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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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我去一所工业大学采访，中午在学生食堂吃饭时，见邻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气质儒雅的大学生，正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看一本《财经》杂志。见我在注意他，他抬头朝我微微笑了一下。我说：“你喜欢看《财经》？”他笑着点点头。　　　　
　　　　“你是哪个系的？”我端着碗坐到他对面。“材料科学。”　　　　
　　　　“你喜欢这门专业吗？”　　　　
　　　　“不喜欢。”他回答得很干脆。　　　　
　　　　“既然不喜欢，当初为什么要报这个专业呢？”　　　　
　　　　“当时很幼稚，稀里糊涂就报了，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进来后才发现我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我知道他叫陈忠，是99级学生，来自湖南湘西。陈忠的家在湖南湘西一个傍依沅江的小镇上，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那是一个充满了灵气的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不过，当年沈先生看到的石板路如今已铺上了沥青路面，当年卖麦芽糖、竹背篓的店铺早就没有了，已建起了钢筋水泥的楼房。可是在陈忠的眼里，那里仍很封闭和落后。还在上小学时，他就有一个理想，这就是考上大学远走高飞。其实，这个理想是父母告诉他的。从小学时起，当工人的父母就不断在他耳边灌输着上大学的理想，他们告诉他，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过好日子。“大学”像一个诱人的馅饼，高高地悬挂在他的面前。　　　　
　　　　考上大学一直是他最高的理想，他从没有认真思考过考上大学以后学什么，从没思考过自己喜欢什么。因为，在父母对他进行的“理想”教育里，就从没谈到过这一点。他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他家住的那条街上来了一位捏泥人的中年人，那中年人能用各种颜色的橡皮泥，像变戏法一样捏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也有面如桃花、身似蛇身的白骨精、美丽可爱的“美人鱼”，还有弱不禁风的林黛玉、雍容华贵的杨贵妃。他着了迷一样地被深深吸引住了。那段日子，几乎每天放学后他都要去泥人摊前看一会儿，看那双灵巧的大手如何变出一个个人物来。他用悄悄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下了几个他最喜欢的人物，还买了一堆橡皮泥，有空就照着样子偷偷捏起来。他将自己捏的泥人带到学校去，同学都说他捏得好。那时他甚至忘记了考大学的理想，捏泥人成了他最大的快乐，他甚至想像那个街头捏泥人的艺人那样快乐地捏一辈子泥人。　　　　
　　　　这种念头，很快就被父母的呵斥吓得无影无踪。他们没收了他的橡皮泥，将他买的几个泥人捣得稀巴烂后丢进了垃圾桶。他们气急败坏地责骂他，骂他没出息，说如果他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去做苦力。从此，他成了一个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的、循规蹈矩的学生。从此，他再也没有过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每门功课的成绩都说得过去，但却没有一门是特别冒尖的；他机械地看书，机械地做题，谈不上有什么热情，似乎只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的终点是考上大学。高考那年，他的总分达到了第一批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得知成绩的那一刻，他如释重负，好像一场马拉松长跑终于跑到了终点，拿到了金牌。老师通知填志愿，他拿到志愿表不知所措，不知该填什么。他去问父母，父母说：“就拣你的分够上的大学填吧。”分数够上的大学不少，该填哪一所呢？学校的招生资料大同小异，很难看出高下，他仍举棋不定。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离家最近的半径里找。当然，前提必须是大城市。他将一根直尺放在地图上，寻找离湘西最近的地方。在直尺下他看到，往南，最近的是广州。往北，最近的是武汉。考虑到广东人的粤语难懂，恐有语言障碍，他决定填报武汉的高校。报什么专业呢？他又犯难了。那些专业似乎都很陌生，他不知道那些专业开什么课，毕业后是干什么的。后来他看到有一个“材料科学”专业，他觉得这个专业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一定不错，于是便将它填写进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他苦笑着说：“当时，我之所以会填报材料专业，可能潜意识里仍有少年时的那个‘橡皮泥情结’，可是我大错特错了，此材料非彼材料，这个金属的、陶瓷的材料在我眼里是僵死的，是冷冰冰的，毫无乐趣可言。”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6）

　　　　进了大学后，陈忠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专业所学的课程，他毫无兴趣，每次进实验室都是一种痛苦。同时他还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搞科学研究的料，因为他几乎无法忍受每天关在实验室里的那种枯燥、单调的生活。他渐渐地看清了自己，渐渐地明白了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渐渐地知道了自己最适合做什么。　　　　
　　　　陈忠发现，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背负着高考的压力，由于父母的管制，他的天性有意无意地被压抑了，他成了一个听话的、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可是那个好动的、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生活的天性，其实仍一直在他的身体里蛰伏着，当高考的压力释放了，当远离了父母的管制和束缚，那种一直蛰伏的天性便苏醒了。天性苏醒后的陈忠发现，他最喜欢、最愿意学的专业是市场营销，他最适合做的工作是市场策划。可是，当他发现了这个真正的自我时，当他真正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时，已经是大二下学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为自己当初轻率的选择痛悔不已，为自己要白白浪费四年时光痛悔不已。因为他已决定，一出校门就改行。那么，这四年的学习就几乎是无意义的了。已经上大三的陈忠说他不会中途退学，他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混到毕业，因为出校门后改行，大学文凭仍是一块敲门砖。没有大学文凭，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从湘西一个小镇来的打工仔。在学非所爱的大学生中，类似陈忠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人还真不少。一些大学生是走进了大学以后，才真正明白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因为在大学，他们不再像在中学时那样背负着高考的压力、无暇或无心去观看教室外的风景，他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的、热闹的，充满了各种各样机会的世界，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路，重新开始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可是这时他们发现，白纸黑字填写的志愿，已经使他们几乎失去了重新选择的可能性。　　　　
　　　　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学生，还有的是缺少信息，缺少指导。招生学校提供的信息和介绍大都简短而空泛，要么是笼而统之、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资料，要么是简单的、没有专业介绍、只有招生人数的招生计划。不了解详情的学生，就只能将自己的命运像掷骰子一样抛出去。撞对了，是运气；撞错了，也许就错了一生。　　　　
　　　　某大学一位在读的研究生，当初考大学时填报的专业令他自己也啼笑皆非。　　　　
　　　　因为家庭贫困，他填报了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设有几十个专业，填报哪个专业呢，他拿不定主意。他很想了解各个专业的情况，填报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可是招生资料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后来，他看到招生计划中有一个“特殊教育”专业，这“特殊教育”是干什么的，他一无所知。于是他就想当然地认为，“特殊教育”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学问，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发展前途。于是，便在志愿表上填写了“特殊教育”专业。进了大学他才知道，这个“特殊教育”专业并不是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发展前途的专业，由于它针对的是一群非正常智力儿童的教育，所以才冠以“特殊”二字。得知真相，他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无法想像自己一辈子要去跟一群痴呆的、自闭的孩子打交道，不是他缺少爱心，而是他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干好这一行。　　　　
　　　　调换专业的可能性为零。他要么退学，要么硬着头皮念下去。好不容易才考出来，好不容易才摆脱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回去了，即使能让他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谁又能保证一定能考得上呢？他只能选择后者，虽然这种选择太痛苦、太无奈。学“特殊教育”专业的大都是女孩子，五大三粗的他坐在她们中间，连他自己也觉得别扭。最令他难堪和无奈的是去这种“特殊”学校实习，面对那些无法正常交流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很笨拙很无能，他无法进入角色，更无法走进那些孩子的心灵。　　　　
　　　　四年的学习是痛苦的。更让他痛苦的是，毕业后他果然去了一所这样的“特殊”学校，做了一群弱智儿童的老师。他本不想去，但是他所学的专业限制了他的选择，他的就业方向在学这个专业时似乎就已经确定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错误的“志愿”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他在那所学校痛苦地呆了一年后，决定报考研究生。这也许是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和惟一途径。经过一年的准备后，他如愿以偿，改学了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走了一段对于他来说是错误的航程后，虽然他终于抓住机会改正了错误，驶进了一条自己重新选择的新航线。但是，他为那个错误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了，那是整整六年啊，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本应该快乐地学习和工作的一段人生。而且，那次错误的选择给他带来的痛苦和身心折磨，又怎会说忘就忘了呢！　　　　
　　　　学非所爱，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它还给本就短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带来一种浪费，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低效率、低回报。因为，如果有40％的大学生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那么，用于这40％大学生身上的教育资源，所得到的回报率实际上是较低的。　　　　
　　　　据一位教育专家估计，大学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只有50％左右。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喜欢本专业而改行的。对于这部分用非所学的人来说，国家投入在他们身上的培养经费是低回报的，而他们为了改行重新学习，又造成了国家在教育经费上对同一个人的复投入。另外，尽管一些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走出校门后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但他们中，真正学了这行渐渐爱上这行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也许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能改行。这些想改行而没有能改行的人，如果仅仅将工作视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缺少工作热情，缺少创造冲动，那么对于社会来讲，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低回报。　　　　
　　　　志愿上什么大学，志愿学什么专业，本应是一种自觉的、快乐的选择，它不应该是一种苦涩、一种无奈，更不应该是一种痛苦。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能充分激发每个人创造性的教育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才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选择和选择的能力。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充满人文关怀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招生体制下，“志愿”才能回归真实，才能真正体现本人意愿。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目前有的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的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的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在专业的壁垒上凿开了一条缝，在专业的鸿沟上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因为学非所爱，学习便成了一种负累，因而变得索然无味。然而，这并不是一些大学生逃出或想逃出大学的惟一原因。记得那天小路骑自行车到报社来找我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愿意见我，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关注到他们这个群体的记者。当他说出“我们这个群体”时，我心里曾暗暗吃惊，我一直以为逃出大学的小路只是一个个别案例。可是当我走进大学校园，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我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许多人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茫。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无意间，我读到了一位大学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从某著名高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许知远———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第三教学楼里乱窜。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和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直挺挺地坐下来开始听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实感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给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嫌口罗唆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著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像一位窥视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它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这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阿兰·布鲁姆所说的让　　　　
　　　　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当然，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的这种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他们更多地从事的是知识的灌输者。于是，一届届的学生茫然走进大学校园，然后更加茫然地走出大学校园；在进入大学时，他们怀着某种渴望，走出校园时，却带着深深的失望。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六个人一间的拥挤的宿舍里有点不适应。　　　　
　　　　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7）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怀特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望去。”　　　　
　　　　可是走进大学的我们，仍然在伏案学习，因为没有人扶我们站起来，我们既没有站起来　　　　
　　　　的能力，更没有眺望的能力。我们过早地就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小天地上。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许多人在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下，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进入大学以后，我们的课程仍按照文理科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几乎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小小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可是，我们从来就缺少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我忙于如何成为一个大学生。而进了大学，我又在忙于应付各种课程，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我的课程里缺乏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先是被强行地与空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的灵魂是被忽视的，大学缺少基本的人文精神。它已经沦为一种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针对就业开展的训练。许知远的自述，强烈地震撼了我。因为他就读的那所大学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它曾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曾是中国百年“民主与良心”，曾是思想最活跃、最能畅所欲言的地方。他的自述是一个学子对“大学是什么”的一种质疑，一种追问。“大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蔡元培先生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