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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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可是在许知远的笔下，今天的大学校园，却缺少灵魂的导游者。这位学子也许是失望之极，又写了一篇《乏味的大学》：我走在世纪末的校园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师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地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着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大学本来应该成为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　　　　
　　　　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一位外校的大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许我真的就该纵情声色之中，就如拜伦勋爵多年前在剑桥的荒唐一样。　　　　
　　　　刚刚走出大学的许知远，回望身后，有许多感慨，有许多惆怅。在这种感慨和惆怅中，他追问和思考着：那个19岁时背着书包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见教室就钻，见课就听的年轻人，为什么会丧失上课的热情？那个希望在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的年轻人，对大学的幻想是怎样破灭的？他的追问和思考不仅仅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更多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追问和思考。　　　　
　　　　一份来自校园的调查也许能说明这种追问和思考的重要性。据这份调查指出，在大学校园里，已出现了一群“逃课族”，大学生逃课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经调查统计，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　　　　
　　　　大学生费尽心机逃课，到底都去了哪里？据调查者在部分高校调查的结果：47％的同学在图书馆自习，16％的同学在上网，11％的同学在忙着找工作，20％的同学在外兼职。而真正因为贪玩贪睡逃课的同学只占6％。　　　　
　　　　好不容易走进大学校园，本应该珍惜时光好好学习的大学生为什么要逃课？　　　　
　　　　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同学都抱怨老师上课的内容和形式太死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就像抄笔记的机器。　　　　
　　　　有的说：“老师上课内容太老套，很多课只要考前背背笔记就搞定了，所以，不如多花点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书。”有的说：“本以为到了大学，上课会有趣一些，结果很让人失望，还不如自学。”　　　　
　　　　在调查中还发现，教材陈旧也是大学生逃课的原因。大学课本大多是80年代的产物。如现行的《古代汉语》是1981年4月第2版、1998年4月第27次印刷；《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1984年3月第1版，1998年5月第17次印刷。而大学里选用的计算机教程更是跟不上计算机日新月异的发展。虽然有部分高校已开始引进国外最新原版教材，但能学习这种教材的大学生毕竟仍是少数。　　　　
　　　　在逃课的大学生中，还有一类人是“缺乏灵魂的导游者”。一位大学教授指出：“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应试教育仍占据主导地位，升学是学习的惟一动力。部分学生进大学后，没有了原来的支撑点，新的目标又没有确定。在这个空档里，他们学习松懈，没有寄托，不知何去何从。”　　　　
　　　　因为没有“灵魂的导游”，他们找不到方向，没有学习目标，没有学习激情，便成为了逃课一族。　　　　
　　　　每天都跟大学生打交道的杨东平，说他在与一些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走进大学后都有类似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在重点大学的学生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越是优秀的学生，这种失落感越强烈。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过去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以考试为中心、读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而我们长期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以及国外那种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不同见解、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型学习基本还没有确立。这种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标准件的人才培养方式，对那些具有创造潜质的优秀学生是一种伤害。在目前高校教学尚未大面积改善的情况下，他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为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更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和综合性。大学之大，原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一位研究生投书一家报社，标题是《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我一直都不太愿意提起我的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这不是谦虚，是有点儿心虚。我是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在实际工作中，我感觉不到自己这个硕士比人家本科生高明到哪里去，虽然学校给我们制订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内的高级人才。回想起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有很多遗憾。　　　　
　　　　在读研之前，我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满怀憧憬：即将就读的学校和学科在国内很有名气，拥有一流的专家学者队伍；研究生的学习非常自由，我可以大量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拓展知识结构；可以彻底摆脱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那种学习模式的折磨，跟讨厌的考试、分数说“拜拜”。　　　　
　　　　可是一周的课上下来，我感觉又回到本科时代。按规定，读研的三年里，我们要修满58个学分。可是在这期间，有一个学期要实习，最后一年要做论文找工作，也就是说，大部分学分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修完，这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几乎要全部用在上课上。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五十多个学分几乎都是必修课。对这样的培养计划，导师们也意见很大，认为课程太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做研究。可是意见归意见，想法归想法，培养计划不变。第一门课是公共课。我以为老师会布置一些书目，大家回来自己读书。一上课，发现还是老师讲、学生记的老套路。看着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同学在下面低着头匆匆记录，与读本科时并无两样，我感觉又回到了本科时代。对专业课我也深深失望。首先，专业课课程设置和本科大量重复，没有拉开差距，连课程的名称都差不多。本科学的是中国新闻史，现在叫新闻史研究；本科时叫新闻编辑学，现在叫新闻编辑学研究。虽然后面加了“研究”，但内容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细化了些。比如，新闻摄影研究，老师讲的还是照相机的结构、成像原理、感光片的种类这些基础知识。中国新闻史研究，老师居然从新闻的起源讲起。且不说我这种专业出身的，就是那些跨专业学习的同学经过入学考试，对这些内容也已经烂熟于胸。　　　　
　　　　不但如此，授课内容陈旧、老化，跟社会现实几乎没什么关系。人类已进入21世纪，闻传播业已进入一个巨变的时代，可是学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还在重复那些讲了几十年的东西。新闻评论学研究，关注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政论家和他们的作品，时代背景、作品风格、写作特点、主题思想不厌其烦。梁启超的评论确实写得漂亮，我们应该有了解，可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是什么风格，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呢？更何况，这些知识在新闻史的课堂上，在任何一本研究梁启超的著作里都有论述。这种重复学习又有多大必要呢？新闻评论和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为什么我们不去研究一下当代新闻评论新的发展趋势和其承担的功能呢？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8）

　　　　现在连中小学都提倡研究性学习，我们的大多数课却还是以老师讲授为主。有一门课主要是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报道作品，按说，这门课完全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记者进行研究，然后互相交流心得和成果，再一起研讨，既锻炼大家的科研能力，又有思维的碰撞和交流。可是，这门课的教授方式还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　　　　
　　　　这种课听起来不但乏味而且收获甚少。到了第二学期，逃课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各忙各的，“出国派”时间用在考托考G上，“实践派”整天忙着在外面兼职打工，既锻炼实践能力，又解决生活费用。少数立志搞学术研究的同学，精力也没放在课堂上，而是转移到了图书馆。我开始失望，我问自己，读研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仅是为了一纸文凭，浪费这三年的时光值不值得？　　　　
　　　　导师是什么，导师应该是引导我们走进学术研究之门的人，应该是经常能给学生以指导的人，应该是经常与学生进行学术讨论、学术切磋的人。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从导师那里得到切实的指导呢？且不说导师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如何，导师有没有时间和学生交流探讨都成问题。我的大学同学晓寒，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里，和导师的每一次交流都是逢年过节在饭桌上进行的。晓寒的导师带了一群研究生，自己又有行政职务，根本就无暇顾及每个学生。有时候在外面遇见学生，拍着学生的肩膀连声说“你好，你好”，却叫不上名字。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认真严谨的导师，还不时地抽查我的读书笔记，或是要我汇报生活和学习情况。不过，他老人家也经常感慨：“哎，事情太多了，没有多少时间管你，主要靠你自己学。想当年，我带你大师兄时，每两个星期就要谈一次话。”最近，打电话问候导师，导师抱怨说，他现在带的学生比我那时多了一倍，“到毕业的时候，连每个人的论文认真看一遍的时间都不够”。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招生人数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可是研究风气淡薄，研究生的思考能力普遍下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培养计划，每个学年我们都要写一篇学年论文，这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据我所知，我们班有一半同学的学年论文都不了了之。我恰好当时帮老师做了两个课题，最后就当做了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应该是检验学生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据之一。　　　　
　　　　可是现在，毕业生论文大都是粗制滥造之作，既无新的创见，又无学术价值。我一位师姐关于第四媒体的硕士论文被答辩委员评价甚高。你知道她用多长时间写的吗？一个星期。她一直忙着联系出国，哪有时间专注于论文，她是在网上找的资料，“再找一个巧妙的角度，把材料组织好”。　　　　
　　　　这位师姐说，“答辩委员都是我导师亲自请的，能为难我吗？”她还说，“他们都不太了解因特网。”　　　　
　　　　那时，我对师姐的话半信半疑。直到自己走过一遍后，才知道，硕士论文，真的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到了研三，大家忙着出国、忙着找工作，论文只能凑合。在校图书馆，我查阅了不少学长的论文，有的水平真不敢恭维，简直就是资料的堆砌，有些连错别字都没有改过来。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论文都能顺利通过。没有哪位导师会卡自己的学生。论文的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一般都由导师选定；答辩时，答辩委员们也会提一些问题、挑一些毛病，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同意授予某某同学硕士学位”。在外面等候的导师也就进来表示感谢，然后大家共赴学生准备好的宴席，皆大欢喜。　　　　
　　　　说实话，我们也想好好做一篇论文，毕竟是对自己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总结，可确实身不由己。我的论文着手比较早，开始也下了一些功夫。研三暑假一开学，我就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也做了一些调研。但一个半月之后，随着校园招聘会的开张，我就踏上了求职路，论文只好暂时放下。12月份，在导师的催促下，草草列了一个提纲，做了开题报告，但元旦前后正是招聘高峰，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付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试上，论文再次搁置。　　　　
　　　　春节之后，工作还没有着落，只好一边参加各种考试，一边写论文，直到四月中旬才把论文初稿交上去。这在我们班还算是比较早的，有位同学五月份才动笔，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　　　　
　　　　回想我的研究生生活，要说一点收获都没有也不客观，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认为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距离很远。我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不是什么高级专业人才。　　　　
　　　　读了这位研究生的信，人们不能不追问：大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给予学生的应该是什么？无庸置疑，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它应该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而决不应该是批发知识的场所。大学给予学生的应该是能激发人创造力的知识，而决不应该是陈旧知识的拷贝。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的环境与氛围，大学成了令许多年轻人失望的地方。他们怀着热望走进大学，潜心地寻找理想并时刻准备实现它，但是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多少有益的启示，于是，他们中有的人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有的人则随波逐流、玩世不恭。　　　　
　　　　有人尖锐地抨击目下大学生是“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而“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为怪。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硕士学位本身已不再是学术有造诣的标志，而仅仅意味着能过上一种收益可观的生活。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退化和悲哀。　　　　
　　　　今天，不难看到，在一群又一群应试高手和创新低能儿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同时，大学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坏。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又有几人能无愧地说“我是合格的毕业生”？也许，他们谁都不想这样混日子，谁都不想做一个腹中空空的人。但是为什么大学校园里会弥漫着这种浮躁、浅近、轻飘的学风？为什么偌大的校园难以放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那位学新闻的研究生羞于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理工科学生却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学教育。　　　　
　　　　他说：“我的大学是一所理工大学，尽管校方在介绍里称之为综合性大学，事实上是，我们除了应付考试，文、史、哲、经、法的书籍一概拒之门外。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的程度远超过我的想像，而且从校方到学生似乎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回想我四年的大学生活，实在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每一天都在愚蠢地打发时间：背烂了的英语单词一个也没记住，寒冷的夜里无休止地自习却依旧什么也不懂。身边的人更使我打不起精神来。几乎没有人读过《唐诗三百首》，也不曾读过诸子的任何一家，尽管他们都有很高的GPA；没有人看过《莎士比亚戏剧》，也没有人看完过《悲惨世界》，尽管他们的‘寄托’（GRE，TORFL）都考了很高分；没有人看过《资本论》的一页，也没有人读完只短短几十页的《共产党宣言》；没有人倾心于安娜的高贵和反叛，也没有人为玛格丽特黯然神伤。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它不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年轻的心根本无处探索闯荡，更谈不上具备独立的人格自由地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而整齐地按统一规格打造。年轻的头脑毫无例外地被圈禁直到麻木，丧失激情。我终会离开我的大学，而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同样的悲剧还在继续。”当明白不能学到多少真本事时，他们走出了校园　　　　
　　　　每个星期，易民都要去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两天班。他像那些上班族一样，一大早就起来，匆匆赶到车站去挤公共汽车。易民是某大学在读研究生，学的是会计专业，他上班的地方在亚运村附近。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他是从研二上学期开始的。易民的本科是在东北一所大学念的，学的也是会计专业。毕业那年，易民本打算找份工作，可是心里却有点虚，因为他觉得学了四年，虽然书也读了不少，考试成绩也都说得过去，但对这门专业似乎还是雾里看花，懵懵懂懂。　　　　
　　　　考研的决定是在大四上学期做出的。他说，我不想报考本校，在这所学校呆了四年，我已知道，即使在这里再呆三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那里的学术空气太沉闷，而且那些老师思想陈旧、知识老化。举个例子吧，有一位在专业领域颇有声望的老师，居然连上网查资料都不会，他给我们上课时，拿出的参考书还是80年代的版本。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9）

　　　　易民决定报考北京的一所学校。他认为，北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中心，是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思想一定更活跃，学术空气一定更浓厚，视野也一定更开阔。经过几个月的拼搏，易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京一所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活。　　　　
　　　　可是进校没多久，易民就失望了。研究生的课程与本科生的课程并没有大的差别，没有应该有的梯度；老师还是那样照本宣科地满堂灌，学生还是那样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让易民失望的还有带他的导师。他的导师是在这所学校一直读到博士、后来留校的新秀。按说，这样的导师应该有真学问，有真见识，应该思想活跃有创见。可是易民听他讲课，常常觉得一堂课下来所获甚少。导师上课时，要么是先吹嘘一通最近有哪家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他最近又会见了中国经济界或金融界某某名人，或与某某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要么就是一上来就讲一通经济界或金融界的轶闻趣事，博得满堂笑声。往往讲完这类“课”，一堂课就过去了一多半，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念教材。　　　　
　　　　这一届，导师共带了五名研究生。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节，导师将他们都喊到家里，师母做了一桌色香味美的饭菜，大家围桌而坐。席间，导师对他们说：“最近我接了一个活儿，是编写一本教材，你们一人编写一章，最后交给我，由我来统稿。”　　　　
　　　　“我们行吗？”一位师妹问导师。　　　　
　　　　“怎么不行？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编写了好几本书。资料可以去图书馆或网上找。”　　　　
　　　　易民和他的同学接受了任务后，就泡进了图书馆。他们将有关资料都检索出来，然后复印、剪贴、装订，一本所谓的新教材就编写好了。他们将“书稿”交给了导师。不久，那本书果然出版了，编写者的名字是导师和一位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易民和几个参加编书的同学每人拿到了300元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