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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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人们都把自己的重要性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阅读新书的第一个步骤不是翻到第一页，而是先看看索引是否提到他们，但却很少有政客承认自己渴望受到大众的认同。矛盾的是，公开承认这一点的议员，却是我印象中以很少受到虚荣左右而自负的马州民主党议员桑格斯。现今他以家庭和健康为由自愿退休，但在退休后他向我坦承赢得美国参议员的头衔让他乐昏了头。他回忆1978年的选举晚上，他从车中的收音机里听到自己最有可能获胜，当时有一名竞选助理却脱口而出一句：“该死的参议员！”
几年之后他沉稳的声音仍带着几许惊叹说：“有参议员这个字跟在我名字后面的那种感觉，实在无法抵抗，对于车上的每个人都很不可思议。就从那个时刻起，这个头衔紧跟着我的名字，不管任何人都对这个头衔极度尊重，使得我对自己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多数参议员都把这个头衔视为生命，我看过很多人被打败而失去这个头衔之后，都再也无法复原。”
金格里治，一位来自乔治亚州口若悬河、尽人皆知的年轻共和党员，却以不同的心情承认能成功地进入华府实令人欣喜若狂，他在一个中国餐馆的晚宴上滔滔说出：“没有多少游戏比当众议员还来得好玩，圣诞节休假时和周游世界的人们聊天，和那些着陆在航空母舰上的人聊天，或去看太空船发射升空或在白宫吃晚餐或和来自纽约时报的人谈话，这会让你感觉到置身于万事万物的核心，这实在是个很棒的游戏！”
关系网
彼得斯在一本《华盛顿是如何运作》的知识性小书里，描述政客们如何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与升迁所结的关系网时提到：“几乎政府里的每个人，不论是在国会或行政部门工作，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的生存，每个人都想留在华盛顿或留在象征公权力的城市里，因此从他们来到华盛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忙着与能确保他们在权力中生存的人建立关系。”
最自然的关系网是同一世代的人的结合。这个世代指的并不是20年一代的那个代，而是指同一批来到华盛顿的那个“同代”。加州政治学者波斯比将华盛顿的政治圈与地层结构相比较，他认为每一波新的政治代都在先前的政治代上形成新的一层，明显且易于辨认，同代的人又互相集结成网。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老一代的沉积变得更坚固，因为太多的政客都留在华盛顿。
今天，华府有各种的关系网存在着，如源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老一代民主党，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兴起的共和党，卡特时期的民主党以及较新进的里根时代的里根派及新右派共和党，和他们的保守派干部会议、智库和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些不同代的团体，在政治城市里彼此都是邻居，能够历久不衰的联盟，都是经过政治竞争或争执冲突等严格考验锻炼出来的。
里根的前白宫立法策略家汤玛斯曾指出：“你和你所参与的各种政治战役中的同伴都有特殊关系。”里根的另一位政治战略家罗林斯则强调这种关系网对生存的重要性。他举例说，里根的第一位环境局局长巴尔福特就是因为缺乏关系网而失去工作。
罗林斯解释说：“你真的不能缺少这些关系网，你必须放弃一点自己的独立和势力范围，不要每件小事都斤斤计较，迟早你会需要某些团体的支持。巴尔福特就是一个因为没有盟友而被刷去的例子。她以保守派的身分来到华盛顿为里根实施政策，当她有困难时，没有人伸出援手。她没有跟白宫的幕僚人员建立好关系，跟国会的人也没有，亦未跟保守派的运动建立联盟，她甚至没跟自己的单位建立起关系。”
在权力的亲密关系中，政治联盟不仅对生存很重要，同时对提出政策、游说以前的同僚或玩更私人的事业游戏、及在每一代的同党人士的政治起起伏伏之中仍能平步青云也是很重要的。
最强而有力的关系网就是两大政党中的派系。参议员赫姆斯和他右翼共和党同僚，便以执行委员会为他们推动议案、或要职的提名人选、或阻碍温和派的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法案。执行委员会和很多其他类似的关系网都被戏称为祈祷团，这是因为它们并非参议院的官方分支机构就像祈祷团也不是教堂的正式分支一样。在众院里，共和党也有政治团体，众院共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反对团体有主张供给面、减税经济政策及减少政府干预的保守机会社团，属于温和派共和党的星期三俱乐部，此俱乐部每周三一起用午餐。
但对于国会的多数成员而言，最重要且最原始的关系网是新鲜人班——即在同一年进入国会的立法者，特别是在政治高潮时第一次当选的。在民主党里，近年来最大也最强而有力的新鲜人班是1974年那梯次的，那年的水门案件使众院的民主党人士增加了75位。共和党的盛世则是1978年，当大局又转向对共和党有利时，为众院带来了36位新共和党员。还有1980年当里根大胜时，也为参院增加了16位新共和党员和众议院的52名共和党席位。
跨越了新鲜人班的是州与地区的结合，最大的代表团——如加州、纽约州、得州、宾州、伊利诺伊州等——会为了地区的缘故而整顿阵容，不论是处理军事协定或赋税立法的条款，最显著的就是全州代表团，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自由派或保守派，会为了地区利益而携手合作。大州常提出要求，也常得逞，因为大州在较重要的委员会里有一定的席位可控制开支与税法：例如众议院的拨款与筹款委员会，参议院的拨款与财政委员会。数十年来，国会的各类委员会一直是权力的中枢，议员们的工作重点。农业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通常加入农业委员会；洛矶山脉的政客们则加入内政委员会借以影响土地使用与环境政策；来自大城市的人则着重于劳工和教育等委员会。肩并肩坐在委员会里分配着联邦政府的补助金，委员会的成员形成了联盟。
委员会也成为其委员的权力基础，用来支持其面对其他更大的权力团体之争。每个委员会都形成一个铁三角，分别由“委员会成员和他们的幕僚”，“委员会所监督的政府单位”及“各委员会所处理的事务有关的利益团体与游说团体”所构成。有时铁三角彼此也会有冲突，但通常都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互相合作推动法案，结成力量与其他特殊利益团体奋战，瓜分预算及争取本身法案在政府施政中的优先顺序。委员会可说是政治行动的核心。
最重要的是非正式网络之一，是由众院里较年轻的议员们一起在体育馆里运动或健身时发展出来的。位于芮朋办公大楼地下第二层的体育馆是议员们的藏匿处，他们也可以单独使用它，可以隔绝那些幕僚、记者、选民和说客（由议员身分变成说客的则可进入，但前提是不能作太过分的游说）。参议员都有他们自己的淋浴室。众议院的体育馆不大，有一个长60英尺的游泳池，有价值2。8亿元的器材设备及半场的篮球场，还有蒸汽室、按摩室和衣柜室。
有些会员只是洗洗蒸汽浴，刮刮胡子、沐浴，然后焕然一新地回去工作，有些人则每天健身。
很多人发现和政敌一起运动可缓和政治战役的伤害，傅蓝克评论说：“我们的职业是非常受到对立冲突所左右的，我投票反对你，我认为你是错的。我的意思是说，其他行业的人可能较能面对这种对立，而我们却每天都被迫与人冲突对立。体育馆提供了某些稳定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体育馆也是讯息的来源之一。你能认识别人，什么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你也能得到许多其他讯息，就像闲聊似的，有时你也会谈到某些特定的法案。”
傅蓝克是一名近50岁的犹太单身汉，他膨松的面颊曾鼓涨地撑起角边的眼镜，经过严格的饮食控制减轻了70磅，现在约200磅。他在运动时成功地和共和党打成一片；他的举重伙伴之一韦伯，是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右派忠实党员，是一名意识形态与傅蓝克泾渭分明的人，这是体育馆的典型代表。打篮球时挑的队员也常是两党混合；打球时互不相让的情况也常见，但党派对立的关系仍是存在于场外。来自长岛善于射篮的民主党员道尼说：“共和党员与民主党员一起运动是舒缓紧张压力的最好方法。”
奇怪的政治配对
我在华盛顿的几年里，最有趣的发现，就是超越党派与意识形态所发展出来的和谐的政治关系。有时候这种关系是源自同乡之谊或其他特殊利益；有些关系则是较私人的。平常我们谈到，或想到“政客”这两个字时，都把他们定型于刻板印象中，而忽略了人们的流动性与实际性。政治争执的激烈对话和新闻记者的浓缩报导，更促使大众认为民主党人士对共和党人士一点用都没有，且自由派和保守派经常都针锋相对。有些人是作秀的！事实上，在环城公路之内，政治标签经常都被别的事务超越。有些政党的对立是真的、激烈的，但通常容忍及伙伴关系也能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线，而发挥到极至。
这种现象多少反映出职业政客的心态，他们了解人们在面对不同事物时态度亦不同，所以没有必要将任何人制造成永久的敌人。有个加州的自由派人士韦士曼在某个下午向我提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是丑陋的、凶暴的。”他用手指着环城公路外又说：“局外人不了解为什么政客们彼此意见分歧却能相处在一起，他们更不了解我们都以专业人士的态度来相处。”
有时人际关系的发展，是由于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抛却意见分歧与任务冲突而和人相处。南希里根与《华盛顿邮报》总裁葛莱姆的友谊发展就是一个例子。自肯尼迪开始，除了尼克松以外，每个美国总统都曾参加过葛莱姆太太家中的晚宴，葛莱姆是1980年大选后在华盛顿第一批招待里根的人之一，但她与里根夫人的关系却溯源自里根在加州当州长的时候。
葛莱姆告诉我：“南希和我的一个共同朋友说我们一定会喜欢对方的，然后我在一个州长会议上遇见里根夫妇，那时我正在参加其中的一个新闻讨论会。我在加州见过他们二、三次或四次，还要求他们如果来华盛顿要打电话给我，有一次我说：‘既然你们要来这儿，你和州长何不来我家用个晚餐？’南希回答说：‘不行，因为朗尼那个晚上要演讲。’我又说：‘哦，那太可惜了，不论如何，你想来吗？我将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她，身为一个旧式传统的人，又是别人的妻子，认为你绝对不会想要见她的，说：‘哦，不，别这样——你才不会想见我呢！’我笑着说：‘南希，我们应该克服那种想法，我当然想见你啦，你来吃晚餐，如果朗尼演讲后要来也好，没关系。’然后她就来我家，我请她吃晚饭。”
里根夫人的朋友说这段插曲展开了她们两个人间的关系，尽管《华盛顿邮报》对卡特和蒙代尔的极力支持和对里根的猛烈抨击，在里根的任内她们还是一年大概一起共进数次午餐。
在国会里的“怪异配对”相当常见。国会的精彩巧辩有时与政治肥皂剧差不多。怀俄明州的参议员辛普森生动地描述那是“跳该死的小松鸡舞”，就是雄松鸡求偶时鼓胀了胸腔所跳的舞，相当生动的政治意象。但即使战役是真的或使得感情易受伤害，最佳的政客仍能哲学式地应付，即使胜利时也不过分地伤害敌手，以免留下不能磨灭的痛处。他们以教养来调和歧见，因为权力游戏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敞开自己的心胸，今天的敌人也许就是明天的盟友。
1986年春天，俄勒冈的参议员派克伍德生动地显示了这个原则，在近年来国会史上做了最戏剧化的政治转变。派克伍德在税务改革法案上作了一个180度的回转，他从保护某些企业的利益一下子变成保护个人的赋税利益，并且彻底削减了最高税率。他的剧变着实使他的盟友晕头转向，他舍弃了石油和瓦斯州（如德州的班森俄克拉何马州的布伦）的支持而倒向温和派（如新泽西州的布莱德利，纽约的莫乃汉和罗德岛的崔费）所支持的改革。
派克伍德很实际的承认：“你会发现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永久的敌人，只有暂时的盟友。干这行的如果怀有怨恨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这星期反对你的人，也许下周你就会需要他。”
辛普森，一名共和党员，他热爱幽默使他成为现代的威尔·罗杰斯（编注：本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幽默家），回忆1979年他当选怀俄明州参议员初来到华盛顿时，立刻投入三个政治的奇异组合。他在参院的三个小组委员会服务，里面有三位具有角逐总统宝座野心的民主党人士：葛兰斯顿、哈特和小肯尼迪。
他摸着脸颊回忆说：“我立刻想到：‘我的天哪！我在过程中一定会被干掉的，这三个家伙想当总统！’我对他们每个人说：‘听着——你可不要利用这个委员会为竞选工具，我也就不会利用它来令你们难堪。’”
有关移民事项辛普森必须和肯尼迪商量，退役军人的事项要和葛兰斯顿商量，三厘岛核子事件则和哈特研究。他和葛兰斯顿的关系非常有效率，使他们从1981年起成为参院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鞭，多次化解了两党的决裂。
命运给了辛普森足够的时间和肯尼迪及葛兰斯顿摸索试探建立感情，但和哈特来往却没有这么长的适应期。
在辛普森进入参院的十周后，三厘岛事件爆发，哈特和辛普森一个是参院的核子管制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是敌对党的委员，立刻乘直升机到宾州的哈里斯堡。
在直升机上，辛普森看了哈特一眼，怀疑哈特是否会逮住这个核子事件并将它作为竞选总统的筹码之一，他问哈特：“你打算把这个事件变成马戏团般热闹吗？”
“谁跟你说的？”哈特回答。
辛普森回避地说：“我不知道，但我在这儿是个新人，还没作好准备面对马戏团，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或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他开始保证的说：“嗯，你为什么不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打赌你在处理时一定不会被糗的，因为你和我一样是深陷其中。”
大体而言，辛普森认为哈特很努力于和他保持联络，并把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做得很完整且正确。辛普森回忆说：“但盖瑞每次有访问或上‘面对新闻界’节目时都打电话给我，在处理有关核子管制委员会的资料时，他每件事都会想到我，他从未客套式的在会议上说些废话。他和我一起在议场中处理法案，密切地合作。”有时哈持会让辛普森来主持会议，辛普森说：“他并不会来坐一下就离去或打断你的话，事实上我们都能确实的完成工作。”
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政治组合，是激进的民主党自由派拜登和20年前成为共和党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佘蒙德。佘蒙德是以南部诸州的奋斗打拼获得支持；在194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高举着州权的旗帜意气风发，并领着他的总统选票离开会场。拜登比佘蒙德年轻40岁；1972年初进入参院，便以性急、无礼、说话快、粗暴闻名。在很多议事上两人都意见相左，如1982年的投票权利法案的条款、参院对米西出任司法部长，和雷诺出任米西副手之同意权上都是如此。但他们之间的歧见都非常清楚且非常有礼地提出，而在某些重要的立法上他们也一起合作。
当佘蒙德在1981年成为参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时，身为民主党的拜登私下去找他并提出条件。拜登表示他不会耍小动作，也不使用野蛮的粗话或策略来使佘蒙德难堪，而佘蒙德则须平等地给予两边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拜登还给了佘蒙德一份他和幕僚们所准备的长达90页的犯罪法案的草稿，使佘蒙德成为这项法案的主要支持者。那不仅是对委员会主席的一种礼貌，更是一项很实际的政治行动，因为拜登知道任何一项法案都得有佘蒙德的支持才能通过，不过最初佘蒙德还不太信任他。
拜登回忆说：“你知道，他坐着很仔细地听着，最后他发现我是认真的，他能够和我一起工作。我告诉他以及我的民主党同僚：‘我将作个交易，如果你能阻止右派人士封杀这项法案，我也会让自由派人士放它一马。如果你和我能彼此同意信守承诺，我们会通过这难关的。’从那时起佘蒙德从未抨击过我或说些老掉牙的强辞夺理的话，我也不跟他打哈哈，有时我也开他玩笑，但他知道这是友好的表示。”
佘蒙德的说法也大致相同，他对拜登推崇备至。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大概是在1981年参院对犯罪法案的最后投票那个晚上，佘蒙德的一位助理说他们两个通宵工作，才达成最后的协议。
那助理跟我说：“当我一早去上班时，看到他们两个卷着袖子还在工作讨论；商讨或妥协比站起来大叫：‘就这样，到此为止！’还困难得多。要坐在你的对手面前说‘好吧，咱们谁也别想得到我们想要的，看现在我们还能讨论出啥名堂！？’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佘蒙德提及拜登时，有如85岁父亲谈论着意见与他背道而驰却依然深获欢心的45岁儿子。他用南卡罗来纳人的吞声慢气，及他多年来更臻圆熟的哲学来教导我：“有些人认为哲学观点不同就该彼此对立，我的立场是一定得与人一起合作即使是观点不同——如果他们都是真诚的话。拜登和我相交，他是个好人、品格高尚、杰出的演讲者，令人印象深刻，说话清晰明了，能屈能伸，也是个顾家的男人，而且我认为如果你在此（华盛顿）停留愈久，你就愈能发现每个问题都不只一面，你也就愈发现妥协与谦恭是很必要的。你停留愈久也会发现，有时你用蜜糖比用醋更能捉到苍蝇。”
工作狂：孤独的一群
我常遇见人们认为政客们很少工作，且日子过得比一般老百姓舒服，但我的经验却正好相反：从私人企业进入政府工作的人，都对华盛顿的紧张急迫和工作第一的敬业态度感到惊讶，无论他是在国会或高级行政单位工作都是如此。
金根当了里根一年的内阁秘书与助理之后，认为说白宫是个压力锅根本不足为奇。他原是个华尔街人，亦是《周六评论》杂志的发行人，他向我坦承在华府的工作负担“超乎一切——是我所无法想象的”。平常他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深夜，吃着冷冷的晚餐或甚至没吃。已故的巴德里治告诉我他担任商务部长时，工作量比他在当总裁的工作量还要多出50％。当他担任总裁时，他时常在演讲中提到：任何一个行业的领导者每天如果工作超过8小时，都是对属下授权不够的表现。但在华盛顿，他说：“我发现8小时是不够的，我需要12小时，而且我也不再演讲了。”
“华盛顿的问题在于它是个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城市”，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修斯为华盛顿下了这么个精辟的评论。“你不能计算输出项，只能计算输入。这个城市中，国民生产毛额就是政府，而政府不是用输出来计算的，是用你所投入的时间来计算的，每个人说‘我这星期忙死了，你忙吗？我很忙，我必须忙碌。’就好像‘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参议员杜伦柏格是个有思想、内敛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员。一次在晚餐时他也承认：“我们很多人都把忙当成自身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你绝难看到懒散的人。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不管6点还是8点起床，总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在那儿等着的感觉。”
“如果你被需要的话，你就是重要的，你努力工作来证明你多有价值，那是一种量的运作：你握的手愈多，你写的信愈多，你出现在电视上的机会愈多，你举行愈多的听证会，你就愈有价值，质多多少少隐含在量里面。”
在一个祈祷早餐会上，他引用一位元老级的参议员的忠告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持快速的步调，就得在你的行事表上的每一个时段内安排两件以上的事，再请个人专门提醒你还有什么其他事该做，完全投入，因为政治家永远有多得做不完的事，只有在政治里，你才能为你的工作狂作合理化说明。毕竟这对国家是重要的。”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拥有最大权力、最令人向往的工作的里根却对“工作狂”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他每天刻意地工作很短的时间，在办公室里从9点到4点，小睡一番或出去骑骑马，再出席一些官方的晚宴或处理一些公事，有时，他和南希一起看电视时就省了。
里根的确比较喜欢口头报告，国家安全顾问把文件大声朗读给他听，获得他的批准，代他签署文件。举个例，伊朗事件时里根显然没有读1986年1月17日的重要决策报告，这份报告正式地认可用武器来交换人质。
当新闻界和其他政客都在挑里根的毛病说他太放任、松散，里根却对自己的懒惰自我解嘲，在一个新闻界的晚餐上，他开玩笑地说：“辛勤工作当然不会死人，但我想干嘛到了这把年纪再来冒这个险呢？”现场观众对他的坦白都哄堂大笑。
直到伊朗…尼游案爆发前，里根轻松抛开许多繁重的工作总能获得大众的谅解。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卡特像个长工似地工作，大众都看见他深陷于细节泥淖中，而里根缓和的步调，使得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