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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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月刊发出一篇题为《刀劈伍德参议员》的文章。一向温和稳健的罗德岛共和党议员崔费此时也发出警告，他说委员会继续对税法“一路放水的话，一定会出事。”莫乃汉终于发难了，导火线是1986年4月中旬的表决，同意把石油精炼厂的折旧抵减年限定为5年，远比其实际的折旧年限要短。
“我们究竟在胡闹什么？”莫乃汉对同僚咆哮道：“整个制度就要崩溃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显示出我们只代表极少数的经济利益团体。我们搞的根本是党同伐异的勾当，我的钢铁公司对上你的农场，我们不是在改革税法，只会愈搞愈糟糕，实在有负美国人民的托付。”
派克伍德虽然熟谙税法，却称不上是委员会的强势领袖，一时间陷入窘境，他担心委员会形象受损，便在4月18日宣布停会，以免又送出1000亿大礼，搞砸了税法案不算，还使委员会彻底沦为利益团体的俘虏。“显然我们的表决有问题，例外情况太多，不论在经济上、实质上或政治上都站不住脚。”派克伍德坦白地承认。
白宫对此也颇觉尴尬。“我们是否应该放弃这整个构想”，幕僚长黎根对我说：“这个法案已经成了四不像，大家都在卖人情，变成特殊利益团体的法案了。”
不料，在一周内派克伍德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不但切断了有钱人逃漏500亿元税金的后路，还向商家和个人课征极低税率的税。这么一来，就可以把个人最高税由50％削减为27％了。当法案在5月以26比0票顺利通过时，委员会成员对派克伍德大加喝采，但是，一个在地下室旁听的说客却爆出了嘘声。
新闻界和其他参议员认为一切应归功于派克伍德。他不但挽救了税法案，同时也完成税法个人部分改革的构想。他的创意和勇气超过大家的想象，使其逃过一劫，打了一仗漂亮的胜仗。不过，他并没有全然背叛特殊利益团体。
派克伍德及其核心议员——布莱德利、崔费、丹福斯、莫乃汉、华勒普和米契尔——在提案中并未取消原有的工业特权，只有不动产业例外。不动产业每年经由PAC捐给财政委员会和岁入委员会成员130万左右，他们愤怒万分，感觉被出卖了。“简直就像黑寡妇蜘蛛交配嘛。”全国不动产委员会主席提夫诺向记者抗议道：“母蜘蛛玩够了就杀死男伴，把它吃掉。”
但是，其他工业却成功了。石油和木材业、保险业、小型企业、烟囱工业和其他工业所重视的特殊条款都保留在立法案里。派克伍德同时还保留了对大公司极为有利的折旧抵减办法。稍后，民主党众议员强迫企业界作了若干让步：折旧年限被拉长了，丹福斯大力争取的国防包商特别计税法也取消了。税法案最令人振奋的，就是派克伍德让特殊利益团体陷入困境——其实不比对付有钱人的那招厉害。税法案无疑的确实有了改进，但是特殊利益团体仍享受到不少特殊待遇——这是游说奏效的明证。
贩卖权势的新秀
派克伍德之所以在1986年被参院同僚捧上了天，不单是其圆熟的立法技巧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派克伍德率领他们安然通过贪婪的考验。正如莫乃汉所说，华盛顿的政治圈很为这种唯利是图的形象所困扰。
政治丑闻敏感症可以解释为什么各方说客和政客喜欢以狄佛为嘲笑对象，狄佛是1986年3月3日那期《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华盛顿贩卖权势的新秀。从画面所暗示的看来，坐在有专人驾驶的积架XJ6型高级轿车后座的狄佛似乎正在跟某高层人士（总统？）通电话。狄佛在辞去里根总统白宫副幕僚长职位后不到一年，便代表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南韩、波多黎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环球航空公司、菲利普·摩理斯烟草公司和洛克威尔国际公司签下6位数的合同，不久，又获得一纸沙特阿拉伯的50万契约。一家英国公司也愿意出1800万元高价买下他的公司。
狄佛在白宫时就是公共关系奇才，也是里根总统伉俪的心腹。正式离职那天，在白宫玫瑰园举行小型惜别会上，我亲眼看见南希·里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仿佛失去亲生儿子一般。
这层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狄佛去职1年左右，仍经常到白宫庭院打网球，也保有白宫安全通行证，同时还继续收到总统每天的行程表。这些特殊的恩宠使他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外国客户，也使他成为众多竞争者的妒嫉对象。登在杂志封面的抢眼照片，加上“没问题，我的关系好得很”的吹嘘之词只会招致更强烈的批评。狄佛的姿态摆得太高，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名声转坏，狄佛立即失去白宫的特权，以及与加拿大、墨西哥和新加坡的合约。英国公司也不肯出钱买他的公司了。
在官方的调查中，狄佛被指控违反多项法律规定：在离职不满1年就向原机关官员游说；此外，又和政府官员就其本人过去实际参与的事项进行交涉。狄佛身为里根的左右手，曾多次出席美国与加拿大讨论酸雨问题的会议，也曾协助安排任命总统特使赴加事宜，而他后来却获得加拿大10万余元的游说合同，因此被提起告诉。另一项控诉是在严禁活动的第一年内，狄佛曾就波多黎各在美国税法中的权益问题向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进行游说。争论之三是他曾代表韩国广播公司与另一位国家安全官员接触，并为南韩贸易使者安排与里根总统会谈。第四件案子是他又一次在禁止活动那年，代表洛克威尔国际公司向预算局长米勒游说，此外，还为了环航不当的运用了他在高阶层的政府关系。狄佛的案子后来正式提起告诉，因为他对负责调查的大陪审团和国会委员会说谎，这是1987年12月中旬的事，三项伪证的指控分别是南韩、波多黎各和环航事件。
狄佛最初的反应是他知法而且并未犯法。他在论辩中表示他担任过白宫幕僚，而麦克法兰、米勒和国家安全会议的参谋——总统执行部门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应该算是其他机构，而非正式白宫部门。狄佛对别人讥讽他利用与里根帮的长期关系做生意痛加斥责。“我不相信我和他们的友谊是可供我利用的商品，或可供新闻界和其他人对我施以迫害的合法根据。”他声称：“在我看来，那些人认为我在20年无私无我的公职服务后会利用这层关系来赚钱，这种想法不但卑鄙，也是对总统人格无言的攻击。”但是不久之后，狄佛却告诉大陪审团，有几项被指控的特别接触他已经不记得了，伪证罪名之成立即奠基于此。
狄佛之所以公然为自己作这种辩护，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和大多数其他人并无不同，只不过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报酬较高。大体而言，他并没错。《华盛顿邮报》的标题“狄佛并发症”成为政坛很普遍的现象，高级官员还在任上时就迫不及待想将各种利益兑现。里根主政的那几年，公职与私利之间的转门旋转得尤其频繁。斯托克曼的书卖了200万；黎根和寇派翠克大约卖了100万；里根的私人秘书费雪离开白宫时获聘一新职，月薪2万，只是要他帮忙那些捐款支持尼加拉瓜反抗军的有钱人，使其有机会与总统见面即可。有不少官员原本1年才赚六七万，离开政府部门或国会后成为顾问或说客，一年却可赚到25万、50万，甚至100万元之多。
外国政府和企业界急于获得有利的内线，遂成为这些暴发户游说团体的最大客户。司法部的报告指出1985年登记有案去帮外国从事游说的团体多达7650人，其中不乏前政府官员在内。司法部表示，日本公司和机构1年要花2350万元在上百个说客身上。
近几年来，更列入前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艾伦、前卡特总统运输部长，今之亚汤斯参议员、前中央情报局长寇比、前美国商务代表埃伯尔、里根总统1981年就职典礼副主席葛瑞以及副总统布什的幕僚长、海军上将退役的墨菲。不少国家以高薪礼聘他们。目前的行情已突破1970年晚期的30万年薪，继续向上攀升。
由于层峰对公职人员操守并不十分重视，因此政坛人士也清明不起来。里根大力鼓吹的自由企业个人主义和努力赚钱的口号，在许多人眼里竟然成了教唆政客和平民贪得无厌的训条了。说真的，有些政治人物非常重视操守，也懂得自我节制，也不时会良心发现。我常听到参众议员和说客私下附和许洛斯柏格对这股贪婪之风的感慨，他原为国会参谋，后来转行为说客，他担心漫无节制的作风会毁了整个政治游戏。
“我并不认为政治、竞选募款和游说活动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肮脏龌龊的人”，他承认自己也参与这个金钱游戏：“这种关系和其他事情一样，在某个限度内是合乎道德与法律要求的，但是很不幸，在今天的华盛顿，人们不知界限在那里，节制为何物。”
这同样困扰着许多的参议员参与1987年竞选财务制度改革提案连署者已多达47人。这项提案要求限制PAC捐给每一候选人的数额，并建议政府提供适当的补助给参议员及挑战者，劝说他们设定竞选费用的上限。提案发起人俄克拉何马州民主党议员布伦指出“设法维护竞选过程的廉洁无瑕”是很有必要的。到了6月，支持该案的议员多达53人，已然超过半数，但是一名共和党议员采取议事妨碍行动阻止该案通过，民主党议员只得将此案暂时搁置下来。
当然，在美国史上也曾有过贪污行贿之风比今天更为猖獗的时期，15年前的情况就比现在糟得多，尼克松的竞选部门充斥着秘密现金交易的不洁纪录，非法的贿赂基金数以百万计。但是正如高华德所言；PAC的大量金钱已然使得唯利是图的风气不断向外界扩散。许多从政者和说客担心，如果再不改革，甚嚣尘上的买票丑闻会引发议员强烈的反弹，而把PAC的系列活动和以巨额金钱从事游说的制度根本推翻。华盛顿的政治游戏高手深怕这种金钱万能、唯我独尊的政治已经失去控制了。
第十章　幕僚游戏
第十章　幕僚游戏
在划时代的1986年税法改革方案最具争议性的时刻里，俄勒冈州的派克伍德参议员召开了一个非比寻常的记者招待会。它是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派克伍德——一个活跃在镁光灯下的政治家——召开，但特殊的是，却并不是来听他讲话的，他把主角位置让给了一个参议院的幕僚人员——一个像其他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员一样较习惯于在影子里工作的人。
派克伍德有意地违反了国会里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重要的决策在表面上必须是由参议员或众议员所决定的，幕僚对决策的内容虽有重大的影响力，却是外界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就像接受圣职的牧师一样，幕僚必须立誓隐姓埋名：不被看到、不被引述、永远把老板扔到记者和照相机前；然而，在这个对税法改革方案而言极端重要的时刻，派克伍德却有意地从麦克风和电视摄影机前躲开，而把它们让给布劳德威，等于默认了布劳德威的权力和重要性，一般国会议员是很少这么做的。
布劳德威是个聪明、坦率、说话快速、两颊丰润的国会工作人员，年纪40出头，毕业于长春藤盟校——康乃尔大学历史系及哈佛大学税法研究所，他的职称是税法综合委员会——以国会的专门术语来说，就是“综合税”的幕僚长。曾有人突发奇想，在他办公室门口钉了一个牌子，写着：“雄蜂税务长”。
布劳德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保留了这个牌子，然而实际上，他绝对不只是个绿眼的雄蜂，他已经在综合税这个单位工作了10年，赢得了参众两院和两党一致的信任。众所周知，他不但对税法了解极深，也和政治家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手下有40位极具声望的经济预测专家和税法律师，年薪是73600元，而如果在私人税务公司做事，他的薪水将有现在的4倍之多，他曾经在纽约一家这样的公司做了5年，最后却为了公职而放弃了，同时他也不想担任教职，因为怕工作范围太狭隘了。
布劳德威讲话非常快，舌头常跟不上脑袋运转的速度，以致偶尔会有文法上的错误，他常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数字和一些法律条文，并且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谈，似乎永远在寻找新花样，就像个十岁小孩在玩万花筒一般；他和助手的工作量极为惊人，参众两院的议员根本不可能学会这些，只好依赖他们，布劳德威的桌上总有堆积如山的公文和电脑报表，即使在忙着和保守的共和党员或是温和的民主党员打电话时，助手也不断地把一叠叠厚厚的卷宗递来给他。
对布劳德威来说；4月25日派克伍德让他在摄影机前公开露面仍然是件不寻常、戏剧性、甚至有些可笑的事。说戏剧性是因为在8天以前，派克伍德才刚宣布放弃了一个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提出的税法改革方案，因为里面涵盖了有利于许多利益团体的特殊条款，而使税收大为减少，预算也因此失衡。派克伍德叫停之后，和首席政治顾问——财政委员会的幕僚长第芬德佛商量，在他的鼓励之下，派克伍德决定尝试一个比较激进的新策略，希望能把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由50％降为25％，同时删除原税法中的许多漏洞，不过，他们两个谁也不知道这个策略在财务或政治上会不会成功，于是要求布劳德威设计出一套完整的计划，并由电脑来计算能否使收支平衡。结果答案非常令人满意，比多数参议员的提案都好。4月24号他就在财政委员会一个秘密的集会里宣布了部分内容，而引起了一阵骚动，不过，他并未表示打算立刻支持这个方案，才使得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变得这么有趣。
一开始几乎有半个钟头的时间，派克伍德和布劳德威在电视摄影机前演出了一场政治戏，先由派克伍德对记者们发表了开场白，接着介绍布劳德威出场，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新的税法改革方案，记者们不停地想问派克伍德问题，可是他立刻避开，故意大声地问：“戴维（布劳德威的名字），你在那里？”并这么向记者们强调布劳德威的专才：“我想由戴维来回答这些问题比较容易，如果我能的话，也会回答一些，不过他比较了解这个主题。”当他往后退时，布劳德威缓缓地走向讲台，记者们叫派克伍德回来，身高5英尺11英寸比他高的布劳德威只好客气地离开讲台中央，后来派克伍德还是走开了。
他们之间的拉锯战持续了差不多5分钟，直到派克伍德正式任命布劳德威为发言人才停止，这真是个极具讽刺又非常值得玩味的闹剧，两个人的角色完全颠倒了，通常应该是幕僚人员介绍委员会主席出场后，就退到一边去，而在这次记者会上，派克伍德却以配角姿态斜靠在壁炉旁，欣赏布劳德威的演出之余，还带着一脸莫测高深的笑容，并且在回到讲台后仍不忘提醒记者们：“这些都是戴维的主意。”还加重语气地说：“这张图表显示的是戴维研究的成果。”
布劳德威的确是那天的明星，他以一份三页的报告来解释如何删掉税收减免项目，以使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分别降低为25％、26％或27％。这份报告可说是一枚威力强劲的政治炸弹，因为它不但废除了购屋利息、慈善捐款、州税和地方税、个人退休基金、帐面损失等税收上的漏洞，也取消了资本利得的超低税率，对有钱有势喜于运用这些节税措施的投票人来说，实在是个相当严厉的改革方案。
在摄影机前，布劳德威表现得熟练、冷静、条理清晰，在谈话和演算税收时都一样的顺畅。他表示，这个新的计划和以前提出的布莱德利——盖甫哈特方案和众议院的方案具有相同的震撼力，“不过，它比较彻底地创造了一种简单而税率较低的税制”。在公司所得税方面，他维持了派克伍德原方案的做法，而在个人所得税上则做了大幅的变动，他强调图表只是用来说明如何达成较低的税率，当记者们问派克伍德是否有钱人得负担较高的税率时，他闪烁其辞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戴维正在计算当中，下星期二他就能给我们答案了。”
派克伍德以这么公开而戏剧化的方式，承认了他对幕僚人员的依赖，让大众了解到在华盛顿人尽皆知的秘密——幕僚的权力。虽然派克伍德其实对税法知之甚详，却有意让人知道布劳德威和综合税的幕僚人员才是他的知识来源；几个月以前，在众议院这边，罗斯坦考斯基也是靠布劳德威和里欧那——众议院筹款委员的首席税法顾间，才完成了税法改革草案的，他很坦白地称之为“幕僚方案”。
实际上，派克伍德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将布劳德威的角色玩弄于股掌之间，他让布劳德威执行了另一个传统的幕僚功能——政治上的缓冲器。这在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中是个相当古老的把戏，总统有时叫幕僚放出某种风声给新闻界，如果反应不佳就出面予以否认，同样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也有时让幕僚去承受来自国会说客和选民的政治压力，委员会主席可以利用他的首席幕僚向大众发布坏消息，或带头去和对手谈判；以这次来说，派克伍德就是把布劳德威拿来当挡箭牌，由他先对派克伍德委员会的成员再对大众传达这个方案，万一失败时，派克伍德本人会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所以在头几天里，派克伍德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之为“布劳德威方案”，而非“派克伍德计划”。他这一招果然奏效，等到这个方案达到政治目的后，他才从幕后走向台前，领导整个计划的进行，并接受大众的赞美。
纵然如此，布劳德威难得的公开露面，显示出参议员和众议员背后的“影子政府”的存在，其他的幕僚人员也分享了他的重要性，开玩笑地称他为“参议员布劳德威”，长久以来，早习惯于隐姓埋名的他，在公开场合仍保持着适度的害羞，不过私底下倒是承认，看见自己的照片登在报上，以及看到综合税受到大众的肯定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这个插曲说明了国会权力中相当重要的一面，也就是一个委员会和主席权力的大小，通常是由幕僚人员水准的好坏决定的，派克伍德曾处于一个政治危机中，要不是布劳德威综合税的幕僚，他根本不可能创造出这个新的改革方案。
大多数的参众议员都称赞布劳德威是个聪明、诚实的幕僚人员，并且不会强迫推销个人信念。不过，当派克伍德给了他这个机会时，他也设法加入一些自己的主张，就像前卫球员在发球后立刻在球场上奔驰一般。
他后来这么说：“你有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可以充分利用、尽情发挥，不过你得注意球场规则，做的决策必须让你的老板——那些委员会的成员们——觉得有道理才行。”
当布劳德威向派克伍德提出新方案时，他也知道有些纯属理论，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不过这个方案里有二大特色对革新税法非常重要，但都是里根政府或制定税法的委员会始终都没勇气提出来的。
第一项特色是布劳德威取消了资本利得的超低税率，这将可使税收在5年内增加约1500亿美元。其实这个构想取自于民主党的布莱德利——盖甫哈特方案，只可惜当时无论在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委员会都没过关，而现在由于它也许可使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大幅降低，才会引起大众的注意。
第二项特色是废除了现行税法中帐面损失的漏洞，后来也成为派克伍德计划中的要点。所谓帐面损失是一种逃避的花招，也就是有钱人买进一些可扣抵的所得，使他们在房地产、牛、木材场、艺术品、或石油等各种投资上产生帐面损失，然后从其他所得中冲销，而使税捐大量减少，甚至不必纳税。综合税估计删掉这个漏洞后，在5年之内可以增加520亿美元的税收。
派克伍德吸收了布劳德威的点子，成为他自己税法改革方案的要点，而提高了他的声誉。在改革的旗帜下，税法有了新的生命。派克伍德和他委员会里一个核心分子采用并修改了布劳德威的提议，变成一个新的方案，帐面损失和资本利得这二项改革特色都被纳入其中，而为幕僚人员的影响力做了充分的见证。
幕僚人员又再精心设计，从某些企业中增收了数亿美元的税，其中，一个影响到每个企业的重要条款是他们改变了企业利润缴税时的计算方式。通常公司跟股东宣布的利润要比向国税局申报的高得多，也就是对其中一方摆阔，而向另一方装穷。这项税收幕僚人员坚持公司对股东的财务资料必须和缴税单上的一致，也因此使得税收增加不少。
绝对不要低估文件中的附款。卡特政府时代曾担任白宫国内政策幕僚长，目前是一位律师兼国会说客的艾森斯塔认为：“在实际起草法案时，举凡它的重点、陈述、解释，都能使税收产生动辄数百万元的差距，因此必须由综合税来研拟，因为他们才了解税法的复杂性和其中的专门技巧，只有他们能处理这些事，参众两院里所有重要的税法会议他们都有必要参加，尤其是牵涉到数千万美元的决策，所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不过布劳德威对自己的分际掌握得很清楚，他说：“你必须设法和其他的幕僚人员、参众两院、财政部和国税局的意见都取得一致。”同时他也察觉什么才能使政治大头们信服：“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