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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风云[美]-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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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外交政策，包括涉及石油问题的外交政策，使之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但是国内的能源政策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1973年11月，白宫一位官员就事先安排要发表的一项政府有关能源问题决定的通告与黑格发生争议。“我完全理解宣布能源的决定是想把星期一变成一个充满令人忧虑的新闻的一天，借此来转移向西里卡法官转交录音带的问题，”他说，他指的是尼克松秘密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磁带移交给一位联邦法官的事。“不管怎样，我们若是认为能采取某种行动来掩藏这一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几个星期以后，白宫顾问罗伊。阿什补充说，有关总统对能源问题任何决定的消息，不论在哪一天发表，都不会得到报纸的突出报道，他说，“或许没有任何新闻能盖过水门事件。‘它接近尼克松的人看来，总统总是在寻找一些政治上的”惊人事件“，包括石油和中东问题在内，以设法转移国家死死盯住水门事件和揭露丑闻新材料的注意力。假如这是他的策略的话，那他是失败了。
有难同当，有苦并尝
全世界都在激动、愤怒和猜疑的情况下，石油供应的不足量又如何在各国之间分派呢？由政府还是石油公司来分派？有几家石油公司已预告石油供应的不稳定状况。对美国石油公司来说，尤其对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人来说，它们的主要问题是阿以争端。只要美国扔掉以色列的包袱，或者大大限制对它的支持，那么一切都会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按照这一构想，以色列人一般是不肯让步的，阿拉伯人则不会是这样。对欧洲石油公司来说，问题又完全不同：紧张的供需平衡关系已从它内在的本质上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靠。由于工业世界过份依赖于地球上这一反复无常的地区，使它极易遭受打击。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放慢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同时要重视采取保障能源供应的措施。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一直在向政府领导人送发秘密的“粉红色报告书”，警告说在石油供应上存在着危险的不正常情况，随之而来可能会出现“对石油的疯狂争夺”。壳牌公司不同于美国公司的做法，它一直在活动争取在政府间缔结一个在发生危机时分摊石油供应的协议，而且实际上它的计划小组已经开始就这一制度如何实施的问题在草拟协议的纲要。
在1973年10月以前，西方国家的政府就如1956年和1967年时候所作的那样，也曾共同讨论过一项分摊计划。然而，各国政府都坚持制度要适合自己国家的需要和地位，而且，在危机实际还未发生以前，争论的问题太复杂了，在利害关系和承担的风险上很难达成协议，缺乏足够的推动力，再加这种协调关系与美国的政治可能会有扯不尽皮的争论，因此很难进行协议的准备工作。到1973年6 月，工业国家终于同意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工作小组来研究和评价各种选择方案”。这就是危机发生前它们获得的进展情况。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各种情况都不能确定，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都各自专为自己打算，并且阿拉伯人狡猾地意图离间西方的盟国关系，因此不可能很快建立起那种分摊供应的制度。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之间是有紧急分摊石油供应的协议的，但从来没有实行过。而且，削减石油产量的主要目标毕竟是针对美国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把欧洲国家分为从“禁运对象”到“最优惠国家”的不同类别。这一做法在打击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实行分摊协议的行动能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政府可能会援用1950年制订的国防生产法案。该法案规定实行反垄断免税，以便在指明的危机期间使各公司能联合提供物资供应和信息资料。追溯到朝鲜战争和1951一1953年伊朗实行国有化＿政策时，惯常都是利用这一法案来改变危机的程度。然而，在现时实施这一法案可能会火上加油，阻碍石油公司使用以小保大的方法度过危机的能力，并使美国不仅与阿拉伯人，而且与西方盟国间的冲突更加鲜明和困难。再者，在发生水门事件的时候，若想乞助于这一法案，将会引起种种猜疑和对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串通一气进行喧嚷的批评；尼克松根本不能依靠用国家利益的牌子来解决危机。
余下应付危机的唯一选择，只有让石油公司，首先是大石油公司去解决。在此以前，石油公司曾对它们在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所起的缓冲作用引以自豪。壳牌石油公司的戴维。巴伦曾称这一作用为“薄薄的润滑油”。但是，时下当石油的润滑作用被突然除去，要在供应紧张之时做这样的缓冲器，将要承受多么痛苦的摩擦。
一方面是阿拉伯政府强烈又严厉的压力。威胁是不含糊的，石油公司可能失去在中东的全部地位。当沙特阿拉伯在10月18日命令第一次削减10％的产量时，阿美石油公司立即执行了命令。但它削减的仅仅是作为外加的一点额外产量。它是一家在有些人认为是美国在海外投资的一颗最重要的宝石，能不惜任何代价设法在实际上避免执行反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美国公司今后也会逐渐出现不协调和不惬意的看法的。但它有什么选择呢？与被国有化或被捧走的结局相比，采取合作态度，把石油尽可能多地售往世界市场，难道不更好一些吗？“其他选择只有一个：根本不把石油装运出去，”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乔治。凯勒后来说，“显然，从美国的最大利益考虑，宁愿把每日五百万桶、六百万桶或七百万桶石油售往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而不要削减这份产量。”
但是，在另一方面，石油消费国家的政府全都在寻求公众需要的石油，它们当中最强大的恰巧就是美国。它不仅是国际七家大石油公司中五家石油公司的本国政府，而且是当前整个石油行动的首要目标。石油公司知道，它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受到本国政府的详细检查和事后的评价。它们既不想失去市场，又不想被关在外面，也不想惹起消费者和它们政府的调查和报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有难同当，有苦共尝”。即石油公司通过销售全世界的阿拉伯石油和非阿拉伯石油，设法从总供应量中把减产的同一百分比数分摊给所有各国。关于在石油禁运期间如何组织石油分摊的问题，在1967年伴随战争发生的石油禁运时期，它们已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在1973年，规模和风险则要比1967年大得多。作为按比例分摊的基础，它们或者采用1973年头九个月的实际消费量为依据，或者按最近时期预估的需求计划量为依据。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决策人指出，“当政府还未就其他任何抉择办法集体达成协议前，有难同当的做法只是起到防御作用的行动方针。”接着，他又说，对公司来说，“看来，这是避免招致自己毁灭的唯一道路。”其他任何道路，对国际石油公司来说都是自取灭亡。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有难同当的原则得以加强，那就是国际石油公司中存在的“内部市场”。例如，一家大石油公司远东业务的负责人，他必须随后向日本和其他业务经营地区的政府说明情况，如果他认为他的欧洲对手将获得比他更大比例的配额，肯定要大发雷霆的。
尽管石油公司根据长时期的经验，在正常情况下是左右供应问题的行家，但现在，他们必须忙乱地临时凑合着办事。一位管理海湾石油供应业务的负责人回忆说，“这简直是受罪。我们在日夜不停地工作。在办公室，工作人员分成小组通夜工作，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计算数额，制定供应计划，并对那些苦恼的恳求作出回答。我们必须削减在全世界范围原先约定的供应承诺，并在全世界范围按比例重新分摊。就是说，除要削减我们的客户外还要削减我们自己的炼油厂。我们还必须为我们的第三方客户作斗争。海湾和其他石油公司每天都受到连珠炮似的责问。‘你们是美国公司，既然你OJ能把石油运去美国，为什么还要卖给南朝鲜和日本？’在报纸上，我们每天都要受到攻击。要再装货给美国炼油厂的压力是如此之大。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的董事会，我们已把长期合同出售给客户，我们要按照客户与我们自己一视同仁的原则来处理。我们还必须和在油田工作的人接触，告诉老朋友们现在要裁减他们，还要向全世界解释供需的差额情况和按比例分摊的原因，要做到这一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后勤工作问题。即使在平安无事、按老一套办事的情况下，管理一个一体化的石油联合企业也是一件高度复杂的工作。从不同产地提供的原油，在质量上都各不相同，必须与运输系统连接起来，然后运送到指定处理这些特定石油的炼油厂去。在分配原油时是不能随自己心愿来决定的。炼油厂用了“不合适的”原油，除要降低效率和减少利润外，内部机构也要受到很大的损害。供应的原油一旦通过炼油厂转变成许多石油产品，然后必须流人销售系统并与对各项产品保持平衡需要量的“市场需求”连接起来，把汽油、喷气机燃油及供暖用燃料销售出去。
还要麻烦的问题是石油公司还必须算出它们供应油料的实际成本，这样，它们的销售才不致亏蚀或因利润率过高而招致攻击。石油开采权使用费的成本、政府参与的份额、产品的回购价格、数量，所有这些每周都在变动，而且由于各石油输出国的跳蛙式和追溯性的加码，成本计算更加复杂。壳牌公司的一位经理说道，“在某个时候根据已知的全部情况作出的计算，在一个月后是否会因这些情况有了修改而被推翻，这是根本无法知道的。”事实确实如此，唯一有把握的事是油价一直在上涨，上涨，再上涨。
管理的规模大而无当，要决策的问题几乎无以计数。在正常情况下，指导石油在联合企业内运转的复杂计算是由计算机根据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标准策划的。现在，至少政治标准也重要了，不仅不得同阿拉伯人作对，违反他们的限制，而且，还要尽最大可能来满足石油进口国的需要。要采用许多手法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但石油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们的手法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各国政府对石油公司按比例分摊削减的石油产量有着不同的反响。华盛顿几乎没有下过直接的指示。新任联邦能源局局长约翰。索希尔敦促石油公司给美国“尽量多”供应石油，但是，他同时承认“应关心世界各国在世界石油供应上享有某种公平合理的份额的权益”。亨利。基辛格在一次与石油公司总裁们一起参加的会议上，特别重视这一点，要求他们“要照顾荷兰”，因为它与以色列的传统友谊关系被阿拉伯人列为他们要打击的特别目标。
日本人感到有特别容易遭受打击的危险性。在它本土几乎不生产什么能源。它的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是由进口石油供应燃料的。不仅它的公众处于恐慌之中，而且，日本是高度依赖国际大石油公司的，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公司。在一次会议上，日本通商产业省的一位高级官员提请大石油公司的代表注意，不要把非阿拉伯的石油从日本转移到美国去。公司的代表回答，它们正尽可能公平地分摊石油，而且，只要各国政府愿意，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以全部交给各国政府去办，包括日本在内，它们真将谢天谢地。日本政府退步了；此后，它似乎满意于当前的做法，尽管它仍继续监视着石油分配的实施情况。
在反应上最不安的要数英国政府了。联合王国已被阿拉伯政府列为“友好国家”，因此认为尽管削减产量，它仍可按照1973年的供应量获得100 ％的石油供应。贸易和工业大臣把阿拉伯国家的保证有信心地告诉下议院。他自己亲自去沙特阿拉伯进行政府与政府间的石油贸易谈判。英国政府并持有英国石油公司的一半股份，但是，按照追溯至丘吉尔在1914年取得股份时的协议，英国政府是不可以干预商业事务的。但这次究竟是商业事务还是安全事务呢？而且，当前煤矿工人与以爱德华。希思为首相的保守党政府之间就将发生一场对抗的斗争，煤矿工人威胁要进行一场大罢工，石油供应要减少的同时，煤炭的供应可能也要降低。石油短缺将大大增强煤矿工人的谈判实力。希思希望尽可能获得更多的石油，以便作好与煤矿工人斗争的准备。希思召请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埃里克。德雷克爵士和壳牌运输贸易公司董事长弗朗克。麦克法金到他的契克斯乡村别墅。陪伴首相的有他的几位阁僚。很明显，希思假如不能诱导石油公司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将设法胁迫他们这样做。英国必须受到优惠的待遇。希思告诉他们，两家公司不得削减给英国的供应，石油供应的流量必须保持正常时候需要量的100 ％。
两位董事长都指出，石油公司能做些什么不是由它们自己选择的；正如麦克法金后来表白的，由于“政府未能就如何应付石油短缺拟订出计划”，导致他们被吸到真空吸尘器里来了。每家公司在它们有交易往来的许多国家里，都有一张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应尽的义务网；但是，万一要由它们来处理石油短缺问题，可能遵循的唯一方针就是实行均等的牺牲，尽管它们明白，即使实行这一原则，要坚持下去也愈来愈困难。麦克法金还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他表示非常抱歉，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60％的股份属于荷兰所有，而英国仅有40％。因此，尽管他万分不同意希思的要求，但作为假设，他纵然同意希思的要求，也不可能欺凌荷兰的利益。
希思受到断然拒绝而感到恼怒，他更坚持向德雷克施加压力寻求特别待遇。由于英国政府持有英国石油公司51％的股份，希思粗率地说，德雷克就该按照首相的命令去做。但是德雷克是一个极为直截了当的人，而且，他肯定是向来不习惯于让步的。作为1951年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的总经理，他曾勇敢地顶过摩萨台，曾为此受到死的威胁；此后，他曾同样坚决地顶过英国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专制的威廉。弗雷泽，为此他受到威胁说要把他放逐到英国石油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炼油厂去。可以肯定，他现在是不会在希思面前让步的，正如他后来所说，不会让首相来“毁灭我的公司的”。在伊朗经受了一次国有化以后，德雷克不想再次作为国有化的当事一方。假如他默认首相的要求，他能肯定，英国石油公司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设备上的未来命运将是被别的国家收归国有。
因此，当希思进逼他时，德雷克提出他自己的问题来挡开希思的进逼。“你是作为一个股东还是作为政府来要我这样做的呢？假如你是作为一个股东要求我按照英国正常的需求量给予英国100 ％的供应，你该知道我们就会在法国、德国、荷兰和其他国家受到国有化的报复。这对小份额的股东将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接着，德雷克就公司的法规尖锐地教训了希思。公司的法规禁止给某一个股东比其他股东更优厚的待遇。所有的董事都有关心公司整体利益的责任，而不是关心特定股东的利益。因此，不仅公司在要受到更多削减石油供应的国家里有遭受报复的风险，而且，英国政府将会因滥用支配权而受到少数股东的指控。“假如你是作为政府而要求我去做的话，”德雷克继续说道，“那我就必须告诉你，我必须有个书面通知。那样，我们就能向其他政府申明我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执行政府的指示。或许，而且仅仅是或许，我们可能会避免遭受实行国有化。”
希思在这一点上发了脾气。“你非常懂得，我是不可能用书面通知的，”他的声调是低沉的。毕竟他是一个主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和主张与欧洲国家合作的伟大战士。
“那么，我就不能按照你的要求做，”德雷克以非常坚定的态度回答。
当然，希思通常可以要求议会通过强迫英国石油公司给予特别优惠的法律。但经过几天考虑以后，无疑包括深思过这样的行动对英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希思的怒气才平静下来，放弃了坚持特殊待遇的要求。
伦敦白厅的政府公务员对全面情况比政治家要了解得更为清楚。他们明白“公平分配”原则的优点，而且，在寻求变通原则的手法上更为熟练。他们在向国际石油公司施加压力时，同时提醒它们，北海油田的勘探许可证是要由英国政府来决定的。用这样的方式，它们就能保证英国获得它们愿意解释为“公平分配”的供应份额，更多一些的分配。
有难同当和公平分配原则的做法，实质上是转移供应渠道。非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转向遭受石油禁运的或被列入中立名单的国家，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则直接供应列入优惠名单的国家。总加起来，五家美国大石油公司最后按照这一做法转变供应方向的石油约占它们所有量的1 ／3。总的说来，有难同当原则的采用是很有效的，经过对在能源和石油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距的数据进行调整后，日本在禁运期间所受的损失为17％；美国为18％；西欧为16％。联邦能源管理局后来为参议院的跨国小组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非正式的石油分配制度如何发挥作用的追溯性分析。考虑到所有的情况，报告写道，“很难想象有其他分配计划会对削减了的石油供应做到更公平的分配。”各石油公司“在禁运期间被要求作出困难的、变化不定的政治决策，这样的决策超出了公司关切的正常业务范围”。报告提到，那种事情是它们决不希望必须再做的事情。
新的价格世界
正当在现货市场上狂热地哄抬油价的时候，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部长们于1973年12月末在德黑兰开会，讨论石油的官方价格。提出的价格幅度从石油输出国组织经济委员会建议的高达二十三美元一桶，低到沙特阿拉伯提出的八美元一桶。沙特阿拉伯害怕油价像火箭似地猛涨，可能导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一起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亚马尼在谈到工业国家时说，“假如你们减低下来，我们也将减低下来。”他认为巨额的标卖价格并不表明市场的实际状况，而只是反映了出于政治原因在石油禁运和削减生产时期内举行标卖时的实际情况。费萨尔国王也要保持禁运的“政治特性”，而不要将之看作攫取金钱的借口。尽管如此，由于各国从其独一的主要商品获得的收入可能增加好多倍的前景，才使石油输出国肯定地对它们的不安保持缄默、不再言语。
最最积极且直言不讳的国家是伊朗。这里终于使伊朗国王有了机会，来取得他认为可为他的伟大抱负提供资金所必需的收入。伊朗竭力主张新的牌价为11。65 美元，这将意味着政府的提成为七美元。伊朗人有一个确定价格的基本原理。它不是根据供需关系，而是根据国王所称的“新概念”，即以替代石油的能源——从煤和页岩油中提取的液体和煤气——的成本来确定石油的价格。假如这些其他能源的加工方法符合经济原则，或如国王所说的，那么这一成本就是石油必要的最低价格。国王在私下骄傲地引证阿瑟。D。利特尔在这个课题上为伊朗所作的研究。利特尔假设的前提先后得到许多石油公司的赞同。但是，这项研究存在难以分析的计算环，事实上，他的研究充其量是全凭推测作出的。因为所有这些替代能源的加工方法，属于商业性经营的只有一个，这是在南非独一无二的、范围有限的一个煤炭液化企业进行的生产。壳牌公司的中东首席顾问曾对这一问题作了这样的总结：“替代石油的能源，按需要的数量来看，还只是经济理论上的，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正如在最近的能源短缺局面中，要出现页岩油的奇迹，简直是妄想。
经过许多艰苦的商讨后，在德黑兰与会的石油部长们接受了伊朗国王的主张，新价格将为11。65 美元，这是具有历史性和重大意义的一次涨价。石油牌价已从1970年的1。80美元涨到1971年2。18美元，1973年年中涨到2。90美元，1973年10月又涨到5。12美元——现在涨到11。65 美元。这样，从十月战争开始以来（从10月到现在的12月）——已涨了两次价，为这以前价格的四倍。新牌价采用特定的沙特阿拉伯的原油——阿拉伯轻油作为定价的“标号”。所有其他石油输出国的原油价格都要按此基准来调整，根据质量（含硫量的高低）、比重、抵达主要石油市场的运输费等定出价格的级差。国王指出，这个新价大大低于最近在伊朗石油公开标卖的投标价17。04 美元。他宽厚地说，这个价格是出于“好意和宽宏大量”订出来的。
在12月底，理查德。尼克松给国王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私人信件。在信里，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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