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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风云[美]-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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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曼像他一行中的其他经理人员一样，还期望海湾石油公司会从科威特获得某种特殊价格或者优惠，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许多科威特青年到匹兹堡来接受培训，跟海湾石油公司的人员家属住在一起，并会获得一切殷勤的招待以及个人关系和联系。但是现在不行了，出乎意外，人家对古德曼说，海湾石油公司将像任何其他顾客一样一视同仁。科威特人还说，海湾石油公司将只得到足够的石油供它自己的炼油厂使用，不能供它在日本和朝鲜的第三方顾客使用。但是，古德曼回答说，那些市场是海湾公司花了很大力气开发出来的。他知道，他是花了很大力气的。科威特人说不行。那些是他们自己的市场，是以他们自己的石油为基础，他们将在那些市场上销售他们自己的石油。
海湾石油公司的人员不能不注意到，跟过去相比，他们现在所受到的待遇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日复一日从旅馆到部里，然后等着，”古德曼说。“有时候由一个低级人员出来接待，有时候没有。”有一次在讨论中，古德曼试图使一位科威特官员回想起海湾石油公司为科威特所做的一切的历史，至少是他，也是海湾公司所了解的历史。科威特人变得十分恼火，“不论你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付了钱的，你们从来没有帮我们什么忙。”然后，他走出了会场。
最后，海湾石油公司对于进入它自己系统的石油得到厂一一个很小的折扣，但是对于它可能卖给其他任何公司的石油则根本没有任何折扣。“对科威特人说来，这是推翻了殖民权力，”古德曼后来表示。“有这样一种误解，美国人在这方面自负，以为我们给这些人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会得到他们的爱戴。这是美国人的天真，我们认为我们的关系良好。他们却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他们总是觉得人家是以恩人自居，他们记住这点。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有这样一种爱和恨的东西。”
“然而，”他又说，“这是一时的。这只不过是他们将变得非常富裕。”
委内瑞拉：小猫死了
在委内瑞拉的巨大特许权也被一扫而光。在七十年代初，人们已经对将发生什么情况没有任何怀疑。这个国家毕竟是石油民族主义者、欧佩克创始人之一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的国家。1971年，委内瑞拉通过了一项“归还法”，这项法律说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特许权和其他资产都将在特许权期限终止以后归还给委内瑞拉，赔偿金有限。第一批特许权将在1983年开始到期。“归还法”，加上委内瑞拉“不再给予新的特许开采权”的政策，其经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石油公司放慢了它们的投资，这就是说，委内瑞拉的生产能力是在下降。生产的下降反过来不可避免地会煽起对石油公司的民族主义的反感。“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总经理罗伯特。多尔夫回忆说。“这项政策是没有新的地区可以开发了。因此我们不准备饲养这只小猫咪了，于是他们就抱怨说小猫咪快死了。”
1972年，政府通过了若干法律和法令，对于石油工业从勘探到销售的各个方面实行有效的行政控制。它也把实际税率提高到96％。因此它虽然还没有国有化，却已经实现了国有化的许多目标。但是国有化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973年油价上涨和欧佩克显然取得的胜利，很快加强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自信，加快了最后一幕的演出。在新时代，1983年是等不及了。外国人所有制就是不再能接受了，而国有化需要尽可能快地实现。关于这一点，所有政治派别的意见看来差不多是一致的。
随之而来的是两套谈判——而不是一套，第一套是同国际石油公司，先是跟埃克森公司和壳牌公司，接着是跟海湾公司和另外一些公司。另外一套谈判在委内瑞拉人自己中间进行。第一套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当1974年结束时，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就石油国有化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过程之中，”一位参加者说。“这个战场清楚地划分为主张同外国石油公司激烈对抗以及非激烈的谈判解决问题的两方。”阿方索从他的住宅花园中介人，站在对抗者的一方；他宣布不仅石油工业而且外国在委内瑞拉的所有投资都应立即收归国有。
然而，人们在解决的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像原先预料的那样的深仇大恨，这部分是由于石油公司的现实主义。有些人可以把它称为“宿命论”。委内瑞拉早年一直是它们的大部分利润的来源。有一个时候占埃克森公司全球石油收入的一半。如果你想爬上壳牌公司，即使不是埃克森公司的最高位置，那个地方也是必经之途。但是在新时代，它们没有办法反抗。对它们来说，最要紧的事情是保持获得石油的通道。“我们赢不了，”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多尔夫说。“价格坚挺；市场状况是在助长所有国家的气势，它OJ以为发生的事情将会永远继续下去，实际的国有化使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
委内瑞拉在国有化以后将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保持外部世界的技能和技术的源源流入，以使石油工业尽可能地有效率和现代化。石油公司同委内瑞拉谈判服务合同，按照这个合同，前特许权所有人继续转让技术和人材，作为交换，它们将得到十四或十五美分一桶的报酬。第二个条件是取得进入市场的通道；国有化后的石油工业将生产大量石油。它需要出售石油，但在国外没有自己的销售系统。与此同时，前特许权所有人仍然需要石油供给它们的生产过程的后续系统。因此，他们同委内瑞拉订立了长期的合同，使石油进入市场。国有化以后第一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同委内瑞拉签订了据认为是当时曾经缔结过的最大的单个石油供应合同，每天供应九十万桶石油。
委内瑞拉政客和石油业人士之间进行的第二套谈判要困难和动感情得多。在石油工业内已经有两代委内瑞拉人成长起来；此时，在直到最高层的所有职务中有95％的职务是由委内瑞拉人担任，其中许多人是在国外接受部分培训，并在跨国公司中取得国际经验，他们一般认为他们得到了公平的待遇。这时的问题归结起来是，政府收入所依赖的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将主要是一个政治实体，其议程由政客以及国内政治的相互影响所决定，还是一个归政府所有、作为企业经营的实体，由有着较长期的目光和由石油业人士决定议程？在这个问题背后，当然是国有化以后的委内瑞拉权力之争，也是一场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前途而进行的搏斗。
某种无法逃避的考虑决定了结果的发展方向。石油工业及其健康发展对于委内瑞拉的整个经济福利最关紧要。在加拉加斯，人们普遍担心可能会创立“另一个墨西哥石油公司”，那就是说一个像墨西哥石油公司一样非凡强大的国有公司，是一个针插不进的国中之国。或者，人们担心，结果也可能是一个削弱的政治化的腐败的石油工业，对委内瑞拉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个结果还受到另一事实的影响，那就是不仅在委内瑞拉的各个子公司中，而且在最高层都有一大批有造诣、技术上先进的石油业人士。如果石油工业政治化了，他们可能干脆卷起铺盖走路。
在那种情况下，不久前作为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取得压倒优势胜利的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选择了一项“温和‘与务实的解决办法，一项石油工业本身能够参与的解决办法。即建立一个国家控股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发挥财政，规划和协调的中心作用，也充当政客和石油业人士之间的缓冲。在国有化之前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业务公司，后来合并为四个，然后为三个公司。每一个都是完全一体化的综合性的石油公司，一直经营到它自己的加油站。这种类似的竟争，人们希望，会确保效率并且防止另一个臃肿的官僚的国家公司的发展。这种结构也会有助于保持公司各个方面的文化修养、传统和效率以及改善经营的集体精神。1976年的第一天，国有化生效了。佩雷斯总统称之谓”一个信仰的行动“。这个国家的国有化新石油公司很快注定要凭自身的能力成为世界新石油工业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沙特阿拉伯：交出的特许权
剩下的就是所有特许权中最大的特许权——在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的特许权。经过三十年代惨淡经营的岁月，一贫如洗的伊本。沙特国王更希望的是发现水而不是石油的年代，阿美石油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企业。1974年6 月，沙特阿拉伯根据亚马尼的参与原则办事，取走了阿美石油公司的60％的股份。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年终，沙特人对合伙组成阿美石油公司的几家美国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说，60％硬是不够的，它要100 ％。在石油国有化的新时代，少于此数的任何方案是一种屈辱。石油公司采取坚决不让步的态度。他们的头号信条毕竟是“决不放弃特许开采权”。那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即使这条规则经受不住七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压力，石油公司至少也要想方设法尽力作最好交易。沙特人方面也同样态度坚决，非要得到他们想要的条件并在必要时施加经济压力。到时候，还是石油公司被说服，它们在原则上同意沙特阿拉伯的要求。
可是，由于双方在重大的业务和财政问题上反复争论，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把原则付诸实践。这一谈判要决定占自由世界石油蕴藏量足足1 ／3 的归属，其艰巨和困难自不待言，谈判也是到处流浪的。1975年整整一个月，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的代表和亚马尼在贝鲁特上面的一个小山城贝蒂梅里安营扎寨。每天早晨石油企业家就会从他们的旅馆走过一条小街来到亚马尼权作住宅的一个古老寺院。他们在那里辩论如何估价一种非同寻常的资源以及如何保持取得这种资源的途径。接着他们听到风声说，一个恐怖主义集团可能策划对他们进行袭击和绑架，突然间这条小街看起来显得不是古雅而是危险的了。他们立即撤离，于是谈判者就无精打采地跟着亚马尼作他的全球旅行。
最后，在1976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他们在利雅得亚马尼下榻的雅马马饭店套房中达成了协议。四十三年前在利雅得，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勉强同意为取得在荒无人烟的沙漠进行盲目开掘油井的权利，预付十七万五干美元以后，伊本。沙特下令，让人在原特许权的文件上签字。到1976年，这个沙漠已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一千四百九十亿桶——占自由世界总的蕴藏量的1 ／4 以上。而现在特许权就一举废除。“这真正是这个世纪的末日，”那天晚上在雅马马饭店现场的一个美国人说。
但是这个协议决不是规定脱离联系。双方彼此都还有许多需要，还是原先把阿美石油公司的伙伴们拴在一起的那个老问题：沙特阿拉怕拥有的石油足以供几代人的需要，而这四家石油公司拥有必需的巨大销售系统来把大量石油运销出去。因此根据新的安排，沙特阿拉伯将接管阿美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全部资产的所有权和权利。阿美石油公司可以继续担任经营者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服务。对此，它将获得二十一美分一桶的代价。反过来它将销售沙特阿拉伯80％的产量。1980年沙特阿拉伯根据帐面的净值，对阿美石油公司在这个王国的所有财产支付赔偿金。这样一来，这个大特许开采权的全盛时期终于成为历史。石油生产国达到了它们的宏伟目标；它们控制了自己的石油。这些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就成为石油的同义词。
关于沙特阿拉伯和阿美石油公司的四家合伙公司之间的协议，有一件怪事。沙特人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它一直到1990年，达成协议十四年以后才签字。“这是很实际的，”公司的一个谈判人说。“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完全的控制——但他们不想要拆散阿美石油公司。”结果十四年中生产和销售了大约三百三十亿桶石油，做了七千多亿美元的生意，而这一切用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的话说是在“过渡”的情况下进行的。
虽然起初石油公司通过供应合同，仍然同他们以前在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科威特的特许开采权有联系，这种关系由于这些国家和政府的多元化政策，也由于市场上存在的机遇和可供选择的其他关系，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削弱了。此外，在“大特许权”终止的同时，各石油输出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国际性的石油公司不再是对地下的石油拥有所有权的那种“特许权所有人”，而是成了只是“承包人”，持有生产分成合同，使它们对它们发现的石油中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这种新型关系是由印度尼西亚和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六十年代后期创造的服务“凑巧是人们所熟知的勘探、生产和销售石油的服务。但是这种名词术语上的变化却反映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变化：这个国家的主权由双方以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所能接受的方式予以承认。殖民历史的余辉被消除了；石油公司毕竟只是作为被雇佣者留在那里。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生产分成合同在世界许多地方变得很普遍。
与此同时，不经过石油公司扮演中间人的传统角色，由输出国自己直接销售到市场上去的石油数量，引人注目地日益增加——从1973年占欧佩克总生产量的8 ％增加了四倍，达到1979年的42％。换句话说，石油生产国的国营公司的经营范围进入了石油生产的后续过程，进入他们国境以外的国际石油业。这样，在许多方面，全世界的石油工业在五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欧佩克的统治下具有崭新的面目。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变化还在前头。
32、调整
廉价石油的终止是否意味着碳氢人的道路的终止？石油为他的机器提供了动力，也为他提供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开始珍视的一切物质享受，今后他是否还买得起石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廉价和方便的石油为经济的增长输送了燃料，从而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宁。如今，昂贵和不牢靠的石油看起来将限制、阻止甚至消除经济增长。谁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但风险已经隐隐出现，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凄凄惨惨几十年的重大教训之一是经济增长对于民主体制的生存是何等重要。在此之前，石油输出国一直埋怨说，他们的主权由于石油正在受到损害。1973年以后，是工业国家发现他们的主权受到削弱并且遭到攻击，它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受到限制。权势在国际政治中的实质似乎由于其对石油的油滑反应而发生了变化。难怪七十年代的十年对碳氢人和整个工业世界来说是一个积怨、紧张、不安和毅然决然而又悲观的时代。
然而碳氢人不会那么轻易拱手交出他们战后的遗产，于是对新的现实进行大调整的进程这时就开始了。国际能源机构到头来不是一个法国人当初预料的对抗的机构，而是一个在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协调的工具和使他们的能源政策并行不悻的办法。它制订出能源紧急分享计划的程序，也制订了政府控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目标，以备在一旦供应中断时可以调动来弥补短缺。国际能源机构也为估价各国的政策和研究常规的和新的能源提供讲坛。
西方世界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心目标归结起来就是基辛格所说的改变石油权势所渊源的市场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是供需的平衡以及工业国家经济对石油的全面依赖。实际上所有的工业国家出于对价格和安全上的担心，都采取了对策，开始实施旨在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的能源政策。为设法改变这种“客观条件”，各个消费大国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行事，反映了各自的政治文化特性——日本人有着国家和私人的共识；法国人有着国家指导的传统；而美国人有着通常易于闹派别的政治辩论。组合也许有所不同，但是要使新的石油权势卷土重来的因素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使用替代燃料，寻求多元化的石油来源以及节能。
各国的对策
经过阿拉伯石油禁运的最初惊慌和冲击，日本开始安排其对策。通商产业省发表了一个可以说是个人的“声明”；它限制自己总部大楼里的电梯使用，为了减少夏季电力空调的需要，也作了很大的努力来推广一种独创发明：男式“节能式”的短袖茄克衫服装。虽然电梯的使用仍受到限制，新服装尽管经大平首相亲自推广，仍然没能流行起来。
在日本，为了争夺对能源决策的领导权，爆发了相当轰轰烈烈的斗争。然而在各个方面，这个国家还是致力于果断地改变其能源状况。从六十年代初以来，日本的能源一直以取得廉价和可靠的中东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不再便宜或者可靠了，而日本赤裸裸的弱点再一次暴露得十分明显。对策和变化的路线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身体力行。这些措施包括将发电和工业生产用电从石油改为其他燃料、加快核发电的发展、扩大进口煤和液化天然气、把石油进口的来源从中东扩大到环太平洋。资源外交列在日本国际关系的最前列，这个国家卖力地谋求讨好中东和环太平洋的石油生产国和能源供应国。
政府和企业界为促进工业方面的节能，特别是减少使用石油，发起了齐心协力的运动。这一运动的集中和立即产生的深远意义，是其他任何努力无法比拟的。运动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并对于日本企业取得新的国际竞争能力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这一对策其实是为其他工业国家树立了范例。“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领袖在1973年以后都非常担心，”当时的通产省副大臣天谷直弘回忆说。“他们担心他们公司的存亡，因此人人同心协力。＂1971年，通产省对于从”能源密集型“转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必要性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根据的前提是日本的石油需求迅速增长将对世界石油市场造成过分的压力。重工业不特别喜欢这项调查研究，因为这暗示重工业将成为破产者；于是这个在油价还比较低的时候拟订的报告挨了许多批评。但是1973年的危机为以极危险的速度执行这项新战略提供了动力。“我们使用的将不是地底下的资源，而是我们头脑里的资源，”天谷说。“日本人习惯于地震和台风之类的危机。能源冲击是一种地震，因此即使它是一种大的冲击，我们已准备好去适应。”
“从某一方面说，”他又说，“这是一种好事，因为它迫使日本的工业作出迅速的变化。”
在法国，最高能源官员是让。布朗卡尔，他是精英集中的法国矿业公司的工程师和成员，有长期石油工业的经验。作为工业部能源总代表，他协调政府的政策和国营能源公司的政策，1974年初甚至在巴黎还试图对石油生产国奉行和解的双边政策时，他就向乔治。蓬皮杜慷慨陈词，“今后的时期将相当不同，是一个改革而不是危机的时期。……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要视阿拉伯的决定行事，那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遵循一项能源多元化的政策并且设法减少对石油的需要——或者至少不允许需求增加。”
布朗卡尔发现蓬皮杜是一个很善于听取他的主张的人，蓬皮杜在1974年初召集了一个高级顾间会议，他虽然身患重病，而且因为药物治疗的副作用，身体浮肿，要参加长时间的会议显然有很大的痛苦，然而这次讨论肯定了法国能源政策的三个基本支柱；迅速发展核动力、恢复用煤以及十分强调节能——一切为了恢复法国的自主。蓬皮杜在这次会议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但他的继任者吉斯卡尔。德斯坦继续推行这三项计划。由于法国政府的体制不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容易受到像环境保护者之类的外部干预者的影响，法国在短短几年中就在投入核动力方面超过其他国家。但是核动力也在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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