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梦工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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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他也度过了58年的时光。他既想叶落归根，又不舍得离开台湾，所以希望我们将来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最初来台时所见的港口——老梅港。　　　
遵照父亲的嘱托，我们将一小部分骨灰撒在老梅港附近的大海里。眼见父亲的骨灰伴汤汤海水翻腾而逝，我不禁想起58年前父亲初到台湾时的情景。老梅港是父亲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阔别故土、创业“异乡”的一个明证，同时，也是他挥洒青春、容纳沧桑的地方……惟有此地，才能承受得起他那沉甸甸的、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台湾的眷恋。　　　　　　　　　

第20节：父辈的宏愿（3）　　　　　　　　　
我们将余下来的骨灰供奉在台北海边一座墓园灵骨塔的最高处，从那里可以远眺到老梅港。我想，父亲在天有灵，也会对我们的安排感到欣慰吧！　　　
父亲本人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度回乡。那时候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还不发达，台胞回乡大抵会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看望睽别多年的亲友。直到去年，我才和太太、女儿一道，陪着父母再回江浙——我们称那次旅行为“三代寻根”。从上海经杭州再到宁波，所见所闻不止让父亲感到欣喜和振奋，也使我眼界大开。长虹卧波，未云何龙——父亲见到了宁波正在修建的、气势恢宏的跨海大桥，见到了有着壮观沙雕的桃花岛奇观，见到了比旧时代“十里洋场”更加妩媚、更加摩登的沪上风景……当时，父亲感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重归故里，没想到大陆这些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知道，他是从心里希望两岸间窄窄的海峡不再成为横亘于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深深伤口。　　　
11月中旬，暂别了父亲，我回到北京。悲戚犹在，但对于人生，我却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尾声　　　
父亲在宁波出生和长大，在台湾成家和终老。由他的遗愿可以看出，直至去世前，令他魂牵梦萦的都是自己“根系何处”的问题。　　　
我也像个“行者”，总是走在路上——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在建国中学、在台湾大学，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而后我到了美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基于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热爱，我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大陆。今天，在北京，我和家人已经定居了四年之久。不过沉静下来，我也感觉到，这种“四海为家”的经历反而能使我做一些“不同”的事——比如，我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曾长期生活和工作过，这使我对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我不仅可以享受各地的美好事物，也许今后，我还可以在促进相关地区的产业合作、交流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即便不谈远景，我也喜欢和周围的同事一起激荡智慧的那种感觉，不管这些同事来自大陆、香港、台湾，还是世界其他地方。这几年里，因微软“长城计划”的缘故，研究院和大陆的多所高校、香港的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以及台湾的台大、清华、交大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事实上，这三所大学与大陆著名的北大、清华、交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连系：抗战结束、台湾光复后，原北大校长傅斯年带领一批教师赴台湾大学任教；而台湾清华和交大也与内地清华、交大有着类似的关联——我们和两岸三地高校伙伴共同建立了十个联合实验室，并将“21世纪的计算”学术大会带到了上述每一个区域——前年的大会在杭州和香港举办，去年则分别由由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台湾的三所大学合办，今年除南京外还在韩国首尔举办。　　　
令我深感骄傲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在成为联结大中华区乃至全亚洲学术界的一根重要纽带——我们希望打破各种不必要的藩篱，让两岸的经济和学术实现全面的融合与互动。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当大陆发达的制造业与台湾领先的IT软硬件研究完成优势互补，一个全新的IT创新中心势将震撼全球。　　　
我们期待着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下一个十年，我们期待着两岸四地携手走向经济与科技融合的明天。　　　
作者介绍：　　　
洪小文，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洪小文于1995年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2005年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洪小文曾担任微软公司自然互动服务部门的架构师。洪小文毕业于台湾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及博士学位。他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分享快乐时光。　　　　　　　　　

第21节：驽马的自白（1）　　　　　　　　　
驽马的自白　　　
作者：　邹欣　　　
我是2005年10月份加入MSRA的，在这之前，我在微软的Outlook；　Product　Studio　；　Visual　Studio　部门已经工作了8、9个年头。到研究院后，我和其他同事一起从事“技术转化”（Technology　Transfer）的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由于我在产品部门进行一线开发的时间比较长，我在研究院也负责给实习生和员工进行软件开发方面的培训。我把我的一些开发经验写到了《移山之道——VSTS　软件开发指南》这本书里面。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作为求职者参加过一些面试，也面试了不少求职者，我和其他同事合作，把微软编程和技术面试的一些经验写到了《编程之美——微软技术面试心得》这本书里面。　　　
很多人很好奇地问我：“微软工作这么忙，你怎么还有时间写书？”　　　
我想很多人都有“写一点东西”的能力和想法，我以前也写过一些零散的博客，但是从“一点东西”到一本两三百页的书，中间要有一个质变的过程。我写第一本书《移山之道》花了将近三年时间，从2004年秋天开始构思，到2007年初夏完稿，中间经历了产品延期、换工作、举家回国、买房子、装修等等事情。这本书在前面的两年时间里，都是一些断断续续的“一点东西”——初看上去有些意思，仔细分析，则有点像鸡肋。有时忙完了一天的事，半夜三更坐在电脑前看着自己的书稿，乐观的时候，觉得“已经写了一半……”，悲观的时候，觉得“忙了两年多，还有一半都没写，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么？……”　　　
我知道市面上已经有不少关于“软件工程”的书；计算机的大学生们认为“软件工程”是最乏味的课程；你往海淀区五道口上下班的人潮中扔一块砖，十有八九能打中一个正在琢磨“我也可以写软件工程的书”的人……说到底，我相信自己能写一些有独特价值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用轻松活泼的方式，向中国IT行业介绍微软的软件开发工具和方法论，我想还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就是这个VSTS　开发团队的成员，我不写，谁能比我更合适写这本书呢？于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写。　　　　　
微软工作的确比较繁忙，我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两个小孩，自己的业余时间不多。听说有牛人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写报纸的社论，我没有这个本事，只好不打麻将，不看电视，少应酬，每天坚持写一些东西，周末有时还跑到公司干活　–　周末在公司会碰到不少的同事，大家互相点点头，就忙各自的事情去了。第一本书的30多万字，都是我用微软拼音输入法一个一个敲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了输入法的一些bug；同时Word　这个软件也崩溃了一两次，让我丢失了好几天的工作。后来我把书稿发给了当时研究院的院长沈向洋博士征求意见，他很快给我回邮件，说　…　这是我看过的最有趣的软件开发的书！并答应给这本书写序言。他还希望能给我以后的每一本书都写序言。　在领导的鼓励下，我最后终于完成了这本书。　　　
第二本书《编程之美》在2008年3月上市之后就卖得不错，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它在计算机类图书销量一直是第一名。2008年6月份，繁体字版也在台湾上市，很快也成为销量第一名。很多读者喜欢这本书，也有些旁观者觉得这本书也不过如此——依仗微软的名声，搜罗一些题目，吸引眼球罢了。不过，这本书的持续畅销还是说明书的内容的确有过人之处，不是昙花一现的炒作。　　　
我想贴一幅图展示《编程之美》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图中的两条按月变化的曲线，一条是我和其他作者交流的email数量；另一条则是我和编辑们就这本书交流的email数量。　　　　　
谚语说，一幅图胜过一千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千句话来解读这些曲线。《编程之美》从2007年2月构思，到2008年2月完稿，花了1年时间。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曲线在2007年10月左右会有大幅度的下降。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我们写了不少题目，自己觉得该写的都写了，但是题目中很难看出来“美”，大家得喘口气，从“审美疲劳”中恢复出来。另一个原因是，编辑们也看出来书稿的质量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好，有人建议干脆去掉“美”，封面大书“面试秘籍”或“我是如何打入微软的”即可——市面上质量一般的面试书也卖得很好，我们不如乘势也赚一笔算了；我们原定2007年11月份出版，如果这时，大家扛不住，稀里糊涂出了书，或者大家就此散伙，我想这一定不是一件美事。这段时间是项目比较黑暗的时期，后来责任编辑之一也离开了。　　　　　
后来呢？从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经过10月份的喘息后，增加了人手，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milestone），大家针对一些难题紧咬不放，从办公桌讨论到餐桌上；砍掉一些不够“美”的题目；请了三位同事给我们专门挑错；我的“drive”也升级到“hard　drive”　——以请吃午饭为名，和每一位作者逐句复审，如果email　没有回复，就打电话敦促，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作者的信念都没有动摇——我们要把程序中的“美”介绍给读者。　　　　　　　　　　　

第22节：驽马的自白（2）　　　　　　　　　
当年大家背诵的古文里有“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样的话，也许开始大家都自以为是骐骥（千里马），蹦跶蹦跶，搜罗一些题目，辅以伪代码，并掺杂若干幽默，就大功告成。没想到后来发现我们自己都是一群驽马，一匹马蹦跶不出什么名堂，要大伙儿团结协作，长途跋涉，中途还要歇息几次，才能达到目的地。世上骐骥罕见，而驽马满大街，有些驽马能跑出一些好成绩，我看关键在于“功在不舍”这一句话。IT业界不少人嘲讽某公司的软件只有到了3。0版才好用，看来这也是一群“功在不舍”的驽马在干活。　　　　　
软件开发有一个阶段很少有人提及，叫“death　march”　。就像军队攻城，一队队士兵冒着炮火出击，伤亡无数，但是敌人的城堡仍旧岿然不动，火力看似依旧那么猛。硝烟中，焦头烂额的指挥官还是下令新的士兵继续出发，开始又一轮的march。在软件开发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就是你每天都加班写程序，改bug，但是bug不见少，第二天，第三天，下一周，下一个月……还是这样。有军事家说过，最后的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经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再坚持一下”和“death　march”，最后，有些军队破城而入；最后，有些软件成功发布；最后，有些书出版了。　　　
也许可以这样说，微软亚洲研究院这十年来的成绩，来源于领导的鼓励和自由的环境，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每个员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再坚持一下”的决心。　　　
作者介绍：　　　
邹欣，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项目主管，主要负责研究成果向产品的转化。他于1996年加入微软公司，前后参与了　Outlook；　Product　Studio；　Visual　Studio等产品的开发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移山之道——　VSTS软件开发指南》（2007年），《编程之美——微软技术面试心得》（合作，2008年）。他还在清华大学软件科学试验班讲授　《现代软件工程》课程。邹欣于1991　年获北大计算机软件专业学士学位；于1996　年获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硕士学位。　　　　　　　　　

第23节：在微软栽种未来（1）　　　　　　　　　
在微软栽种未来　　　　　
作者：迪恩？思劳森　（Dean　Slawson）　　　
2006年夏天当我迈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充满着神奇的色彩，许多只有在科幻电影中出现的技术在这里发明和诞生着。置身于此，我就像穿梭在时光隧道，进入了未来的时代！这一相同的画面，又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11年前第一次踏入微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总部时候的情景：热情高涨的员工和实习生，充满着无限魔力的技术，大家拧成一股绳的执著精神，似乎人们都在为了一件大事情而忙碌着——一件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大事情，包括影响到成千上万可能成为微软用户的人们。我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　　　
我来到了最“火”的实验室　　　
夏季的天气又闷又热，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的封面文章称MSRA是“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看来还真是一语双关。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外国专家，我受沈向洋博士邀请来到这个实验室，与许多优秀的研究员、工程师和其他一些我向来非常仰慕的计算家科学家们并肩工作，并帮助他们把创新性的技术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沈向洋是少数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科学家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成就颇丰的图形学专家，更是一位令人称赞的同事和领导——他是一个谁都想与之亲近的人。他饱蘸着感染力的微笑、和蔼的嗓音以及温暖的握手都让我感到自己还是很受欢迎的，不会因为自己是个老外而觉得像是个“外人”。2007年10月，当微软高层决定调任他回总部担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的时候，我心里仍铭记着他当初鼓励我来微软亚洲研究院时所说的话，并下决心留在这里去坚定地实现当时憧憬的梦想。幸运的是，沈向洋的继任者洪小文博士也是一位卓越的管理者，竭尽所能地支持我们团队的工作。　　　
2006年夏天，我有幸成为TTG组（Technology　Transfer　Group；　技术转化组，　以下简称TTG）的负责人，这个组可以说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近10年历史上成立的第一个开发团队。TTG是整个研究院的核心工程力量，是嫁接在研究组和产品团队之间的桥梁，负责把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中。同时，它还帮助微软在中国的一些新兴开发团队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孵化原动力，比如为新近成立的搜索技术中心贡献了第一批工程师。此前，它还为2003年成立的微软亚洲工程院输送了工程技术人员。所以，这是一支功勋卓著、身经百战的团队。　　　
在我来华之前的几个月，我在总部担任全球微软研究院项目管理工作的总监，有幸与当时新上任的TTG工程技术总监田江森成为亲密的同事。我当时所在的这个部门负责技术转化层面的事务，田江森当时负责MSRA的项目，所以我总是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团队例会，这样有利于相互通气，知道彼此都在干什么。　　　
我越来越敬仰田江森的能力，他不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名技术专家。我飞抵北京的时候，田江森已经在这里很有效地提升了团队的项目协调能力（虽然从个体层面上看，大家干的都不错，但在田江森到来之前的几次重组中，这个团队的人员分散于不同的研究小组中，这样的情形或多或少削弱了团队接手新项目的能力，甚至不利于工程师们的职业发展。）此外，田江森还在帮助这个团队以及微软其他部门处理技术授权业务，通过这个项目，MSRA的技术可以首次向第三方企业开放。　　　
我的“特种部队”　　　
沈向洋特别要求我帮助提升这个团队将MSRA技术转化为新产品的能力，我把这个过程称为“孵化”——与此同时，继续为“技术转化”（也就是研究员为现有产品增加新的功能）提供支持。孵化，或者说开办初创企业，这种事情我在微软和其他公司都经历过几次，所以很乐意利用自己的经验为这个团队的建设出力。　　　
现在，田江森和我在共同努力让TTG变成一个更大的团队。我希望这个团队能够真正地关注高质量的工程开发，但同时也能够从事一些超越技术转化层面的新项目，其中包括新产品的“孵化”，此外还有沈向洋和洪小文（当时的常务副院长）一直在研究院里提倡的“基于部署的研究”。无论是新产品孵化还是更加以用户为中心的部署性研究——我们将原型产品投放到现实世界中，让研究员们直接从用户反馈中学习——都要求这个团队具备新的能力，采取新的工作方式。在技术转化上，我们依靠产品团队协助确保产品的质量，设计用户体验，以及进行商业模型分析。现在，我们需要自己的团队更像一个产品研发单位，从头到尾包打天下，部署或提供新的软件代码。　　　
有鉴于此，我们把培训作为团队的工作重心。我们团队中许多新成员都刚刚离开校园，招他们进来是为了回补抽调到新团队的员工所留下的空缺，他们在产品提供方面的经验很少，甚至是零。团队开始为新招聘人员实施强制培训，教会他们如何用微软的方式来开发产品。这项工作由TTG工程研发负责人邹欣来领导，他来自雷德蒙总部，在产品团队研发方面有多年的经验。与他一同改进团队运作过程的还有曾经与他在微软总部共事的Peter　Mau，Mau还负责MSRA的其他几个项目。　　　
与此同时，TTG元老、MSRA技术转化研发的先锋之一陈刚已经在着手搞一个新项目，它将把“基于部署的研究”变为现实，准备推出我们第一个面向中国的网站http：//。msra。cn。我邀请来自雷德蒙总部的专家级项目经理、产品规划经理、用户体验设计师和应用研究员来到我们团队作短期“轮岗”，磨砺这个团队的能力，并且在早些时候为团队增添了第一位用户体验设计师王烁，他从王坚的人机交互研究团队调任到这里，担纲这个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孵化性产品设计。现在，这个团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我们期盼已久的更大挑战。　　　　　　　　　

第24节：在微软栽种未来（2）　　　　　　　　　
我把这个新的小组称为“创新工程”，以体现其更广泛的职责，不久，我们就投入了新的项目之中，与研究员和产品团队携手并肩推出新的特性、尝试新的想法，并探索新的商业机遇。　　　
我们是“and”　　　
过去两年间，这个团队成长壮大，在创新过程中担当了独特的角色，它跨越研究和产品开发，促进研究院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有时候，我把这个角色称作“RandD”中间的“and”，因为它的任务就在于“连接”。　　　
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的几个早期项目之一就是建立在我和王坚的良好私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他现在是MSRA的两名常务副院长之一）。有一次，王坚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北京郊区举行的一次户外会议，他们组一下午展示了50个左右的新技术原型。其中一个想法虽然还谈不上是一种软件原型，只停留在一系列草图上，却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只是微软Office软件内的一个大号按钮，上面写着“Do　it　for　me！　（帮我完成这项任务）”。那次会议之后，我们又和研究经理陈正以及王坚团队里的研究项目负责人朱文力碰了几次面，这个新想法很快变成了用来扩展微软Office软件企业市场份额的概念，即我们后来完成了研发并推向互联网的“微软任务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而且正在进一步开发中。　　　
真的，我一时间是无法细数自从我参与开发以来所遇到的各种有趣的人和项目。　　　
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　　　
我有幸看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与微软亚洲研究院了不起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们并肩合作，提供令人激动不已的技术，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互帮助，在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两个方面共同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获益良多。　　　
在微软这样的企业中，成功几乎完全在于员工的努力。这就是说，无论我们想干什么，组成一个正确的团队是至关重要的——成员的技能、才干和激情的搭配都要合适，大家学着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努力，并且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建立关联。作为总经理，我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职责，发展、指导和培养团队成员以及其他同事，真正地帮助人们发挥他们的潜力。为此，我深知自己也必须不断成长，这正是让我的工作变得如此令人着迷的重要原因。　　　
为了携手“办一件大事情”，我们有机会共同面对，克服了技术上乃至人际关系上的挑战。这是我们从工作中学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我们是在相互帮助中学会的——无论我们作为经理，导师，同事，还是普通朋友。　　　
我在微软这么多年，我认识到“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我们学习怎样合作，并建立这种信任关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此过程中，各种成功的价值得以体现。我相信，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