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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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铉期末考试成绩进了年级前100名，学籍由山东转到了这所重点中学。新学期开学，小铉成了该校高三年级学生。周建设也就成了高三学生家长。　　　　
　　　　儿子进了高三，周建设和妻子的神经绷得更紧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一年，不少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功亏一篑。可是周建设发现，他和儿子几乎无法沟通，七年的分离，父子之间已变得陌生，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在阻隔着他们，使他和儿子无法靠近。　　　　
　　　　儿子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布做的玩具老鼠，那是他从山东带来的。他对那只玩具老鼠喜欢得不行，晚上睡觉时也抱在怀里。周建设看不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还像个孩子，要抱玩具睡觉？他看了心里别扭。一天乘儿子不在家，他将那只玩具老鼠藏起来了。儿子晚上回来，见老鼠不见了，焦急地问：“小老鼠呢？我的小老鼠呢？”说着，便满屋找起来。　　　　
　　　　周建设皱着眉头说：“什么小老鼠小老鼠的，你都多大了，还玩那些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　　　　
　　　　没想到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横眉竖眼地冲到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我喜欢小老鼠怎么了？那是我的自由！”　　　　
　　　　周建设气得浑身哆嗦，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从小到大，他还从没打过儿子。挨了一巴掌的小铉没有哭，只是恨恨地盯着他说：“周建设，我告诉你，不是看你是我爸，我现在就把你撂倒在地上。”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这一巴掌将他和儿子的距离打得更远了。儿子为什么那么钟爱那只玩具老鼠，来北京时还带在身边？周建设对此产生了怀疑，难道他早恋了，难道那只玩具老鼠是对方送的定情物？联想到儿子来北京后经常上网，有时在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周建设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那天，打了儿子一巴掌后，他懊悔了很久，不管儿子有什么错，都不应该动手，毕竟，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他也知道，对于高三学生来说，这一年承受的压力比任何一年都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他不愿因为这件事弄糟了儿子的心情，更不愿儿子在对他的抱怨中度过这一年。周建设甚至想过当面向儿子道歉，但是犹豫了几次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但是他说他还是想找机会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周建设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妻子，妻子也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儿子长年不在身边，他们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了这个怀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有几次，儿子在敲打邮件时，他示意妻子借送牛奶之机去看看他在写什么，可是见她来了，儿子马上点击键盘，将“文件”藏起来，她只得尴尬地走开。　　　　
　　　　后来，周建设就多了个心眼儿，见他打开电脑，就远远地盯着他的手指，看他敲击键盘的位置，这样偷看了几次，大概能猜到他的密码。有一天，乘儿子上学去了，他试了几次，真的就打开了信箱。儿子的信箱已经被邮件塞得满满的，都是山东的同学发来的。但是周建设将整个邮箱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封情书，倒是从那些邮件里，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在北京过得并不快乐，他似乎很孤独很忧郁。在一封给同学的信里，他写着：“你们也许很羡慕我，因为我在北京也许很轻松地就能考上一所大学，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我知道父母为了将我的户口办到北京付出了很多，可是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我在这里惟一的朋友就是我的小老鼠，我的苦恼只有它能听得懂……”　　　　
　　　　这封信像一枚楔子进周建设心里。他觉得心很痛很痛，却又一下找不到痛的根源。七年的骨肉分离，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儿子的户口办到了北京，可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他真说不清。但是他却知道，有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再找回来了。　　　　
　　　　小铉的高三生活才刚刚开始，周建设说他已有心力交瘁的感觉。　　　　
　　　　当周建设为儿子忧心时，远在武汉的紫琼却在忍受着与女儿分离的痛苦。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见她的前夫，那个10年前抛弃了她和女儿的男人。她和前夫鲍勇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双双留在武汉。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鲍勇去了政府机关做公务员。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婷婷。1988年，鲍勇辞职去了海南，与几位朋友一起办起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听说当时生意做得很红火。后来海南开发热降温，他又去了北京，还是搞房地产开发。也就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婚姻发生了危机。1991年，鲍勇告诉她，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要离婚。那段时间，紫琼几乎痛不欲生，他和她曾经那么相爱，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而且他们还有女儿婷婷呀。可是鲍勇似乎铁了心，两人冷战了半年后，他将一纸离婚诉状递到了法院，理由是长期分居感情破裂。　　　　
　　　　听说鲍勇起诉到法院，紫琼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彻底地完了。既然婚姻已经无法挽回，冷静地分手也许才是最理智的。她平静地找到鲍勇说：“你撤诉吧，我同意离婚。”　　　　
　　　　他们办了协议离婚后，鲍勇给了她一张50万元的存单，并说愿意每个月给女儿1000元抚养费。紫琼没要他的存单，也没要女儿的生活费，她说，我能养活女儿。那年，婷婷只有六岁。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2）

　　　　10年来，她和女儿相依为命，没有再嫁。紫琼说她不是独身主义者，但是她要等女儿上了大学后再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促使她主动与鲍勇联系的是报纸上的一条消息。消息说，北京市将放宽户口政策，子女户口可随母亲也可随父亲。这让她产生了将女儿的户口转到北京的想法，如果将婷婷改判给鲍勇，也许婷婷的户口就转到北京。紫琼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婷婷的学习成绩一直让她忧心。如果在武汉参加高考，婷婷充其量只能上个大专，这不是紫琼的愿望。离婚后，开始一两年鲍勇也常常给婷婷打打电话，但是婷婷的态度很冷淡，后来电话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婷婷每年过生日，他仍有电话来，有时还会托人给婷婷送来一份礼物。紫琼决定在电话里跟鲍勇好好谈谈。没想到电话打过去，鲍勇很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将女儿改判给他，同意将女儿的户口办到他身边。鲍勇结婚后，没再要孩子，他对女儿一直怀有愧疚，他希望有机会对她进行补偿，现在紫琼愿意将女儿送到他身边，他正求之不得。　　　　
　　　　北京市政府虽然出台了放宽户口的政策，但是办理起来难度仍不小，仍有不少条条框框的限制。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鲍勇到底还是在女儿上高二的那个暑假将这件事给办成了，女儿的户口进了他的户口簿。　　　　
　　　　当紫琼将办户口和转学的事告诉婷婷时，婷婷沉默了好久后说：“我有一个条件，我去北京后，不住他家，我要到学校住宿。”　　　　
　　　　紫琼将婷婷的意思委婉地告诉了鲍勇。鲍勇答应了，并很快就在离家不远的朝阳区为婷婷联系好了学校。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学校有住宿条件。　　　　
　　　　八月底，紫琼送女儿到北京上学。鲍勇到火车站来接她们。这是他们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有点尴尬。在匆匆的一瞥中，俩人都发现了岁月在对方脸上留下的印痕。见到女儿，鲍勇百感交集，当年他离开时，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还扎着两根羊角辫，现在却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那眼睛、鼻子都跟他这当父亲的像极了。那一刻，鲍勇强烈地感到，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都无法改变他们之间的骨肉亲情。出车站，鲍勇说已在学校附近的宾馆为她们订好了房间。　　　　
　　　　鲍勇开车将她们送到宾馆，安顿好后，鲍勇说一起去吃饭。饭桌上，鲍勇当着婷婷的面对紫琼说：“这些年，我没有对婷婷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往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照顾她，你就放心。”鲍勇说当年紫琼不肯要婷婷的抚养费，但他仍每个月给婷婷存了1000元钱，他说往后婷婷的生活和教育费用都不用紫琼操心。　　　　
　　　　紫琼并不想将女儿就此推给鲍勇，当年她有勇气独自担起抚育女儿的责任，今天她仍有这样的勇气。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她不会找鲍勇，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和他坐在一起。她正准备向他表明她的意思，婷婷抢在她前面说话了：“这些年都是妈妈带我，你也该为我尽点责任，往后需要钱了我会找你要，但你放心，我不会随便挥霍你的钱。”婷婷的这番话，让鲍勇感到一阵冷冷的凉意，他知道要走近女儿，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新学期开学，婷婷成了一名高三学生。紫琼在北京陪女儿住了几天后准备回去上班，临走时，她跟婷婷做了一次长谈。她希望解开女儿的心结，从感情上接纳她的父亲，只有这样，她在北京才会过得快乐，才能心情愉快地学习。她对婷婷说：“送你到北京来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你一定要争气。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事是大人之间的事，他是你的爸爸，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不要去怨恨他……”婷婷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我会想你……”　　　　
　　　　紫琼说：“妈妈也会想你的，但是咱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这一年，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　　　　
　　　　紫琼回武汉了，可是她的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在北京的女儿。　　　　
　　　　鲍勇几乎每天都到学校来看婷婷。周末，他提出想带婷婷回家，婷婷说：“学校挺好的，我不去。”她不愿看见那个将爸爸从妈妈身边抢走的女人。鲍勇不好再勉强，只好每个周末带她在外面吃顿饭，并尽量点些好吃的。　　　　
　　　　开学没多久，学校开了一次高三学生家长会，鲍勇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家长会，与紫琼离婚前，女儿才上二年级，那时他在海南，每次开家长会都是紫琼去。　　　　
　　　　高三学生家长会有点像战前动员会，校长分析明年的高考形势，提出该校的奋斗目标，根据目标给家长提出若干点希望。开完家长会后，鲍勇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他第一次体会到紫琼的艰辛，一个单身母亲独自抚育和培养孩子的艰辛，也第一次知道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所要担负的沉甸甸的担子。紫琼将女儿交给他，如果女儿没能考上大学，他无法向紫琼交代，只有女儿考上了大学，他才能减轻一点内心的愧疚。　　　　
　　　　婷婷对他仍很冷淡，虽然也喊“爸爸”，但仍有意无意流露出对他的怨恨。她几乎每天都与紫琼通电话，却从未主动跟他打过电话。他很想走近女儿，可是女儿似乎在拒绝他的走近；他曾试图与女儿沟通，但女儿似乎并不愿跟他多说话。开完家长会，鲍勇知道，在高三这一年，他要面对的将是双重压力———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的压力和与婷婷沟通的压力。近年来，像小铉和婷婷这样为高考而移民的学生越来越多。在高考独木桥上拥挤、拼杀的考生和家长，近年来忽然意识到：成败并不全部来自个人奋斗，只要变换户籍所在地，考生的命运也许就会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由于高考地区分数差异引发的为高考而移民的现象在近年出现了高潮。　　　　
　　　　2002年8月7日，千龙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大移民”的现象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高考大移民，给各地学生家长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其社会影响也正日趋显现出来。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高三家长送孩子去海南读高三，路经北京时，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他孩子就读的学校，今年有五十多名学生把户口迁到了海南，目的是准备在海南参加高考。　　　　
　　　　这些孩子原来就读的学校，是一所重点高中，教学质量也不错。大批学生放弃教学质量较好、守家在地的高中，千里迢迢从祖国的北部跑到最南端，到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海南求学的理由很简单：海南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远远低于内地。在内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海南能进录取线；在内地进不了重点大学的，到海南就能上重点大学。　　　　
　　　　据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省外就读生在海南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1998年有100多人，1999年有200多人，2001年达到500多人，2002年则有1000多人。但从了解到的情况看，真实数据远远大于这个统计结果。不仅在海南，国内很多地区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就在这五十多名学生迁往海南的同时，那所内蒙古高中今年同样接收了数十名来自山东的学生。理由同样简单：内蒙古的高考分数线低于山东。　　　　
　　　　同样，在浙江、江苏、湖南……这些高考分数线较高的地区，考生外流已经不是秘密。　　　　
　　　　像北京、上海等分数线相对较低的大城市，由于户籍管理严格，想“移民”进去比较难，一些人便在北京周边一些小城镇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就能获得北京市户口。许多外地人在北京周边地区投资买房，就是为了孩子高考能享受北京考生的低分数线。　　　　
　　　　2002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其中，海南的录取率预计高达76％。从录取分数线看，以文科重点为例，2002年北京462分，上海497分，新疆490分。而山东是568分，河南562分，浙江560分。　　　　
　　　　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　　　　
　　　　由于存在这种“地区差”，武汉市的一家报纸登出招生广告：某校在汉招收的学生可获得某自治区学籍参加高考。京西某楼盘称，与北京某中学签订合作协议，不论是本市还是外省，购楼后，其子女都优惠录取进入这所学校，保证其考上大学，某大学会以定向生录取，毕业后户口留京。其“优势”之处显然就在于其较好地运用了“地区差”。在浙江，2002年高考刚结束，一张“到北京读高复，可以转北京户口，享受北京考生待遇”的招生广告，便在杭州诸多有考生的家长中快速流传。一所名为“北京清华志清中学”的学校称，进这所学校的高考复读生由京郊延庆县中鲁科技园负责办理北京户口。不少家长闻讯后纷纷前往打听消息。　　　　
　　　　《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一文的作者分析说：“户籍改革为‘高考移民’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深入，一些城市对户籍的限制正逐步取消，这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在高考地区分数线的差异上，户口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既然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为了孩子的前途，许多家长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孩子创造条件。这也是出现高中学生大迁移的最重要原因。户籍、学籍、高考、录取分数线这个怪圈，首先在户籍制度这个最关键的一环被打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相应跟上，类似高考大移民的事情就不可能消除。”　　　　
　　　　高考“大移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在得到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陪读母亲见到乔珍，是她从火车站送儿子回来。儿子考上了成都一所大学，欢天喜地地上学去了。　　　　
　　　　三年没见到乔珍，她老多了，变化也大极了，才43岁，两鬓就有了白发，额上、脸上也牵上了细细密密的皱纹。这三年，她是陪着儿子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度过的。三年的陪读生活似乎绞干了她生命的活力，在我们相处的五六个小时里，我竟没见她笑过。过去，她可是一个爱说爱笑爱闹的女人。　　　　
　　　　她说，儿子走了，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这些年来，我的希望我的注意力，我全部的喜怒哀乐都在儿子身上。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儿子带走了。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自己已经千疮百孔的婚姻。她接下来的讲述听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按说我应该感到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可是为了这个结果，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大，不仅仅是孩子，还有我，也许还有他，也就是孩子他爸。因为他说了，如果你不离开，如果你不是一走就是三年，我就不会去碰别的女人。我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的出轨行为找理由，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大活男人。　　　　
　　　　中考，儿子考得出乎意料地差，分数只够上普通高中，而且只能去三类学校，这种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几乎为零。湖北省历年都是全国高考的高分地区，孩子只有进了重点中学，考大学才有希望。在我们周围，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到武汉市以外的市县重点中学借读，仅我儿子那所学校，在外地借读的学生就有几十个，有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外出借读，直到高考时才回来。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作“土插队”。那些日子，我俩为孩子的事愁得吃饭不香睡觉不宁。开始，我们并没有想送孩子去“土插队”，我们想在武汉给儿子找一个重点中学借读，可是没有熟人，加上孩子分数太低，没学校愿意接收。　　　　
　　　　商量来商量去，我们最后决定将孩子送到某县一中借读，那是一所在省内小有名气的重点中学，每年的高考升学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有人告诉我，只要将孩子送进那所学校，哪怕跟着那里的教学进度拖三年，回到武汉也能考上一所大学。　　　　
　　　　我们听了怦然心动，与其让儿子在一所三类学校耗三年，不如赌一把，将他送到外地重点中学借读，即使大学考不上，考个大专总应该没问题。　　　　
　　　　恰好，我有一位远房堂哥就在那个县的工商银行工作，我打电话给堂哥，堂哥满口答应帮忙与学校联系。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3）

　　　　借读的事堂哥很快就帮我们联系好了，借读费是每学年6000元。我们本想将儿子拜托给堂哥关照，可是堂哥在电话里说，不是我怕麻烦，而是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儿子学不好，考不上大学，我没办法向你交代，你最好自己能来陪他。他还告诉我，每年都有武汉的学生到那里借读，由于身边没人管教，有的孩子不但没考上大学还学坏了。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堂哥的建议。儿子从未离开过家，而且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青春躁动期，万一受到不良东西引诱学坏了，那可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果去陪读，也只能我去，他爸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程师，当时厂里从德国进口了一条生产线，他是技术主管，不可能离开。而且这一去就是三年，总不能让一个大男人这么早就退休回家陪儿子。那时，我在厂质检科做质检员，单位的经济效益虽然在下滑，却还能发出工资，如果去陪读，我就得办内退，每个月只能拿三四百块钱。那年我才40岁，这个年龄就办退休，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说实在的，当时心里还真不好受，可是没别的办法，我和丈夫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那就牺牲我吧。　　　　
　　　　其实，丈夫心里也不希望我走。平时在家里一直是他主外我主内，家务事我从没让他插过手，如果我走了，他得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他得一个人独守空房。但是，既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将儿子送去借读，就是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做出牺牲，只得忍受。　　　　
　　　　我去厂里办了内退手续。开学前，我带着儿子去了距离武汉市近两百公里的某县。我在县城租了一间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的小屋，开始了我的陪读生活。我是在武汉市长大的，当年高中毕业时，因哥哥和姐姐都下乡插队去了，父母身边没其他子女，我被照顾免于上山下乡。所以，刚到那座偏僻的小县城时，我很不习惯。小屋没有电视，没有电话，而且在那里，除了堂哥一家，我连一个可说说话的朋友都没有。可是为了儿子，我不得不努力适应那里的生活，我将全部身心都放在儿子身上。　　　　
　　　　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儿子的成绩在班上排倒数第五名。他回来后不敢告诉我，我是从班主任老师那里知道的。为了使他的学习成绩尽快赶上去，我决定给他请一位家庭教师。在那里，要请到好老师，就得出高价钱，但是为了儿子，为了实现上大学的目标，我咬咬牙，给儿子请了最好的老师。从周一到周日，学校每天都上课，辅导课只能定在周六的晚上，因为学校只有周六晚上不上晚自习。每天早上，儿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去学校，上完晚自习回到家，一般总在十点半钟以后。为了保证他吃好，午饭和晚饭都是我做好了送到学校。到了高一下学期，儿子终于厌倦了这种没日没夜、没有丝毫喘息时间的学习。一天早上，他躺在床上死活不起来，说头痛。摸摸他的额头并不发烧，我知道他是想逃避上学。我硬着心肠将他从床上拉起来，连说带哄地将他送到了学校。可是有一天，有人看见他中午在游戏机室玩游戏。我又急又气。晚上他回家后，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