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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游戏-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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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里根政府便着手加以限制信息自由法案的应有范围。
在卡特总统时代，除非能指出出版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定伤害，资料尽量公开；而里根总统则宣布管制一切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资讯。这项命令也将许多已公开的文件再度列为机密文件。里根政府的新措施对于整个传播界都造成重大连锁反应，里根总统下令中情局及联邦调查局，在政府认为有国家安全顾虑时，监视及渗透新闻及学术团体。
1985年，里根政府控诉政府职员莫理森涉及间谍案，因为莫理森将机密照片交给了《詹氏防卫周刊》出版。（在此之前间谍的定义是将情报透露给他国。）而中情局长凯西要求严防新闻界对机密的获取，甚至要求警察对新闻编辑室加以突击搜查，这是违反1980年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幸而被白宫拒绝了。
里根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压制政府公务员泄露信息。
1983年3月里根签署了ASDD…84命令，要求20万名政府公务员任何出版及演讲的稿子都要事先得到批准，也要求数万名公务员接受测谎器的测验。不过此案在国会激烈反对下，暂停执行命令。但是白宫还是以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强迫政府官员签署4193号表格，同意公开出版前愿意接受检查，并以此为阅读机密文件的先决条件。1983年24万名公务员“志愿”接受这个限制。此外1985年元月，国防部宣布，它将对数千位非情报单位的职员，进行首次的测谎器测验。测验并非针对国家安全，而是更为广泛的调查，以决定他们的“可信任、爱国情操及真诚”。
在华府的记者感到了压力，克朗凯说他非常担心里根政府对这些的限制。《纽约时报》的前华府新闻主编科瓦齐说，里根政府对政府信息的限制远超过尼克松及福特政府时代的管制。而自由新闻记者协会执行主任蓝道也说里根政府对政府信息的限制，是二次大战新闻人员自动审查以来最严格的做法。前总统卡特有更尖锐的批评，他说里根的限制“是德拉古式的（编注：德拉古为古雅典立法者，其所制定的法典中，罪无论轻重一律处死），其苛刻而压抑，远超过美国历史中的任何时期”。
由于在80年代中期，政府出现了一些间谍案，所以里根及其政府机构首长对于泄密都有戒心是可理解的。但是他们往往只是对抗政府性的消息外泄。泄密很快地就惹毛了里根。在1981年里根就职后15天，就有人将里根要削减援外预算的事泄漏给新闻界，因此在该年内，他签署了多项防止泄密的行政命令，一年后里根公开表示，他受够了泄密的行为。
事实上走漏消息已经是华府权力游戏中的常事。约翰逊总统曾抱怨：“华府泄秘就像破鞋一样的漏水。”泄密是民主政治中的常态，几乎无法避免。在美国政治上，从开国总统华盛顿时代就有泄密发生的纪录：一位财政部长的助理，将财政部长汉弥尔顿的计划透露给杰弗逊，说汉弥尔顿有意使美国屈居英国之下，这个构想在外泄之后受到各方注意而中止。在任何一个团体中，有关人及政策上的闲话，是难以避免的，除非彼此间有紧密的关系，不然很少会不透露给外人知道。而美国联邦政府不像通用汽车公司、天主教会、哈佛大学、华尔街日报一样，有着长期的职业利益及人际关系，以孕育出对组织的忠诚。在政府高阶层人事中，各种立场派系的人马突然聚在一起，形成短暂的联盟，在个人野心驱使下，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以泄密方式来达到其政治的目的。
更进一步者如里根总统的助理达曼。他是一位公共政策的专家，在哈佛大学政府研究所教书。他就曾经说过，在民主社会中，泄密不但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一个有建设性的行为。达曼说：“假如政府中对政策有一致的看法，你很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是正确的，在短暂时期后，你将会缺乏新观念。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人嘛，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这是可喜的，在经过辩论之后的决策，必定有胜利者及失败者，胜利者可以以他的胜利为荣，失败者可以想办法去改变政策，泄露政策有助于这种竞争。”
政治科学家谢茨奈德指出，政策上的斗争是政治竞技场上的地盘之争，而这当然导致泄密。在行政部门的占上风的官僚们说是希望能控制政策的执行，因此希望知道的人越少阻力越小，尤其是政策不受大众欢迎，会遭到抵制时，因此官僚们把泄密当做诅咒，他们的主要做法是防范秘密外泄，像里根政府和伊朗进行军火交易就是一例。不过若行政部门中，有一批官员的意见受到压制，他们就可能泄密给报纸，希望藉公众的意见，形成他们反击的力量，这是标准的政治权力游戏伎俩。
政策上的异议分子只展现了一种泄密的动机，而泄密却是政府各级单位中普遍运用的政治艺术。泄密者的动机，有时很是明显，有时则不明确，但是很少像那些愤怒的总统们指控般的恶毒。
在“政府与新闻界关系”中，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赫斯，就将泄密分类为：
善意的泄密：将一些无害的消息透露给记者以换得人情，企图藉此建立一些良好的关系。
自大的泄密：特别是一些助理们，不过有时重要官员也干过，希望透过机密外泄，而制造出自己身为圈内决策人士的形象。
怀恨的泄密：是官僚体系中的内斗产物，主要目的是要打击对手的影响力，或者是有意让对手的前途受到伤害，而将各种不利对手的消息，予以披露。
试探风向的泄密：主要是由决策者的助手，在重大政策研拟之前，先将一些消息透露出来，观察各方的反应，以减少上司所冒的政治决策风险。
不平的泄密：一些政府文职及军事的职员，因为不满体制内部的混乱、浪费，或是丑闻，而将消息外泄，引起社会公论的纠正。
政策的泄密：政府部门为了争取政策上更有利的支持，而将政策外泄，以形成声势，来推展自己的政策主张。
除了赫斯的分类外，我有一些补充：
吹嘘的泄密：为表示自己或上司的能干，有办法，而将决策过程公布，以表现自己或上司的表现出众。
预防性泄密：为了担心政策骤然宣布，会引起大众强烈的反应，因此，事先透露一些消息，慢慢让大家能够接受，而产生预防性效用。
捷径式泄密：在政府官僚体系下，循正常管道往往无法引起决策者的及时重视及反应，但泄密后，新闻加以报导，很快就会使决策者加以重视，而优先处理。
先制性泄密：将一些有争论性的政策，先向外透露，以得到舆论的重视及支援，而有助于在内部的政策争取。
像园游会一样，各种方式的泄密，通常是每天报纸的头版新闻来源，也是白宫新闻官员最头痛的事情。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政府中，根本无法管制新闻的背景消息。从小罗斯福总统起，各级政府官员都向新闻界提供各种不透露姓名的背景消息，为的是可以不负直接责任。依消息来源者的身分，这些背景消息在新闻上都冠以“高级政府官员”、“白宫官员”或“国防部官员”的名义。举例而言，白宫新闻秘书史毕克斯在正式记者会时以“不予置评”回答后，往往会立刻改为非常详尽的背景说明。此时，他会对一些新闻给予较为深入的说明及评论，也会介绍政府其他官员出场，请他对新闻背景再多做一些说明。此刻，台上、台下的人都未变，改变的是新闻报导的规则。通常这些背景说明并不是泄漏机密，但是却促使政府官员进一步地向新闻界泄密。
大多数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官员及记者间谈话，都是以背景方式处理；由于这类接触来往频繁，有时会让记者难以分辨这些官方授意的背景消息是有计划的设计，还是泄密。由于内部不同的看法及争议，使得机密很快地外泄。国防政策副部长伊克雷便将泄密分为强力泄密和软性泄密，前者严重地危害国家安全，后者则造成政治上令人难堪的场面，但无关国家安全。这个界线相当的模糊，缺乏客观的标准，特别是一些仍受到争议的政策，很显然的，有些消息外泄，的确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但是这类情形远少于政府官员所称之数。通常，高级官员的政策受损时，就大声抗议；但当他们的对手被重创时，他们并不认为这种作法有问题。
最令总统及主张保密人士感到愤怒的是泄密者的不忠，而非泄密。在国防部决定使用测谎器来检查究竟是什么人将有关军事预算外泄时，国防部发言人卡托向记者承认，国防部的将领们对此一件事的愤怒，不是因为预算机密被俄国人知道了，而是因为会议。
结束才两小时，机密就已经传到记者手中。卡托表示：“有关军事预算的分配机密外泄，自然不会真的对国家安全有所危害。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泄密的背景：利用机密外泄来传送少数人的政策主张。我们认为政策应该是大家都支持的。”简言之，国防部所关心的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如何维持官方看法。
对机密的坚持
对泄密的着魔及保密的坚持是里根总统形象塑造中的致命伤。想压制泄密行为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希望所有不同的意见，只止于内部的作业，而对外则保持意见的一致性。但是这与坚持一个重大政策都只有一小群忠实信徒在暗中作业是很不同的。滴水不漏的黑箱作业是独裁者控制政策的工具，而当政府要冒险却未先征得多数人民同意时，黑箱作法更将成为导致玉石俱焚的那把火。
除了里根任内的表现外，对里根形象最大的打击，是1986年伊朗秘密交易的机密曝光。由于里根一直信誓旦旦的指责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政府，他绝不会和恐怖主义分子接触，但是在伊朗案中，里根政府却为了在黎巴嫩的人质而以武器交给伊朗，以赎回这些人质。跟着里根的声望更受到援助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非法行动的打击，1987年，国会举行听证会，一次次的揭发里根政府的违背法令，秘密援助尼国游击队的内幕。
事实上，这是里根政府一连串政治的冲击的高峰。1983年里根政府扩张军事干预黎巴嫩、1984年在尼加拉瓜港口秘密布雷、1986年以假情报来造谣，说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将采取恐怖行动。
在这几个事件中，里根政府都逾越了美国国会及人民所能接受的范围，都显出行政部门的独断以及以黑箱作业来防止异议。
这些防止泄密行动的泄密，造成了国会及新闻界的强烈反弹，也在里根政府内部造成很大的对立及紧张，高层政府官员陷入派系斗争之中，他们都有被出卖的感觉。
其中一次重要的内斗，发生于1983年9月，美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机场，受到亲伊朗及叙利亚的巴解及回教民兵炮击之后。这两支武力有意推翻亲美国的黎巴嫩总统贾梅耶政府，他们占据在俯视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山头，而美国的中东特使麦克法兰正式试图安排停火，因为麦克法兰、国务卿舒尔茨及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都担心黎巴嫩政府会垮台。原先美国陆战队到贝鲁特只是负责维持和平的监督任务，但是在此刻麦克法兰及舒尔茨希望陆战队能够介入黎巴嫩政争，保护岌岌可危的黎巴嫩政府，但是国会的民主党成员及国防部高级将领却担心美军将陷入黎巴嫩，又演成另一次的越南战争的情况。在一个周末，里根总统秘密和其核心人士会晤，成员包括布什、舒尔茨、克拉克、温伯格、凯西，J。贝克及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维塞将军。
但在9月12日星期一晚上，NBC电视的记者华莱士就透露，麦克法兰和一些高级官员建议，使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空袭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据点，以教训叙利亚停止在黎巴嫩制造事端。第二天我也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里根总统已经下令扩大军事介入黎巴嫩，白宫下达“自卫性攻击”的命令。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我，在黎巴嫩的陆战队可以要求海军飞机及炮舰攻击叙利亚军，以威胁叙利亚停止支持其黎巴嫩游击队对美国人员的攻击。《华盛顿邮报》记者卡侬报导，白宫批准这项攻击，是警告叙利亚美国将升高在黎巴嫩的军事干预。很明显地，高级官员将白宫的决定透露给新闻界，是为了让叙利亚了解美国希望叙利亚减少在黎巴嫩的活动，但如此也提高了美国和叙利亚冲突的危险，同时也测试了国会对此忍受的程度。事实上，这些报导已经激起国会要求美军自黎巴嫩撤退的压力。
但是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对这个泄密事件，感到非常的不悦，他一向痛恨泄密的事情，这次，更让他气得跳脚。因此克拉克、米西、凯西一起见里根总统，指责这样泄密会危及麦克法兰的生命安全（麦克法兰事后却加以否认），克拉克要求联邦调查局迫查泄密的祸首。很显然地，克拉克认为这是打击J。贝克人马的机会，因为他怀疑是J。贝克的人马将消息外泄的。克拉克瞒着布什、舒尔茨及J。贝克等人，得到里根签署的命令，要求司法部长史密斯下令联邦调查局以测谎器来调查所有参加周末会议的人员，同时若有人拒绝接受测谎器的测验，那么就必须辞职。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命令，然而总统、克拉克、米西及史密斯，竟然忽略了这个命令是违宪的，因为这个命令甚至也授权司法部长，让他可要求副总统接受测谎试验，否则连副总统也得辞职。
J。贝克意外地获得这个情报。9月14日中午，狄佛意外地闯入正在促请里根签属该信的秘密会议，一个小时之内，狄佛前往麦迪逊旅馆的途中告诉了J。贝克。J。贝克在了解事情的发展后立刻掉头返回白宫，闯进里根和布什及舒尔茨的餐会中，J。贝克有些不悦的告诉总统，这种命令事实上已经令里根的核心助手包括副总统在内，接受测谎器测试。J。贝克告诉里根在18个月前，里根签署了一个命令，授权贝克在什么时候决定高级官员要接受测谎，J。贝克是刻意取得该执行权力，以防止测谎的滥用，但是J。贝克表示，此刻克拉克并未知会他。贝克的说词使里根吓了一跳！
这时候舒尔茨立即有了强烈反应，他以辞职来威胁，拒绝接受测谎的要求。贝克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布什乘机批评要求测谎的决定。
里根在反对声浪下有些困窘，冲口而出：“他不该这样做。”他立刻拿起电话通知司法部长史密斯：“我要收回我的命令，而且我要你在下午来与大伙讨论这个事。”在当天下午，里根和史密斯、克拉克、米西、J。贝克、狄佛及白宫顾问费尔丁举行白宫圆桌会议，气氛相当紧张。克拉克及米西仍然希望里根能下令执行原有计划，J。贝克则极力的反对，他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总统对其高级官员实施测谎试验，是总统对其官员的极度不信任的表现。贝克认为在场的高级官员应该不会将机密外泄，一定是他们向其助理转述会议决定后，由助理们外泄的。J。贝克认为可以进行泄密调查，但不要整得人人自危。舒尔茨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是舒尔茨的反应也让里根有所考虑，因此里根决定取消测谎的命令。而克拉克受到严重的挫折，气得满脸的通红，当场离开。
这场争议战在政府内部内沸腾着，直到12月11日，《洛杉矶时报》首先泄露了有关里根签署NSDD·196号密令的新闻。10天之后，正在外国访问的国务卿舒尔茨，对记者发表了十分情绪化的言论，他公开宣布：“我不被政府信任的那一天，就是辞职的日子。”因为这涉及到对他人格不信任的做法。
第二天舒尔茨回国，晋见里根总统，力陈反对意见，里根又做了让步，白宫宣布，测谎器只针对有间谍嫌疑者使用。
这项宣布，改善了里根的错误，但是却伤害了他的形象。而里根多次倾向使用测谎器的意愿，引起了许多的有关保障人权疑虑及不满。同时也怀疑政府可能利用间谍的问题来扼制信息自由的权利，以及企图隐瞒国会。（事实上，那时伊朗——尼游案已在进行了。）而里根对于行政命令一再更改，也显示他对命令的内容不甚了解也不注意。在受到反对之后，又加以撤回，更显得当初未经考虑便乱下决定及只听一人之意见便依计行事的弱点，舒尔茨必须借着公开反对，才能改变总统的决定，更预示了未来的险象。
推销员之死
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行政部门成功地操纵了新闻媒体；1984年的竞选获胜，更使里根的幕僚过度的自信，而加速了里根政府的瓦解。凯西不断地在处理尼加拉瓜事件中出纰漏，全靠受国会信任的国务卿舒尔茨以及里根来解救他。但是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中由黎根、麦克法兰、波音戴克斯特所组成的核心幕僚中，白宫便显出更为任性的、秘密的权力运用倾向，而导致了政治上的风暴。
1986年10月的新闻泄密，是一个明显的警讯。秘闻的内容说，里根总统批准了幕僚的建议，以假情报以及欺骗来对付卡扎菲。《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华德报导，1986年8月14日，波音戴克斯特给里根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以假情报来诱使卡扎菲误信在利比亚内部，有反对他的秘密组织。同时让卡扎菲猜疑他的高级幕僚对他不忠，以及美国准备以军事行动来推翻他的政权。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卡扎菲。消息传出后，令大众非常的反感，尤其以“假情报”来利用媒体传话的伎俩。
1986年，11月中旬的一场白宫记者会，里根承认波音戴克斯特的备忘录，但表示那是为了让卡扎菲不安。波音戴克斯特坚持：“我们绝对没有计划要误导美国新闻界。”美国新闻界已感到被欺骗及被利用，他们认为他们已被误导，而将白宫编造的利比亚内部有了危机的假情报传出。
由国务院高级官员透露给我的消息是波音戴克斯特的国家安全会助理们，将“假情报”传出的，因为他们以为里根会表赞同。于是，以《华尔街日报》在8月25日报导，说卡扎菲“正计划进行新的恐怖攻击行动，而美国和利比亚有可能会再发生冲突”。史毕克斯对新闻界的探询，以“不予置评”来做答，但却暗示这个事件有相当的权威性。简而言之，白宫在这个假情报上顺水推舟，但却躲在幕后。等到这桩欺骗事件被揭穿后，终于引起了新闻界的愤怒。
不过比利亚的假情报计划只是一个环城的公路内的小风暴，真正对里根政府造成严重打击的，是里根的与伊朗秘密交易行动。
这和水门丑闻有着类似之处，包括了滥用行政权力、政府有意遮盖责任、销毁公文及总统亲自加入欺骗的行为。这使里根辛苦经营的政治形象，几乎完全的被摧毁了，他的政治魔力消溶了。
在1986年9月，伊朗丑闻被揭露后一个月，根据纽约时报CBS的民意测验显示，里根的声望大跌，人民对里根的支持从67％降到46％。大部分的受测者表示，里根声称他不知道和伊朗军售交易所得的几百万价款转给尼加拉瓜的游击队，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黎根告诉《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就像是游行队伍之后的收拾残局清洁小组。我们使毫无成就的冰岛高峰会议看似充满了契机；在假情报事件后，是谁扭转危局的？在参议院选举共和党挫败之后，又是谁想办法避免看起来受到打击的？我不愿意说我们可以连着四次都成功，但是我们已接受面对新的考验。”
但是三个月后，负责收拾残局的黎根被扫出了白宫大门。
问题的根本所在是里根本人导致了自己的挫败。因为他违反了塑造形象中最基本的信条：不可以做出违反自己形象的行动。他成了自己强力推销下的牺牲者。里根把自己塑造为一位坚强，绝对无情的反对与恐怖主义交易的总统，但却被逮个正着；里根的立场是，对伊朗绝对没有双重标准的交易行为；他抨击卡特对于美国在伊朗大使馆人质的处理失策，结果里根竟然和伊朗进行秘密接触。
在“推销员之死”一剧中，亚瑟·米勒借着剧中主角罗曼说：“对于推销员而言，生命中没有谷底，他不会将螺钉放入螺帽之中，他不会告诉你法律或者给你开药方，他是在阳光下一个脸带微笑，穿着发亮皮鞋的人，当他不再微笑时，那就出了大问题了。”
在1987年底，里根仍然在莫斯科和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所表现，但是伊朗的丑闻，已使他失去人民的信任；他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政策而冒着失去他最珍贵政治资产的危险。长久以来，里根的尼加拉瓜政策是蒙骗国会，他表示他的目标只是希望迫使桑地政权能够和谈，事实上他想令桑地政权倒向美国，同时放弃权力。而在国会禁止军援尼国反抗军的命令下，他仍然想办法将武器交给反抗军。但是，里根的最大错误在公开地批评伊朗，却同时在私下与其进行交易。里根的做法违反了塑造形象的原则：形象应与事实吻合，至少要接近事实。从伊朗事件之后，里根已无法再像过去一样的推展政策，剩下来的只有他的个人魅力——他的微笑和闪闪发光的鞋。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里根的伊朗秘密交易政策、哈特的婚外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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