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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梦工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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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墙壁上进行了一次创意涂鸦。
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北京超市里吃午夜饭度过的,因为除此之外,我只能找到提供“泡沫红茶”的咖啡厅和一些还没打烊的服装小店。之后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品尝了鲜美的火锅。我也想尽办法地与北京人打成一片,这个想法最终让我住进了北新胡同的一家四合院里,它距离雍和宫不远。
我的好运
MSRA看起来总像一家初创企业的实验室,因为它总是在自我重生。它始终洋溢着乐观、积极和“我能行”的工作气氛。我们所得到的待遇也很“豪华”:公司鼓励我们随心而动,去变动这个世界。
我在交互设计组工作没多久,由于种种原因,Dave必须回到雷德蒙总部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需要他去领导Vista的UX战略开发。之后,鼎鼎大名的Kurt Akeley来研究院当副院长,也成了我的经理,当研究图形处理的美国朋友们得知此事后都非常嫉妒我居然有这样的好运。
工作差不多四个月后,全院在黄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Offsite,在年度表彰大会上,由于我在改进希格玛大厦工作环境方面提出了提供公众演说服务的倡议,所以荣幸地得到了第一份由研究院颁发的奖金,而且当时的颁奖嘉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
(篮球友谊赛结束之后,身穿实习生T…shirt的史蒂夫?鲍尔默汗流浃背地在篮球上签名赠言)
在MSRA,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一名常驻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研究员,也因此有机会拜会了微软公司的几个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特别是有两次会见了比尔?盖茨本人。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中,我共发表了12篇论文,申请了8项专利,并主持了多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办公时间以外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有时也会到希格玛大厦以外的地方“冒险”,当然是为了给我的身体补充燃料,地点通常在包子铺、楼后的‘Hard Drive(硬盘)’茶餐厅,或者是无可奈何地才去的麦当劳。
我的首选交通方式为地铁、出租车和我值得信赖的坐骑捷安特可汗自行车——这是中国生产的自行车中唯一能与我瘦长骨架相适应的款型。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离开安全而舒适的知春路,参与其他一些妙趣横生的活动,比如我曾有幸与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沈向洋院长一起打篮球(他们两个都是令人尊敬的篮球手),参加由员工自发组织的电子机车零件DJ小组的活动,参与北京城郊的远足活动,以及掺和一些聚会模特秀等等。
旗舰项目
我在中国两年的MSRA之旅,主要成果就是“一桌一鼠项目( Each Mouse on Each Desk; 简称MED)”。我们研究出发点是在每张桌上只放置一个鼠标,老师和学生们就可以完成一堂人人参与、互动合作、共同分享的趣味课程。我们在北京和曼谷执行了MED现场试点。
第63节:北京印象(2)
我们在教室的每一张课桌上放上普通的鼠标,同时把这些鼠标连接到同一台计算机上。我们将这台计算机上的内容在黑板的位置进行投影,这样子全班所有使用鼠标的学生们就能看到同一块大屏幕。等这些硬件设备准备好之后,一堂别开生面的课就开始了。老师可以通过计算机比较自如地指导和控制教学课件,同时所有学生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我们对“一桌一鼠”在一个班级中的影响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实验和观察。
(一个班的学生非常投入地参与进“一桌一鼠”教学环境中)
从学生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他们喜欢参与进“一桌一鼠”的教学环境中,因为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大屏幕上的所有信息。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他们可以全身心地参与并完成整个互动的教学活动。从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上来分析,孩子们喜欢在屏幕上看到其他同伴的化身,从而形成另一个共同娱乐和体验的氛围。
从老师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她们通过变换互动游戏的形式调动起每一个学生充分参与的积极性。由于画面的活泼生动以及游戏的趣味性,即使对性格比较内向和安静的学生也能激发起他们参与的兴趣。“一桌一鼠”用的是最普通的PPT文件格式,然后可以在图文生动化上做些简单处理。因此,设计新的游戏内容是非常容易的:只需增加PPT中的幻灯片并用生动的艺术字体现即可。
一桌一鼠技术,一方面能够帮助老师提高教育的效果,增强课堂教学的控制力;另一方面而言,随着技术地不断深入,一桌一鼠模式也有可能取代传统意义上任课教师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在“一桌一鼠”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儿童教育学与用户界面之间的问题,也促使我选择教育技术学作为自己的博士专业和今后的职业志向。我想这将是我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工作。
尾声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时光。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欣赏。我自己就是来自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伊朗,所以能够发现两种文化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每周四我会和几个中国朋友长途驱车到一个中学的体育馆打篮球,路上总会向我的中国同事们请教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们都非常耐心地与我交流,并帮助我尽可能的理解。
虽然Dave的离开让我感到遗憾,但是,我得到了来自Kurt Akeley 、王坚和后来的Dean Slawson等专家的关键性的指导,让我完成了自己到中国来所希望做的事情。在来华之前,我列出了自己希望办到的几件事情,我不仅圆满完成心愿,而且也做出来令人满意的成果。这让我能够在离开中国之前的最后几天内能够尽情享受,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将来,我一定要回到这里,与那些曾经共事过的人再度携手。
作者介绍:
尼曼?莫拉维奇,2005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硕士毕业后,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交互设计组工作,两年后赴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当他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随父母从伊朗移民到美国的马里兰州。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背包族,曾徒步行走过欧洲、非洲、美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许多国家。为此,他能说多国语言,其梦想就是背着包走遍天下。
第64节:打造中国科研的“奥运军团”(1)
打造中国科研的“奥运军团”
作者:沈向洋
北京奥运的启示
6月21日,我在西藏拉萨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在高原纯净澄澈的天空下,在被誉为“梦开始的地方”的“日光之城”,高擎奥林匹克圣火的我感觉到万分的荣幸和无比的激动——在世界屋脊熊熊燃烧的火炬展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诉求和世界和平、民族敦睦的和谐精神;而我则代表着微软公司的研发团队,同时肩负着中美同事的重托,将奥运的火炬、希望的火炬传承给下一位接力者。
(2008年6月21日,沈向洋远赴世界屋脊拉萨,高举第78棒祥云火炬,完成了一次终身难忘的奥运火炬接力。)
2008年,中国表现非凡,令世界刮目相看。8月8日北京奥运正式开幕前,国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抗击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艰苦战役中,中国人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不畏苦难的恢弘气魄令举世惊叹。然而在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抗震救灾的同时,中国还能有余力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吗?
答案是肯定的。最终,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以“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为北京、为中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人在长城脚下成功演绎了“龙的神话”。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显赫战绩不仅让俄罗斯、英国、德国等体育强国甘拜下风,还令全球体坛霸主美国(仅获36枚金牌)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力量”。
回顾这个动人心魄的夏天,我的最大感想是,既然我们能够在代表体育竞技领域最高成就的奥运盛会上折桂,那便也可以在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比拼中获胜。
借鉴体育界发展经验
本届奥运会各个竞技项目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群克服重重困难、昂然向前的女排姑娘——虽然未能实现卫冕的目标,但在主力队员遭遇各种伤病困扰的前提下,能够战胜古巴队,力保铜牌,这已殊为难能可贵。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女子排球便一直是中国体育的传统强项(迄今许多国人仍对中国姑娘“五连冠”的辉煌历史记忆犹新),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是我国体坛最早引入国际化人才、进行经验交流的项目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在日本教练大松博文“意志排球”理论的指引下,“东洋魔女”横扫世界,创造了百余场不败的纪录。1964…1965年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大松博文三度访华,其间还对中国运动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魔鬼训练”——尽管时间短暂,但中国女排的“指战员”们却充分领会了大松“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以及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理念,并自此开始以更其顽强刻苦的精神磨砺队伍。最终,中国姑娘于1981年击败东洋魔女,凭借七场全胜的傲人战绩首次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如今,在体育界,引入“国际化人才”已是司空见惯——事实上,近几届奥运会上中国军团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部分所谓的“弱势项目”(像男子皮划艇、男子篮球、女子曲棍球、女子手球等)都是“洋教头”挂帅。这些国外教练将先进的技战术思想、科学的训练方法带到中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体育人才的进化,缩短了相关竞技项目夺标的周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确实是一句至理名言——如果能在中国科技界特别是软件产业引入体育界的这一成功经验,邀请世界一流的、国际化人才到中国,把他们的思想、态度和方法教授给那些有志于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的青年人,那将有助于我们在某些积淀较浅、实力不强的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式成长。
找一群国际化的高手来领跑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及科研投入的不断加大,在“如何加速人才进化”这一问题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推论:没有这些国际化的一流人才指导,中国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走到全球前列。对此我们先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很清楚,在科研工作上,我们都知道如果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师夷长技以自强,那我们距离实现梦想那一天可能会更近。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普遍存在智力资源缺口的科技界、学术界,一些高瞻远瞩的科研院府和机构已开始设法吸引大批国际化的一流人才。清华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谓独树一帜,包括杨振宁、姚期智等在内的一批全球知名学者接受了清华的聘书;另外,浙江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也在源源不断地引进世界级科研高手。
中国人非常聪明和勤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中国都具有登临学术峰极、跨越科技高巅的资源基础。然而“有基础”与“有建树”是两回事——空有资源而不知开发之法,空有资源而不知该怎样最大程度地释放其能量,空有资源而不知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提升国家科技实力、助力国家经济建设——那么,即便资源再丰富,也会不敷应用。因此,我们不该仅仅满足于“可用智力资源”的规模,而应不断建设完善有利于资源发挥威力的“生态圈”——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当然是找一群国际化的高手来领跑。
第65节:打造中国科研的“奥运军团”(2)
几年前,在杨振宁先生的八十寿宴上,面对来贺的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先生感慨道:中国让十数亿人脱贫致富,这是“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在座的各位倘若也有意愿为此做一些贡献,那就“多来几趟中国吧”。当时听后感触良多。
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经验看来,有些国际型人才能够发挥出明星效应,他们就像磁场,可以吸引更多的才智之士,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我们鼓励那些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大师级人物将治学之道传授给本土人才——惟其如此,国内的优秀人才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具备国际化眼光、积累国际化经验、掌握国际化方法、发挥更广泛的影响。
一流的教练未必能培育出超一流的弟子——但至少还有机会——三流的教练则肯定培育不出超一流的精英。所以,打造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国家队,首先要招揽那些在全球学界声名显赫、业绩斐然的高水平教练。
在回国创立研究院之初,我们便发下宏愿,要把国内外计算机科学界最杰出的人招至北京——于是张亚勤回来了。在他们的率领下,微软亚洲研究院从小到大、从平凡到神奇、从默默无闻到小有成绩……然而我时常在想,未来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必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但那不会只是因为开复和亚勤,不会是因为我和洪小文,而是因为在研究院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本土人才——光芒将由他们放射。
培育教练比培育运动员更重要
一支高科技领域的“奥运队”是否具备强大而持久的竞技能力,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高水平教练的培训机制。如果我们能够建成有利于释放人才能量的生态圈,那么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激烈竞争的环境能够加速人才的进步。我们要把本土人才放到国际舞台上,以此来催化其成熟。在2004年的ACMSIGIR(国际信息检索年会)上总共接纳了58篇来自全球、代表信息检索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其中7篇论文被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超过此次大会入选论文总数的10%。更值得庆贺的是,2008年在洪小文博士的领导下,微软亚洲研究院在SIGIR;SIGGRAPH;大会上各有8篇论文被大会选中——值得一提的,取得这些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的科研人员大多来自国内而且非常年轻,有些甚至在发表论文时还是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正是在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发挥潜能的生态圈中由“学子”进化为“学者”,由“本土型人才”进化为“国际型人才”。终有一天,他们会完成由“运动员”到“教练”的角色嬗变。
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2004年时任主任研究员的张黔博士入选“TR 100”,这一荣誉是《MIT Technology Review》(《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经严格的审查程序、面向全球评选出的100名杰出学者。TR 100的入选者年龄须在35岁以下,且他们的研究将对未来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张黔是在1999年7月加盟研究院的。仅仅用了5年,这个中国女孩子就已成为全球多媒体网络、无线通信及网络等科研领域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像张黔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才华、进而扬名世界的研究院的青年学者还有很多。据悉,《MIT Technology Review》已经评选出2008年的35位35岁以下的杰出青年学者,网络多媒体组的研究主管华先胜研究员名列其中。可以说,研究院有很多这样冉冉升起的青年学者,他们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财富,也是中国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总有一天,他们的成就会超过他们当年在研究院的导师。
当前,微软亚洲研究院要再向前大幅跨进,就更需要大胆引进国际化人才——我们位于北京知春路的实验室已接收了30多名国外专家,他们来自美国、德国、以色列、日本,有的此前供职于微软雷德蒙研究院,有的曾是SGI公司CTO、计算机通讯成就奖获得者……可以试想一下,这些人将对年轻研究员们产生何种影响——总之我希望,他们不单会把其知识、经验和技能转注给本土人才,还会把精神与方法留下;而师从其学习的青年人中,也一定会有人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快地,“昨日的学徒”将成长为“今日的专家”、“明日的良师”。
第66节:打造中国科研的“奥运军团”(3)
把“学术奥运”引入中国
将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带到中国——就好像让奥林匹克体育盛会在北京举行那样重要且意义非凡。科学探索,尤其是基础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看并非大众关注的热点;学术会议永远不会产生奥运般的经济价值——但我认为它们更加重要。试想一下,当蜚声世界的大师、巨匠们云集华夏,将给中国的年轻学子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将给中国的学术风气带来怎样的影响?将给中国高科技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反过来说,繁荣的中国、开放的中国、积极进取的中国又将给这些科学家留下怎样的印象?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自此与国内同行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国内学术界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更多顶级会议在北京、在中国召开——例如,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ICCV)以及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互联网大会()。我们也正在积极与政府主管部门及国内高校协商,希望能够促成更多像这样顶尖的国际学术盛会在中国举办。
回想起多年前参观西安大雁塔的情景——那时导游介绍说,大唐永徽三年,赴天竺取经的玄奘法师奏请在寺内建塔,用于存放他自印度带回来的经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理想是共同的——玄奘法师历经万苦千辛求取真经,我们也希望延请国外高手来华传道。我大胆地预言,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科研发展速度,不出多久,便会有越来越多西方人来华学习——20年后,北京会如盛唐之长安,成为全球经济、信息科技的心脏。
作者介绍:
沈向洋,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负责微软公司全球搜索产品的开发工作。在此之前; 沈向洋曾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微软研究院互联网服务研究中心负责人等职。沈向洋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视觉与图形学科学家,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和美国计算机协会(ACM)院士。他于1996年加入微软雷德蒙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之后,回到中国参与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沈向洋13岁进入南京工学院,之后相继获得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及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机器人专业博士学位。2008年6月21日,沈向洋远赴世界屋脊拉萨,高举第78棒祥云火炬,完成了一次终身难忘的奥运火炬接力。
技术篇
在MSRA的办公区墙上,贴着比尔?盖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每天清晨当你醒来的时候,都会为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发展和改进而激动不已。”这句话诠释了MSRA这10年来成就的动力源泉——用技术改变人们的生活……
——摘自余鹏《让语言技术改变人们的生活》
第67节:面包记(1)
面包记
作者:童欣
几天前,和几个同事一起去收拾实验室,在一个箱子的角落里,同事发现了一片切片面包。
“你们可真过分,这都是什么年月的面包啊,怎么还留着”同事嘟囔着,准备把面包拎出来扔了。
“别,这可是我们专门订做的假面包,公司财产!”我冲他嚷了一句。
“嘿,还真是,你们做这个干什么啊?”同事拿着那片面包,把玩了起来。
“当年做SIGGRAPH项目用的。”
“SIGGRAPH?别骗我,面包跟SIGGRAPH有什么关系?”
是啊,SIGGRAPH和这片面包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要从2004年的秋天说起。
(这块面包模型看上去像极了真实的面包)
最美的面包
2004年秋天,我和王嘉平、Steve Lin一起开始做一个SIGGRAPH项目,希望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纹理模型,从而可以让计算机绘制真实的面包、海绵、蛋糕等等这类有很多孔洞,表面凸凹不平的物体。虽然这类物体在真实世界随处可见,但是如何在计算机屏幕上把他们真实的展现出来,在当时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按照我们的思路,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捕捉真实世界里这类物体的外观,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得到我们提出的新纹理模型。项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了,离Deadline还有三个月,时间不多,我们几个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一天傍晚,我和嘉平先去了附近的蓟门超市,对货架上的切片面包进行了认真的筛选。经过预选赛,复赛和决赛PK,在综合周围大妈评委的意见后,我们的选美比赛产生了最后的冠亚军:两袋切口平整的切片面包。回来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数据捕捉过程。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一是买来的面包上面孔洞或者太大,或者太小,捕捉下来的图像没有合适的细节,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二是捕捉的过程非常漫长,需要整整一夜,一片面包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干裂变形了。于是,这批剩下来的切片面包全都做了组里学生的夜宵。后面的几天里,我们又选了四五包不同的切片面包,有无糖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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