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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风云[美]-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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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得税结构的面上修改，不可能提出有理的反对意见。“总之，1943年的石油法规和佩雷斯。阿方索随后的调整使得委内瑞拉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地租问题来了一个戏剧性的重新分配。作为这些变动的结果，加上生产的迅速扩大，1948年的政府总收入，同1942年相比，增长了五倍。
佩雷斯。阿方索在另一个空前的举动中决定试图在工业的后阶段生产上攫取一些收入；他说，他要委内瑞拉“收获运输、炼油和市场销售方面的利润”。为了追求这个目标，他坚持不以金钱而以实物的形式来收受应该属于委内瑞拉的部分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就是说要石油。然后他转过身来将抵充使用费的石油直接在世界市场上出售。贝坦考特说，这个做法打破了全世界普遍的行业“禁忌”，“现在委内瑞拉这个名字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一个通过直接谈判可以向它买到石油的国家了。市场销售这个神秘的面纱——在这面纱背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维持着对权利和秘密的垄断——永远除去了。”
同曾经在墨西哥发生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较大的公司不仅适应地租的重新分派，并且在民主行动党掌权期间同它建立了满意的工作关系。克利奥尔石油公司迅速行动，招收该国国民加入它的队伍；不到短短的几年，它的劳动力中90％是委内瑞拉人。克利奥尔石油公司的阿瑟。普劳德菲特甚至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国务院游说，那时候克利奥尔公司本身被《幸福》杂志描述为“大概是在国外的美国资本和技术的最重要的前哨”。
贝坦考特也许有一次曾经称那些国际公司为“帝国主义章鱼”。但是他和他的同事基本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认识到他们需要这些公司，并且可以同它们一起工作。石油提供了60％的政府收入；石油实际上是政府的经济基础。见坦考特后来说，“要是通过法令把这项工业国有化，那等于跃入空中而自杀。国家的目标可以不用国有化的手段来达到。贝坦考特带着自豪的口气表明说，由于四十年代中期的税收改革，结果是委内瑞拉政府从每桶石油上面所收的钱要比墨西哥政府所收的多7 ％，而墨西哥的石油工业已经国有化了。而且，委内瑞拉的生产量则六倍于墨西哥。
在贝坦考特执政期内，“50％对50％”的平分原则在委内瑞拉是稳固地确立起来了。可是时间在流逝。1947年12月，70％的选票投向一个新的民主行动党的政府；不到一年之后，天1948年11月，这新政府又被那些曾经在1945年的政变中与它联盟的同一军事小集团成员推翻了。
有些石油经营者欢呼这次1948年11月的政变。威廉。巴克利说，他感到高兴，因为贝坦考特和他在民主行动党内的盟友，“已经使用国家的大量美元财富来增强俄共在西半球的利益，而且已经迫使美国资本为这种反美运动提供经费。”然而这不是那些石油大公司的看法。阿瑟。普劳德菲特觉得这次政变“使人沮丧和失望”。
它威胁着花了三年紧张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与民主政府之间的稳定关系。
贝坦考特在许多方面表现了他的实用主义。他甚至邀请一个著名的美国公民来建立一个新的企业——国际基本经济公司，来资助委内瑞拉的发展规划和新的商业。
这位特殊的美国人在石油上发了大财。他就是最近才辞职的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纳尔逊。A。洛克菲勒。
中立区对于地主和租户之间关系叉一次空前地重新下定义以资明确的事件，发生在世界的一个偏僻地区，那个地方不是归一个地主而是两个地主所有。这个中立地带就是1922年在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划边界过程中英国人切割开来的约两千平方英里的荒芜沙漠地。为了迁就和容纳贝都因人——他们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来回游牧，对国籍概念模糊——两国同意对这一地区共同掌有主权。如果说每个制度都包含自我毁灭的种子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中立地区里——以及在它的石油权利的分配方式上——最终将导致战后石油秩序结束的消蚀过程开始了。
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具体地说国务院同意并积极支持在中东的许多关于石油的新安排，但是它时断时续地一直担心着一件事：那些从“大笔石油交易”中兴起的大石油公司之间的连锁关系。它关心它们对竞争和市场的影响。它甚至更忧虑的是怕形成这么一种概念：既有这一小组石油公司在起支配作用，又有美国政府在支持它们。整个形势也许太像一个卡特尔，对在这个区域内和区域四周的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势力来说是一件绝好的有利的事。同时，中东的这个新制度也许很容易激起美国国内各个不同集团的批评和反对，不仅包括反对托拉斯的人和大企业的自由批评者，也包括国内石油工业的独立部分，这一部分人对“大石油公司”怀着固有的敌意而现在则变本加厉地憎恨“外国石油”。
为了预先防止这些批评和概念的产生，华盛顿采取一种惊人的和显然十分明确的政策：鼓励“新公司”参与中东石油的开发以便抗衡那些大公司和它们的组合。
这种政策将解决国务院另外两个政治上的忧虑。引进更多玩牌者来参与牌戏会刺激开发中东石油贮藏的步伐，从而给这个区域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岁入，这本来就是这些国家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目标。同时，据认为中东的石油来源越多，卖给消费者的价格也就越低。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分派地租的方式太多；对消费者降低售价和增加产油国的收入这两个目标最终是相矛盾的。
1947年，为了推行这个新政策，国务院发了通函告诉美国公司说，科威特也许将把它对中立区的权利付诸投标，美国政府将高兴地看到各公司会利用这个机会。
有几个大公司认为那太冒风险了。它们怕如果加入投标比赛，它们说不定必须提出比它们目前付出的特许开采权代价远为优越的条件，这就要大大地激怒原来的有关国家。
有一个人十分熟悉美国这次突然推进的政策以及在中东出现的机会，他就是拉尔夫。戴维斯——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前主持市场销售的总裁，他曾经担任过战时石油管理署署长哈罗德。伊基斯的副手，后来又担任内政部石油与天然气司司长，现在已不担任公职而过着平民的生活。1947年，为了投科威特中立地带特许开采权的公开招标，戴维斯组织了一个财团，其中包括著名的独立经营公司，诸如菲利普斯石油公司、阿什兰石油公司和辛克莱石油公司。这个组织叫作美国独立石油公司（AMINOIL ）。多么好的名称，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戴维斯提醒他的合伙人要有思想准备费大劲去压服对手们——他说，他们现在正在“谋大利、大大利”，同大公司的竞争将非常剧烈。
但是美国独立石油公司进入竞争的过程很独特，其机会来自一个名叫吉姆。布鲁克斯的人，他是得克萨斯油田上的焊工。在沙特阿拉怕完成了一项指定的工作后回国，在路上他在开罗的谢菲阿德旅馆歇宿。凑巧住在同一旅馆里的有一位科威特埃米尔的秘书，他刚接到指令要找一个与那些大公司没有关系的得克萨斯石油企业家，目的是为了引进新的投标者。焊工的牛仔帽是足以引起他俩进行交谈的题目，很快地该焊工被邀请去科威特城的达斯曼宫作客；在宫里他帮助修整水管工程，使用水节约了90％，故而博得这个缺水公国的无尽的感激。焊工回到美国后，石油工业界传开了他新结交的友谊，尽管这故事并不被人认为是特别可信的。可是由于他有这个宝贵的联系，他被吸收入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谈判代表队，效果极好。美国独立石油公司从科威特那里赢得了中立地带的特许开采权，标价使整个石油工业界都为之目瞪口呆：七百五十万美元现金，每年特许权使用费最低为六十二万五千美元以及15％的利润分享——还加上送给科威特埃米尔的一艘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游艇。
投标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沙特阿拉伯在中立区的权利，现在这些权利也成为人们攫取的对象。
“城里有最好的旅馆”
如果美国政策的一个目的是在于通过分散所有权来分散财富，那么在中立地带的沙特阿拉伯特许开采权落到一家美国的独立石油公司手里这个办实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在赢得特许开采权后的八年内，一个自称J。保罗。格蒂的石油经营者将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了。从他进入商界的早期起，这个内向的、爱虚荣的和不可靠的格蒂就受到赚钱这个强烈欲望的驱使，加上他有赚钱的非凡才干。有一次他说，“城里总是有最好的旅馆的，最好的旅馆里总是有最好的房间，最好的房间里总是有人住的。当然城里也有最坏的旅馆，最坏的旅馆里也有最坏的房间，而最坏的房间里也总是有人住的。”很明显，他是打算占有那最好的房间。
格蒂经常在谋求胜利，对人行使权力，然后（有些人就是这样来看的）背叛那些倚靠他或曾经信任他的人。当然，他同古本金一样是不信任人的。他解释道，“一个人几乎总是被其手下的人所抛弃的。他们在80％的时间里也许是不错的，但是在其余20％的时间里他们会干些简直不可思议的勾当。”有两件事格蒂不能忍受：在比赛中遭到失败和与人分享权威。他一定要处在控制地位。他的一个经营伙伴说，“我对保罗。格蒂的为人非常熟悉。我同他斗过一千次，但从未赢过他一回。
格蒂不喜欢改变主意。他不管你手里掌握什么凭据。即使你能让他看到一个十有九成是对他有利的决定，他也不会动摇和让步——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就是不行。“
格蒂是一个赌徒，但是在他押下最大的赌注时，他是谨慎保守的，并尽一切可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解说道，“如果我要在典型的赌博这玩艺儿上进行冒险，我情愿拿钱买下一个赌场抽头，自己不赌。”
格蒂的父亲是明尼苏达州一家保险公司的律师，他曾去俄克拉何马州收取一笔呆账而最终成了一个身价百万的石油富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儿子开始建立他自己的石油业，同他父亲的事业齐头并进。父亲是一个说话等于契约那样的人，相反，儿子却从事石油行业中称为“精明的生意”；他做生意非常巧妙而且把它作为乐事，因此他把这些技巧几乎变成一种艺术。他对他的胜利，不管是买卖或其他事务都感到洋洋得意。拳击家杰克。登普西有一次同他吵嘴。登普西说，“格蒂体魄健壮、生性好斗、动作敏捷。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像他那样专心致志和具有强烈的意志——也许他是得天独厚。这就是秘诀所在。”
作为一个年轻小伙子，格蒂就已开始无拘无束的浪漫生活和性的冒险，他特别喜爱少女。他结婚五次，但是婚约誓言对他来说甚至不是什么妨碍；他的有些更为秘密的暧昧事件简直是以他喜欢的但并不那么审慎的化名保罗先生进行的。他喜欢在欧洲旅行，因为人们不会那么注意到他同时与两三个妇女“鬼混”。可是他的生活中也有过唯一的真正的爱情，对象也许就是一个法国妇女，她是在小亚细亚当总领事的俄国人的妻子；他同她于1913年在君士坦丁堡发生过热烈多情的风流韵事。
在君士坦丁堡的码头上他对她说再见时，心里在想那不过是暂时的离别，可是从那以后，在接着发生的战争和革命骚乱中却永远失去了同她的联系。甚至在六十年后，当他谈到他的五次婚姻时，语气是就事论事的，好像是谈论五件诉讼案，可是一提到这位女士——玛格丽特。泰拉苏夫人——就足以使他流泪。
格蒂肯定还有其他严肃的追求。他浅尝文学，想当一个作家，他至少写了七本书，包括一本关于如何富起来的书（为《花花公子》杂志写的）、一本石油业的历史、一册关于艺术品收藏的书以及一册题为《十八世纪的欧洲》的巨著。他也开始了一个有意义的、作为艺术品收藏家的生涯，因此他的收藏品成为世界上杰出收藏中的一宗。尽管那些不是他本职的兴趣（特别对妇女的兴趣）把他卷入了头条新闻和诉讼案里，但是他从不让任何这一类的事妨碍他的主要职业：他的专职是一心一意通过石油攒钱发财。他曾公开说过，“如果一个人让他的家庭生活干扰他的业务，那么他在生意上是个失败者。”或者正如他对他的一个妻子更坦率地吐露真话时说的，“我在想到石油时就不想姑娘了。”
格蒂总是在寻找便宜的交易。一位同业说，“他仅有一个主意。他迷恋于价值。
如果他认为某件事物具有价值，他就买进，永不再卖出。“在追求价值时，他毫不犹豫地逆流而行。在二十年代，他肯定钻探石油比买其他石油公司的超值股票来得便宜。1929年的证券市场暴跌以后，他完全改变方针；他看出石油股票按资产价值来计算，是在大打折扣地抛售，故而他在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转向有奔头的石油股票——在此过程中他投入一场持久的和剧烈的斗争，买进潮水石油公司的股票，准备接收这家公司，当时，他的主要对手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他这次匆促收购股票是一次大赌博，而且也是一次正确的决定。他所购进的股票成为他在三十年代发财致富的基础。
格蒂总是要求以最便宜的价格买进，即做最合算的交易，在这方面的追求他是不顾一切的。大萧条时期，他解雇了所有的雇员，然后以低薪重新雇用他们。1938年，他购进了纽约第五街的皮埃尔旅馆，出价是二百四十万美元，合旅馆原来的建筑成本的1 ／4 弱。同年，在纳粹占领奥地利几个月之后，格蒂住在维也纳；在那里他设法进入路易斯。罗思柴尔德男爵的家里。他不是去拜访男爵的，当时男爵被纳粹监禁着，而是去看男爵的价值高昂的珍贵家具，因为他知道这些家具也许即将脱手出售。他对所看见的家具都很喜欢，于是立即前往柏林（那里有他密切联系的女朋友），设法探听党卫队打算怎样处理罗思柴尔德的家具。最后他终于大打折扣地购得了几件家具，感到极为满意。可是在那几年里，他自己也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的。他对他的一个妻子说，他在加利福尼亚保存着一艘大游艇以便万一共产党人在美国上台，他可以迅速逃走。
到了三十年代末，格蒂已经成为十分富有的人。由于他已经向民主党和不少政治家作了大量的捐赠，他图谋获得一个外交官的职务；后来美国参加战争，他就立刻图谋在美国海军里获得一项任命。可是他白费心思，因为联邦调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都知道他曾与纳粹领袖们有过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甚至同情纳粹，至少在日子已经快到尽头之前还是如此。有的报道说还不止于此；例如，有一则希奇古怪的说法说他把德国和意大利间谍安插在他的皮埃尔旅馆的职员之列。根据海军情报部的说法，他申请在海军里获得一项任命“遭到拒绝因为他被怀疑有间谍活动”。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他在后半生一直迷恋独裁者。
在战争期间，格蒂在塔尔萨经营一家飞机制造厂，是他的一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这个时候他的古怪行为是多样的。在塔尔萨他不仅在一个钢筋混凝土地下室里管理他的企业，而且居住在里面，部分原因是他怕德国纳粹空军的轰炸。他一定做到每吃一口食物须嚼三十三次才下咽，而且他开始喜欢每天晚上搓洗他自己的内衣，因为他厌恶商业性质的洗涤剂。到了五十五岁时他已做过第二次整容并把他的头发染成一种古怪的红棕色，这一切使得他的容貌看起来有些干枯，像是经过防腐处理似的。
战争的结束却重新激起他赚钱、赚更多的钱、赚大钱的强烈野心。由于美国人在战后年月里沉迷于道路和公路，他首先把精力投入他相信肯定可以致富之道：制造旅游用的住房拖车。但是他放弃了这个行当，改行从事他熟悉的石油行业。即使没有经过勘查，他也下决心要获得中立地带沙特的特许开采权。他宣称，“如果一个人在世界石油业里想出名的话，他必须在中东有一个立足点。”这就是他的机会。
格蒂的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落基山分部的勘探队头头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学家，名叫保罗。沃尔顿，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哲学博士。在三十年代后期，沃尔顿曾在沙特阿拉伯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工作过，他熟悉那里四周的情况。沃尔顿在同沙特人做交易时将成为格蒂的出头人。格蒂把他召到皮埃尔旅馆来进行几天的讨论和介绍情况。沃尔顿后来一直记得格蒂脸上显出的“半疯狂”的表情——一种他已经形成的不高兴、生气的愁容，沃尔顿捉摸出来他的这种表情是为了保持距离，不让人接近他和染指他的钱。沃尔顿发觉格蒂虽然十分聪明却傲慢自大。可是，他们两人之间关于沙特石油开采权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格蒂为这次交易规定了范围——特许开采权的初步出价应该是多少，以及沃尔顿可以把价钱提到多高。他还给沃尔顿一个坚决的命令：沃尔顿到沙特阿拉伯去，不准同任何人讨论任何事情。
沃尔顿出发去吉达，不久即面对面同阿卜杜拉。苏莱曼聚在一起，他就是近乎二十年以前曾经为了原先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取得特许开发权一事而主持过谈判的同一财政部长。苏莱曼安排沃尔顿乘DC－3 飞机在中立地带沙漠上空低飞。
沃尔顿简直不能相信他从飞机上所看到的景象：一片平地上隆起的一个小土丘。他非常兴奋。那土丘几乎完全像科威特的布尔甘油田上的那个土丘，布尔甘在当时已是被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油田。
尽管他回到吉达时十分兴奋，沃尔顿记得格蒂告诫他的安全禁令，因此他非常谨慎小心。在吉达他住的旅馆房间门上没有锁，所以他片纸不留。他不敢打无线电报给格蒂，因为他肯定电报会遭到拦截。他不打电报而由航空发了一封手写的信。
他告诉格蒂，从小土丘来判断，关于有否石油所下的一笔大赌注的希望是一半对一半。他想把这希望提高一些，但在1938年那一次他发现石油以后他曾经到过沙特阿拉伯，他记得有两座看起来似乎分毫不差的结构，但是经过钻探，竟都是“干得要死”的桔井。但是，一半对一半的希望比探测落基山时的可能性大得多，落基山的希望是一对十或者甚至是一对二十。
沃尔顿开始与苏莱曼谈判，谈判大多在吉达的苏莱曼住宅的阳台上举行的。很明显，这笔交易将是高价的。沙特阿拉伯又需要钱了，而且非常需要；正如1933年那样，苏莱曼要求预先付给一大笔红利。按照格蒂的指示，沃尔顿开口答应八百五十万美元。最后成交先预付九百五十万美元；即使没有发现石油，也保证一年付一百万美元；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每桶是五十五美分——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所付的要高。沃尔顿还同意格蒂要搞训练的计划，建造住房、学校和一座小清真寺，并为沙特的军队提供免费汽油。此外，苏莱曼还坚持要格蒂出资来装备和维持一个分队的沙特陆军以保卫开采石油的地区，抵制可能来自伊朗或苏联的威胁。最后，还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签名发电报给沙特政府，解释私营的美国公司在法律上不准资助另一个国家的军队，才把这个问题在议程上划去。
到了1948年的最后一天，苏莱曼已向沃尔顿保证格蒂已赢得了特许开采权。可是苏莱曼也小心谨慎起来，他告诉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和一家华尔街公司说，如果他们中间有谁超过格蒂的出价，就可以取得开采权。但是标价太高，风险太大；两家公司谁都没有接受。当然在沃尔顿方面来看，他已经打了一局很出色的牌戏。苏莱曼适可而止，不再提出要高于九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他以后从未获悉格蒂在皮埃尔旅馆里曾经授权给沃尔顿可以把价钱出到一千零五十万美元。可是，格蒂的公司——太平洋西方公司——为在一片未经查明的沙漠中盲目钻探而付出了一笔空前的高价。
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各自持有所谓在中立地带的一笔“一半的未分利益”。这意味着它们将分享这整个馅饼。因此，它们各自的特许开采权获得者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合并经营。结果形成一个完全不愉快的结合。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和格蒂的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坏极了；格蒂和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头头拉尔夫。
戴维斯互相不能容忍。太平洋西方公司是独自一人的班子；美国独立石油公司是一个难对付的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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