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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风云[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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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脸庞宽阔、身体魁梧的斯图尔特，曾参与特迪。罗斯福的“莽骑兵”。他不像其他许多较大石油公司的首脑那样，从未有过一天实际在油田工作的经验。他最初作为一位律师为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工作，凭他的法律才能攀登到公司的最高职位。这并不那么使人奇怪；在公司解散前和解散后，法律方面的挑战毕竟支配着石油工业，并对石油工业重新作出解释，而且自1907年以来，在涉及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每个较大案件中，斯图尔特都处于中心地位。他独断独行，权力很大，好争善斗，用积极的进取精神来鼓舞公司，使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这个国家的头号汽油经营商。“鲍勃上校”——人们这样称呼他——不仅是石油工业而且是所有美国商业界最受尊敬和赞美的领袖之一。谁能相信那么一个正直的重要人物会堕落到使本人陷入蒂波特山的泥潭中去呢？然而，在回避了关于他牵涉到大陆贸易公司和自由公债的问题几年之后，斯图尔特终于承认收受了大约七十六万美元的公债。
因为斯图尔特更加深深地卷入了蒂波特山的争吵之中，在此以前几乎不干预公司管理的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敦促斯图尔特提出“消除任何可以导致批评的正当理由”。斯图尔特不予合作。1928年，这位股东终于作出决定，认为他已给了斯图尔特一切机会，因此斯图尔特应该离开公司。这位股东通常被人叫作“小辈”；他是约翰。D。洛克菲勒的独生子。
小约翰。D。洛克菲勒是个矮矮的、怕羞的、严肃的、孤寂的人。他崇拜他的父亲，全心全意地吸取了他的父亲对于节俭的教训。这位年轻的洛克菲勒在布朗大学读书时，因为给自己揩碗碟用的抹布缝边而使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吃惊。但是，更有甚者，他的母亲严格和反复地以“义务”和“责任”以及诚实做人来教训他。他感到他终身的职业是不依赖他的父亲，彻底放弃家庭财产中的一大部分，当然有很多财产还得保留下来。他还埋头从事于各种各样城市和社会的事业，为了研究纽约这个城市，一度甚至去主持官方对卖淫的调查。
年轻的洛克菲勒甚至同他父亲的“女友”塔贝尔交谈，揭发强敌的丑事。1919年他在一次会议上遇见她，非常客气，甚至对她献殷勤。几年后，他请塔贝尔回顾她同他父亲的一系列会见，以此作为他正打算撰写的一本书的基础。为使事情方便起见，他本人把资料送到曼哈顿格雷梅西公园塔贝尔公寓。塔贝尔在研究了这些会见情况后告诉他，老洛克菲勒的评论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并回避所有对他的指责。
“小辈”被说服了。洛克菲勒写信给同事说，“塔贝尔小姐刚才读了传记手稿，她的意见是最有价值的。看来很清楚，我们应当放弃把资料像现在这样不完善而且肯定是错乱的形式发表的任何想法。”
那是1924年的事情。现在，四年以后，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胡作非为的幽灵引起年轻的洛克菲勒注意，不亚于老的托拉斯所做坏事引起塔贝尔的注意。从职业方面来说，他是个慈善家而不是个石油界人士，并且他习惯于不过问那些继承公司的业务。在本国的很多人看来，父亲仍是个大恶棍；而现在突然出现在公开场面的儿子却完全有不同的姿态——像一位革新者。而且他是想把革新的精神带到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核心去。他告知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在斯图尔特上校事件中，公司的“根本整体性”和实际上是整个工业的整体性再没有那样处于危险之中。但洛克菲勒各企业直接控制的公司股份只占总额的15％。当斯图尔特不愿自行辞职时，洛克菲勒发动一场委托代表投票的斗争来把他撵走。上校进行强有力的反击。他宣称，“如果洛克菲勒想斗，我将给他们看看怎样斗法。”他在业务上有扎实的记录；在他领导的最近十年中，公司的资产净额已增加到四倍。而现在，作为外加的收益，他宣布发放额外股利和股票分割补价。有些人把这场激烈斗争看成为东部和西部之间为控制石油工业而展开的斗争。也有些人则说，洛克菲勒家族想重新确保他们对整个石油工业的控制权。但是洛克菲勒的力量不是吵着要分红；他们要的是胜利。他们艰苦地进行组织工作和发动运动。1929年3 月，他们赢得了胜利，获得60％股东的投票。斯图尔特走了。
小约翰。D。洛克菲勒曾经直接并且颇为明显地干预他父亲的标准石油托拉斯的一家继承公司的事务。他这样做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还为了尊严和高标准，以及维护石油工业不致遭受政府和公众的新攻击——并保护洛克菲勒的名声。他的努力受到很多严厉的指责。斯图尔特的一位愤怒的支持者写信给洛克菲勒说，“如果你看看你的父亲早期在老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记录，你将发现它已被许多许多污点所玷污，比你对斯图尔特上校横加的指责还要坏十倍。……世界上没有足够的肥皂可以涤净老洛克菲勒五十年前就玷污的双手。只有双手干净的人才应从事于抹黑其他更好的人的品质。”
一位大学教授不同意。他写道，“我认为，在教育公众老实办事方面，不是捐资办一所大学成支持一项研究工作就能做得更好。”美国的资本主义和石油工业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贪得无厌了；现在是这个工业和商业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而不是少数人的财产问题。石油工业要考虑的是它在公众中的形象。但是，如果年轻的洛克菲勒的双手是干净的，那么全部“蒂波特山”丑闻——从福尔、多赫尼、辛克莱到斯图尔特——却已把标准石油托拉斯所消失在公众心目中的根深蒂固的“石油金钱”的权力和腐败的极坏形象，又恢复起来了。地球物理学与运气自动化时代开始时，美国许多人都为“新燃料”的供应行将耗竭而担忧。1917—1920年，就新的发现而言，一般都感到失望。第一流的地质学家忧郁地预言，美国的产量已接近限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需求不断增加的压力，炼油业也感觉到石油短缺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原油供应不足，有些炼油厂只能按生产能力的一半开工，农村的零售商都把煤油和汽油卖光了。确实，供应不足在这个工业中已是十分普遍的看法，以至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蒂格尔一度说，对原油供应的悲观论已成为石油业中的一种慢性病。
但是方向盘已经开始转变。对新的供应来源的探索可以说是如火如茶，因为受到预期供应不足本身的刺激，又为价格上升强烈激发出的引诱力而变本加厉。俄克拉何马的原油价格在1916年是每桶1。20美元，到1920年上升到3。36美元，那是开工不足的炼油厂开出的价格；钻探的油井达到创记录的数目。
寻找石油的技术也将有所改进。直到1920年，应用于石油工业的地质学，意即所谓“面层地质学”，根据看得见的地形把可能出现的前景绘制成图并加以鉴定。
但是，到了1921年，面层地质学已经发展到几乎是极限。许多可见的前景已被鉴定。
为了断定面层结构是否都属于可能产油的那种结构，勘探者不得不设法“查看”地下。新兴的地球物理学提供了“查看”的新方法。
许多地球物理学的创新，都采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采用过的技术。有一种技术就是扭秤，这种工具可以测量面层每一点上地球引力的变化，从而为面层结构提供一些见识。战前经一位匈牙利物理学家加以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采用来试图使罗马尼亚油田恢复生产。另一项创新是地磁仪，它能测量地球磁场垂直部分的变化，为面层下面藏有何物提供进一步的暗示。
地震仪同石油勘探器械的结合，证明是所有武器中力量最大的新武器。在十九世纪中期，地震仪最初是用以记录和分析地震的。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把它用来确定敌军的炮位所在。这就导致把它直接用于东欧的石油工业。所谓折射地震学大约是在1923一二924 年为美国石油工业采用的，最初由一家德国公司引进。甘油炸药的掺入，引起爆炸，造成的能量波折射过地下结构，被面层上倾听的耳朵——地音探测器——得到，有助于鉴定可能找到石油的地下盐穹。这种反射地震仪大约在同时引进，并立即取代了折射技术，它把那种使地下分界面石块反弹起来的爆破波记录下来，就可以绘制标示各种地下结构的形状和深度的地图。这样，不管面层有什么迹象，整个新世界就向勘探者敞开大门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许多大油田仍通过面层地质学发现，地球物理学却变得愈来愈重要，甚至在最初靠更为传统的方法鉴定的油田中也是如此。石油界人士实际上已经找到了“查看”地下的方法。
他们还找到查看地上的新方法。在大战期间，欧洲作战人员为发现部队散布的位置，已经使用空中侦察。这种技术迅即被石油工业所采用，使那种对地上的人简直没有用处的面层地质学能使人有广泛的视野。早在1919年，联合石油公司就雇用了从前曾在法国为美国远征军进行空中工作的两个中尉，拍摄加利福尼亚全景的分段地形。另一个重要创新是把地下各种钻探深度取出来的化石用显微镜来分析——微化石学。这种技术对地下几千英尺沉积物的类型和有关年代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而与此同时，钻探本身的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使能进行更快速、更能提供信息和更深的钻探，从而扩大了潜力。1918年，最深的井有六千英尺，到1930年，最深的已达到一万英尺。有一个最终因素起了重大作用，这是一个从来不容易分析但看来总是在石油工业出现的因素——运气。当然，运气在二十年代就已发生作用。怎样来说明那么多美国石油是在那十年之中发现的这个事实呢？
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在锡格纳尔山，那座山约高三百六十五英尺，在长滩后面，正好在洛杉矾之南。当地的印第安人一度曾从山顶上向他们在卡塔利娜岛的兄弟们发出信号。后来，在房地产开发者如饥若渴的眼睛里，这座小山赫然耸现，像座大山一般。1921年6 月，当壳牌石油公司的一口勘探井“阿拉米托斯一号”出油时，这座小山正在被分成几块居住区。这次发现造成了一阵冲动。许多块地皮虽然已经售给未来的住户，却尚未建房，由于石油公司、推销商和业余活动者争相获得租赁权，钱在小山上犹如雪片飞来。一块块土地是那么小，高大的木制井架像森林那般密集，以致许多井架的撑条实际上是纵横交错的。那些将要成为钻探者的人是那么怀有渴望，致使有些地产所有人能得到50％的矿区使用费。那些被葬在柳林街向阳公墓者的近亲，由于石油从家属坟地下面流上来，他们最终也收到了矿区使用费的支票。真正深信不疑的人认为，他们向一口甚至尚未钻探的油井买下一张有1 ／6 股息的五十万分之一的股票，就可以发财。锡格纳尔山证明是那么的多产，所以几乎难以令人置信，那些买主中有些人竟然从他们的投资中赚了钱。
在洛杉矾及其周围，锡格纳尔山在大量重大发现中是唯一最令人注目的，它使加利福尼亚在1923年成为全国第一的产油州，那年供应的油源足足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 ／4。即使如此，供应不足的担心依然甚嚣尘上。联邦贸易委员会1923年在对石油工业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说，“本国的原油供应正在迅速耗竭。”但在同一年，美国的原油产量却在这十年中首次超过国内的需求。
巨头哈里。多尔蒂是石油业中的畸型物。过大的眼镜和下巴上的短尖髯，使他看起来更像是舞台上的“教授”之流，而不像是个富裕的实业家。但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置身于大企业家之列，控制着一大批公司，包括城市服务公司在内。一位作家称他是在华尔街上“最近似”美国作家霍雷肖。阿尔杰所写故事中的报童内德。
这个描绘是贴切的；多尔蒂在九岁时就开始工作，他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街道上卖报。在十二岁就退学了。有一次他解释说，“我越来越憎恨学校，比憎恨撒旦还要厉害，在此以前，我呆在学校里没有超过十天。”但由于他艰苦工作，有勇气，后来又进了夜校，并接受工程学训练，使他青云直上，成为不少于一百五十家公司的董事。他控制的企业由煤气和电力方面的公用事业组成，为各大都市地区服务，从而取名“城市服务公司”。当他的一家公司在堪萨斯州钻探煤气而发现了石油时，多尔蒂又迅即成为石油界人士。他很异乎寻常，是写成功之道讽刺短诗的多产作家：“从不下令…‘给予指示一把工作看作是运动一人生最大的所得是快乐”。
他特别喜爱的娱乐方式是驾车在纽约街上兜风；陶醉于呼吸新鲜空气，为健康而着迷。
多尔蒂这个坚强、机智的实业家，从不向他的反对者让步。他又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凭理智行事，使石油工业不得安宁，在这方面他发挥了作用。他在为他的理想作斗争时，其顽强和敢作敢为不亚于为他的交易而斗争，他深信，就因为石油工业在油田上不能有效地经营，所以是对它未来的威胁，需要加以改变。他令人不耐烦地坚持一个主题：必须消除“狩猎原则”。
自石油工业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早期经营时期以来，“狩猎原则”一直统治着这个工业的经营，而且曾被法院根据英国有关迁移野兽和猎物的普通法，反复予以认可。对于有些向一个法院控诉他们的石油被邻居汲去的地产所有人，法官们几乎提不出可以安慰的话：“唯有照此办理”。因为有了这个原则，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每个经营者都记下他的油井，尽快产油，不仅抽干他自己地产下面的石油，还在他的邻居的地产上抽油，在邻居把油抽干之前尽量抽。这个原则刺激了生产泛滥的骚动，并在每次有新发现时价格有剧烈的波动。
多尔蒂相信，由于“狩猎原则”造成的油井增多和快速生产，油田地下压力的耗尽要比原来快得多。其后果如何呢？原本可以生产的很多石油却被遗留在地下而不能复得，因为那里没有来自天然气——后来懂得还来自水——的足够压力，为使石油到达面层而提供“升力”或推力。多尔蒂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认识到石油是何等重要，他担心，如果任性的——以及他称之为“极端粗野和可笑的”——开采将妨碍石油复原的大量储存，那就意味着美国将再一次面临战争。
多尔蒂自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油田应该“统一化”。这就是说，它们应作为一个单位来开发，其产量按比例分给各种所有人。采取这个办法，就可以按当前的工程知识最准确地判定控制率，使石油复原，这样就能保持地下压力。在多尔蒂以及后来许多其他人谈论到“保存”时，他们即指这种审慎的开采方法，旨在保证最后可以最多地要得的资源，而不是减少或更有效地消耗。但怎样才能完成多尔蒂的“保存”呢？多尔蒂在这里使石油工业的大多数其他人感到震惊。他争辩说，联邦政府会带头采取行动，或者至少会批准工业合作的。政府会公开实施技术上占优势的生产实践的。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很多年中，多尔蒂的看法只为很少数石油界人士所共有，他受到广泛的攻击，实际上还受到粗暴的辱骂。有些评论家说，他举出的事实是《世界年鉴》中所没有的。石油工业中的许多人对于他所评估的生产技术有争论，认为他要求联邦政府干涉是这个工业的叛徒。较大的一些公司愿意讨论自愿合作和自我调节来控制生产，但仅此而已。许多独立生产者全然不想做什么事去利用油田和控制生产，无论是自愿与否。他们也希望获得致富的机会。
多尔蒂进行反击。他在会见和会议的场合故意使用阻挠手段。他写了无数的信。
他是其他石油界人士的“魔针”。他寻求每个场合使他的看法受人注意。他三次试图使这一工业的美国石油协会委员会考虑他的建议却是三次都被拒于门外。在美国石油协会一次会议上，多尔蒂遭到阻挡，不准提出他的意见，他就租用他自己的会堂向任何愿听的人讲话。别人开始称他为“那个疯子”。反过来，他宣称一个“石油业者是着了一套衣服的野蛮人”。但他毕竟还有一个朋友——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对他的意见是感兴趣的。1924年8 月，多尔蒂写了一封长信给总统：“如果公众在不久将来的某天觉悟到这个事实，就石油而论，我们已是个破产的国家，而且以保存措施来保护我们的供应，已经为时过晚了。我确信，他们将不仅要责备石油界人士，而且还要责备应该及时采取保存措施的公职人员。石油不足不仅对我们是严重的战争障碍，而且还要导致别人来对我们宣战。”
一旦柯立芝赢得1924年的大选而且平安地置身于蒂波特山丑闻之外，他就能转向石油了。他对哈里。多尔蒂的论点作出反应，设立了联邦节油局来调查石油工业的情况。为了响应他的朋友多尔蒂，这位节俭的总统解释说，浪费的生产方法对美国的工业、军事和整个安全地位无异是一种威胁。何立芝宣称，“国家的优越性可以由拥有可以利用的石油及其产品来决定。”
联邦节油局促进了对石油生产的物理性质的进一步研究，这又必然对多尔蒂的看法提供越来越增强的支持。虽然美国石油协会正在声称工业中的浪费“微不足道”，新成立的节油局却论证说，天然气“同石油联系起来不只是商业价值较小的一种商品”，并且实际上在地下提供压力把石油推向面层。通过杂乱无章的生产把天然气驱散，将会丧失必要的压力，这样就会留下大量石油在地下无法复原。
由于研究成果增加，有些消息较为灵通的人士开始转到多尔蒂这边来。得克萨斯最大的生产者、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亨布尔石油公司总经理威廉。法里什，曾于1925年嘲笑过多尔蒂的意见。到1928年，为了使石油界看到“更好的生产方法”有其优点，他对多尔蒂表示感谢。法里什成为统一化——把油田作为一个单位来经营——的坚强拥护者。在这十年的下半期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时，他决定把重点放在低成本的生产上。统一化是达到那个目的的最好办法之一，因为需要的油井越少，就越可依靠在地下与泵抽吸相对抗的天然压力。
对于领会如何使石油达到面层，以及泛滥的生产会如何破坏储存量，哈里。多尔蒂在技术上是远胜过他的同行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低估了发现石油新来源的可能性。他在1924年写给柯立芝的信中，坚持产油即将大大不足。其他人则毫不迟疑地不同意多尔蒂对美国石油前景暗淡的评价。一位激烈反对政府干涉石油工业的太阳石油公司的卜霍华德。皮尤，在1925年挖苦地评论说，土壤中的硝酸盐将会消失，木材储备将会完全耗竭，世界上的河流在石油储备耗尽以前将会改道。皮尤说，“我的父亲是石油工业先驱者之一，我从小孩时期起就时时听到有人煽动，预测石油不足，而在以后几年中，石油产量却始终大于以前。”
浪潮上升被证明为更准确的预言家的，是皮尤而不是多尔蒂。1926年春季，在俄克拉何马的通称为大森米诺尔油田中，有了第一个较大的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狂热，标志着世界上从未看到过的一个油田的最迅速开发。这是一种危险的钻探竞争，是任性和浪费，又一次被“狩猎原则”所驱使。风靡一时的是新兴城市中的传统的混乱和攘夺——街道上尽是装备、工人、赌徒、小贩和醉汉；急急匆匆建造起来的木屋；从油井和矿坑里逸出的使人窒息的天然气臭气和石油燃烧时的辛辣气味。在新发现的影响下，油价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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