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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风云[美]-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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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英国首相威尔逊也有这样的思想。1975年夏天，在庆祝北海打出第一批石油不过几星期，他正坐在唐宁街10号三楼的书房里抽着烟斗。威尔逊担任首相的任期已是最长的。他由于有一句话值得刻在全世界的所有议会和国会的墙上而对政治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治生活中，一星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威尔逊在1964年最初执政时曾许下诺言，要把呆滞的英国引到“技术革命的白热化”，但是这时，在十年以后，石油的开发技术似乎是英国的最佳经济赌注，而不是计算机和宇航空间。正是那个暑天，威尔逊在反复思考英国的石油生产如何能从涓涓细流增加到也许每天二百五十万桶，从而改变英国的经济前景，并肯定影响世界石油力量的平衡。他已经像一个石油国家的首相那样思维。这时候，福特政府正在宣传反对提高油价。“我们有兴趣看到石油价格不下跌太多，”威尔逊说。“如果美国真要把油价拉下去，这里的许多人未必会同意。”
在这一切中间有很大的讽刺意味。威尔逊所住的那个房间是安东尼。艾登二十年前使用过的，当时艾登正为对付苏伊士运河、纳赛尔、民族主义以及对英国的石油供应的威胁而奋力挣扎。1956年所设想的威胁是那么严重，以致文登决定以发动未得逞的攻击形式，对苏伊士运河使用军事力量，这对于结束欧洲在中东的历史作用以及肯定对文登的前程起了很大影响。威尔逊没有遭遇这样的下场。其实，他供认的这一野心却是足以使艾登为之震惊的。作为新兴的石油大国的领导人，威尔逊和蔼地说，他希望到1980年当欧佩克的主席。
“危急关头”
1973年价格冲击的一个奇怪结果是兴起一个新的职业——石油价格预测。在1973年以前，这一职业实际上没有必要。油价的变动是以美分而不是美元计的。许多年来价格没有多少上落，可是1973年以后预测行业欣欣向荣。油价的走势不仅对能源工业而且对于消费者和成千上万的行业（从航空公司、银行到农业合作社），对于国家政府以及对于国际经济都有决定意义。这时候似乎人人都在做预测生意。石油公司在预测，政府在预测，中央银行在预测，国际组织在预测，经纪商行在预测，银行在预测。的确，人们也许会想起美国作曲家和抒情诗人科尔。波特的一个叠句：“鸟儿干，蜜蜂干，甚至有知识的跳蚤也干。”
这种特殊的预测像所有的经济预测一样，是艺术，也是科学。判断和假设支配着预测。而且这种预测很大程度上受进行预测的这个“社会”所影响；因此它也是一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现象，反映同辈人的印象以及个人和集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摸索确定性和共同安逸的方式。最后结果往往是走向共识的强大趋势，即使这种共识每隔几年就改变其调子。
当然，到1978年，在整个石油预测界以及根据这种预测作决定的人中间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共识：虽然阿拉斯加、墨西哥以及北海合起来，到八十年代初或中期可能给世界市场每天增加六百万桶到七百万桶石油。这种新来源只可望用作一种补充和某种现代的费比乌斯的延缓和推迟，而不是决定性地消除石油短缺以及结帐日的必然到来。因为，大多数预测者一致认为，另一次石油危机在今后十年左右、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是非常可能的，那时候，需求将再一次接近可以获得的供应量。结果，用流行的话说，很可能是“能源缺口”，即某种短缺。用经济术语说，任何这种不平衡都将由另一次大涨价来解决，像七十年代初期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冲击求得解决那样。虽然在种种预测中可以找到一些变异，但是在中心主题上它们是相当一致的，无论预测来源于大石油公司、中央情报局、西方政府、国际机构、独立的著名专家还是欧佩克本身。不仅预测家相信，而且依靠预测制定政策和进行投资并选择自己的行动方针的决策者也相信。
这一共同看法骨子里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相信“铁的法则”——那就是在经济增长率同能源和石油使用增长率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密切关系。如果经济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每年增长3 ％或4 ％，石油的需求也将每年增长3 ％或4 ％。另一种说法是，收入是能源和石油消费的主要因素，而事实正像1976年、1977年、1978年所衡量的似乎证明了这一估计。工业世界的经济增长从严重衰退回升，在这三年中平均达到4。2 ％；石油的需求平均也增长大约4 ％。这样出现的未来世界的情景是对当时的现状的一种预测：增长的经济将继续要求石油数量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使需求增加。节能的未来的影响将减轻。这将为1973年重演准备舞台。
欧佩克长期战略的主要倡导者亚马尼开始背离他一贯提倡的价格稳定的主张，而是改为主张会鼓励节能和发展替代能源的油价定期和小幅度增加的做法。他说，这比普遍预料的使人痛苦的价格涨幅更为可取，带来的动荡也较小。“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和我看到的所有可靠的研究报告，”他在1978年说，“有很强烈的迹象表明，在八十年代中期某个时候，如果不是以前的话，将出现石油供应的短缺。……无论我们怎么办，这个日子正在临近。”
亚马尼这番话是表达了石油输入国和输出国知情人士普遍的看法。即使在华盛顿，有些看到石油实际价格是在下降需求是在上升的人，也开始认为较早地实行适度的石油提价，也许可以避免以后有更多的痛苦。危急关头在十年左右内肯定要到来。人们也普遍认为，情况并不说明在近期内油价会有很大的增长。这一看法是根据对经济的观察。政治当然是另一回事。政治从来不是易于纳入处理经济增长率和需求伸缩性的模式的。但是也不能轻视。政治不会允许任何人搞一个长期战略后就舒舒服服万事大吉。
吉米。卡特在三大洲进行激动的旅行，在1977年的最后一天，他从华沙到新德里的途中到达德黑兰。他说他曾问过卡特夫人，她希望在哪里度过除夕，她说六个星期前，国王夫妇访问华盛顿时，卡特夫妇感到很是愉快。然而在他们的选择背后，现实政治的考虑不下于感情因素的考虑。伊朗国王感动了卡特，伊朗国王在走向自由化方面正在迈出相当大的步子，并且在谈论人权。两人之间有了新的谅解。这时卡特比他刚上任时能更好地欣赏伊朗及其领导人的战略作用。伊朗是一个主权国家，对这个地区的稳定不可缺少，他是抗衡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和野心以及反西方的激进势力的力量和野心的决定性因素。伊朗作为世界上两大石油输出国之一以及地区强国，也是对保障世界石油供应起中枢作用的。
卡特也想对伊朗国王在人权问题上的进步以及在油价问题上改变立场向他表示感谢。油价立场上的变化被视为伊朗国王方面的重大进步，而且总统对国王上次到达白宫南草坪遇到闹事和催泪瓦斯一事感到遗憾和尴尬，他要清除伊朗国内和国外的任何疑虑，而且坚定地强调美国的支持。因此在除夕的宴会上，他起立作了值得纪念的祝酒。他说，“由于国王的伟大领导，伊朗是世界上多事地区的一个稳定安全岛。对陛下，对您的领导，以及对您的人民向您表示的尊敬、钦佩以及爱戴，致以莫大的敬意。”按照这一强烈和有希望的凋子，总统和国王迎接了1978年重要的元旦。
并不是人人都像总统描述的那样看待这一稳定安全岛的。在卡特访问后不久，一家活跃于伊朗的美国独立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游览了德黑兰后回国。他有一个秘密信息急于要告诉他的一位董事。“伊朗国王，”他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33、石油冲击：大恐慌
吉米。卡特离开伊朗之后一周，德黑兰的一家报纸发表文章，对伊口朗国王的一名势不两立的对手进行粗暴攻击。这位对手是一名年迈的什叶派教士，名叫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他当时正在伊拉克过流亡生活。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采用了匿名，但它看来是出自国王政权的一名官员之手。卡特的访问也许加强了国王政府每况愈下的信心。确实，这篇文章早已在准备之中，因为随着霍梅尼本人对国主政府的严厉攻击以盒式录音带的方式在伊朗全国秘密流传，人们对政府的愤怒情绪与日俱增。
伊朗王室和主要的伊斯兰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仇恨，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礼萨。汗同什叶派教士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这种仇恨，也是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之间规模更大的斗争的一部分。但是，1978年1 月7 日这家报纸发表的文章引发了斗争的一个全新的阶段。
幻灭和反对
七十年代中期，很明显的情况是，伊朗简直不能吸收正在源源流入的大量增加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被胆大妄为地乱花在奢侈的现代化计划上，或者丧失于浪费和腐败之中。石油美元正在导致全国性的经济混乱以及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农村人口正在大量涌入已拥挤不堪的城镇；农业产量在下降，而粮食进口却在增加。通货膨胀笼罩了全国，滋长了人们种种不可避免的不满情绪。德黑兰的一名中级管理人员或公务员，要把薪金的70％花在房租上。伊朗的基础设施无法应付突然而来的人口压力。落后的铁路系统垮掉了；德黑兰的街道上车辆拥挤不堪。全国的电网无法满足需求，发生故障。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部分地区常常停电，有时一天要停四五个小时。这对工业生产和国内生活来说是一大灾难，也是引起人们愤怒和不满的新因素。
伊朗各界人士对国王政权和乱七八糟地仓促搞现代化，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试图在混乱中把握住一些确实的东西，于是日益注意传统伊斯兰的和越发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的号召。得益者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他在宗教上的正直行为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使他成为反对国王及其政权以及实际上反对七十年代中期伊朗的性质和时代的体现。霍梅尼于1900年左右出生在离德黑兰一百八十英里一个小镇的宗教教师之家。其父在他出生后几个月便去世，据一些人说，他是在前往朝圣的途中被一名政府官员杀害的，他十几岁时母亲亡故。霍梅尼后来致力于宗教研究，至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已是伊斯兰哲学和法律的颇有名气的讲师，传播有关教士严格控制下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思想。
许多年来，霍梅尼把巴列维政权看作是既腐败又非法的政权。但他直到约六十岁时，才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当时，他成为反对被称为“白色革命”的国王的改革计划的领导人物。霍梅尼对一项建议表示愤慨。该建议认为，地方议会的议员不再只限于由男性穆斯林担任。当政府根据“白色革命”的规定，重新分配大批房地产（其中包括什叶派教士的大量财产）时，霍梅尼挺身而出，成为最不屈不挠的反对者之一。他一再被捕入狱，最后流亡伊拉克。他对国王的憎恨，只有他对美国的嫌恶可以相比。他认为美国是巴列维政权的主要支持者。他在伊拉克流亡时，以血仇和报复的言辞发表他对美国的谴责。他似乎受一种特别强烈的十足的愤怒所驱使。他本人成了人们日益不满的集中反映。阿亚图拉的其他比较温和的言辞，被这位流亡者严厉的不妥协的声音淹没了。
反对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出现了。随着卡特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以及后来于1976年当选为总统，人权问题便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伊朗国王的人权纪录并不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伊朗国王的人权纪录也是有代表性的，但比这个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权纪录要好些。国王的一名主要批评者、1976年调查过伊朗人权状况的“法理学家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得出结论说，伊朗国王“远远够不上列人暴君之列。他甚至不偏不倚”。但是伊朗秘密警察“萨瓦克”是残忍的、狂暴的，尤其在拷打时手段是卑鄙的；它还很无情、愚蠢、冒昧，到处渗透，态度专横。以上所述，没有哪一点符合正在雄心勃勃地谋求成为世界强国的伊朗这个伟大文明古国的形象。而伊朗国王还正在向工业世界讲述它本身性质的缺陷呢。因此，伊朗的人权纪录变得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更多地被报道，从而进一步助长了伊朗国内外的人们对国王及其政权越来越敌对的情绪。国王本人感到了美国在人权间题上施加的强大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当这种批评日益增长之时，他仍决心沿着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前进。
“搞四十天又四十天的连续斗争”
1977年末，由于霍梅尼的大儿子被神秘地谋杀，霍梅尼的言论更加愤怒激烈。这次谋杀被认为是“萨瓦克”所为。接着是1978年1 月7 日报纸发表的那篇文章。文章嘲笑霍梅尼，对他的宗教资历和虔诚提出疑问，对他的伊朗国籍表示异议，耸人听闻地指责他种种不道德行为，其中包括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伤风败俗的爱情诗著作。这种在报纸上对霍梅尼的攻击，引发了他的宗教活动的老家——圣城库姆的骚乱。政府调来了军队，示威游行者被抢杀。库姆的骚乱触发了穆斯林宗教领袖同政府之间新的对抗，这种新对抗采取非常独特的形式。伊斯兰什叶派规定四十天的哀悼期。根据计划，为库姆被杀害者致哀的四十天哀悼期结束的那一天，举行新的示威游行，于是有更多的人死亡，要为更多的人哀悼。接着，又是四十天之后，又有更多的人示威游行，更多的人死亡。这种周而复始的无情抗议活动的一名领导人后来称它是“搞四十天又四十天的连续斗争”。骚乱和示威游行扩大到全国，发生了进一步激烈的冲突，有更多的人被枪杀，更多的人成为殉难者。
军警对批评这个政权的人的攻击，只会壮大那些与国王敌对的人的队伍。撤销对什叶派宗教界的津贴，使教士们疏远和更加愤怒。事实上，公开的反对正成为国家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在整个1978年上半年，其严重性一直被低估。国王对英国大使说，是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他决心推行自由化。他的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以及最强大的敌人是毛拉，以及他们对群众思想的控制。国王说：“不可能同他们妥协。要一直对抗下去，直至一方不得不失败。”国王表明，他不会想象自己是会失败的。
美国政府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象国王可能要垮台。对华盛顿来说，任何替代办法实际上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位强有力的伊朗君王，毕竟在位已长达三十七年之久。他在全世界受到人们的爱戴。他正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伊朗是世界上两个石油大国之一，仅在几年之前，其石油财富远远超过它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国王是一位重要的盟友，是一个关键性区域内的一名地区性警察，是“栋梁柱”。他怎么可能被推翻呢？
美国关于伊朗的情报受到压制。由于美国更加依赖于国王，因此美国不大愿意去冒使他发怒的风险，而设法去查明他所藐视的反对派中间发生的情况。在华盛顿，具有能对伊朗作必要分析的才能的人才少得令人吃惊。直到那一天晚些时候，那些情报“消费者”（人们有时这样称呼美国的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对分析伊朗国王政权是否稳定的问题似乎没有很大的要求，这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或者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心结论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一位灰心丧气的情报分析家作出的评语是：“你不能泄露关于伊朗的情报。”
美国情报界在1978年一年中，努力争取召开一次“评估伊朗局势的全国情报会议”，但会议始终没有开成。每天有大量的情报，但严重的困难在于估计各种不同的不满和反对势力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制约的。8 月中旬，国务院的《晨讯概要》认为，国王正在失去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伊朗的社会结构正在瓦解。但是，直至1978年9 月28日国防部情报署还作出预测，“预计在今后十年内”国王“仍将有力地执掌政权”。这种预测毕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过去曾安然渡过了其他几次危机。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各种迹象表明，反对国王的风暴正在日益高涨，有些迹象特别可怕。1978年8 月的两个星期内，反对“罪恶的”影片的原教旨主义者焚烧了全国六家电影院。8 月中旬，在大炼油厂之都的阿巴丹，约有五百人涌入电影院，一些人锁上了门，焚烧被困的电影观众。虽然不安定的局面依然存在，但人们认为，作恶者是原教旨主义者。9 月初，连德黑兰也发生了流血的示威游行。这是转折点。从此以后，国王的政府作为有效的统治力量开始崩溃。但国王仍加紧推行他的自由化，其中包括就1979年6 月的自由选举进行商谈。
在那些接近国王的人看来，国王本人似乎发生了一些问题。他显得同人们疏远，比较孤立。有关他健康的谣言已流传了几年。他患了癌症吗？还是患了无法治疗的性病？9 月16日，英国大使又去看望国王。“我对他的外表和举止发生变化而担忧。他看上去身体萎缩，面色萎黄，行动迟缓。他似乎已精疲力竭，无精打采。”事实上，国王已患了癌症，而且患的是一种白血病。法国医生们曾于1974年首先诊断出他患这种病。但是疾病的严重性对国王和他的妻子都隐瞒了数年之久。同样，国王坚持要对他的治疗充分保密。后来，华盛顿的一些人对法国政府的一些人本该知道这件事表示怀疑。英国政府，以及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如果获悉关于国王生病的事实和性质，那末对许多方面作出的估计也许会大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开始越来越感觉到疾病的影响，对疾病的后果担心。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国王为什么优柔寡断和态度令人惊奇地超然，甚至精神欠爽，以及看来被宿命论所控制。
“好像是水中的雪”
正当他的国家政局恶化的时候，国王犹豫不决起来。他不想对日益高涨的叛乱进行全面的战争。“世界舆论”正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就是他的人民。但是他又不肯让步。他被美国政府发出的互相矛盾的忠告所迷惑。他感到被每个人出卖了。他一再表示，他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供他的反对派通讯热线的英国广播公司）正在共谋反对他，尽管其原因从未很清楚。
随着几星期时间的流逝，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举行罢工，其中包括石油工业的技术人员。1978年10月初，在伊朗的敦促下，霍梅尼被驱逐出伊拉克。巴格达的复兴党政权毕竟不得不担心它本国的什叶派人。科威特不让霍梅尼避难，于是他前往法国，后来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巴黎郊区住了下来。伊朗政府也许认为离得远，日久会淡化。但这种想法错了。法国允许霍梅尼及其追随者打通国王过去在德黑兰安装的直接拨号的国际电话，从而大大地方便了通讯联络。但是，这位对西方世界了解很少并且藐视它的年迈而又愤怒的教士，在他的家门口向常驻在那里的新闻媒介进行宣传，证明他自己是一位宣传的能手。
但国王继续推行他的自由化计划。学术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这些口号正被提出来。但这种西方式的权利，对那些正在奋起反对国王及其王朝以及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人来说，几乎引不起兴趣。10月底，国王只能说，“我们像水中的雪，每天都在融化。”罢工使经济和政府瘫痪，学生失去控制，游行和骚乱继续无法加以遏制。
伊朗的石油工业处于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主要的产区叫作“菲尔兹”——产油地。“菲尔兹”位于伊朗东南部，其中包括英波石油公司于1908年首先发现石油的马斯吉德苏莱曼。七十年以后的今天，“菲尔兹”的经营由“伊朗石油服务公司”掌握。该公司的前身是在摩萨台垮台和国王回归后，于1954年建立的国际联营企业。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由移居国外的石油人士担任职员，他们大多来自会员公司。总公司设在阿巴丹以北约八十英里的阿瓦士。10月，产油地一些罢工的伊朗工人进入在阿瓦士的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大楼。没有一个人设法驱逐他们。到11月，他们之中的二三百人住在走廊里，在那里膳宿，其策略上的目的是要向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增加压力。西方石油人员仍从事他们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设法避免介入工人事务。与此同时，在外面的庭院里，即席的祈祷礼拜会已经开始。起初，只有五六个人参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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