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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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防安全援助局（简称DSAA）与军售巴基斯坦F…16喷气式战机为例。1981年里根总统同意售予巴国总统齐亚这种新式战斗机，这是美国对巴基斯坦外交态度上的一大转变，也可说是里根感激巴基斯坦运送军援给阿富汗反抗军的一项报偿。白宫亟愿这项武器交易尽速完成，然DSAA则另有意见，他们还要考虑降低成本、保护本国空军，以及维护DSAA本身的权力。
问题症结在于F…16上的一个重要装置——侦测敌军雷达系统的高科技设备——ALR…47，由于这种侦测功能，飞行员有机会闪避敌军的攻击。当交易成交时，ALR…47是相当优秀的装备，但到1983年交机时，美国空军已发展出性能更优越的ALR…69，除了能显示敌方攻击物位置，更能指出攻击物的种类，这对飞行员而言，往往便是生死之别。
依交易时的签约，美国同意在F…16上提供“标准的”空军电子装备。对DSAA而言，老式侦察系统完全符合当时“标准”的条件，他们认为新式配备成本太过昂贵，应仅供美国飞行员使用。巴基斯坦空军则坚持获得新装备，但遭DSAA悍然拒绝。没有任何一位白宫或国防部首脑知悉这项争执，最后巴国总统齐亚火了，表明不愿接受旧设备飞机。到头来，里根这项提供飞机的示好美意，差点儿适得其反，最后还要里根亲自出面才摆平这件事。
尽管如此，F…16战机的教训仍然显示，官僚体系如何借着阻断他人消息来源来影响政策，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农业部、能源部、国防部等单位中，以此改变整个政策结果的情形随处可见。F…16的例子中，官僚们的小动作曝光了，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僚都可秘密地维护自己政策的独立，并巧妙地破坏总统原以为已决定的政策。毫无疑问地，这种终生职公务员是借着缩小权力圈来控制政策，并扩张自己的权力。
扩大权力圈
另一种相反的游戏伎俩则是扩大权力圈，传布消息以在政府、国会中吸收政治同伙人或汇集民意。这也是大部分政策性新闻遭泄露的基本原因。在权力游戏中发布新闻是政治人物极偏好的手法。而在政府内部争论中属劣势者，大约都企图以扩大圈子获得同情。
报界，特别是《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就成了政治圈内人在特定议题上招兵买马的公布栏。所有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阅读新闻报导，便可知道权力斗争的风向了。
在华尔街，向别人泄露内线情报是可以起诉的罪名，然在华盛顿，泄密则是每一个参与权力游戏者必备的基本工具。自总统以降，当某人想要在某议题上改变权力平衡时，大家都会采取此一手法，据说约翰逊总统最是个中高手，他往往在非正式场合中向记者们透露一些消息，且以匿名方式避免引起辩论，有时候他也会在事后公开争论该消息的正确性，以掩饰自己是消息来源的事实。
就我的了解，约翰逊以后的每一位总统都采用类似办法。里根的幕僚们就喜欢向一些亲里根的议员们提出关于苏联在尼加拉瓜建造飞机跑道，或者苏联违反限武条约的种种消息，同时掩饰原始消息来源。而这类消息的发布，又往往选在国会讨论是否援助尼游或者增加国防预算的激辩时期。其用意是在于影响民意，并利用舆论压力影响华盛顿权力游戏的结果。
数年前，政治学家谢茨奈德在其著作《半主权人民》中特别强调这种“扩大圈”的力量。他认为任何一场政治冲突中必然有两种人：一是实际参与者，另则是观众。“再没有比打架更能吸引群众的了”，谢茨奈德认为：“也没有什么比打架更有传染力的了，国会辩论、法院开庭、政党活动、罢工、听证会等都具有一些类似打架般刺激的特质，也都能产生戏剧化效果扣人心弦地吸引着群众。”
这种观察确实掌握了华盛顿权力的重心。再举个例，前面曾提过关于1985年底里根总统对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原先里根与其白宫顾问对当时菲国总统马科斯的关系还相当满意，但不久以后反对党领袖阿基诺遇刺身亡，又有1986年的大选舞弊等事。印地安纳州参议员鲁嘉特别指出这场选举舞弊，痛责马科斯并批评里根的友好政策。事实上，鲁嘉有若干政府内部官员在背后支持他，譬如国务卿舒尔茨。结果，鲁嘉刻意的表现果然改变了行政部门对菲律宾政府的意见，最后更改变整个对菲政策。鲁嘉就是利用不断扩大听众的作法改变了事件结果。
再看看中央情报局介入尼加拉瓜与桑定军队的秘密战争的实例。起初，与DSAA贩售F…16给巴基斯坦的情形类似，中情局秘密地提供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军事援助，只有政府与国会的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有些人对这项政策感到不安，但仅在私下提出异议，中情局局长凯西主掌了整个政策。1984年初前，内部人员开始抨击中情局捞过界的行为，包括引爆油库、攻击海岸设备，甚至在尼加拉瓜各港口布雷。于是这些反对者开始求助于更广大的“听众”，内部的反对人士不断提供消息给国会山庄内的人士，很快地国会情报委员会加入这场对抗中。但是，政策仍然没有改变。于是，弱势的一方继续不断地提出令中情局丢脸的证据，最后整个国会都涉入了这场争斗。民主党籍众议员因恐导致美国政界内更剧烈的战争，终于在1984年7月后中止对尼国反抗军更进一步的军事援助。
然而当行政部门遭到这种围剿，里根总统也采用了谢茨奈德的伎俩，他也向更广大的听众求助，希望恢复对尼游的援助。他们放弃了过去的秘密斗争，将这场权力游戏公开化。里根在国会中大声威胁，如果中美洲“沦陷为共党国家”，反对人士得要负责任。结果，许多原持观望态度的议员们开始担心选民政治反弹的情形，到了1986年又恢复了尼游军援。从头到尾，这场争议简直完全照着谢茨奈德的脚本进行：开始时是在内部进行的秘密政策的内斗，其后升高为正面冲突，各方借扩张声势增强自己实力以占得上风。
这就是华盛顿政治运作的情形。前阵子国防部军火弊案危及里根的扩充军备政策亦是相同的例子。政府内部的异议者向新闻界公开国防部弊端，因民意的愤怒，促使国会不遗余力地抑止军事花费的增长。
事实上，当初军售伊朗的案子虽在11月3日爆发，真正停止军售的时间却是在6周后的12月16日，直到国务卿舒尔茨公开抨击政策的谬误之后。国家安全顾问波音戴克斯特与诺斯上校都希望保密，不只是为自我保护，也为了可以继续控制政策，继续大开军售伊朗的大门。而舒尔茨公开宣布结束与伊朗的武器交易，一改既定政策，以便夺回决策控制权。
关于谢茨奈德分析的政治力量的运用，可远溯至美国历史上政党形成之初。当时联邦政府中为了有关经济政策与亲英外交政策激辩不休。杰佛逊这派人极力反对汉米尔敦，却又明白汉米尔敦有办法在国会中得到支持，于是杰佛逊开始向外界透露这场内部纠纷，希望诉诸更广大的民众加入战局。最后杰佛逊这派人士组成民主共和党在1798年参加国会大选，1800年参与总统大选。就是这种透露消息、扩大权力圈的过程造就了政党的形成。
谢茨奈德对华盛顿权力游戏的规则着实清楚，不论是总统、高级顾问、或者终生职的政府高级公务人员，只要是已控制政策的人物都会尽力使任何议题上的情报圈子缩小，但那些在核心边缘的政治人物则会尽全力扩张圈子，当听众愈来愈多，圈子愈来愈大，政策的控制权自然发生改变，冲突也跟着扩大，甚至整个游戏的内容都产生变化。这就是华盛顿模式，这种模式将在本书许多故事中表现无遗，这也将是未来华盛顿权力游戏继续不辍的模式。
第六章　网络游戏
第二部　权力的舞台
第六章　网络游戏
当刚当选的国会议员初来到华府，他还对自己的政治胜利及获得大众喝采感到新奇得意之际，会忽然发现自己踏进了一个高手云集的世界。他突然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新鲜人，一个政治圈中的陌生人。此时，直觉立刻告诉他，没有一个政客能像原子般的单独活动，他一定得跟一些同党人士结合，跟一些历经斗争，但都能幸存的团体接触，跟权力核心接近，他才有机会向前迈进。此外，他更需充分了解这个权力核心城市的习惯与规矩。
无论从近或从远的观点来看，华盛顿都像是个陌生地方，尽管它有着为人熟悉的特征，如国会大厦、白宫草坪及华盛顿纪念碑等，但对于新诞生的政治赢家而言，它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约在1980年终，就在狄佛全家从加州搬到华府以便着手在白宫工作的那个晚上，他那五岁的儿子用他天真的口吻问了一个令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爸爸，华盛顿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吗？”
18个月之前，也就是1979年夏天，在卡特总统对他的政治生涯极度失望之际，曾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既愤怒且沮丧的答案，他公开的嘲笑华盛顿是个“孤立于全国生活主流之外”的岛。
在政潮起伏，政治更迭的年代里，“华府与全国脱节”一直是人们经常挂在口中，及政客们尤其喜欢大加批评的问题。但这却是一个误导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对于新人是十足开放的，即使是对那些最初被华盛顿所惊吓的人士，它也一样敞开胸怀地接纳他们。事实上，华盛顿的政治圈里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地方，每有新的政治潮流就会带动新成员的加入。在总统大选年时，更是白宫的改朝换代之际，各路英雄好汉大规模地蜂拥而至，来自佐治亚州或加州的新一群接手了城里面上千个最佳的工作，即使是期中选举，一打甚至两打的新众议员和新参议员也都带来了新的讯息，接替了较老的一代。对美国政治界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学者波斯比，曾称外界的影响力对华盛顿的政治圈有“不可思议的渗透性”。
波斯比问道：“在美国，还有其他圈子能够规律性地、自动而且立刻、稳定地将崇高社会地位让与外来人士？尤其哪个人的言论主要是反对且攻击圈子里元老级的成员？”
诚然，华盛顿人规律地接纳新人，吸收他们把他们变成真正的华盛顿人，在国会服务的人都得学习如何生存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他们的家乡，另一个特殊的世界则是美国首府华盛顿。他们停留在华盛顿的时间愈久，他们就愈发成为“典型的华盛顿人”：买房子、养儿育女，担心停车位问题与街头犯罪间题，有的甚至舍弃自己家乡的球队而开始支持华盛顿的红人橄榄球队。
新人往往带着满腔的理想主义与精力来到华盛顿，却发现他们所掌握到的权力实在是微乎其微。为了扩张他们的权力，他们与别人结盟，参与各种团体，出席大大小小的会议，与新闻界接触，结交政府部门的朋友。在领悟到个中道理之前，他们早已陷入华盛顿内部政治的倾轧起伏之中；以他们在各委员会的职权，以他们的特殊才能及他们在华府的事业（即他们在华盛顿的漂亮出击与权力竞赛中所争取到的注意力），来介入国会与行政部门间的抗争。
简单地说，每个来到华盛顿从事行政部门或国会工作的人，都会感染到“波多马克狂热”（波多马克是华盛顿市的一条河名），他们若不是感到自己有莫大的支配能力，就是认为自己站在权力的核心点上。他们所属的同党当总统离开白宫或他们失去了国会的席位时，很少人就此退休或回老家赚钱。大部分的人仍留在华盛顿当律师、说客或顾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华盛顿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自认为是华盛顿整个政治运作的推动者，再也没有其他地方比华盛顿更具刺激与魅力。
不可讳言地，权力使人上瘾，而华盛顿正是联邦权力的独占者。纽约和洛杉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休斯顿、芝加哥、匹兹堡和底特律是闻名遐迩的工商业大城，旧金山边的硅谷更是尖端科技与电子业的佼佼者；好莱坞与百老汇则创造了无数的演员；但是华盛顿却是全美国命运的所系之地；对于置身其中的政客与政府官员更觉得有无比的成就感，自认为是全国注意力的焦点。
华盛顿的政治社会有自己的专属文化，有它本身自然形成的仪式与民情风俗，有其地位与影响力的表征，有其典章制度，有它的族群对立与个人恩怨。它的舞台是广大的，但根本上它还保有小镇风俗。国会议员都相当热衷于俱乐部、社会团体、个人私事与地方事物，借此来确保他们的生存，更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地位。他们喜欢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参加国会山庄或其他俱乐部的宴会，在杜克理伯特、麦尔克鲁干或乔和马等餐厅中，政客、说客和记者们喜欢在此交换意见，而他们通常在这些地方都有自己固定的位子。
政党也有其社会影响力。大部分的政客都与同党人士有较密切的往来，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际关系能够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线，就像在议会里争执激烈如狮豹的人，却能够在周末时一起打网球，或在议院内的休息室一起开玩笑。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熟悉亲昵，但是实际上是孤独的一群，彼此间很少有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彼此间的每一分友谊都被权力的精打细算所污染了：这关系对我有什么益处？
举例来说，华盛顿的市区及郊区都被一条长64英里的高速公路所包围，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环城公路。华盛顿的政治圈都将这环城公路当做护城河似的分隔了首府与全国，他们还喜欢昵称自己是“在环城公路之内”，暗喻自己位于政府的核心。在这里每一顿晚宴或一个会议都可看见这种心态，无论他们是在讨论伊朗问题、美苏高峰会议或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问题，都能感受到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即使在谈这个总统或那个总统遭遇了什么麻烦，这些困难也都是在环城公路之内发生。
华盛顿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差距一部分是语言所造成的，行话是华盛顿游戏的一项重要元素，它深不可测而且通常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有意将所有不知内情的人排除在外。
除非你是里根总统，对刚起步的人来说，你不可能在预算中扮演主角，除非你懂得固定货币与流通货币、支出与义务、基准年与比较年其间的差异；如果你不懂得发射器、失重器和多弹头飞弹的差异，你就无法进入武器管制的领域。如果你是个圈内人，你必须精通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像住屋与都市发展部的要念成“赫德（HUD）”；但运输部的则要念成D…O…T而不是“大特（dot）”；你也必须了解国防部长对预算的影响力之大，而这种影响力就像总统演讲时的电脑提示，虽然几乎看不见，但却的确存在。
在许多其他方而，华盛顿的政治认知也与全国其他地方有明显的差距。举例来说，来自华盛顿州的佛利是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但老百姓几乎没听过他的名字。而在华府的政治圈里，共和党与民主党人士却都推崇他是个非常英明果断而又有效率的领导者。他能够协调民主党内部北方的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并维持良好的党际关系。佛利就像圣伯纳狗般强而有力但相当温和，他有时会很技巧地化解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强烈抨击，有时又会督促民主党人士与里根总统妥协。
相反地，纽约州的众议员坎普曾以他的赋税法案而声名大噪，但政界人士都认为他的影响力远不及众议院中的其他共和党员，如密西西比州的洛特（共和党的党鞭）。一位里根的白宫策士曾向我透露：“洛特席卷了众多的支持，你却不能指望坎普也获得那么多的议员支持。”在参议院中，赫姆斯曾为新右派请命而大受欢迎，但在和其他共和党议员共商大计时，沉默的爱达荷州参议员马克留却更像参院中的保守派领袖。1984年，参院保守派议员推出角逐多数党领袖的候选人是马克留而非赫姆斯。简而言之，坎普和赫姆斯是比较哗众取宠的新闻人物，而洛特和马克留则是同侪眼中的实力派。这种在同侪中缺乏地位，却广受群众欢迎的人物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在担任议员时默默无闻而最后却赢得总统宝座的肯尼迪。
猎犬之都
很多人都把“政客”看成是“伪善”的同义词，但我却相信大部分的政客都是受到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感驱使而来到华盛顿，对政治的兴趣与投入远超过一般人所想像的。大多数的政客都想对公共福利有所贡献，他们自认是所属选区的保护者与代言人，他们最初的动机都是想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政府，大多数在政府服务的人如果从事其他行业都可得到更高待遇，但他们却宁可放弃了个人及其家人的隐私权。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政客都如此自我牺牲，但我相信多数人都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是装腔作势，他们的议事观点虽有很大差异，但如果有什么是他们的共同点，那即是使华盛顿真正发挥功能的原因，也就是驱使他们追求自我成就的原动力。
希望受到欢呼与肯定的渴望，表现在参议员们的沉重步伐，与暗暗在走廊向上望以寻求被肯定的迹象上；也表现在听证会议室外或白宫会议开完之后，那些众议员争相挤向镜头与麦克风前的现象上。我一直相当佩服政客们的无比耐心，他们与人握手，四处演讲，出席招待会。我也在白宫晚宴上的冠盖云集感受到这种渴望，同时在白宫的家庭剧院中，专栏作家与评论家为总统作简报时的志得意满。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受到被重视的诱惑。
艾利略。L。理查森对华府下了个评论：“当你来到华盛顿时，你会真的感觉到华盛顿是充满长耳鼠犬的城市。”他是波士顿的共和党士神，曾在尼克松与福特政府时其四度担任内阁要职。几年之后当他不再受到瞩目时，曾经企各进入参议院，却失败了。
理查森坦承道：“就像长耳猎犬喜欢受宠爱一般，在华盛顿的人对于受宠与受钦羡对比施展权力更有兴趣。换句话说，若被忽视或失宠就会感到痛苦，华盛顿的一个趋势就是每个人不时地转向焦点人物，要求他们的注意力。”
在他们的虚荣中，政客们都愿意忍受长期的单调乏味，以沐浴在群众的欢呼中。一个下雨的傍晚，在参议院的研究室里，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西亚斯跟我谈到儿年前发生在华盛顿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晚宴上的一件事。当他到达时，他看到二位共和党元老——手臂上吊着三角巾的马州的索顿史都和拄着拐杖跛行的伊利诺伊州的德克森。
马西亚斯说：“那是一个你出席或缺席根本没人注意的宴会，索顿史都和德克森其实都大有理由可以不必出席，但他们还是来了，我在想这种强迫性的邀请和参与是否永无休止？当然，他们会被安置在最重要的桌子且被介绍给大家，聚光灯照在他们身上，来自马州和伊利诺伊州的人士会挥舞他们的餐巾，乐队会演奏他们的州歌，但这是毫无意义的，而他们二位却很乐意于出风头，那些欢呼的人也是。”
自恋，是华盛顿并发症的特征。华盛顿的政治圈只专注于圈内事物：谁崛起？谁失势？你曾听过总统在公共场合的谈话吗？赋税法案进行得如何了？或我们应该轰炸利比亚吗？下一步该怎么做？当然，德州的大牧场主人，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者，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制造业者，或任何地方的医生和律师也都一样自以为了不起，但华盛顿却是完全放纵自己的“集体虚荣”，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吸引，而这种心态只有好莱坞可以与之比拟。
前美国国务卿黑格在离开白宫之后以带着挖苦的、超然的后见之明说到：“首都因为混杂崇高理想、艰辛工作、卑鄙的野心与盲目虚荣，已经成了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想：如果我出名到《华盛顿邮报》都在报导我，当然全世界也都会读到这则新闻。”
华盛顿是个善变的城市，对每个崇拜的对象都只有五分钟热度，每个事件都一闪而过，像肥皂剧中的剧情消失无形。就像年轻人一般，政治圈从一个热潮又转向另一个热潮，这会儿忙着处理葛拉姆…鲁德曼预算案，待会儿又致力于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限制，或闲聊白宫官员变成说客的一些可笑举止。
但无论如何转折起伏，华盛顿的主题仍脱离不了政治。来自纽约或洛杉矶的访客都抱怨华盛顿是个只有单项工业与单一任务的小镇。纽约汇集了各种不同世界：华尔街、百老汇、出版业、广告业；芝加哥是个联合总部：谷物交易、钢铁工业、分配产销中心。每个城市都是多元化的，唯独华盛顿，尽管艺术、戏院、剧场、交响乐等艺术活动大幅成长，但华盛顿却只专注于一项事物。
雅克宾森，一名华盛顿杰出的建筑师，曾向我在《纽约时报》工作时的一名同事提到：“华盛顿是唯一当你在私人寓所里参加一个正式的晚宴时，却在桌脚下摆一台电视收看记者会的城市。”
在华盛顿，人们都把自己的重要性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阅读新书的第一个步骤不是翻到第一页，而是先看看索引是否提到他们，但却很少有政客承认自己渴望受到大众的认同。矛盾的是，公开承认这一点的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