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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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姆斯的手法跟大多数参议员不一样。大多数参议员的游戏目标是推动计划和通过立法议案，赫姆斯恰好相反，他是采取拖延行动和进行阻挠演说。他提出节外生枝的议案，专要惹怒自由派议员和搞砸他们的议案。
贝克有天上午告诉我：“每次只要他们想破坏一项议案，赫姆斯就会把堕胎修正案或校园祈祷修正案加进来。而魏克参议员也会站起来庄严地宣布他会用余生之力来进行演说阻挠。老实说，从参院观点来看，赫姆斯真是一名糟糕透顶的议员。因为如果想要为参院、国家或党做什么事，去找赫姆斯商量，非得花上儿个月的时间去磨不可，否则无法达成协议。就拿国务院从事任命来说，我又不得不看着它受几个月的折磨。”
赫姆斯最喜欢拿来对付舒尔茨及国务院的武器是“拖”字诀。
每一位参议员都有权“拖”，这是参院对参议员的一种礼遇。当参议员个人对总统提名人选有异议时，他们都有权拖延，大多数参议员对这项权利只是在他们对人选认识不深时偶尔为之，赫姆斯却经常使用。
1981年，赫姆斯迫使国务院亚洲局“清局”，并对一项基辛格的旧属的人事任命案拖了5个月之久，迫使两项任命阵前换将。基辛格的人是赫姆斯最喜欢拿来开刀的对象，他对基辛格1982年与苏联大谈和解一事深恶痛绝。1982年赫姆斯对里根武器管制暨裁军总署的两项人事任命，也拖了好久的时间，逼得里根最后不得不撤回这两人的提名。1985年6月，赫姆斯搁置了舒尔茨所提的39项大使及高职官员的任命，企图借此迫使舒尔茨改任6名赫姆斯中意的人选。在7月到11月的时间里，他阻挠基辛格助手洛德出任驻中国大使，一直到当局承诺不透过联合国经济援助中国的家庭计划后，他才放手。
共和党领袖辛普森说：“麦参柏跟赫姆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两人都甚少鼎力支持任何法案，有些参议员想尽办法想找出赫姆斯或麦参柏大力支持的法案，只为了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惜事实上除了一些难以察觉的蛛丝马迹，少有他们两人‘心爱法案’的存在。”
不过，有时赫姆斯也会阴沟里翻船。举例来说，1986年初，赫姆斯力保马龙出任伯立兹大使，经过激烈争执，舒尔茨终于提出马龙。不料，参院中两名民主党议员反对这项任命，他们认为，马龙于参院外委会交代过去行为时曾作“伪证”，他在国务院时，亦有些图利他人的嫌疑，外委会最后搁置了马龙的任命，这在本世纪还是第一遭。赫姆斯气得跳脚，指国务院中的“反里根派系”暗中破坏此事，不过他还是不得不放弃马龙。
所以刺猬政治家有一天还是会碰上从另一方面来的刺猬力量，不过在棋逢对手之前，这种刺猬力量是可以建立奇效；这说明集结多人通过议案固然可以展现议员的权力，但一名议员孤军奋战，以螳臂挡车的态度来抗拒多数党的意愿，也照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权力。
第五章　管道游戏
第五章　管道游戏
罗伯·史特劳斯是一个从未被选任政府公职，却成功地扮演权力掮客的角色，是个典型的华盛顿政治人物。1972年，麦高文竞选总统失败后，史特劳斯出任民主党全国主席。卡特总统时代，史特劳斯是总统的政治顾问、中东谈判代表以及特别贸易代表。而在1980年卡特竞选连任失利的那次大选中，他也担任其竞选主席的职务。这么一位具有浓厚党派色彩的民主党员，如今却也能与共和党高官们关系密切，并受到里根总统的青睐，拔擢进入超党派的委员会中。事实上，精明玲珑的史特劳斯在新闻界与政治圈中确是广受欢迎，他信手拈来的政坛趣闻，以自己或其他政治人物为嘲讽对象的玩笑最为吸引人。我们说，史特劳斯是个不惜下大赌注的政治玩家，他看穿了这场权力游戏的底细，即使自己在场内沉浮，他也敢对置身其中的朝野玩家大声讪笑。
有一次，史特劳斯笑着对我说：“你可知，权力是个有趣的东西。”他说：“从前我以为所谓政治权力就是出席一场政治晚宴，后来，我发觉或许该说是帮人准备一种政治宴会。之后，我又觉得应该在党大会时受邀住进候选人下榻的饭店才称为一场政治权力。结果，我真的有机会在一次政治集会中置身芮朋套房外的大厅中，在当时我认为这真是桩大事。之后我竟得以进入了套房内的小厅，我更认为是了不起的事。但我又发现一切的决定好像都是在卧室内达成似的。直到后来，我成为最后受邀进入卧房的8、9人中的一员，才又感觉到大家都想进洗手间去。最后，终于只剩下我、卡特和约登在洗手间内作成最后的决定。”
史特劳斯的这段故事正是政治人物赖以生存之道，也是政治在新权力游戏中得以持续演进的要素。因为在华盛顿一切衡量权力的标准中，“管道”是最首要的，或许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组织都有类似情况，但在华盛顿它显得更重要了。原因是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以影响力与说服力作为流通买卖的必要条件。总统对其高级助理的酬庸不是优厚的薪资、红利或股权，他们之间也毋需用财产损益、年生产报告作为客观评估。事实上高级助理们已获得了无价的钻石般的“管道”。这是将来闯荡事业的有利开端，更是个人重要性与值得依赖的有力证据，它本身就是值得珍视和引人羡慕的殊荣。
有些身处高官，本该是权力核心的中坚分子，但他们因管道受阻而心怀怨恨，而这种情形往往也是仕途亮红灯的危险征兆。举例来说，福特担任总统的那段时间内，副总统洛克菲勒与白宫幕僚长蓝斯菲德间的嫌隙早是公开的秘密。蓝斯菲德控制总统接见要员的情形惹恼了洛克菲勒。距离1976年总统大选愈近，两人的摩擦愈是不断上升，因为洛克菲勒丝毫不知福特是否打算找他继续担任竞选搭档。
1964年曾负责高华德竞选总统选务的怀特，在这时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咨询的对象，两人都私下和怀特讨论1976年选举的事。怀特告诉我：“洛克菲勒常找我谈话，并要我向福特传话。”他说：“我常坐他的私人飞机回纽约，我们讨论许多政治问题，他会提出一些看法，然后对我说：‘你该把这些告诉总统。’洛克菲勒让我感到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上达，但是却无法做到。他不喜欢蓝斯菲德就是因为觉得蓝斯菲德阻碍了他。洛克菲勒自己也有幕僚保护，他很清楚幕僚阻拦别人的情形。我也告诉蓝斯菲德这个情况，而蓝斯菲德认为洛克菲勒只需事先约一个时间与总统谈话即可。问题是，洛克菲勒不认为副总统还得跟总统约时间（这是美国副总统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也是后来福特决定另觅竞选伙伴的前因之一）。”
至于里根时代的幕僚长J。贝克，则相当照顾担任副总统的布什。1980年，他负责布什的竞选事宜，其后他也煞费苦心地为布什建立与里根沟通的管道。贝克每周会为里根与布什安排一次个别的餐会，当然这成为日后布什最丰富的政治资产。
一位与里根交情匪浅的加州同乡说道：“总统真的喜欢他与布什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可以就各样的事上向布什大抒己见。”对布什而言，他更是善加利用这每周一次的机会作为提供意见的绝佳管道（例如鼓励里根在1984年赴中国大陆访问，和在1985年与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进行高峰会议）。同时这也是巩固布什自己条件的重要象征，特别是在共和党的右派人士中，他证明了自己是1988年继任里根的最适当人选。
其他许多内阁官员，为了要获得与里根个别见面的机会，可得略施小计了。有人不得不尽力编造各式理由以骗过白宫警卫与幕僚。司法部长史密斯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最是个中精明者。他们总以商讨国家安全大计的名义上白宫要求单独会见里根，使得白宫助理们难免怀疑国家哪来这么多紧急大事，“对他们而言，常常被人看到他们与总统晤面是十分要紧的事。”一位里根的亲信表示：“所以他们会想出各式各样荒唐的理由！”
这听来像是无意义的小动作，但其重要性确实大过其外在的意义。管道，特别是在这场游戏，独家的管道，正是一张最有力的王牌。与总统接近，代表你参与权力核心的决策与行动，尤其是对像里根这样容易受旁人影响的总统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取得管道的方式也的确对每一届总统产生作用，以下是约翰逊总统时代白宫新闻秘书芮迪的看法：
“对白宫助理而言，生命中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那就是去获得并维持与总统接近的机会。这过程恰如同围棋，比赛中少有特定规则，你可以不同的方式落子，使自己拥有最高的活动力，同时令对方动弹不得。而在政治竞赛中，选手们的胜利与否，全视总统个人的喜好。因此，大家拼命研究总统的心理，白宫内每天都有人进行大大小小的实验，测试那一条路是通往总统办公室的捷径，那一条是死胡同。”
芮迪的理论也能扩充至内阁官员。里根的国务卿舒尔茨坚持每周与总统进行个别会谈：国防部高级官员们便批评他以这种私人时段向里根推销有问题的政策方针。据我所知，舒尔茨曾在未预先知会凯西与温伯格的情况下，获得里根的允准，于1984年元月一日赴尼加拉瓜执行外交任务。后来，舒尔茨又说服里根支持一项1985年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高峰会谈的草案，这也惹火了国防部官员。担任白宫幕僚长的黎根，在1985年10月亦曾运用个人接近里根的管道，抢在舒尔茨与温伯格对里根提出警告之前向总统推销葛拉姆…鲁德曼预算平衡计划。
议员、官僚乃至游说者等政治人物渴慕管道、影响力等象征的情形，简直像童子军搜集荣誉徽章般殷切。资深白宫官员们会认真地比较彼此办公室的位置、停车位，有无POTUS电话（即可直接拨给美国总统的电话）；例如只有内阁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少数高官有资格获得随时专车接送的司机服务，而其他官员（按官阶次序约列于前一二等的高官）则只能因公要求政府的公务车。
伙食上，有三四位重要官员可以在自己办公室内接受穿着整齐的侍者服务用餐，其他人则因官阶不同，依次在不同的地方享用午餐：
1。行政餐厅
2。白宫餐厅
3。大厅
菜色上差别虽不大，然这种餐厅区隔所显示的象征意义则将各人等级表现无遗。器材的使用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所有在白宫上班的2000人中，只有约20人可以享用白宫体育馆。卡特总统时代，要由他本人决定谁可以使用南边草坪上的网球场。
而这一切象征地位的“徽章”中，办公室的地点与大小，又是最重要且最能代表其管道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标。事实上，任何一个层面体系当中，如企业、学校，或者军事单位，办公室都是代表阶级、显赫程度的重要象征。而在白宫的权力游戏中，其意义上尤其重大，因为无论在象征或实质的理由上，与权力的中心愈接近必然愈有利。只有最靠近总统办公室的官员，才得以随时准备在总统传唤下立即面见总统。
然而，大多数曾到白宫参观的人士都会警觉白宫内部的窄小（至少我很惊讶）。白宫中只有极少数的权力菁英得以坐进西侧一二楼的高级办公室。只要进入这块难得的区域，可说是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还有许多在此上班的人不能在白宫内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得在一条街外的前国务院，现在简称EOB的行政办公大楼内上班。
“大家会为了获得西侧办公室而自相残杀的。”当狄佛还是里根最亲密的个人助理时如此告诉我：
“你曾发觉人们宁愿在此间的阁楼、角落里工作，也不愿在EOB拥有舒适的大办公室，若你突然被调到EOB四楼，恐怕也只有向上帝求救了。在那里上班的人称之为‘死亡行列’，到了那里就表示你即将完蛋。”
当时我与狄佛同坐在他紧邻总统的办公室中，我看看四周的摆设，雅致的古董、油画，舒适的大壁炉，还有一个私人的小阳台。这个大房间原来是卡特总统的书房。但里根却把它让4给这位他深深依赖的助理。狄佛回忆1981年就职典礼过后，里根带着他走进这间书房的情景：
“我想这间就做为你的办公室吧。”里根告诉狄佛。
“不行，不行！”狄佛惊恐地说：“如果你一时想离开办公室不就没地方去了？”
里根微笑地指着仅隔着一扇门的总统办公室说：
“过去14年来我费尽心力要坐进这间圆形办公室”，他说：“我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呢？”
追逐管道症候群
到了总统外出旅行的时候，这种渴望与总统接触的症候群就更明显了。与总统同机、同车的机会愈少，白宫圈子内部的竞争愈是激烈。
“对这些人而言，谁与总统同乘座车是相当地重要”，狄佛摇着头说：“大家都想挤上车，使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若车队行进时间超过10分钟，总统座车限乘3人，否则，只要总统一上车，大家总会不惜坐在彼此膝盖上地拼命塞，总统被挤得不成样子。”
“由于他的身分，在贝克担任幕僚长时会希望上车，如果米西（当时的总统顾问，后出任司法部长）在场，他也会希望上车。若总统到某州访问，同行的必有州长、二名联邦参议员、市长，或者再加上一位众议员。当然大家都想挤上车，我们只得按礼节，请当州最大的人物——州长——上车，再加上一位幕僚人员，通常是贝克，若他不在则是我。”
远程旅行时，亦会因乘坐空军一号而引发一场权力争夺战。空军一号的40个座位中，通常有一半要让给治安单位人员与记者们，对能登上剩余位置的20名官员而言，这是项值得夸耀的经验，也是许多政界人物梦寐以求的机会。一次到加拿大参加经济高峰会议的回程中，我也搭上了空军一号，得与里根总统晤面。我至今还记得那豪华型高椅背的座椅，以及机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服务，座位扶手上有电话，一拿起来即有通讯兵的声音传来：“请间您想拨到哪里？”我仿佛能听到听筒那端传来大队士兵们立正的脚跟敲击声。我当然也以进大观园的心情，带了不少纪念品回家，包括火柴盒、餐纸、调酒棒及一切印有总统徽章的小东西。
在这样的权力环境中，只要有一点点可以象征地位、权力的东西就会被膨胀成极端重要。既有人为靠近总统的位置引起争执，同样有人要争取下机时站在总统附近的位置了。按礼节来说，只有总统与其夫人可以从飞机的前门下机，其余的人都该使用后面的出口。但那些最重视公共形象的官员哪里顾得上这些？摄影机、欢迎会都在前面，当然是堂皇地从前面下机较风光。
担任狄佛助理负责总统旅行事宜的席特曼就曾表示：“我们一再告诉他们，前门只有让里根、里根夫人，或者里根与国务卿舒尔茨下机，”他说：“但他们会发脾气的，他们才不想从后门下机；毕竟，如果你没有让民众们看到你与总统一同从空军一号上下来，这趟旅程还有什么意义呢？史毕克斯（白宫发言人）、达曼（总统高级助理）和克拉克（国家安全顾问）总是爱从前门下机；即使从前门下机会要了他的命，克拉克还是曾要走前门的。参、众议员们更巴不得能抢先在总统之前下飞机。”
直升机“海军一号”的座位争夺战更是紧张。海军一号的机型不小，但通讯装置占去极大空间，于是座位仅有10个，其中5个又得给一名医师、治安人员、军方及总统私人助理。如果里根夫人也在座，就只剩3个空位了。通常这些位子会给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史毕克斯或其他白宫高级助理。这样的安排当然会引起其他渴望站在总统身旁合影，或与“领袖”晤谈的政治人物不快。
对前国务卿黑格而言，有一次的直升机之旅就是一次极不愉快，甚至带着恶兆的经验。1982年里根赴英国拜会伊莉莎白女王时，从伦敦至温莎堡的路程中，由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同行，使得黑格夫妇自海军一号上被挤了下来，于是整个里根英国之旅以及在凡尔赛的西方高峰会议上，黑格与克拉克一直不和睦。这显示出幕僚人员对于获得接近总统管道的重视了。
席特曼回忆当时的情形表示，黑格夫妇只得改乘另一架设备较为简陋的直升机，“当时机上没有其他的内阁官员，……驻英大使路易斯夫妇同行。后门没关，可以看出黑格夫人神情自若，我猜她身为军官夫人，早乘过各式各样直升飞机，但黑格本人则似乎对这种与较低官阶同机的经验感到不悦。”
“更不幸的事发生在离开温莎堡的那天早晨，当“海军一号”开始起飞，黑格夫妇亦开始走向自己该搭乘的直升机时，海军一号起飞时的强风却吹走了黑格夫人的帽子，有人跑去追，但帽子已飞远了，他们也只得上飞机。虽然只是小事一桩，黑格的愤怒却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埋下了往后失败的祸根。”
就如同洛克菲勒缺少与福特总统沟通的管道，这段插曲也成了黑格的恶兆。在克拉克的鼓动下，两周后里根迫使黑格辞职。事后黑格亦痛苦地表示，他遭遇的一大问题即是白宫幕僚阻碍他接近总统。
“你在权力圈中吗？”
迅速掌握内部消息是“管道”予人权力的特别方式，因为这将使得游戏者拥有先发制人的机会。它如同股票市场中的内线情报，是政府决策者的重要动力。一名决策者不能拥有最新消息，将永远因“落后于权力圈外”而苦苦挣扎。这一部分的权力游戏重点不再是“你能见到谁？”而是“你能知道什么？”
在国家安全事务的权力游戏中，某人问另一名官员：“你在圈子里吗？”是相当令人难堪的。这也等于问：“你是能见到最重要文件与最新消息的少数人之一吗？”所谓文件主要是指“每日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gence　Daily简称NID），或者“谨呈总统”（For　the　President　Only，简称FTPO）。
每天早晨，中情局都会整理一份当夜取得的最新情报大纲，即是NID，约有十多页，在上角有个红黑相间的旗帜，下面则是显著的警示条纹。除周日外每周出版六次，惟有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与情报局的高级官员等约200人有资格过目。
我自己不曾读过NID，但别人告诉我，其中包括有世界各地情报站传回的最新情报，窃听外国领袖截获的片段与卫星图片。据说里根特别偏好地图、照片等，像是两伊战争作战图，东欧运输机载送武器至尼加拉瓜的卫星照片，或者苏联导弹试验与配置等。
“那是视觉上的一大冲击，像是高层次的偷窥狂。”一名NID的读者表示：“若他们得到某两国元首的谈话录音带，尽管是芝麻绿豆小事，中情局还是会赶紧抄录下来。中情局总喜欢向总统和其他官员显示自己拥有那些玩意儿。”
FTPO则是发行份数更少，页数也更少的情报文件。通常大概只有四五页，白色封皮，内容谈及与总统行程密切相关的特别情报项目，诸如预备与总统会晤的某位元首的健康情形、该国政治局势等。FTPO的副本极少，大约仅20人够资格阅读：正、副总统、高级幕僚及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分子。其中内容与机密分类情报文件（SCI；
Secret　partmented
information）的重叠，仅少数允许必需知道的基本官员阅读他可阅读的部分，甚至有人得在武装警卫面前读完资料并立即交还警卫。
处身于这最少数的权力圈中的人，交换电话号码时不会使用经过一般的政府总机的分机号码，他们用的是三码的“安全电话”号码，如KY238或KY107，这种电子通讯装置会将电话中的语言转化为密码，直到电话另一端始加以解码播出。透过这安全电话，美国高级官员得以在不受苏联监听系统影响，自由讨论最敏感的国家机密。
紧缩管道
很显然地，决定谁获得最敏感、最重要情报等于决定谁能够成为决策游戏中的大玩家，信息即是权力。有些敏感情报甚至是NID或FTPO上都不能记载的，例如诺斯在伊朗…尼游案中的秘密信息。这类情报圈子，小得甚至只能以口传或国家安全幕僚的秘密电脑联线来传递。由诺斯的例子我们也能了解，谁控制信息就控制了政策。有一段时间，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与波音戴克斯特一直将舒尔茨与温伯格蒙在鼓里，当然更无法反对政策行动了。这时这些内阁阁员全成了“信息盲”。
伊朗…尼游案爆发后，最令人震惊莫过于，担任幕僚人员的诺斯、麦克法兰与波音戴克斯特竟敢隐瞒总统与内阁们这么重大的消息，这已无异是欺上的行为了。然而，不论这些行径多么骇人听闻，它的确反应出政治圈中的游戏模式，政府在官员们依任期递换的变动下，由永久固定的幕僚人员掌握信息以维系整个政府的行政惯例。事实上，许多终生职的幕僚公务员都会告诉老板：“你决定大政策，细节交给我。”但恰如俗谚所说：“魔鬼总在细节中出现。”
以国防安全援助局（简称DSAA）与军售巴基斯坦F…16喷气式战机为例。1981年里根总统同意售予巴国总统齐亚这种新式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