
每当我们大汗淋漓，嗓音嘶哑，筋疲力尽地从台上下来，看到“穴头”坐在电扇前面风凉，喝着饮料的时候，心里就涌起了对“穴头”剥削我们劳动的愤恨。
我自己当“穴头”为演员谋福利的想法也就油然而生。
真正好的演出组织者、领导者应该产生于演员阶层。于是，我们自己开始培养，并且我自己也尝试着学习当“穴头”。
在当“穴头”期间，我经济公开，从来不误演员的钱，并且自己身先士卒，登台的时间比所有演员都多，以此严格要求大家，真正在实践中训练出来了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响当当的”基本“走穴”队伍。
我的“穴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跟着大猫，钞票摞得高；跟着老佛爷，天天在过节；跟着大锛头，吃得嘴流油。”
在山西某地，第一次我们演员自己当“穴头”就被骗了。由于票价低，我们与剧场三七分成。就是说，演出收入剧场得百分之三十，我们得百分之七十。
演出时我们每次查票场场爆满。大伙儿都憋足了劲要在山西打个“开门红”。
那一次的伙食是我所见过和吃过的全世界最差的饭食：每天的菜里几乎一半都是苍蝇！
因为当地苍蝇实在太多，在炒菜时围着锅成群结队嗡嗡乱飞，当水一开油一滚再一揭锅盖一股热气冲上来，那些苍蝇一个个“英勇就义”被烫昏栽进了锅里。于是我们的菜就成了“苍蝇炒辣椒”或是“苍蝇烧茄子”。
尽管吃得不好睡得不足，我们仍然干劲冲天地一共演了十六场。到最后结帐时，剧场经理竟告诉我们票没有卖出去，没有钱给我们！并且算盘珠子打得山响：说我们吃了多少钱，住了多少钱，还拿出整整的几大本演出票（当然他可以印）来证明每天票都卖不出去，还回答我们说我们看见的满满的观众是他放进来的。他话还未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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