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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风云[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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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极端缺乏技术，事实上地域上的排外情绪远较文化上对西方思想、技术以及对西方力量的敌视更为严重。哈丁在他的回忆录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占优势的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对政治权威的抵制，以及对所有外部世界不论是基督教徒或逊尼派穆斯林的猛烈的对抗。“什叶派穆斯林对最初的四位哈里发（政教合一的领袖）的仇恨依旧那么强烈，以至于这一派的一些狂热分子常常以玷污这些篡位者特别是奥马尔的坟墓来使自己早日进入天堂，奥马尔是他们在麦加憎恨的主要对象。这种情绪只有用虔诚的虚伪才能予以遏制……这种教义认可优秀的穆斯林为了真正虔诚的目的而表现出的虚伪甚至撒谎为合法。”然后，他为对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争斗，对什叶派忠于波斯政治制度的影响给予了太多的注意感到歉意：“我接触这个问题也许是过分详尽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今后将继续如此——是波斯的政治和思想的重要部分。”事实上情况一直是这样的。
摆在面前的任务是令人气馁的。每一件设备都必须运到波斯湾的巴士拉，再换船溯底格里斯河上行三百英里到巴格达，然后再由人背骡驮翻山越岭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才能到达钻探现场。一旦设备运到，雷诺兹和他率领的包括波兰人、加拿大人和巴库来的阿泽里人等组成的一伙就千方百计地把机械拼装起来使它运转。在阿泽里人眼中，甚至原始的独轮小车都是惊人的重大发明。
达尔西在伦敦担心进展太慢，于1902年4 月打电报给雷诺兹说，“严重耽误，请加快速度。”但是拖延已经习以为常；真正开工钻探已经是半年以后的1902年岁末了。设备不断地发生故障，虫多成灾，食品和零部件的供应也是经常发生的问题，整个工作条件是灾难性的。工人们居住的地方“地狱般的热度”高达华氏120 “。
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工作营地还必须设立单独的“伊斯兰教的厨房”来招待经常光顾的当地名人，雷诺兹说，这些人似乎“非常热衷于接受一份我们赠送的实质性的礼物，特别是我们公司的股票”。更加重要的是，雷诺兹还得充当第一流的外交家来调处部落之间的世仇龌龊和公开交战。钻井工地上的工人还必须经常警惕来自什叶派教徒的威胁。“北方的毛拉为当地人民竭力反对外国人而高兴，”雷诺兹的助手向达尔西发出警报说，“现在国王和毛拉之间为控制公共事务而发生了真正的战争。”
“每一只钱袋都是有限的”
即使是在这样难于立足的环境中，工作还是有所进展，1903年10月，也就是开始钻井的十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出油了。但是达尔西也很快地发现他现在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之中，所付的代价也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每走一步都要为钱而挣扎。“每一只钱袋都是有限的，”他在1903年时写道，“我的钱袋也见底了。”由于支出不断地增加，他意识到靠他一个人已经难以为继，他要向别人求助，否则石油开采权将得而复失。
达尔西向英国海军部申请贷款。这个想法不是他自己的，是受到一个名叫雷德伍德爵士的启发才萌发了这个念头。雷德伍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石油政策的谋士”，在本世纪头二十年中对国际石油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衣冠楚楚，一尘不染，衣服钮孔上别着一朵兰花，经常被人误认为当时的一位著名演员，对这样的误认他也沾沾自喜。雷德伍德在石油领域的造诣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受过专业教育的化学家，他发明的蒸馏法申请了专利，后来被证明很有价值；他出版的《石油论外书经过几次修订，是以后二十年中的标准著作。在世纪交替之际他就已经是英国第一流的石油专家；他的咨询公司成了几乎所有英国的石油公司包括达尔西的投资项目的顾问。雷德伍德也是英国政府在野的主要石油顾问。他认为英国皇家海军舰只用油作燃料比用煤更加有利；同时他对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公司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希望英国人的石油公司利用英国人控制的石油来源来发展石油储备。
雷德伍德是英国海军部燃料油委员会的成员。要说他了解达尔西的开采石油方面的情况及困难是不够的，因为达尔西每走一步都要请他顾问，也肯定是他使燃油委员会知道了达尔西的困境，从而使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鼓励达尔西提出贷款申请。在他的申请书中，达尔西陈述了他面临的财政压力；他迄今在钻探方面已经用掉了十六万英镑，至少还要花费十二万英镑。达尔西获悉他的贷款申请将会被批准，但有人建议他应该同海军部签订一份燃油合约作为回报。海军部和外交部都支持这项建议。但是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拒绝了，因为他认为下院不会同意这样的贷款。
达尔西绝望了。“我已经无法使银行再保持缄默了，必须另谋出路，”当他的贷款申请遭到拒绝时他写道。到1903年年底时他已经在劳埃德银行透支了十七万七千英镑，被迫把他的澳大利亚金矿的部分股票作抵押。但是在1904年1 月中，贾苏赫的第二口井出油了。“波斯来的惊人消息，”兴高采烈的达尔西宣布说，接着他又十分真挚地补充说——“对我是最大的解救。”可是发现石油也好没有发现也好，这个项目还要投入几万也许是几十万英镑，而达尔西已经再也没有这么多的经济来源了。
为了寻找新的投资人，达尔西向约瑟夫。莱昂公司申请贷款——空手而归。他又同标准石油公司接洽，浪费了几个月时间毫无收获。他又到县纳拜访阿方斯。罗思柴尔德男爵，但是罗思柴尔德的答复是他们已经在亚细亚石油公司中同壳牌公司及皇家荷兰公司建立了新的太多的业务关系。后来事情进一步恶化，贾苏赫的油井枯竭了，雷德伍德给达尔西带来坏消息，说那些油井已经不可能再生产石油，必须关闭——全部勘探工作要转移到波斯的西南部去。到了1904年的4 月，达尔西在银行的透支进一步增加，劳埃德银行要求达尔西把整个开采权作抵押。从开始到现在不满三年，波斯的这项冒险投资项目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爱国者辛迪加”
达尔西可能会被迫把他的石油开采权卖给外国企业甚或丧失全部开采权的消息，使英国政府中一些人士感到吃惊。使这些人担心的是这件事关系到重大的战略和政治以及英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外交部方面关心的主要是俄国的扩张主义和印度的安全。1903年5 月，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在上议院发表历史性的声明时大声疾呼：英国政府“把任何大国在波斯湾建立海军基地或军港都将视为对英国利益的严重威胁，我们将竭尽全力予以坚决的抵制”。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高兴地说这项声明是“我们在中东的门罗主义”。对于海军部来说这个问题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可能为英国舰队获得一个燃油的稳定来源。作为皇家海军核心的战舰一直是规定以煤作燃料的，石油只是用作小型船只的燃料。即使是少量采用燃油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惧，他们担心世界上是不是会有足够数量的石油来作为英国武装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许多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即使海军部内赞成使用石油的人目前也认为石油只能作为次要的燃料，除非找到大量的稳定的石油供应。波斯可能是石油的来源，所以他们认为达尔西的冒险投资项目应该受到支持。
外交部认为财政部拒绝达尔西的贷款申请是目光严重短浅，兰斯多恩勋爵立即表示关切说“现在存在全部石油开采权落入俄国控制之下的危险”。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哈丁也附和着警告说，俄国人很有可能得到石油租借地的控制权，从而运用这种控制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其后果是可怕的。他争辩说，英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对石油开采租让地的大部分控制权。
使英国人担忧的不仅仅是俄国人。达尔西去戛纳造访罗思柴尔德家族就产生了石油开采权可能落入法国控制之下的威胁，这件事刺激了英国海军部迫使他们赶快行动起来。燃油委员会的主席匆匆地写信给达尔西，要求他在同任何外国公司打交道以前让英国海军部有时间安排一家英国的辛迪加来接手石油开采权的事。于是英国海军部立即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它邀请一位八十四岁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斯特拉思科纳勋爵出面充当“爱国者辛迪加”的首脑。斯特拉思科纳勋爵是公认的绝对热爱英帝国的人士，当他确信这件生意是为了皇家海军的利益而且他自己只需拿出不超过五万英镑的钱来投资时，他同意了海军部的邀请，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他同意出面带头不是为了可能有商业利益，“纯粹是从帝国的观点出发”。
现在海军部有了一个出头露面的人物，可是跟谁合伙呢？答案是一个叫作伯马石油公司的企业。这家公司是远东的苏格兰商号于1886年联合起来创办的，总公司设在格拉斯哥。它在仰光设立了一家炼油厂，收购缅甸农民用原始方法采集的原油，提炼之后运到印度市场上去销售。1904年时这家公司同英国海军部签订过一个供应燃油的试验性的协议，因为缅甸在1885年同印度合并，被认为是可靠的石油供应来源。但是伯马石油公司的苏格兰董事们顾虑缅甸的石油数量有限，如果波斯的油田开发成功，就会有大量的廉价煤油涌入印度市场。所以他们愿意考虑海军部主动提出的建议。
石油顾问雷德伍德充当了中间人。他既是伯马石油公司也是达尔西的顾问，他告诉伯马公司的董事们说，波斯将会被证明是富藏石油的，两家公司的结合将会发生很大作用。同时海军部坚持，波斯的石油开采权“特别是从将来为海军提供石油的观点出发，必须保留在英国的手中”。但是小心谨慎的苏格兰商人从他们的利益出发既不夸口也不敷衍，也不仓促行事。他们考虑的问题非常实际——也很重要，那就是波斯愿意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吗？外交部在海军部的怂恿下向苏格兰商人作了保证。等得不耐烦的达尔西为了想尽快地开始谈判，邀请了伯马石油公司的副董事长到艾普索姆赛马场终点附近他的私人包厢内观看盛大的赛马比赛。副董事长的肠胃消受不了丰盛的美酒佳肴，病了几个星期，从那以后那位副董事长再也不接受达尔西向他发出的观看赛马的邀请了。
英国海军部在这一段时期内增加了要伯马公司解救达尔西的压力，正好这时候伯马石油公司在与海军部就燃油的合同以及要求海军部帮助保护它的印度市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谈判，伯马公司显然有求于海军部，最后在1905年，也就是伊朗国王在德黑兰签署石油开采协定的差不多四年之后，达尔西和伯马石油公司的说合终于圆满地在伦敦完成了。根据他们的协定，成立了所谓的特许权辛迪加；达尔西的企业变成了这个辛迪加的子公司，达尔西本人则担任新企业的一名董事。实际上伯马石油公司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投资人，它不但提供新的资本，也提供经营管理部门和技术，从此结束了先前在波斯开采石油的凄凉历史和达尔西的厄运，除此他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重要的是他的这项冒险投资总算被挽救了，至少钻探工作现在可以继续下去，他仍有希望在这笔交易中捞回他的投资。从中说合的媒人也感到满意。正如伯马石油公司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达尔西的需要“和外交部、海军部的需要恰好吻合，外交部惦念的是通往印度的通道，海军部则需要燃油的可靠来源”。从今以后利益和政治就在波斯结合在一起难解难分了。
前往拜火教的圣殿：马斯吉德苏莱曼特许权辛迪加建立之后，钻探工作就迁往波斯西南部。在乔治。雷诺兹的指挥下，贾苏赫的油井都堵塞了，营地也关闭了，钻井设备——重达四十吨——都拆散运回巴格达，再由水路沿底格里斯河下行至巴士拉，再换船运到伊朗的穆罕默拉港。通过内河航运、四轮马车、骡子驮载（多达九百头），设备终于运到新的工地，那个地方从前也显露过有油矿的迹象。第一口油井在一个叫沙尔丁的地方开钻。
在另外一个被称为“石油平原”的梅丹纳夫通的地方也可能有石油蕴藏，具体地点是一个叫马斯吉德苏莱曼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以它附近的一座拜火教圣殿而得名的。雷诺兹以前曾经辗转绕道到过那个道路不通的地方。那是在1903年11月末，当时他逗留在科威特设法回英国，为了达尔西在波斯的投资项目及其资金问题搞得垂头丧气，准备撒手不干了。在科威特时他偶然碰见一位英国官员路易斯。德恩，这个人是随同寇松勋爵旅行到波斯湾来的，寇松当时正在欧洲大陆旅行，宣传兰斯多恩的宣言和英国在波斯湾的利益。德恩自己也正在编纂一本波斯湾及其附近地区的地名词典，在古今的游记中他偶尔发现了几处有关梅丹纳夫通的资料。这些记载使他想起了巴库。
在德恩强烈的怂恿下——“放弃对国家有重大好处的事是非常可惜的”——同时也得到寇松勋爵的支持，雷诺兹便打起行装动身去梅丹纳夫通。1904年2 月他到了那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岩石都浸透了石油。现在，两年之后的1906年，他又回到马斯吉德苏莱曼，发现了更多的石油迹象。当雷德伍德看到雷诺兹的报告时欣喜若狂。他宣布说，雷诺兹的报告含有迄今为止最重要最有希望的情报。
在马斯吉德苏莱曼打井遇到了极大困难和艰苦——一点也不“逍遥自在”，雷诺兹嘲弄地向在格拉斯哥市的伯马石油公司的经理们报告说。工人们由于喝了有污染的水都害病而延误了工作，雷诺兹说，“说它是含有粪便的水更恰当些。”他又补充说，“吃的东西难以下咽，如果要想保持健康，一副牙齿不管是正常的真牙还是假牙是必不可少的。”这句话后来被一位军官证实了。这位英国军官被派到钻探工地工作，得了牙痛病，他必须忍受好多天的折磨——痛苦一时无法缓解，因为最近的牙医生在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卡拉奇。至于说到性的问题，工人们倒可以在比较近的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的巴士拉得到缓解，人们把这种事委婉地称之为去看“牙医生”。
乔治。雷诺兹一个人所有的事都要管。他在1901年9 月初次来波斯的时候就已经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他要在困难接连不断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下管理一个不寻常的棘手的企业。他既是工程师、地质学家、经理、公司代表、外交家，又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此外，当那些草率装配起来的机械设备的零部件损坏或散失的时候，他要想办法补救。他沉默寡言，吃苦耐劳，坚强不屈。正是由于他的决心和顽强的责任感才使这个因为各种原因——从疾病、部落的敲诈、机器故障、灼人的炎热和无情的风暴到无限的失望——而发发可危的开发项目得以进行。工地的英国卫队的威尔逊中尉说雷诺兹“在谈判中很严肃，做起事来很敏捷，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寻找石油的事业中”。威尔逊说，总而言之雷诺兹是一个“坚硬得像英国橡树”的人。
雷诺兹也可说是一个严厉的工头。他要他手下的人行为举止要像“有理智的人”而不是“醉鬼”，并且让他们确实知道波斯的妇女是绝对不能接近的。但是最使他受不了的倒不是荒凉的沙漠，甚至也不是当地的部落民，而是新的投资人伯马石油公司，他常常担心他会因为这家公司而丧失工作的决心。格拉斯哥的经理们似乎不可能了解雷诺兹工作现场的艰巨情况，一个劲地对他进行事后的批评，对他的决定提出疑问和指责。雷诺兹则在寄回格拉斯哥的每周报告中报以不礼貌的无情嘲讽。“你真逗人，”他在1907年写信给总公司负责和他联系的人说，“承蒙你指导我怎样紧紧地盯住自大狂妄的、倔强的祆教徒和酗酒的钻井工。”双方彼此都有反感。“打字机都无法打出我所要说的关于这个人的话，”这位格拉斯哥的经理有一次这么说。接着发生了骚乱。市场关闭；举行了大罢工；估计有一万四千左右的市民拥到英国公使馆避难，其中大部分是从市场中逃出来的。结果是国王的政府倒台，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成立了议会，第一项议程就是组织对石油开采权问题的调查。但是事实证明新的政体是不稳定的，出了首都就没有权威了。
更为麻烦的问题是地方上的统治者。新的钻探工地设在巴克迪阿里部落的冬天牧场上，巴克迪阿里是波斯最有权势的部落联盟，德黑兰在这里很少有发言权。这个部落的游牧民住在羊毛毡的帐篷里，赶着山羊、绵羊群到处放牧。1905年雷诺兹和一些巴克迪阿里人商定，用一笔很高的费用和一份将来的石油利润作交换，由部落对钻探工地提供“保护”。可是要防备的主要对象却是部落自己，由于部落家族内部长期不和，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紧张，加之巴克迪阿里人长期养成的敲诈恶习，商定的安排无济于事。雷诺兹把一个巴克迪阿里部落领袖形容为一个“像一只会唱歌的夜莺下的蛋，一肚子阴谋诡计的人”。经常听到这种消息的达尔西只会无奈地抱怨说，“当然，小费是一切事情的基础。”
来自当地部落的骚扰和威胁日益频繁，钻探工程的安全问题值得忧虑。达尔西要求外交部给予保护，结果派来了一支警卫力量。外交部自豪地说，之所以能够派部队来是因为“英王陛下政府重视维护英国在波斯西南部的企业”。但是这支警卫力量的作用不大——总共只有两名军官和二十名印度骑兵。与此同时，由于1907年英俄协定的订立，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趋于缓和；两国根据协定把分歧暂时搁置一旁并同意在波斯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双方都有各自的原因。俄国是由于日俄战争的惨败和1905年的革命动乱而虚弱不堪，圣彼得堡想同英国协调一致。在英国方面来说，除了长期来担心俄国对印度的“自发渗透”以外，现在又开始忧虑德国对中东的渗入。按照1907年的英俄协定，波斯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东南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中部为中立区。可是新的钻探工地恰恰是在中立地带。两个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迅即产生了影响，正如新上任的英国驻德黑兰公使所说的，它使“原先就存在的反对外国的情绪”获得了“新的刺激”。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是导致英、俄、法三国协约的步骤之一，七年之后，这三个国家与德国、奥匈帝国及土耳其发生战争。
同时间赛跑马斯吉德苏莱曼的钻探将是“最后一次掷骰子”。摆在雷诺兹及其同事们面前的最大的难题是后勤问题。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没有道路，必须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在荒漠中开出一条路来。一场暴雨就会把半年的劳动毁于一旦。最后，道路总算开辟出来了，机器设备也运到这最后一处工地，并在1908年1 月开始钻探。
但是特许权辛迪加所有的时间不多。伯马石油公司对钻探工作进展缓慢及大量金钱的流失极为不满。副董事长说“整个工程”可能“一事无成”。因此伯马公司与达尔西之间的分歧日渐加深，达尔西因为对投资项目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对伯马公司的警告也很不耐烦。1908年4 月，伯马公司董事会毫不含糊地告诉达尔西说，经费已经告尽，除非他能筹措到需要补加的资金的一半，否则工程就将停止。
“我无法搞到两万英镑，”达尔西伤心地抱怨说，“我也不知该怎么办。”但是他很精明，他断定说伯马公司太急于脱身。于是伯马公司的董事们把截止期定于4 月30日；达尔西对此根本不予理会，让日子一天天拖下去。他是在玩弄拖延的手法——给在波斯的雷诺兹有更多的时间。伯马石油公司与达尔西之间的关系落入新的低潮。
伯马石油公司在没有得到达尔西的答复的情况下自行其是。它在1908年5 月14日从格拉斯哥给雷诺兹寄去一封信，告诉他说钻探石油的计划已经或行将结束，要他准备收场。信中指示雷诺兹，马斯吉德苏莱曼的两口井钻到一千六百英尺深度为止。如果在这个深度还打不出油，就“放弃钻探工作，关闭工地，把可能搬走的设备都运回到穆罕默拉”，再从那里装船运往缅甸。至此，特许权辛迪加的末日似乎非常接近了。前几年闪烁在达尔西心中的“无可估量的财富”的美梦似乎也将幻灭。就在伯马公司给雷诺兹寄信的同时，有一封电报先发给了雷诺兹，预先提醒他有一份重要的指示已经付邮寄出。但是那个地方的邮政竟然是这个样子，那封信走了几个星期之后还没有到达波斯。但是邮递的耽搁正是任性的雷诺兹所迫切需要的。
正当那封信还在寄往波斯途中的时候，钻井工地开始洋溢出兴奋的情绪。一口油井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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