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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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蒂格尔在三十九岁时成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一个新型的企业领导人，不是公司的大股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他的上任反映了美国企业和公司性质的变化。他后来完全改组了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然而他也代表了公司的连续性，因为他毕竟是洛克菲勒最初合伙人的外孙，他相信别人对这种连续性是一清二楚的。当上总经理后，他把洛克菲勒用过的第44号拉盖办公桌放在办公室内，并着手使这家垂死的公司恢复生气。他亲自了解过去标准石油公司受到社会攻击时所采取的过分保密措施引起的消极后果并作出很多努力来改善公共关系。他创办了一本新的内部杂志《灯》，自己担任编辑。他对报纸实行“门户开放”，对记者有求必应，友好热情，直言不讳。虽然他的言论还是谨慎和节制的，但他的作风同公司以前的领导毕竟大不相同。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原油的来源不足。他主张公司应该生产原油，但一直遭到公司内部传统势力的反对，说是从事原油生产太冒风险。一位资深董事评论说，“我们不到全世界去钻干涸的洞穴。我们是买卖石油的公司。”现在，蒂格尔担心石油不足将成为战后世界的慢性病。标准石油公司因为其原油产量只等于其炼油产量的16％将处于不利地位。他的老对手德特丁正在推行全球战略，使他的石油来源遍及全世界。蒂格尔也知道英国政府在努力促成壳牌公司和英波公司的合并。他充分意识到全球性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对此却缺乏准备。为应付挑战，蒂格尔制服了他的反对者，推动公司从国内获得原油，并到国外去开采石油。1920年，在庆祝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他率直地宣布他的战略：“当前标准石油公司的政策是参与每个产油地区，不管这个地区位于哪个国家。”世界上哪里有石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就打算到哪里去。　　　
　　　　这就是1922年夏天蒂格尔在伦敦会见土耳其石油公司合伙人的原因。讨论没有成果，一个月后蒂格尔回家，谈判靠通信继续进行。到互922　年12月，感到灰心的美国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撤离。要想在这样挤满了人的台面上划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盘不是一桩容易的事，现在这个英国的委任统治地称为伊拉克了。　　　
　　　　谈判中争论的问题有如何分配伊拉克石油，以及对被早先的协定排除在外是否保持克制态度，不到原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方去开采石油，如通过土耳其石油公司则不在此列。再就是棘手的财政收入问题，蒂格尔和英波公司的格林韦主张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按成本售给参与开发的股东，这样他们就可以只付给石油产地使用费而避免在利润的定义上与伊拉克发生争执。美国公司也可以免付额外的英国税款。但这一建议并不使伊拉克满意，它想要直接的收益。古本金也不满意，他最感兴趣的是以现金形式得到他的红利，而不是石油。　　　
　　　　问题更为棘手的是土耳其这个新的、缩小很多的单一民族国家向伊拉克挑起了边界争端，试图暗中破坏土耳其石油公司的法律基础，所有这一切都突出反映了要在世界这一地区经营的石油公司需要冒的风险。为减弱这些风险，英国政府利用国际联盟给予的委任统治权，对伊拉克施加压力要它给予新的石油开采特许权，但没有立即得到结果。因为英国政府同最近在伊拉克建立的政权的关系很不稳定。双方甚至对“委任统治”这个词的含义意见也不一致。　　　
　　　　伊拉克的费萨尔战争期间，伦敦曾鼓励麦加的行政长官侯赛因领导阿拉伯人起来反对土耳其。1916年在少数英国人的帮助下他照办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英国人就是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作为交换，侯赛因和他的几个儿子被安置为土耳其帝国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地区的统治者。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最能干，战争期间就受到劳伦斯的赏识，说他是“一位确实的好人”，是指挥战地起义的理想人物。战后，费萨尔在凡尔赛和会上崭露头角，甚至引起冷冰冰的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的想象力，他写道，费萨尔的“声音似乎发散着乳香的芬芳，使人联想起色彩华丽的土耳其长沙发、绿色的包头巾以及闪闪发亮的黄金和宝石”。　　　
　　　　英国人把费萨尔扶上新建立的叙利亚的王位，这是从瓦解的土耳其帝国分出来的独立国家之一。但是，几个月后，根据战后的谅解叙利亚的控制权转移到法国手中，费萨尔立即被废黜，从大马士革被撑了出来。他在巴勒斯坦火车站接受了英国人的形式上的欢迎之后，就坐在他的行李上等待前来同他联系的人。　　　
　　　　但是他的国王生涯并未结束。英国人需要为一个新的伊拉克物色一位君主，这个国家是由土耳其帝国从前的三个省组成的。为了石油和保卫波斯湾以及维护从英国到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的英帝国的空中通道，英国人需要这个地区政治稳定，但又不想直接统治这个地区，因为代价太大。当时的殖民大臣丘吉尔宁愿要一个由立宪君主统治的阿拉伯政府，它可以得到由国际联盟赋予委任统治权的英国的“支持”，这样英国需要付的代价就低廉得多。所以丘吉尔选中失业的费萨尔为候选人，把他从流亡中召回，于1921年8　月扶他登上了伊拉克国王的宝座。原先预定为伊拉克国王的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拉被安置为由英国人命名的约旦酋长国的国王，这个国家实际上只是一块空地而已。　　　
　　　　费萨尔的任务是艰巨的；他继承的不是一个径渭分明的国家，而不过是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犹太人、库尔德人和亚齐德派等各种集团的混合体。全国只有很少的几个重要城市，大部分农村都在当地酋长管理之下，没有共同的政治或文化历史，只有正在增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占少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掌握政权，而什叶派阿拉伯人人数最多。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巴格达的居民中犹太人是最大的集团，其次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这种宗教和种族的镶嵌结构，英国谋求输入立宪政体和责任议会制。费萨尔依靠英国人支持他的新王国，但是如果他过于听命伦敦，他的地位就会受到严重损害。英国政府不仅要应付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还得应付那些石油企业家，他们正在吵吵嚷嚷地要求明确在伊拉克开采石油的地位。英国是一切都为了石油，希望未来的石油财政收入有助于伊拉克政府取得资金，进一步减少它自己的财政负担。　　　
　　　　如果政府不给新的、比较健全的特许权，伊拉克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就不可能开始。例如，华盛顿始终拒绝承认1914年给予土耳其石油公司特许权的合法性。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艾伦。杜勒斯密切地监视着旷日持久的谈判。1924年，他告诉蒂格尔说，美国政府认为土耳其石油公司的特许权是“无效”的。他在另一场合又说，“我们得到的情报足以把土耳其石油公司驳得体无完肤。”然而伊拉克内阁担心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内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用暗杀的方式来表现的——很不愿意对与外国人修订石油开采权一事承担责任。因此，土耳其石油公司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谈判是缓慢、困难并且常是痛苦的。但终于在1925年3　月14日签订了新的特许权协定。造成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的错觉，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但古本金后来指出，这不过是“障眼术”而已。　　　
　　　　设计师除了古本金和他的5　％的股权是一块绊脚石还没有解决以外，其他的事情包括同土耳其的边界在内似乎都解决了。整个谈判过程中古本金仍是一位古怪、孤独的人物，他竭力避免开会，但仔细研究备忘录的每个词句，然后通过一连串的电报来答复。孤立也标明他的人际关系，他有一次说，“石油友谊是很不可靠的，”这句话证明了他以前同德特丁的密切的业务关系，这种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破裂了。古本金后来解释说，“我们十分和谐地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是如同在石油业务中很常见的那样，猜忌和分歧使我们分手了。”别人说他们的不和是为了争夺一位名叫莉迪亚。巴甫洛娃的白俄妇女的爱情，她从前是一位沙皇将军的妻子。这两个人对于那位夫人一度是志同道合的，就像在石油交易中合作一样。有一次，德特丁感情冲动地为巴甫洛娃买了绿宝石，欠下卡蒂尔珠宝店三十万美元无法偿付，古本金为他安排了一笔贷款付账，让他下一次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拿到钱时归还。不料后来巴甫洛娃成了德特丁的第二位夫人，结果导致两人之间发生恶感。德特丁和古本金还对来自一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利润发生极不愉快的争执，那笔利润是古本金带给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利己主义也是他们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个因素。至少这是古本金的儿子努巴尔。古本金的看法，他是他父亲和德特丁的私人助理，直到这两人愤怒地分手才结束了他在两人中的特殊地位。他解释说，德特丁对古本金的“吹毛求疵的干预”不满，而古本金却不能忍受“德特丁的架子十足的高傲”。　　　
　　　　不管有无德特丁，古本金继续卷入多方面的业务活动，包括销售苏联的鱼子酱。他让他的妻子同他的宝贝艺术品——他称呼他的艺术品“孩子们”——住在巴黎的家中，他本人则轮流住在巴黎的丽茨大饭店，伦敦的丽茨或卡尔顿大饭店的套间里，由一连串情妇侍候着，根据所谓“医生指点”，其中一个必须是十八岁或更年轻的以使他的性能力回复青春。一天中间他露面一两次，在布洛涅树林或海德公园散步，豪华轿车跟在他后面。其余时间专心处理他的遍及全球的业务，通过电话和电报与外界保持联系。　　　
　　　　美国联营企业中的公司，尤其是标准石油公司仍在世界各地开拓石油来源。在他们的计划中伊拉克是一个大目标。但古本金对此横加阻拦，丝毫也不肯松动。对于他来说最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拥有5　％的股权，而股票的红利则是要用现金支付的，这一点恰恰是美国人所反对的。古本金同德特丁分手后更加固执，使德特丁、蒂格尔以及其他人更加难以忍受。有一次迫使蒂格尔说古本金是“难处的处境中最难处的人”。古本金则说“美国人为首的石油集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抹煞”他的权利。但他对他的地位是绝对自信的。这位亚美尼亚人要的只是钱而不是原油。他问一位新闻记者，“如果你在一家石油公司有小额股权，有人建议用几加仑石油支付你的股息，你满意吗？”　　　
　　　　蒂格尔终于决定他得亲自会晤古本金。这次会见以共进午餐的方式在伦敦的卡尔顿饭店进行。上了几道菜以后蒂格尔谈到正题。他采取了他认为富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讨论古本金要求的开采权使用费的问题，“当然，古本金先生，你是一位精明的石油商人，不会不了解这笔资产不应接受那样的费率。”　　　
　　　　古本金的脸红了，他狂怒地猛击桌子大声说，“年轻人！年轻人！你永远不要叫我石油商人！我不是石油商，我要你清楚地了解这点！”　　　
　　　　蒂格尔吃了一惊，接着说，“好啦，古本金先生，如果我冒犯了你，我道歉。如果你不是石油商人，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你肥你归入哪一类。”　　　
　　　　这位亚美尼亚人激动地回答说，“我告诉你我把我自己归入哪一类。我是企业设计师。我设计过许多公司。是我设计了这家土耳其石油公司，为德特丁、为法国人，也为你留出了位子。”他怒不可遏地接着说，“现在，你们这三个人倒想把我撵出去了。”　　　
　　　　面向红线同时，伊拉克是否藏有大量的石油还有待测定。只是在1925年才有一个联合地质考察队——代表英波公司、皇家荷兰公司和美国各公司——来到伊拉克。即使同古本金继续处于僵持状态，地质学家们的情绪随着勘探的进行越来越高涨。一个美国人给纽约写回的报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石油前景的希望比那里更大。　　　
　　　　古本金仍然拒绝让步。他到底为的什么呢？自从他为苏丹写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及其石油的最初报告以来，已经差不多三十五年了。从他促成土耳其石油公司以来也几乎十五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使摇摇欲坠的方案得以进行，他掏自己的口袋支付一切开支。他已经耐心地等了这么久，再推迟一点有什么要紧呢？他已经非常富有了。这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探明伊拉克富藏石油，就可以对蒂格尔和其他美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要他们迅速达成某种协议，从而加强他的地位。　　　
　　　　地质学家们川流不息地发出的信息证明古本金是对的。蒂格尔承认现在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了。1927年4　月开始钻井，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企业来经营，这件事是不能再拖了。由于蒂格尔勉强向古本金作了让步，停滞的谈判随即重新开始。协定终于在望了。　　　
　　　　石油来得并不早，直到1927年10月15日才来。钻探场所之一是库尔德地区的巴巴古古尔，在基尔库克西北约六英里。几千年来那里就有二十几个洞穴放出烧着的天然气，被认为是“燃烧着的炉子”，相传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把犹太人扔进那些洞里。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曾记述当地居民把洒了油苗的一条街道燃烧起来以取悦亚历山大大帝。1927年10月15日上午3　时，巴巴古古尔一号油井在钻到一千五百英尺时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响声在沙漠中回荡，夹带着井底沙石的石油柱有五十英尺高。附近的地方到处都弥漫着石油和有毒气体。村庄受到威胁，殃及基尔库克城。大约有七百名部落成员筑堤造坝抵挡汹涌的石油。八天半以后油井终于控制住了。加盖之前每天流出九万五千桶。　　　
　　　　主要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伊拉克有石油，而且很丰裕，几年来为它争吵不休也是值得的。现在必须马上达成协议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必须结束。1928年7　月对日，发现石油的九个月以后，也是蒂格尔第一次到伦敦要求订立协议的近六年之后，终于签署了协定。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英波公司和法国人各得23。75　％的石油，代表美国公司利益的近东开发公司也占23。75　％。古本金的5　％股权这个老大难问题也解决了，他可以立即按市价把石油售给法国人，他不要石油要现钞的愿望也就迎刃而解。　　　
　　　　剩下的问题是“自我遏制”条款，依据这一条款所有参与者同意在这个地区联合经营——仅仅是联合。古本金后来说，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拿起一支很粗的红铅笔在一幅中东的大地图上，沿着已不存在的土耳其帝国的边界划了一条线。他说，“那就是我所知道的1914年时的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我应当知道。我生于斯，生活于斯，并且服务于斯。”但这可能是古本金对已经决定的事情添加他个人的色彩。因为几个月前，英国人和法国人都用各自外交部的地图已经确定了边界。不管谁是边界的创始人，这个有深远影响的石油协定从此被称为“红线协定”。　　　
　　　　在红线内，除波斯和科威特的油田外，包括了中东的所有主要油田。在那个广阔地区内，合伙人除与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其他成员合作外，不得从事石油经营。这样，1914年外交部协定的自我遏制条款在十四年后再生为红线协定。它为未来中东石油开发定下了框架，也成了尔后几十年激烈冲突的焦点。　　　
　　　　许多年后，当有人说古本金在和土耳其石油公司作交易时击败了沃尔特。蒂格尔时，蒂格尔作了回顾。回忆那些艰苦和费时的谈判，他说道，“这是一盘糟糕的棋！早三年我们就该自己干了。”　　　
　　　　对于古本金来说，这确是一大胜利——三十七年的努力和坚忍有了结果，他为这笔交易等待了全部成年时代，得到了几千万美元。为纪念这个重大事件，那年夏天他包了一艘船同他的女儿丽塔到地中海巡游。驶离摩洛哥海岸后他瞥见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奇怪的船，船的烟囱矗立在长长船壳的尾端，他问这是什么船。　　　
　　　　丽塔告诉他是一艘油船。　　　
　　　　他五十九岁了，做成了本世纪一笔最大的石油交易，他是石油界的外交家，却从未看见过油船。　　　　　　　　
　11、从短缺到过剩：汽油时代　　　
　　　　1919年，美国陆军上尉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对和平时期似乎平淡无奇的军事生活感到沮丧，想要离开陆军，去担任他的一位陆军伙伴建议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工作。但在那时他听说陆军需要一位军官去参加横越全国的汽车队，组织这个汽车队是为了表明汽车运输的潜力并要引人注意有建造更好的公路的必要。对此，他是自愿参加的，只要能解除他的厌倦无聊，并且能到西部去安排一次便宜的家庭休假。后来他说，“从一个海岸护送到另一个海岸，在当时情况下是一次真正的冒险。”他回忆这次旅行是“用卡车和坦克通过最黑暗的美国”。　　　
　　　　旅程从1919年7　月7　日开始，为里程碑起点作献词的仪式正好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然后车队就起程。其中包括四十二辆卡车；五辆供工作人员、观察员和侦察人员乘坐的轿车，以及由摩托车、救护车、油槽汽车、机动野外餐车、机动修理车和通讯兵的探照灯卡车等组成的补充车队。这些车辆都掌握在驾驶员手中，至少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他们的语言和驾驶技能使人想起他们对马群要比对内燃发动机更为熟悉。在最初三天里，车队一小时只开五又三分之二英里——艾森豪威尔说，“不那么好，好像是最慢的运兵火车。”情况从未好一些。旅行的记录是一张车轴断裂、风扇皮带断裂、火花塞断裂和制动器断裂的记录表。至于公路，可以说是形形色色，艾森豪威尔说，“从一般水平到根本不存在，有些地方，重型卡车压破路面，我们不得不一辆一辆地把它们拉出来。有些日子，当我们打算走六十英里、七十英里或一百英里时，我们却只能走三英里或四英里。”　　　
　　　　车队驶离华盛顿是在7　月7　日，直到9　月6　日才到达旧金山，驾驶员们在那里受到列队欢迎，接着加利福尼亚州长发表演说，把他们比作“不朽的涌往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的人”。艾森豪威尔正在向前看。他回忆说：“这个老车队使我想象到良好的双向公路”。三十五年以后，他终于当上美国总统，成为建立一个庞大的州际公路系统的倡议人。但在1919年，艾森豪威尔那种蜗牛式步伐的使命，“通过最黑暗的美国”，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黎明——美国人民的摩托化。　　　
　　　　“一个旅行的世纪”　　　
　　　　亨利。德特丁于1919年写信给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的一位高级经理人员说，“这是一个旅行的世纪，战争造成的休息不足将使旅行的愿望更大。”他的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中迅即得到证实，结果是不仅石油工业有所转变，而且确实还有美国乃至于全球的生活方式也有转变。　　　
　　　　转变之快是惊人的。1916年，即德特了作出预言的那年，在美国登记的汽车有三百四十万辆。但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和平时期繁荣的即将到来，汽车甚至以更令人惊愕的数字开出装配线。到那十年末，在美国登记的汽车数字陡升到二千三百一十万辆。每辆汽车跑得愈来愈远——从1919年每辆汽车平均行驶四干五百英里到1929年平均七千五百英里。这些汽车都是用汽油发动的。　　　
　　　　美国的面貌被汽车的大规模闯入改变了。弗雷德里克。艾伦在《不过是昨天》中呈现出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面貌的图像。“一度由于‘在铁路旁’而繁荣起来的村庄随着经济贫血症而失去活力；在61号路线旁的村庄，随着汽车库、加油站、热狗摊、鸡肉餐馆、茶室、旅游者休息处、野营地和人口的流入而繁盛起来。城市之间的有轨电车消亡了。……一条条铁路放弃了它的支线。……在成千上万的市镇中，这十年之初在大街和主街叉点上只要有一名交通警就足以管理交通。到了这十年末，情况多么不同啊！——红绿灯、信号灯、单行道、干道停车处、越来越严格的停车条例—一甚至在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仍有闪闪发光的车流阻塞大街……　　　
　　　　蒸汽时代正在让位给汽油时代。“　　　
　　　　汽车革命对美国的冲击比对任何别的地方的冲击要大得多。到1929年，全世界汽车的78％都在美国。那年在美国，每五个人就有一辆汽车。相比之下，英国三十人有一辆，法国三十三人有一辆，德国一百零二人有一辆，日本七百零二人有一辆，苏联六千一百三十人有一辆。毋庸置疑，美国是汽油领先的国家。石油工业基本方向的变化也同样剧烈。在1919年，美国的石油需求总量是每天一百零三万桶；到了1929年，已上升到二百五十八万桶，增加了两倍半。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