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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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和人民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解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毛泽东最坚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过：“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5＇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真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各方面条件比过去战争年代要好多了。但是毛泽东进城后仍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睡木板床，用的毛巾被和内衣补了又补，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里面常常要掺上小米或黑豆或山芋头，用竹木筷子而不用贵重的象牙筷子。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十多年，一共打了73个补丁，他的皮鞋和拖鞋补了又补，一直补到不能再补。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快瑞士手表。从那时起，一直戴到去世。在三年困难的日子里，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或炒菠菜，与人民共同渡过困难。在国家最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整整7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坚持不吃猪肉。毛泽东为国家、为人民终身工作不息，却从不追求什么个人的享乐。他尤其厌烦宴会，说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36＇毛泽东喜欢吃红烧猪肉，说是“补补脑子”。打沙家店，他“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这一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叫身边的侍卫人员想办法搞碗红烧肉吃。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有个钟点，有时连续工作几天几夜，只是吃碗麦片粥，或煮点挂面，或烧几个芋头，有时为了补脑子好工作，要吃顿红烧肉，进城后他仍是保持这个习惯。保健医生多次劝他多吃点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每次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脑子里想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怎么享受。他一生都很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对时代，对人民，对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再次，体察群言，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呼声和情感。毛泽东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喜欢明代杨淑山诗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两名句，还说头一句难就难“迂事”这两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说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的力量。他还说过：“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37＇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察群言”，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紧密联系群众。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走出书斋，游学考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活动。在建党初期，他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调查工人状况，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致力于开展和总结中国农民的革命运动。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临到紧急的时刻，他从1927年1月4日开始下乡，到2月5日，共32天，行程1400多华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广泛接触了群众，研究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创造，群众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当时农民运动伟大实践经验，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创造，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党内的右倾错误，驳斥了诬蔑和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提出了正确对待农民运动的意见和发动农民斗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接触群众，同工人、农民、教师、妇女等各界群众进行交谈，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城镇、商业、手工业的情况。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在1964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回顾说：土地改革纲领（1933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育我的，说应该这么办。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跟群众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的最好时期。比如，一次，陕甘宁边区一位劳动模范与毛泽东谈话。劳动模范心里好奇怪：毛主席怎么啥都知道呀？莫说世界大事，就连延安县有多少巫神，咱乡开了多少地，他都一清二楚呢，哎呀，可真了不起！毛主席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呢，他真是啥都操上心了！毛泽东是这样注重农民，他说：“只要把中国农民的事情办好，中国的事情就办好十分之八九！”他和劳动模范一同商议：怎样能使农村的生活过得更美好？这位劳动模范为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这种对人民的亲切、诚恳、和蔼的态度所感动。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和农村有特别深切的了解，有特殊的感情。他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作朋友，同劳动模范交往、亲切谈话，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在建国初期和随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尽管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仍然多次巡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到工厂、工地、田间、连队、街道、学校、商店、托儿所、食堂等许多基层单位调查了解情况，同各方面的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为了更多地具体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和问题，曾积极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调查。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讲解调查研究的意义、好处，以及调查什么，怎么调查，等等，还亲自写了“出差守则”。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后，他又亲自听取和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详细询问农村各方面的情况，农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并对他们所作的社会调查给予热情赞许。他在听了湖南、湖北两省籍的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了解两省6000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他伸出三个指头比喻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他建议战士们今后两个月写一次信，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和合作化情况。他说：你们每年写四、五封信，回信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他把这种间接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自己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的一种辅助方式。
1960年底，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刻，全国城乡严重缺粮，许多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情绪沉郁，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这一天，他又找了身边的6位工作人员说：现在全国人民遭了灾难，人民生活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6人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研究，了解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能隐瞒。他们下去半年后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说大办食堂并不好。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错误，在1960年3月，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向全党着重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问题，实际上也是倾听群众呼声，不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或者不那么认真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在对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忙于行政事务工作而不作调查研究、脱离群众的毛病提出批评的同时，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纠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搞农村调查，组长分别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请他为中央起草一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中央发出这个通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于4月初至5月中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农村进行调查；周恩来于4月28日至5月14日期间，带领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朱德于3月24日至5月5日期间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陈云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又在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召开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作了重要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规定，停办了食堂，从而进一步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深刻了解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同群众相结合。他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思想、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他一个人头脑中空想出来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各个时期的情感、要求、呼声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政策的来源。他说过，“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　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8＇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办法都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来又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作宣传解释，贯彻到群众中去，检验它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利益、人民情感的最好的体现者、代表者。他的天才、聪明、智慧是中国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的高度集中的反映。他把人类几千年科学思想结晶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丰富生动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于中国实际情况之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要求和呼声相结合，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能够把广大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高度集中起来，化为自己的天才、聪明和智慧，以指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1960年3月一次会议的插话中说：《毛泽东选集》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代价的。这就是说，毛泽东著作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流血牺牲的伟大斗争中写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坚持同群众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胜利之本，成功之路。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最根本的问题，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同群众相结合。
第三，向人民负责，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
毛泽东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的利益而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曾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39＇他还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40＇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为人民利益可以舍得一切，只要对人民有益的批评意见，理所当然地要虚心采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对人民负责，就应该善于听取批评，接受批评，就必须有勇于改正缺点、修正错误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只有善于接受批评，勇于修正错误，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消除自己身上的“病苗”，防止腐败，不断完善自己。毛泽东既是我们党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三大作风的力行者。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面对工作中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方面，毛泽东仍然是我们党的楷模。
毛泽东重视党外人士的“精兵简政”意见，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内，解放区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部队给养不足，群众的负担也很重。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米脂县参议会会长李鼎铭先生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一议案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他反复看了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当“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鼓掌走到台前，深刻地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队伍，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评论“精兵简政”提案在参议会上获得通过，把它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推广实行。在两年多时间里，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在精兵方面，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机关，一部分人民充实到战斗单位；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与深造；一些老弱残废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工作。在简政方面，精简了机构，精简了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单位减少至22个，边区减少了13000多人的经费粮食预算，边区政府建立了合署办公制度。合署办公前，各厅局共有700来人。合署办公后，只有280来人，占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各抗日根据地　“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以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
后来，毛泽东把这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借追悼张思德的机会，阐发了一个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十分重要的原则。他深刻地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41＇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作中的错误仍然是勇于承担责任，多作自我批评，在坚持真理当中为人民利益修正错误。
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做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此外，他还就查田定产、扫盲和失业人员登记工作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作为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坦率地解剖自己，不能不使人感动。
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一次灾难性挫折。毛泽东对所谓“三年大跃进”中政策上的失误，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带头承担责任，带领全国人民纠正错误，克服三年困难。1960年12月27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认为，庐山会议后工作上有所失误。他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像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同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对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反思。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灾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是很深刻自我批评。他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的自我批评是很诚恳的。他还讲到：“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毛泽东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值得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认为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说：我喜欢他的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