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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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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底印薄！ �
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大家围成圈做游戏。班长点了人数后报告说：“老师，多出一个人。”老师指着马丽说：“你出去，自己一边玩去吧。”马丽只好低着头走出队伍，背后传来一阵讥笑声：“傻呆呆的，还想做游戏……”她含着泪水孤独地走到操场外，她用树枝在地上拼命地写着：“我不是傻子，不是傻子……”
学校要举行歌咏比赛。马丽想，这次是全班合唱，不会没有我。可是排练的那天，老师却让她提前放学回家。她愣住了：“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排练？”老师皱了皱眉头说：“这次合唱没有你。”她鼓了鼓勇气问：“为什么没有我，老师，我唱歌得过满分的！”老师不耐烦地说：“这是班上的安排。”站在一旁的班干部说：“你傻啦巴叽的，上台会给我们班丢分的。”
从此后，马丽将自己更深地封闭起来。她恨那些用看傻子眼光看她的老师，她恨那些将她当傻子耍弄的同学，她讨厌学校。为了报复同学，她将毛毛虫偷偷放进那些欺负她的女同学的笔盒。为了报复老师，她故意天天迟到，天天不做作业，因为她的“捣乱”，年级的流动红旗她们班从没得到过。她不听课，也听不进课，老师讲课时，被永远安排坐在最后一排的她便神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是一个无所不能、又聪明又漂亮的小公主。
小学六年，马丽转了三所学校，可是她对学习已失去了兴趣，对学校已失去了美好的感觉，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父亲和母亲一次次被老师或校长喊到学校。回来后，马丽总逃不了一顿痛打。父母又气又急，他们不明白，曾经那么聪明可爱那么温顺听话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也怀疑起了女儿的智力。
马丽的父母，一位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一位是大学老师，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是优秀的，希望女儿能让他们骄傲。马丽才咿哑学语，他们就对她开始了学前教育，教她认字教她算术，才四五岁就将她抱到琴凳上学钢琴。他们不但希望女儿优秀，有出息，他们还希望女儿将来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对她进行思想教育，教她唱革命歌曲。马丽不会唱儿歌，可是却会唱《国际歌》、《南泥湾》、《红梅赞》，长大后，她不会唱同龄人都会唱的流行歌曲，却会唱苏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父母煞费苦心地想为女儿筑起一道防护一切不良思想影响的安全屏障。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女儿和她的同龄人格格不入，她不熟悉他们的语言，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她被同龄人看作异类，看作什么都不懂的傻子。马丽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孤独的孩子。
马丽不但让父母失望，让他们伤心，更让他们的自尊受到伤害。一次家庭聚会，舅舅当着众人的面夸自己的儿子怎么聪明，并提示马丽的妈妈带女儿去检查一下智力。一向要强的妈妈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冲到正在另一个房间玩耍的女儿面前，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马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嚎啕大哭，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惹得妈妈勃然大怒。
在家里，马丽是让父母失望和伤心的不争气的孩子；在学校，是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和瞧不起的差生。马丽对学校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厌恶。她不愿上学。开始，她装肚子疼，可是“好”了后，她还得上学。见爷爷因肌肉萎缩，左手常控制不住地颤抖。她想，如果手抖得拿不住笔，妈妈就不会让我上学了。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3）
一天早上，妈妈喊马丽起床上学，发现她双手颤抖不止，吓坏了，赶紧送她去医院。医生给她扎针灸，一连扎了半个月。扎针实在太痛苦了，马丽只好去上学。要真正逃避上学，只有装疯，只有失去记忆。
1989年，她11岁那年的一天，马丽突然“疯”了，爸爸妈妈不认识了，钢琴不会弹了，自行车也不会骑了，连10以上的加减法都不会做了。她披头散发呆呆地坐在床上，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胡言乱语。妈妈从医院给她买来了镇定药，可是药服下去后，马丽的“病”仍不见好。
一天，妈妈流着泪喊着她的小名问：“燕燕，送你去住院好吗？”马丽天真地想：“住院就不用上学了，还能看电视，也不用每天装得疯疯癫癫的样子。”她点点头。
去住院的那天是星期一，马丽显得兴高采烈，她穿上了漂亮的太阳裙，在裙子口袋里装满了泡泡糖，还带上了她心爱的两个布娃娃。
到了医院，只见高高的围墙圈着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病人，有的神情木然目光呆滞，有的胡言乱语满院子乱跑。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拉着马丽的手带她走，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进来的那个小门就“嘭”地关上了，从外面传来一阵锁门声。爸爸妈妈不见了。马丽一阵恐惧，她猛地挣脱了护士的手，飞快地跑到那个小窄门边，一边拼命地拍打着门，一边哭喊着：“妈妈，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我是装的呀，我要回家，你快带我回家呀……”
两位护士过来将她拖进了病房。她哭着喊着：“我没有病，我没有疯，不信你们可以考我，我什么都记得，我真的没有病。”医生将她的哭闹看成是“情绪不稳定”，他们将马丽绑在椅子上进行电针灸治疗，痛得她险些晕了过去。终于盼来了星期三，下午是探视时间，马丽准备将真相告诉爸爸妈妈，她要回家，她在这里一天都呆不下去。
下午，她从门缝里看见了妈妈，她哭喊着：“妈妈，快带我回家吧，我没有疯，我是装的。”她看见妈妈在哭，她听见了妈妈的哭声。可是妈妈没有进来看她，因为医生告诉妈妈，马丽的情绪很不稳定，不能探视。
马丽知道，如果再哭再闹，她永远回不了家，永远不能向爸爸妈妈说明真相。她变得乖了听话了，还主动帮助护士打扫病房里的卫生。终于盼到了星期天，妈妈来了。马丽说：“妈妈，我真的没有病，你带我回家吧。”
妈妈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见她安安静静的，说：“出去试一试吧，不行再送来。”马丽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可怕的地方来了。
可是妈妈对马丽说自己是装疯仍半信半疑。马丽住院的这家精神病院办了一个专门收治青少年的精神疗养班，白天治病，晚上可以回家。妈妈要马丽去了这个班。马丽发现，那里有不少像她一样讨厌学习的孩子。
见她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妈妈决定自己给她补习落下了三个月的功课。马丽这次表现得很认真很努力。补习了半个月，学校就要期末考试了，马丽主动要求回校参加考试。她是想以此告诉爸爸妈妈，她不是傻子，不是疯子。
考试结果令老师和父母惊讶，一个学期几乎没上学，她语文居然考了八十多分，数学也考了七十多分。妈妈疑惑地想：女儿也许并不傻！她将马丽带去做智商测定，几家医院的测定结果几乎是一致的，马丽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她的智商指数在130以上。
虽然父母不再怀疑她的智力，但是马丽没有想到，因为逃避上学装疯，会成为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耻辱。进了中学后，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她不但是个傻子，还是个疯子，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她是疯子，进过精神病院。当大家抛弃了马丽，当她的心陷入无边的黑暗时，一位女教师亲切的笑容像一缕阳光使她的心得到了些许的温暖。这位女教师是马丽的数学老师，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歧视她嫌弃她，她从不另眼看待马丽，她对马丽和其他同学一样地温和可亲，马丽哪怕有了一点小进步，她也会由衷地赞赏。仅此一点，马丽的心就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那么久那么久以来，她从没被老师尊重过，从没看见过老师对她投来如此亲切的笑容，她从没被老师关心过，从没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和赞赏。因为有了这位老师，马丽似乎觉得学校生活不再那么痛苦和难熬，书本也不再那么可厌和可憎。她喜欢上数学课，她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她喜欢数学老师，为了能够更多地引起数学老师对她的关注，为了给数学老师留下更好的印象，马丽甚至向老师主动要求每天由她来开关教室的门。这是一个苦差事，每天早上，她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下午放学，她必须等同学们都走了才能锁上教室的门。可是她却主动揽下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苦差事，而且每天忠于职守。马丽将这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当作自己生活中惟一的阳光，她渴望老师更多地了解她，帮助她。可是她又缺乏主动走近老师的勇气。有好几次，放学后，她悄悄地骑着车跟随在老师的后面，目送着老师回家。可是不久，同学中议论纷纷，说马丽爱上了那位数学老师，说马丽是同性恋者。顿时，谣言像长了翅膀在校园里飞扬。也许因为马丽曾经有过“精神病史”，于是在许多人的眼里，她是一个不正常的女孩儿，所以，听到这个谣言的人几乎都深信不疑。就连那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也惶惑不安起来，她有意疏远了马丽。也许她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久被遗忘、久被歧视的女孩儿的心理，并不了解老师一个温暖的笑容、一句亲切的话语在一个被大家抛弃的女孩儿心里的分量。谣言也传到了马丽父母的耳里，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女儿当初是装疯，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认为女儿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忧心忡忡地带马丽去看心理医生。那位据说是京城名医的心理医生，竟也怀疑马丽真的是个同性恋者。马丽欲哭无泪。后来，母亲几次要带马丽去见那位心理医生，都被她哭着拒绝了。
马丽真正地绝望了，她的心又一次陷进深深的黑暗里。她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她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她就会晕厥在课堂上。马丽知道，自己已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不去死，就会真的发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她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道地划伤自己的手，她常常让猫咪将她的手抓得手无完肤。有谁知道啊，她也曾有过那么多的理想，可是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被否定。她也渴望成功，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看不到希望。
1995年1月13日深夜，马丽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没有死，被母亲送进了医院。可是第二天母亲发现，她又用刀片将缝起来的伤口划开了。
就在马丽下了必死的决心时，一位叫李圣珍的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一所中学请李老师讲“双差生的教育问题”。李老师说：“什么是双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老师给学生的应该永远是希望……”讲座令人耳目一新。前来听讲的人中有一位是马丽母亲的同事，她跟李老师谈起了马丽，她说：“李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她，不然她死定了。”
那已是1995年的8月。一天，马丽如约来到了李老师的家。她低着头坐在沙发上，苍白如纸的脸冷若冰霜。李老师看见了她露在衬衣外面的手，那手背和手腕上的伤痕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她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
马丽说：“你不要救我，你救不了我，9月1号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前我一定要死。”
李老师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说：“你想死，可是你心里却是矛盾的，因为还有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在吸引着你，不然，你不会来我这里。”
马丽的心猛地一震，她抬起了头，目光迎上了那束正注视着她的温柔亲切的目光。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如此透彻地直达她的心灵深处，还没有人了解和洞悉她那自卑和自尊交织在一起而无法摆脱的矛盾，还没有人认为在她心里还有那种叫作“希望”的东西。
那天，她们海阔天空地聊着，谈三毛，谈海明威，谈《老人与海》，谈生与死的意义……马丽觉得，坐在她身边的这位老师与她所见过的老师不同，和她一起交谈，她不紧张也不害怕，因为她和她是平等的，她尊重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和言不由衷。
马丽走后，李老师想了许多。要救马丽，就只能将她带在自己身边，可是家里已经住进了三个孩子，而且，马丽受到的伤害又是那么的重，她那被严重扭曲的心理能调适好吗？如果出了意外，她又如何去面对她的父母？可是，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却紧紧揪住了她的心，她如果抓住那双手，也许就能将她拖出死亡的阴影，如果她放弃了……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想了一夜。
第二天，她给马丽的母亲打去电话，说：“你将马丽送来吧，我已想好了，她下地狱，我跟着她一起下地狱，她要上天堂，我送她上天堂。”电话那边，绝望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
几天后，马丽来到了李老师的家。推开门，她发现屋里有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正有说有笑地包饺子，这些年轻人都是李老师的学生。见了她，大家很热情地拥上来打招呼，邀请她一起包饺子，渴望交流也渴望友谊的马丽在无拘无束的谈笑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快乐。
这天晚上，李老师让马丽跟她一起睡。当电灯关闭、黑暗降临时，她发现马丽马上用被子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头。没有人知道，连马丽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马丽惧怕黑夜，她几乎夜夜被噩梦纠缠，多年来她几乎一直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在漆黑的夜里，她被一群人紧紧追赶，她跑啊跑啊，突然，她惊恐万状地发现，前面已无路可逃，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每一次从噩梦中醒来，她都大汗淋淋无法入睡，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李老师轻轻握住马丽的手，在她耳边喃喃着：“好孩子，睡吧，别怕，好好睡吧，别怕……”在她的喃喃声中，马丽渐沉入了梦乡。这天晚上，那个纠缠马丽多年的噩梦一直没有出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发现，她的右手仍被李老师握在手中。从那以后的三年里，几乎每天晚上，李老师都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在她的耳边喃喃着直到她入睡。
在马丽来到李老师家后的第二天晚上，李老师笑眯眯地拿出当年的高考试卷说：“我们一起来做做这些卷子好吗，看你能拿多少分。”这像一个游戏，马丽做得很轻松。结果，竟得了三百多分。李老师高兴地说：“马丽，你真行！只要努力，你一定能上北大。”
马丽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打从进了学校从来就没有人说过“马丽，你真行”，老师和同学没说过，爸爸和妈妈也没有说过，更没有人认为她有希望考上大学，而且还是北大。
她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李老师，她看到的是一张挂满了笑容的脸，那笑容像一缕阳光射进了她关闭已久的心灵，激活了她的自信，让她看到了希望。
马丽成了李老师班上的一名学生。开学不久，班上竞选班干部，李老师问马丽想不想参加竞选。马丽犹豫地说：“想是想，可我行吗？我从没当过班干部。”
“去吧，试试看，也许你能行。”李老师鼓励她说。
马丽报名竞选宣传委员。竞选开始了，马丽很紧张，她看了看坐在教室后排的李老师，李老师微笑着朝她点点头，那目光分明在告诉她：“不要怕，你能行！”她的演讲获得了一片掌声。更出乎马丽意料的是，投票时，李老师站起来投了她一票。
学校要举行秋季运动会，李老师鼓励马丽参加4000米越野比赛。马丽害怕地说：“我从没参加过运动会，更没参加过长跑，我哪行啊。”
“不要紧，只有你坚持跑不要停下来，你绝对不是最后一名。”李老师说。
比赛时，马丽牢记着李老师的话：坚持跑，不要停下来。结果她竟拿到了一个好名次。
转眼就是期中考试，对考试的恐惧又开始紧紧地缠绕着马丽。考试的前一天，她发起了高烧。那天晚上，李老师在她床边守了一夜，也想了一夜，如果马丽不参加考试，她就不知道这段时间努力的结果，就得不到成功的喜悦，但是如果没考好，对她又是一次打击。最后，她决定，如果早晨起来烧退了就让马丽去参加考试。
早晨，她摸摸马丽的额头，烧退了。马丽说：“我不去，我害怕……”李老师将她搂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说：“好孩子，你能行，别怕。”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入学时成绩排在全班最后一名的马丽，总分排在了全班第14名。
一直被打击被毁灭的自信在一点一点地修补，在一点一点地建立。马丽不再觉得学习是件痛苦不堪的事，她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生活的快乐。一天深夜，李老师还在灯下批改着作业。楼下传来青蛙欢快的叫声，马丽睡不着，她走到李老师身边，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你听，小青蛙又叫了，生活真好，我再也不想死了。”李圣珍泪流满面地紧紧抱住了马丽。
1999年，马丽以高分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在学校，她是能唱能跳能说的活跃分子，还是校业余话剧团的台柱子。今天，人们看到的马丽是一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活力的马丽。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4）
曾经自虐的强强
我是在听说了马丽的故事后去拜访李老师的。马丽告诉我，她离开后，又有四个孩子被送到了李老师身边，一个叫大虎，一个叫岳岳，一个叫熹熹，一个叫田田。
那是三月初的一个清晨，我乘坐京通快巴去了通州。在一条名叫磁器胡同的小巷里，找到了李老师的家。两间不大的小屋里挤着四张单人床，那是孩子们睡的，李老师的床是一张破旧的黑沙发，人造革的沙发面裂开着一个个口子，晚上她蜷曲着身子睡在上面，白天便将铺盖卷起来。
我去的时候，李老师正在厨房里忙着给孩子们做早餐。那天是星期天，家在武汉的大虎和岳岳被家里人接回去了，只有从河北来的熹熹和从湖南来的甜甜在家里。
熹熹已经醒了，蹬开被子在床上翻起了跟头，见李老师进来，他调皮地眨着眼睛做了一个孙猴子偷吃仙桃的馋相。李老师的脸上立刻绽满了笑容：“好孩子，快起来，太阳晒到小屁股上了。”
李老师50岁开外，中等个子，皮肤白皙，她笑起来很好看，那笑容牵动着细细密密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那天，她上身穿一件大红的对襟羊毛衫，下身是一条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西裤，浑身上下有一种随和的淡然。
李老师说她当了二十多年班主任，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在她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中差生，只有各有个性，各具特长的“这一个孩子”和“那一个孩子”。
1994年，李老师16岁的儿子王远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不久，一位姓张的中年妇女找到了李老师，她哭着说：“李老师，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不指望他像您儿子一样有出息，我只希望他好好做人，不要成为社会的渣滓。”张女士经历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她与第一个丈夫生下儿子强强不久，丈夫就无情地抛弃了他们。带着儿子改嫁后，她又一次陷入了新的不幸中，丈夫暴戾成性，她和儿子几乎没有一天不挨打。家里摔得连碗都没了，吃饭只能用一次性饭盒。在这种恶劣的家庭环境中，强强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阴沉，他将自己遭遇的不幸归咎于母亲，当他不能抗拒继父的拳头时，他就将怨恨撒向母亲。而且，他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不好了，由年级的22名下降到146名。在班主任老师眼里，强强是一个变坏了的差生，他将强强从快班赶到了慢班。强强更加破罐子破摔，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上学了，一个学期竟有两个月没去学校上课，背着书包到处游荡。
就这样，14岁的强强成了第一个被送到李老师身边的孩子。父亲的背弃，继父的暴戾，使强强变得多疑和乖戾。与别人同行时，他一定要走在别人后面，说怕遭人暗算。一提起他人，他就会极戒备地问：“他是不是说我坏话了？”他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这世上哪有好人啊。活着多没劲！”但是一天晚上，李老师却发现这个显得很冷酷、一脸阴郁的孩子捂着被子在偷偷地哭泣。第二天吃午饭时，细心的她发现，强强吃得很慢，咽饭时，脸上的表情很痛苦，她亲切地问：“怎么啦，孩子？”强强抬起了头，他看见了一双充满了关爱的眼睛，便低声说：“嘴疼。”
李圣珍马上放下碗，将强强拉到一边让他张开嘴，她的心一阵抽搐，她发现强强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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