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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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委屈，不计个人的恩怨，多次向中央军委建议，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在长征途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成员一个个地谈话，反复做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准备和艰苦工作，团结了多数同志，1935年1月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崎岖不平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到他个人的这段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也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进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23＇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消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24＇这说明一个革命者要经得起挫折、逆境、冤枉的考验，受委曲而不消极，受冤枉而忠贞不渝，经历磨难而不颓丧，千锤百炼而更坚强，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变。毛泽东心地无私，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冤枉和委屈，任何时候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崇高革命风范，是全党的范例和榜样。
毛泽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很重视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著名论文，把它列为整党文献，“引为鉴戒”。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这就是说，要接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进城以后不能腐化，要警惕骄傲情绪，功臣自居和贪图享乐情绪的出现，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要保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谋个人的任何私利，不脱离人民群众。毛泽东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有的要求他帮助调入北京安置工作，有的要求他出面介绍工作。对此，毛泽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人事制度，一一劝阻，婉言谢绝。1949年毛泽东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提出希望能在北京安排工作。同年10月9日，毛泽东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26＇毛泽东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27＇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后来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上面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这以后，毛泽东外祖家的亲人又陆续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些信，他都以“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不宜由我推荐”、“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等等婉言谢绝，没有一人特殊照顾。1949年10月，毛岸英的表舅向立三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复信中拒绝帮亲戚谋位置时写道：“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28＇毛岸英的信，感人至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伟大品格和以廉为政的深谋远志。
早在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跳出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根据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认为依靠人民民主，必将打破“这周期率”。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执政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腐蚀，如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如何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对党内会不会发生腐败现象，是非常之警惕的。他多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注意防腐拒蚀，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一发现苗头，就决不放过。当毛泽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败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就在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亲自督办，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下决心果断地处决了曾经是人民功臣，而后却成为新社会蛀虫和人民罪人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坚持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在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有的同志要求向毛泽东说说，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9＇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更是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反腐败和为人民，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人民挚热的爱，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这些腐败现象，同党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党就会走向灭亡，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就要同一切消极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倡导、阐述和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宗旨付诸实施的要求。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30＇这就是对我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概括。
毛泽东常常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鱼没有水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这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问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党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会腐败变质而失去生命力。共产党员一旦脱离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着心，才能克服千难万险，立于不败之地。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所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关心群众疾苦。随时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疾苦，这是贯彻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条件。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其中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31＇革命就是为了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改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自由、幸福。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从切身利益切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地参加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2＇毛泽东强调，在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问题、劳动问题，要关心、要解决，柴米油盐问题、房子问题、穿衣问题、婚姻问题、饮水问题、修桥补路问题，都要真心实地意帮助解决，“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3＇毛泽东在陕北期间，非常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42年8月，一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建国后，毛泽东肩负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重任，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对治理我国的大江大河一直非常重视，而且对黄河、长江亲自作过考察和认真的全面调查研究，曾设想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华北的缺水问题；提出引黄河之水入山西到北京，还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变水害为水利，以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用水、灌溉、舟楫、发电。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淹得很厉害。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他哭了。从7月20日至8月31日一个多月内，毛泽东连写了三个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时刚刚建国不久，国家还很穷，但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下决心根治淮河。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他非常重视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1955年12月，他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部署。195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蔓延，涉及12省的350多个县，患病人数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一亿以上。江西余江县是一个重灾疫区，那里有一座天然红石山叫狮子岩（旧名洪红岩），座落在白塔河中游，阻碍河水流向余江。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肖时中及倡首监生夏继贤，凿洪岩岭通河水，开圳数十余条”，是为官圳。由于官圳岁久淤塞，圳窄水臭，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繁衍，从而形成血吸虫病泛滥的疫区。解放前，血吸虫感染到哪里，人就死在哪里。暂时侥幸活着的，也一个个被折磨得肚如鼓，骨如柴，男不生，女不孕。仅解放前30年，余江全县死于此病的达25000人，毁村42个，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死坟堆”、“寡妇村”。对于狮子岩一带“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群众疾苦，毛泽东忧心如焚，极为关注。1951年3月，他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为血吸虫流行的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人民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辞辛苦，排除万难，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1955年到1958年短短4年的努力，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毛泽东读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连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34＇
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形象地描写了疫区人民长期遭受深重灾难的悲惨情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热情地歌颂了中华大地和人民改天换地战胜瘟神的新面貌。
毛泽东和群众血肉相关，心心相连。他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但又视自己为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与其他人员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之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平等对待，对他们的政治、工作、学习、生活极为关心。为了帮助他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学习文化，他用自己的稿费在中南海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学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等6门课，他还替每个战士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等一切学习用品，购买各种体育锻炼的器械。他亲自出面请老师，还亲自讲过课，帮助卫士批改作业。毛泽东不仅热情、耐心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学习，而且还关心他们的婚嫁问题，家庭生活上的困难。
其次，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心连心。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不是为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必须与人民群众共甘苦，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1931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和贺子珍住在群众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常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毛泽东从天时地利、风土人情到年成好坏，他都想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改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每到星期天，毛泽东尽管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时间参加“礼拜天”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参加干。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说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打成一片，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在漫漫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尊重老同志，关心女同志，关心群众的疾苦，同人民群众心连心。1934年冬，红军到了贵州边远山区剑河县附近一个苗族村寨时，看到一位60多岁的苗族老妈妈，身着单衣，怀中搂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倒在路旁，瑟瑟发抖，已经气息奄奄。许多红军战士围在她身旁问长问短。这时，毛泽东来到这位老妈妈身边。身旁的战士告诉他，这老妈妈一年劳动收的粮食全被地主逼租要债逼走，儿子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全家人没法活了，就和儿媳四处讨饭，冻饿交加，跌倒在这里……。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但毛泽东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给老妈妈和小孩吃，然后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亲手披在老妈妈身上，战士也拿出两袋大米和一床垫单，一起送给了老妈妈。老妈妈吃了一点干粮，勉强坐了起来，伸出冻僵了的双手合在胸前，打着苗语，并拉着小孙子磕头。毛泽东很快拉住小孩，心情沉重地弯下腰去，捧起小孩面黄肌瘦的小脸，端详了一会，又蹲下去亲切地对老妈妈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说着，亲手将老妈妈搀起来，又用老妈妈的竹棍将粮袋插好，好叫老妈妈和她的孙子抬着走。毛泽东看着老妈妈和孙子抬着米朝家慢慢走去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周围的指战员说：“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的，决不是她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解救出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