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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游戏-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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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犹公共事务会并非全凭好运道，它也经历了一番转变。该会不仅有能力阻止主要的阿拉伯军售案，同时也能大量提高美国援以金额，以便挽救其不健全的经济，自1980年的21亿的贷款，跳至1986年的38亿元的捐款补助。
戴恩回忆道：“在过去，肯能（该会创始人）只须接触少数几位熟稔的领袖即可，如民主党方面的韩福瑞及共和党方面宾州的史考特，此外不必多费心。今天可不成了，你得先有个构想，然后设法说服别人。不管他有没有头衔，是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还是少数党领袖或多数党领袖，都得请他帮忙。在我们眼里，国务卿的可能人选有535人之多。”
国会权力的分散，迫使美犹公共事务会扩展其权力基础。过去20年，该会仰赖大州大型犹太社团提供政治和财务支援，如纽约州、加州、宾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1981年空中预警机表决案击中该会最弱的一环，即美国东南、西南、密西西比河沿岸草原和洛基山区的25州，尤其是那些州的保守的共和党员。
“1981年我们到底败在那里？为什么？”戴恩大声问道，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了，只靠大州的参议员绝对无法获胜。我们必须认清：成败取决于草根大众，不能光注意犹太人，凡是有选票的地方，都不能放过。”
犹太人的南移对改革也有助益。该会立法部主任布鲁菲指出，犹太领袖担心“犹太人一旦南迁，便会失去原有的犹太性格，因为在纽约做个犹太人比较容易”。不过布鲁菲却表示，该会发现40岁以下的犹太雅痞“也将其政治参与热情带往南方的阳光州。我在佛罗里达的莎拉索塔看到两个犹太社区，其中之一超过50人，那里有会堂，也有社区组织。40岁以下的犹太人不怕威胁，是极具自信的一代。他们成立公共事务会和社区议会，以及日校和乡村俱乐部。那里完全没有‘老天，如果人们发现我是犹太人的话，会影响我的生意’或‘我会找不到工作’的忧虑。”
戴恩和布鲁菲的力量随着犹太移民来到西南部。1983年，该会在得州奥斯丁设了第一个地方办事处，不久又开了三家。戴恩以奥斯丁为基地，将该会势力延伸至六州：得克萨斯、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俄克拉何马、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这是该会最感无力的地区）。1981年，这六州的12位参议员中只有四位反对AWACS案，53位众议员中也只有1/3曾投票支持援以案。该会希望透过活跃的群众所组成的犹太地方社区，所举办的政治研习会，并藉着地方领袖和参众议员的私人接触来改变颓势。
戴恩在俄克拉荷马的塞米诺市找到六个跟布伦参议员一块儿长大的犹太人，他亲自飞到该地与他们共餐，敦促这六位成功的商人跟布伦联络。布伦在亲以论调的包围下确有转变，1981年他反对美犹公共事务会，四年后却投票表示支持。该会在得州东北乡下也找到三名认得霍尔参议员的犹太人，在该会的鼓动下他们与参议员会面，问他为什么反对援助外国和以色列。霍尔答道：“因为你们从未要我投赞成票。”“如果我们提出请求，你是否愿意帮忙？”“当然好，如果对你们很重要的话。”结果霍尔在1984年首次投票赞成援外案。
戴恩表示，这些零星但持续的努力在六州造成显著的改变。到了1985年，12位参议员中竟有六位反对约旦军售案；7位反对新沙国售武案。众院中支持援以者也增加了一倍。
但该会在洛基山、草原带和东南部的表现相形见绌，但在若干重点州如弗吉尼亚，却颇有进展。该会甚至向宿敌大献殷勤，如北卡罗来纳的赫姆斯参议员。1984年该会力图打败赫姆斯不成，于是为其安排耶路撒冷之旅。稍后该会宣称赫姆斯“深为动容”，不仅逐渐同情以色列，偶尔投票支持该会。
该会的政策在其他几个重要方面也有改变。在共和党保持参院优势的六年期间，该会逐渐突破党派界线，愿意帮助共和党议员，也愿支持非犹太的议员对抗犹太人。这两点反映出游说活动的新作风，却也增加了盟友间的不愉快。某些民主党籍从政者习于该会亲民主党的传统，对亲以游说集团出钱支持共和党参政者一事怒不可遏。例如1982年密苏里的自由派民主党员，也是犹太人的人州参议员伍兹，向现任共和党参议员丹福斯挑战，美犹公共事务协会竟然要求犹太社区支持丹福斯，因为AWACS案他投了反对票。“前些年，你会毫不考虑的支持我们自己人”，该会一分子表示：“但是，只因为伍兹是犹太人而丹福斯不是，并不意谓你就得支持伍兹。这点对犹太社区是一大考验。支持你的盟友，必可获得回报。”
美犹公共事务会玩弄金权游戏的手法，也反映出游说活动的新趋势。办事人员强调，该会并非政治行动团体，而是公共事务委员会，他们不负责筹募竞选捐款。但是许多犹太的社区领袖都坦承，该会要求80多个由犹太组织或社区团体组成的亲以公共事务会，为友好的候选人募款。大多数的亲以公共事务会从名字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们通常命名为全国公共事务会、联合行动委员会、佛罗里达国会委员会、赫德森谷委员会或圣路易改良政府会等，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纪录，这些亲以团体在1986大约捐出400万元给候选人。
美犹公共事务会对国会每次投票都留有详细纪录，并把正反方议员资料提供给亲以的公共事务会。该会唯一关心的是美国对以政策和影响以色列权益的事，对与犹太人相关的事情倒不太在意。前者是该会“惩恶扬善”的绝对标准。与其他亲以团体连锁式的指挥系统也有助于该会发号施令，因为该会的领导人与成员中有不少人便是亲以公共事务会的创始人与会长。例如阿米泰是美犹公共事务会1974年到80年的执行长，目前仍为该会执行委员。他也是第二大亲以公共事务会——华盛顿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财务部门负责人，他出版一份通讯，报导那些参议员是以色列的“忠实拥护者”，那些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最差劲的”，如华盛顿州的伊凡斯。
该会权势日增，可从其惩治政敌的能力看出端倪；1982年时其头号大敌为芬德莱众议员，他是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员，已连任了十届。该会攻击他是巴解首领阿拉法特的朋友。根据戴恩的说法，后来击败芬德莱的民主党员杜宾，其竞选经费有90％来自犹太人。1984年，犹太公共事务会所募320万元中有40％捐赠给出面对抗五位共和党的民主党候选人，那五人支持AWACS机售案。
该会人员毫不讳言1984年的首要箭靶为伊利诺伊州的裴西，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该会视其为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亲阿拉伯人士。犹太公共事务会捐给裴西主要的民主党对手西门274144元，后来西门获胜。此外，加州犹太商戈兰还花了100多万广告费专门打击裴西。裴西在一项控诉中指责戈兰接受美犹公共事务会前执行长阿米泰的指挥，但是，却遭到该会和有关人士的强烈抗议。
不过政治运作得太过火，有时也会造成反效果。沙国军售案于1986年5月6日进行参院表决时，该会主要盟友波希维兹参议员在投票中把两位共和党人——得州的菲葛拉姆和华盛顿州的伊凡斯叫出会场与戈兰见面。戈兰曾投下100万美元，击败裴西。在那次表决中，售与沙国的武器仍包括毒刺防空导弹，戈兰暗示伊凡斯：沙国可能会将这批武器交给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伊凡斯和葛拉姆不理会戈兰的威胁，双双支持沙国军售武器。戴恩指出，这个事件令他们十分尴尬，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亲以游说集团好像专干这种事。”“事情糟透了，”戴恩表示：“对我们伤害很大，而且从头到尾，我都不敢苟同。我们跟戈兰毫无瓜葛，他一向是单独行动的。”
不过尽管出了这种意外，还是有不少参众议员认为美犹公共事务会的政治手段让人敬畏三分。整体而言，该会在适应华盛顿新政局——如国会权力的分散，草根游说的效用，两党联盟的必要，利用财力扬善罚恶的重要性，以及大力宣扬战果——的过程中逐渐茁壮蓬勃。这也正是新型游说游戏的典范。
零售法：一对一的交易
纯粹就理论而言，游说行为予人印象之不良和黑手党的阴谋诈骗也差不了多少，它让我们想起辛克莱牛肉糖业托拉斯的丑闻，或纳斯特石油强盗巨子的私室密谈，他们肥胖的身形在红色的背景中，凝成一团团厚黑的影像，它与雪茄烟酒的邪门歪道和以褐色信封递交的金钱有关，也意味着国会中的宠儿受制于大企业。不过，以上只是漫画中的讽刺，因为随着60年代争取民权和抗议越战等运动中平民抗争意识的觉醒和上扬，游说活动也起了大变化。
此外，旧势力的崩溃，新政客的崛起和竞选技巧的介入，也使情况变得愈发不同。
当然，仍有不少说客因循旧法进行游说，在骨子里，这种老式的游说是一种“内在政治”。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说客是前国会议员、前白宫官员、前立法部门助理和前内阁官员。他们的游戏在老交际圈的配合下愈玩愈起劲。游说活动必须依赖个人私交的情分和由经验累积而成的专门技术，靠着老交情和热门路汲取消息，凭借共同的约定和信念办事，例如今年的课税案没有通过，那么就明年再来，又如昨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的盟友等。放长线钓大鱼，全凭关系好。
老式游说游戏的本质是“零售”法：一对一的交易。如斯特劳斯请托财政部长J。贝克（Jim
Baker）为其朋友在世界银行安插个职位；J。贝克与参院老同事的关说，使其委托人得以在某一税法案的过渡时期获得喘息机会；葛雷的一通电话，总统答应出席某一会议致辞，或同意邀请某一工业巨子参加国宴。游说活动有时还要与某委员会的幕僚长共进早餐，因他正在草拟一项复杂的法案。至于搞几张华盛顿红人足球赛的票或为米西的太太找工作等小事，就更不在话下了。一旦摸清门路，必能举重若轻，事半功倍。
“一流说客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交际应酬”，前议长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修斯如是说：“他们知道国会议员每周要只身待在这里三个晚上，没有家人陪伴，于是就开口了：“一块儿吃晚饭吧！一块儿去看球吧！”不妨跟他们聊聊，交个朋友。他们不会老巴着你不放，只是偶尔会打个电话来问些间题——也许一年一两次。”
内线消息之可贵犹如金玉一般。就在1981年里根就职后没多久，美国市长会议执行长根舍从内阁助理处获悉，里根政府打算封杀分享步入的计划，该计划可拨给州郡市政府数十亿元。机缘凑巧，第二天中午，市长代表团将与总统共餐，就在餐会上，匹欧利亚、印地安那波利斯、丹佛和哥伦布等市市长向里根及其首席助理大力游说。结果该计划死里逃生，又拖了好几年才被删除。
“这些大部分都是直接交涉”，马修斯表示：“以奥尼尔为例，他要到某乡村俱乐部去打高尔夫（通常是烧树俱乐部），正要发球时说客就来了：“提普（奥尼尔的名字），我有话要告诉你，帮个忙好不好，不要推动税法案中州与地方税那部分。”你别以为这招不管用，告诉你管用得很。不论奥尼尔在周末碰到谁，都可能影响其情绪。
这些人平常并非无所事事，得把有关人士应酬的地点打听清楚，你以为提普发球时碰到的人只是不期而过吗？才不呢！高杆吧？”
这是标准的老式游说，身为老式的政治人物，奥尼尔的感情特别容易被这种游说方式左右。说实在话，没有那个政治人物不喜欢戴高帽子，这点正是老式游说的精髓所在。我记得1978年有一篇关于朴东孙的文章，他是韩国的说客，过去和奥尼尔走得很近，他害得好几位国会议员被起诉，罪名是违法收受外国人捐款。不过那篇葛瑞德为《华盛顿邮报》所写的文章重点却在于：朴洞悉政治人物需要有被爱的感觉。
“朴利用其在乔治城的派对，和各种礼物去满足国会议员那种心理弱点。但这却不是只有他才会如此。”葛瑞德写道：
想想，一个从政者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登上国会席位，他满怀热情来到华盛顿准备接受欢呼，不料却被泼了冷水，首府的反应冷淡极了……自己的大名极少上报，除昨出了纰漏，或者刻意搞噱头引起新闻界注意。拆开家乡来的信件，尽是抱怨、需索、威胁之辞。
最近10年，国会议员的地位骤降，取而代之的是闪亮耀眼的新贵：电影明星、主义提倡者、摇滚歌星，甚至新闻从业人员。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政治人物也无法免俗了——谁欣赏他们，便为谁效力。议员最受说客所垂青，他们时时感谢议员工作辛劳，加之以尊贵的身分地位。当他们以种种小恩小惠支持议员的同时，其他人却对议员争相指责，大加挞伐。
老式游说也靠着个人的影响，内线消息的承诺和某种特殊关系的暗示而大行其道。其实好些所谓权威人士的承诺全是鬼扯淡。
虽然没有详细的成绩纪录表，但是就连明星说客也不免战败，或是退而求其次。“以为那些玩家可以随心所欲操纵局势并且制定政策，全是欺人之谈”，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研究国会的知名学者欧恩斯坦说：“你虽然请到大人物撑腰，仍旧有输有赢。老江湖知道你聘用了勃格斯，但并不意谓你已买到胜利，你所买到的只是门路而已。不过，大概不会有人不愿见他，他是消息灵通人士，知道通盘作业的过程。”
欧恩斯坦的怀疑论不难理解，因为说客经常高估自己的影响力，不过他说说客无法制定政策也不尽公平。律师学会副会长可汉认为说客是否能发挥作用，端视事情曝光的程度而定。重大事项如MX导弹、环境法、投票权法案和税法主要条款“比较不受超级说客左右，因为这些事情是大众焦点之所在。”可汉的说法我想是正确的。“但是碰到比较不为人知的事情和法令的细部规定，可能就用得着超级律师和超级说客了。”
“一名好说客可以说是议员幕僚的延伸。”赖尔曼告诉我，他是精力充沛的卫生保健说客，也是前参院预算委员会的助理。“如果你是好说客，而且真能办事，所有的议员都会搞清楚你的来历”，赖尔曼说：“如果他们想打听什么，而他们又信任你的话，自然会来找你。”
专业知识和技术在获取信任时相当重要。举例来说，加州民主党众议员顾埃留便曾指出，说客与众院农业委员会下几个高度专业化的小组成员在工作上密切合作的情形。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帮忙立法。“其中有若干说客在小组中极具影响力”，顾埃留强调：“他们比委员会的成员和幕僚懂得还多，像在棉花召集小组中即由棉业工会负责撰写棉业法。”
美犹公共事务会经由这种技巧使其影响力制度化。戴恩和其他成员为不少参众议员捉刀，草拟讲稿和法案，在以阿军力平衡的问题上提供详细的摘要，或对中东访客进行重点调查。“我们会在早上9点接到国会参谋人员的电话，说要一份谈某个问题的讲稿”，该会一名中级立法助理透露：“10点半他们的演讲稿就写好了。”该会有个15人的研究小组，收集各种时事资料。事实上，参众两院每一位以色列问题发言人和次要权威人士都靠这个研究小组提供资料，或者代写、修改社论专栏上有关中东问题的文章。
彼得斯在他那本虽然薄内容却很丰富的小册子——《华盛顿运作真相》——中主张，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所玩的游戏叫做“求生存”，说客则扮演权威人士求生网中不可或缺的要角。“精明的说客知道不但要为自己建立关系网，也要为有关的官员建网”，彼得斯写道：“每当说客遇见帮得上忙的官员，便会竭尽所能让对方知道，他可以在其求生网中轧上一角，助其一臂之力。”
批发式行销
新型游戏反映出美国政治系统与国会体制的改变。其媒介为大众行销，风格为集体交涉，特质为批发式游说。新型游说行动借镜于政治运动技巧之处甚多，如狡黯的公共关系人员、电视广告、配合无间的联盟、选定目标的大量邮寄以及成群的工作人员。典型案例，如全国步枪协会三天内便引来300万封电报和无数电话轰向国会山庄，使得议员根本无法往外拨电话；“老人游说活动”在一天之内便扔了11500万封信件给莱特，警告国会不准改动社会保险中关于生活费的调整。当涨税事件闹到高潮时，无数保险界和不动产界的游说人士蜂拥而至国会山庄。政治顾问和竞选谋士把超级律师排挤到一边，为其游说客户争取草根支持，并从事公共关系活动。
例如，安哥拉反抗军领袖萨温比1985年底想在华盛顿推动其主张，并向国会和政府施压，提供导弹给他以便与苏联的坦克和飞机对抗时，他付给游说高手——布莱克／玛那佛／史东/凯利公司60万美元高价。该公司系由一群年轻的政治竞选活动总统干事和顾问组成的，由于其竞选活动的关系，该公司和里根政府以及有力的共和党参议员渊源颇深，不但让萨温比接触到政府和国会的层峰人士，也帮他打了一场漂亮的公共关系闪电战。在他短短两星期的访问期间，这位意气飞扬、满脸胡须的反抗军领袖频频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顿时成为名人，终于如愿以偿取得武器。
事实上许多交易都是采取这种模式，即请求政治运动权威人士为其游说，与过去所仰赖律师和前政府官员游说的传统迥异，此一转变也显示出新的政治局面已然使华盛顿权力游戏整个改观了。
新型游戏的本质在于草根游说，60年代随着公司抗议风气的兴起逐渐发展。民权运动、反越战群众游行，以及纳达和共济会之类的公益团体揭开群众游说的序幕。这些运动衍生出新的一代，一批受过草根行动训练的玩家，其中有不少人投入华盛顿权力游戏。
新型游说起初乏人间津，然而70年代末期便有了立足之地，80年代更上一层楼，居于领先地位。目前新旧说客竞争得很厉害，常彼此学习，以取长补短。
新型游戏使游说运动蓬勃发展，逐渐企业化。为了接触国会中所有的权力基础，所需要的财力与人力都比过去多，而动员群众的各种运动技巧也使费用大幅上升。华盛顿的说客群每年都创新纪录：从1981年参院秘书登记的5662人，增至1987年中的23011人（登记后才可合法有进入国会大厦游说），此外还有法律公司和贸易协会办公室的一万五六千名说客和工作人员没算在内呢。现今在华盛顿，单独一家游说公司已不能满足大客户的需求，当前的作风是“团队游说”，要面面俱到，动员所有可能利用的关系和孔道：法律公司、公共关系团体、游说公司，再加上草根政治专家。
新型游说的特质之一是奇特的政治伙伴组合。过去8年中有6年由于众院为民主党控制、参院由共和党操纵，导致国会分裂，超越两党派别的游说联盟遂成为大势之所趋。早在1978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请求政府拨放紧急救济贷款时，便拉拢了一家民主党大型法律公司和一家共和党大型游说公司。最新的模式则演变为每家公司都有专属的内部超党派联盟，例如提蒙斯，虽然负责管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却雇用了好几位民主党说客，像卡特总统的白宫幕僚凯保，以及从前和联合汽车工人联盟站在同一线上的派斯特。
庞大的说客群使国会议员麻痹——他们快速地向华府说客挑战，要求证明他们对选民确有控制的能力。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罗斯坦考斯基告诉我，委员会起草1986年税法案时，他拒绝接见华盛顿的说客——不过他会拨时间给家乡来的选民。老式说客柯罗洛哥斯于60年代在犹他州参议员班奈特手下学习权力游戏，后来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国会联络人，他承认：“现在的国会议员气象确实不同，他们比较活跃积极，喜欢自我宣传，也比较注意选区的意见和反应……”
“从前的参院你只要找两三个委员会的主席谈谈即可，”柯罗洛哥斯回忆道：“你可以找史登尼斯、鲁恩、埃施德和麦努森，而后便可决定政策内容了，如国防法案和石油政策等。现在则不然，你得跟51个家伙谈才行。你去找犹他工厂经理来见赫区和贾恩（犹他州的两位参议员），如果他见不着那可有得瞧了，他回家以后无论周日上教堂，周一打保龄球或者周二喝咖啡，都到处宣扬说，在华盛顿时那个混帐东西竟然不肯见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顾江东父老的政坛人士无异自掘坟墓。”
新游戏的另一准则是说客必须证明他确实具有民意基础。“议员对花钱请来的说客疑虑颇深”，公共利益说客可汉承认：“首领和基层人员之间总是会有距离，不论是劳工联盟或教会团体，因此除非获得选民支持，否则就没有资格下场玩游戏。”
早期似乎只有劳工联盟喜欢搞群众运动，不满的农人也曾将曳引机开上国会大道以示群情激愤，现在商业界也加入这场游戏了。大众行销技巧连渥克这种人都用上了。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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