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梦工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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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引荐下迅即申请了这个职位，不久就接到来自北京和总部的几位工程领域资深员工的电话面试，他们都感觉出来我对这个职位的兴趣，于是他们就把我推荐给了微软研究院那边的一个总经理Dennis　Adler。Dennis写信告诉我其他人对我的印象挺好，也想找个时间跟我聊聊，但是他却忙得抽不出时间见我，因为他当时在整理行李准备第三天去印度出差，而第二天又安排了很多的会议。于是，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表明如果这次见不到他的话，就无法申请这个职位了，因为这个时候其他部门的Offer已经来了，而且都希望我最快给予答复。他看了我的信之后，于是就建议第二天午餐时间去见他。等到见过Dennis之后，我就非常喜欢这个老板，当时就很乐意能成为他的员工。　　　
于是，我就对Green　House部门的HR说明我准备再去试试微软研究院的这个职位，可是她却说我们已经给你Offer了，她不建议我再去尝试其他部门的职位，这样会把他们的计划打乱。当时我也试图通过研究院系统的HR跟Green　House的HR进行沟通，看他们是否可以宽限我几天时间，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Green　House那边的HR感觉我对他们那边的职位兴趣不大，就明确告诉我如果不再接受的话，就主动撤销这个Offer。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我挣扎了很久，一边是一个垂手可得的Offer，一边是另一个未知的却充满吸引力的Offer。当时，很多朋友包括我妻子都劝我先去Green　House，以后若真的想去微软研究院的话，可以通过内部调动的方式过去，也会容易很多。可是，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还是打算去冒这个险，不仅是因为Dennis是我期待中的比较容易沟通和能理解我的老板，而且还有这个工作的职责和意义。当Dennis得知我拒绝了Green　House的offer之后，他就立即给我安排了正式面试，之前电话里的那几次都只是算是非正式的。第二天面试中，微软研究院的几个主要的项目经理我基本都见了一遍，包括凌小宁、Tom　Blank；　以及Dennis本人等在内。一连窜面试下来，每一次交流都非常融洽和愉快，一点儿都没有烤猪肉的感觉，面试后的心情也特别好。结束后，我就打电话给Dennis询问结果如何，他说明天我就要去印度了，在我明天十二点去机场之前，你十点钟来找我吧。等到我第二天迫不及待地见到Dennis之后，他笑嘻嘻地告诉我：“如果你愿意，这个工作就是你的了。　　　
我虽然再也记不清书面Offer是什么时候来的了，但是在Dennis向我挥手告别奔向机场之际，丢给我的这个口头Offer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两天时间里，在主动放弃一个Offer之后（稍后，我也谢绝了E…Home的offer），我拿到了一个真正想要的Offer。　　　
在微软研究院担任项目经理的两年里，为了协调中国的最新技术向微软产品转化的需要，我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度过的，这也让我对北京研究院的科研环境和人文气息有了一个深切的感受和体味。正是缘于这份熟悉和亲切，两年后我正式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成为技术转化组的工程总监，更近距离地从事着将创新技术转化到现实产品的工作中。　　　
作者介绍：　　　
田江森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总监。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在ATandT贝尔实验室时在UNIX上的开发工作。在SpaceLabs　Medical从事病人信息研究和管理工作5年之后，他进入了一家美国西雅图创业公司bSQUARE的高管团队。2004年他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田江森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纽约城市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田江森最自豪的是拥有三个可爱的儿子。他周末有空的时候，会带着他们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当然也忘不了他心爱的运动——网球。　　　　　　　　　

第16节：研究院本纪（1）　　　　　　　　　
研究院本纪　　　
作者：郭百宁　　　
今年1月的某个夜晚。凌晨2点，希格玛大厦5层仍旧灯火通明。不明内情的人可能会以为这里正在开一个盛大的Party，因为每个人都兴高采烈，欢声笑语也随处可闻。提供24小时送餐服务的快餐店送来了滚热的豆浆、喷香的牛肉面和各种精致小菜，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图形学研究的研究员们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吃东西，边讨论着什么——但实际上，这一夜恰恰是SIGGRAPH　2008论文截稿期的前夜。吃完宵夜，大家还要紧张地工作三到四个小时，直至晨光熹微、红日初升。　　　
亮剑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每一位从事计算机图形图像研究的员工都会把SIGGRAPH年度论文征选视为一场战役——不仅因为这一盛会是展现某个研究机构实力与价值的最佳舞台，还源于每个人心中那种“捍卫荣誉”的责任感。毕竟，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在SIGGRAPH上的表现不止出色，而且还很稳定。“维系”进而提升研究院在计算机图形学界所处的位势，这是保证我们与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实验室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前提。　　　
像体育健儿备战奥运那样，认真对待每一届SIGGRAPH的挑战，这是研究院能够在这一全球顶级学术大会上屡有斩获的重要原因。所以每年当SIGGRAPH截稿期临近，我们都会夜以继日、全神贯注、精益求精——即所谓“在态度上重视敌手”。然而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像一张紧绷的弓。相反的，研究院所特有的工作氛围和竞争机制能够让我们在愉悦中直面挑战、克服困难。　　　
SIGGRAPH只是供研究院员工展现才华、挥洒创意的大舞台之一——这些年来，在SIGIR（国际数据检索大会）、VCIP（国际可视频通信与图像处理大会）、（国际万维网大会）等一系列遐迩闻名的学术盛典上，微软亚洲研究院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那么，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有着那些驱动力呢？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位研究院员工都可能有自己的答案，而我的答案则是：“家庭化”工作氛围与奥运式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催生出了强劲的“创新魔力”。　　　
研究院是一个有着“家庭化”氛围的机构——“家庭化”是说一种工作时的感受，与通常意义上的“家族化管理”毫无关系。在我看来，在研究院这个大家庭，每位家庭成员都能和睦相处、守望互助，集中精力做研究。有些情况下，大家也会为辩明一些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但那绝对无关个人私利。争议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　　　
迄今已拥有350多位成员——我们的大家庭是怎样一步步建成的？回望十年来的历程，我很庆幸研究院几乎没有走过什么弯路，而这显然得益于定位的正确。建院之初，我们的目标便很明确，也就是集中精力做世界一流的研究。要么干脆不做，要做便做到最好。直到今天，研究院仍保持着初创时的“亮剑精神”和舍我其谁的豪情：做研究就是要冲击巅峰，就是和众所景仰的一流高手比拼。即便是轰轰烈烈战死，也决不降低目标苟且求存。　　　
所以说我们的“家”首先是在一个富于感染力的理念与定位之上奠基的。虽然成败利钝尚未可知，但至少我们已经亮出了三尺青锋，并在一片旷野之上立起了大旗——幸好没有出现“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情况？。很快地，四海英雄、八方豪杰开始注意到，在北京，有一群雄心勃勃的人，希望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　　　
“亮剑”之后，自然便演绎出“研究院本纪”的第二章——聚义。　　　
聚义　　　
童欣、王立峰、徐迎庆、李江、周昆……多年来浪迹于IT江湖的那些胸怀远大之志的“少侠”蜂拥而至，聚集在研究院的旗下。为了同一个目标，大家桃园结义，歃血为盟，厉兵秣马，踏上征程。也因此，我们的新“家”总算有了个雏形。　　　
当希格玛大厦逐渐成为整个北京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当众多傲骨铮铮的“聪明人”会聚在一起，彼此间自然而然会产生“较量”的念头。然而，这种“较量”无论如何都不应沦落至“Rat　race”那种境地——你可以想像一群饥肠辘辘的老鼠为了获取更多食物而努力挤兑他人（他鼠）、唯恐自己吃亏且无所不用其极得状况，事实上，这个英文词指的正是这种零和式的“你争我夺”。　　　　　　　　　

第17节：研究院本纪（2）　　　　　　　　　
所以我们自建院起便倡导一种奥运式的竞争，鼓励每一位员工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这也便是第三章：定规。　　　
定规　　　
做研究要明白“大道至简”、“以无法为有法”的道理，做管理也是一样。所以究竟哪些“规则”是研究院所独有的呢？在我看来，那便是自院长起率先垂范，倡导契合奥运精神的多赢式竞争及基于建设性立场的“资源分享”、“自我学习”和“互相提升”的风气。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我们鼓励大家将各自正在研磨的“独门武功”与同事分享，鼓励以己之长、补彼之短的“武学”交流和“同门”之间的互信、互助。由此，研究院形成了某种与其它机构截然不同的“压力场”，也即员工身上的压力通常不是管理层施加的，而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的同事们。但这种压力又是正面的——研究院大家庭内部的良性竞争机制往往能够激发每位成员身上的澎湃潜力。对他们来说，压力越大，反弹力便越大。　　　
怎样纾解压力？当然是从团队获取力量和给养。在研究院工作的青年员工和实习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7x24小时，任何时候，当他们遇到问题，都可以找到同事（包括那些被业界公认为“高手”、“大师”的同事）与之展开研讨——而且这些人是心甘情愿帮助他。由此，再棘手的问题也总是会很快地得以解决。　　　
这样一种互促互学的机制、互帮互助的风气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风气是需要自上而下一层层“传、帮、带”的。敬业与合作精神就像病毒，由院长、副院长传染给主任研究员、研究员，再由他们传染给更多的员工……在这里，没有“管理者”，只有“示范者”。在这里，“掌门师兄”不会吩咐师弟师妹们去做什么，而是会坦率地告诉他们，他可以帮他们做什么。换言之，研究院每一位所谓的“高层”都应具备领队、教练、队员等多重职能，冲锋时也必须跑在最前面。惟其如此，才能让云集于研究院的、多少有些桀骜之气的才俊们感到服膺，获得启示，进而完成其能力的自我进化。　　　
在今年SIGGRAPH论文筹备的冲刺阶段，网络图形组的童欣在完成自己论文后，不顾疲惫去帮助团队的其他同事，这正是研究院家庭化氛围、奥运式竞争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总之，独特的氛围和机制能够让研究院的每一位员工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钻研，同时，他们可以完全信任身边的同事，从团队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知识、能力与灵感的补给。也正因此，自1998年至今，以举世瞩目SIGGRAPH为竞技场，微软亚洲研究院由最初“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到如今“一舞剑器动四方”、“矫如群帝骖龙翔”，实现了机构进步与员工成长的和谐同步。　　　
决胜　　　
说起决胜SIGGRAPH，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研究院奠基的第二年，我们有一篇论文被大会选中。当时，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与“初闯江湖”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还是“中国研究院”）相比，总部的雷德蒙研究院积淀更深厚，实力更强悍，声名自然也更显赫。其旗下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前辈高人（曾以8篇论文的辉煌战绩刷新了SIGGRAPH的纪录），与我们的前院长沈向洋相交甚笃，因而也就言笑无忌。据说每当他俩一起出席图形学界的聚会，在向别人介绍沈向洋时，这位高人总是会开玩笑说，这就是在SIGGRAPH上投稿最多的Harry。　　　
不过“投稿最多的Harry”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也可以“发稿最多”。2005年，我们的研究院在当届SIGGRAPH上成为了最耀眼的明星。我们有9篇论文被大会选中。消息刚刚传出，那位高人便激动万分地来到我们驻扎的地点，向Harry和团队表示了由衷的祝贺。　　　
然而当我温故这些年的征战，最令我欣慰和自豪的还不是研究院在SIGGRAPH上年均发表7…8篇论文的出色表现，而是我们为中国计算机图形学界发掘和培养了不少人才。就我个人而言，每次遇到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我的感觉都像是天上掉馅饼。我希望做的就是找到这些人才，鼓励他们做梦，与他们一同承担失败、一同分享成功，进而把研究院大家庭的未来蓝图勾画得更大更美——此外，我还希望他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内新一代科研英才的导师，成为助力中国科技崛起的中流砥柱。　　　
作者介绍：　　　
郭百宁，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网络图形图像技术的研究工作。他于1999年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前他是美国英特尔公司　（Intel）　硅谷总部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郭百宁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郭百宁酷爱武侠。　　　　　　　　　

第18节：父辈的宏愿（1）　　　　　　　　　
父辈的宏愿　　　
作者：洪小文　　　
于我而言，2007年的冬天注定是难忘的。很多事发生了，有欣喜，也有哀戚。当情感的潮汐落下，思想的火花随之亮起。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路漫漫其修远，快乐和苦痛往往会交替来袭，而它们都是生命赋予人的财富。　　　
以下是一些琐碎的记录，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还有冬天里这些不平凡的日子。　　　
十年铸一剑　　　
2007年10月底，我被公司委任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新一任院长——与此同时，这所名动中外学界的基础研究机构也进入了建院十周年的倒计时。　　　
曾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誉为“世界上最火的实验室”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变梦想为现实”的梦工场，也是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等微软公司领袖最为看重的“未来科技孵化器”。自成立以来，研究院已有多项技术成果被成功应用于微软重要产品，如Windows、Office、Windows　Live、Windows　Mobile等；它在国际图形学大会、国际信息检索大会等重要学术会议及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超过1500篇论文。最重要的，它是中国人创新梦想的诠释者和力行者——集聚了大批海内外科研精英，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以高质量的研究诠释公司未来技术战略的同时，还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着华人的创新潜力；同时，研究院结合我们国内用户特殊需求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一些具有崭新应用特色的技术和产品原型，而相关的研发成果（如Tablet　PC的关键技术“数字墨水”、研发中的“情侣手机”、“无线供电桌面”等）则已经（或即将）被推展至全世界。　　　
10月30日下午，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形式简约但气氛热烈的九周年庆典暨十周年倒计时仪式。创新“魔棒”由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传到我手里，这意味着我将带领研究院全体员工，共同迈向下一个激动人心的十年。能够与一群“全世界最具创新激情的人”并肩奋斗，共同将我们头脑中模糊的梦想变成清晰的、可以把握的现实，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了。而且我对研究院、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我见证并协助了这个充满朝气的研究机构的成立（1998年），面试了第一批研究员——那时我还在微软美国总部从事“多模式人机界面”（结合语音、触觉、影像等人机界面技术）的研究。　　　
活动结束后，我们飞往珠海参加一个内部会议。会后的24小时里，由珠海至澳门、由澳门到香港、再由香港飞赴台湾，我辗转于两岸四地，沿途之所见闻令我颇有感慨。　　　
24小时的旅程　　　
早在1993年我便到过珠海。时隔十余年，再访这座海滨小城的感觉是奇妙的。依旧是那样美丽、宁谧和洁净，但我知道，珠海不再只是南海边的“城市花园”，而且是控引珠三角、襟带港澳台的“软件业天堂”。在我看来，蓬勃发展的珠海软件业是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5000美元至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且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不仅如此，在移动通信、个人电脑、互联网等多个市场领域，中国均拥有世界领先的用户规模——凭借着世界领先的人才和市场资源，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IT和软件业强国。　　　
澳门是我此次行程的第二站。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后面会解释），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近距离观察这个有着迷离和奇幻色彩的城市，但听酒店的服务生介绍，近年来澳门博彩业收入不断增长，甚至已凌驾于“赌城”拉斯维加斯之上。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很显然，这些年来澳门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第19节：父辈的宏愿（2）　　　　　　　　　
短暂的休息后，我从澳门搭乘快艇到达香港。眼前是我所熟悉的城市。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和香港高校之间的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和一些同事因而时常到香港出差。和澳门一样，香港以大陆的广袤市场和丰富资源为依托而大获裨益——这颗“东方之珠”不仅连续多年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评选中排名第一，且其与内地的贸易额亦于10年间增长了1倍。十年来，香港经济和科技获得了强劲且持久的动力——我所接触的很多港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香港办理了“过境”手续，我终于坐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也是24小时旅程的终点站。“这可真是大费周折！”我想，虽然早就亲身体验过所谓“过境”的种种麻烦，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却很不一样。　　　
以往我曾多次往返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但没有哪一次比这次的“24小时之旅”更让我深思——沿途经过的这几个城市可说是各有特点。然而，珠海、澳门和香港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大有分别，但却有着一致的目标和共同的梦想，城市也因此而充满希望。　　　
13亿中国人正不断带给世界以新的震撼；崛起的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时刻吸引着全球的资本和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体，应当成为各界努力的方向。　　　
父亲的遗愿　　　
我终于抵达了台湾，带着满怀的无奈与哀戚。　　　
匆匆赶回台北的家，是为了我父亲的葬礼。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进入十周年之际，我接到了噩耗。在被病魔困扰了一年多以后，父亲平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父亲是宁波人。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命途多舛，自强不息。由于双亲很早便已辞世，所以五、六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和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艰苦谋生——在那样一个艰难时世，两个孩子稚弱的肩膀上承荷着多么沉重的生存压力，这是局外人所很难想象的。　　　
1949年初的宁波已是个通商口岸。父亲刚刚24岁，但已经有了一艘小帆船。他常常往返于宁波、舟山、奉化间，做些异地小贸易。我听父亲说起过赴台的缘由——有一天，同行告诉他说台湾的物资紧缺，如果能带一些货物过去，就可以赚不少钱。对于父亲这样惯于在幽深莫测、“脾性”诡谲的大海上讨生活的船民来说，尽管以一艘小帆船远赴台湾岛可能要冒生命危险，但与维持生计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父亲便载了一船货物往台湾岛进发——一路上倒也没有出事，直到他架船进入台岛北岸的老梅港才真正迎来了“惊心动魄”的一刻。那时，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军正是精神高度紧张，所以父亲的小帆船一进港便被当作“敌舰”给击沉了，父亲也被扣起来，好在遇到了熟识的同乡才被“担保”出狱。无奈下，父亲只好在台湾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此后直到退休前，他一直跟一位来自上海的商人一起做皮鞋生意。　　　
从小到大，在我和兄弟姐妹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沉默而严肃的。他从不多说什么，但他对我们的影响又无处不在——正如老话所说：身教胜于言教。他从来都不贪图非分，不急功近利，而是谨守正道。对我们这些子女，他严格而又慈爱；对朋友，则直谅且施恩不图回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是个很传统、很节俭的人，但小时候他带我们出去玩，总会给我们买几个当时价格颇不菲的苹果，用小刀慢慢地把皮削尽、切块，喂我们几个小家伙吃，他自己只会吃我们剩下的苹果核。　　　
我含着眼泪主持了父亲的葬礼。一切身后事都尽可能如老人家生前之愿办理，只有一条遗愿我和兄弟姐妹们没有“完全”遵从——父亲曾表示，大陆、宁波是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但在台湾，他也度过了58年的时光。他既想叶落归根，又不舍得离开台湾，所以希望我们将来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