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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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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你今天就学学中国队吧，放下包袱，打一个漂亮仗。”她笑了笑点点头没说什么。看她的身影消失在考场楼梯口的拐角处，我心里在暗暗为她鼓劲，为她加油。
考场前的气氛与昨天相比似乎有点不同，家长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原来大家议论的是昨天的数学考试，都说题目出的怪，孩子考得不理想。
听了大家的议论，我心里也踏实点儿了，直后悔昨天晚上没跟家里有考生的朋友打打电话，不然，女儿的情绪会好一些，不至于有那么重的挫折感。
11点半，女儿走出考场，远远地看见我就微笑着向我招手，我在心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猜想考得不会太坏。我连忙将搜集到的信息告诉她，我说，放心吧，大家感觉都不好，下午全力以赴去考好英语吧。她已不再像昨天那样心情沮丧，饭桌上也有说有笑了。下午的英语似乎考得很顺利，走出考场时，她显得很轻松。这场有快乐也有痛苦、有激动也有悲伤的高考终于结束了。当拿到成绩通知单时，我对女儿说，你应该感谢世界杯，它不但给你带来了快乐，还在你跌倒的时候拯救了你。我相信，那两天大喜大悲的经历，将会成为女儿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7）
给自己画个太阳
一位高三家长说。高考其实就是一个魔方，你不知自己将会转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这结果是好是坏你都得兜着。据媒体报道，2002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27万人，录取计划为275万人。按照这个计划，2002年，全国将有252万考生成为落榜生。
2002年，北京市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约有7万名，全国普通高校在京招生约49300人，虽然升学率仍保持在70％左右，但仍有2万多名考生落榜。
但实际上，除了这些被高考竞争淘汰下来的落榜生外，还有另外一类“落榜生”：他们已经艰难地挤过了“独木桥”，他们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却因为录取的学校或专业不理想而自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样的“落榜生”到底有多少？没有谁能说得清。
刘江没想到儿子会成为落榜生，因为按他平时的学习成绩，是应该进重点大学的。真是世事难料啊，难怪有人说，高考就是一场赌博，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运气。
这个结果对于刘江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儿子身上，刘江倾注了无数心血，儿子的每一步都寄托着他的希望。不说上小学时，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骑车接送，不说无数个晚上送儿子上培优班在外面苦苦守候，仅高三这一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儿子复习，他离开了薪水丰厚的公司，去了一家不用坐班、薪水却少得多的单位。高考结束的那天，儿子考完英语出来一脸轻松，说英语最少能拿120分以上。今年的数学考试大家都喊难，可儿子考完后出来很兴奋，说有一道题涉及计算机编程，他做出来了，他认为能做出这道题的人绝对凤毛麟角。他说他之所以能做出来，是因为考前两天，他和“家教”专门讨论过类似的题目。儿子说的“家教”指的是刘江给他在清华大学请的一位博士，该博士当年参加高考是省里的理科状元。刘江是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这位博士的，于是便想请博士给儿子作一些辅导，博士很痛快地答应了。几次辅导下来，儿子和博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儿子越是感觉轻松，刘江就越是心里没底，越是忧心忡忡。儿子的毛病他了如指掌：马虎粗心，而且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考试，最后的结果总是与他良好的感觉差距甚远；感觉不好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反而给人一个惊喜。那天考完后走出考场，儿子笑哈哈地说：“老爸，你就等着大学通知书吧。”说完，和一帮同学打篮球去了。考完后的那几天，儿子天天出去和同学一起疯玩，后来又提出要跟同学一起去大连旅游。刘江满口答应。高中三年，儿子一直捆在高考这辆战车上，就没离开过北京，现在考完了，包袱卸下来了，也应该出去放松放松了。
看儿子轻松地背着旅行袋渐渐消失的背影，刘江想，也许这次儿子真的考得不错，要不然不会有这么轻松的心态。虽然儿子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分数没下来，刘江的心就一直悬着不敢放下来。儿子第一批重点院校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第二批普通本科院校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商大学。第三批专科学校的志愿儿子没填，儿子很自信地说：“我怎么样也不会掉到二批本科线下面呀，如果真的掉了，第三批录了我，我也不会去。”
刘江也觉得第三批志愿没必要填，现在连本科生找工作都很困难，许多人拼命要考研究生，谁还会去读专科。虽然读了专科也有再升本科的机会，但是专升本也是有比例的，不是你想升就能升。再说了，各大学的专科现在一般都成了职业学院，学费不少收，有的比本科收得还高，但能不能学到东西就难说了。所以，儿子填报的志愿，最底线是普通本科院校，如果此线失守，他就没有学上了。但是刘江对儿子的实力是相信的，只要在考场上不出意外，这个底线他应该是能守住的。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学校就拿到了各科的标准答案，通知学生去学校估分，儿子估完分回来很高兴，说应该在560分以上。如果真有这个分数，进北京理工大学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在志愿后面已填了“服从调剂”，即使第一志愿专业不被录取，也会被调剂到别的专业。虽然儿子估了分，刘江心里仍不踏实。在忐忑不安中，终于等到了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
7月23日早上8点，北京市高考查分热线开通。这时，儿子已经从大连回来了。7点50分，父子俩就开始守在电话机旁。墙上的时钟刚敲过8点，刘江就拨通了自动查询电话，他按提示输入儿子的准考证号，对方报出了儿子的名字和各门科目的考分，刘江像遭雷击一样惊呆了：语文92分，数学70分，理综190分，英语66分，总成绩只有418分。这怎么可能呢？高中三年，哪怕考得再差，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差的成绩。他哆嗦着手又拨通了人工查询台，对方报出的成绩跟刚才一模一样。从父亲骤然变色的脸上，儿子似乎明白凶多吉少，他夺过话机自己拨通了电话，听了对方报出的分数，他脸色一下变得苍白，喃喃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把我的成绩弄错了……”见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刘江说：“会不会是成绩张冠李戴了？或者卷子上的分数统计错了？比如说只有主观题的分，没有加上客观题的分。”高考阅卷虽然认真仔细，有道道把关措施，但这样的错误也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刘江这样安慰着自己，也这样安慰着儿子。
刘江决定给儿子的班主任打个电话，提出自己对这个成绩的疑问，儿子即使自我感觉良好，估分有水分，也不至于与估出的分数相差这么多。班主任听了成绩也觉得有问题，因为她了解她的学生，怎么样也不会考出这个成绩。她告诉刘江，市教育考试院已经有通知，考生对自己的成绩如有疑问，可以申请查分，考生要带上准考证和每科10元的查分费到学校登记，最后交由区招生办公室统一查分。
刘江和儿子觉得每个科目都应该查一查，虽然语文和理科综合的分数与估分差距不大，但再查一下也许能找回几分。儿子带上准考证去学校登了记。查分结果要7月29号才能出来。
这是一段分分秒秒都备受煎熬的日子。儿子整天郁郁寡欢，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人明显消瘦下来。刘江的心虽然每天像在油锅里煎熬，可还得强打起精神，说些安慰儿子的话。他说，即使查分结果还是这样，即使这次没考上，也不要灰心丧气，振作起精神明年再考。刘江得作最坏的打算，他得先下点毛毛雨，要不，如果查分结果仍是这个成绩，他担心儿子承受不了。儿子一直很自信，没有一点失败的思想准备，要自尊心很强的他接受这样的失败不但是痛苦的，而且也是艰难的。
7月29日，刘江和儿子一起去学校拿查分结果。结果不但令人绝望，而且让人欲哭无泪，英语答题卡上几乎有三分之二的题号是空白，也就是说没有答案。可是儿子说英语客观题他每题都做了，不可能是空白。那么惟一的原因只会是，他用2B铅笔涂题号颜色涂得太浅，计算机没有阅读出来。数学卷上有两道大题没有分数，其中包括那道儿子走出考场时很得意的涉及计算机编程的大题。可儿子说这两道大题他明明都做了，而且后来估分对了，标准答案也没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两道大题没有得分呢？儿子突然想起来，他在做这两道题时，卷子的空白处已经写满了，于是他就将这两道题的答案写到了卷子的边沿。那么导致这两道题没有得分的原因一定是答案超过了装订线，阅卷老师找不到他的答案。
刘江没想到儿子犯的竟是这样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一下就把他送到了落榜生的队伍。
因为此前，市高招办已公布了今年北京地区全国统考各批次录取控制线，理科第一批为469分、第二批为424分。儿子只考了418分，今年，他与大学无缘。
儿子为自己的错误痛悔不已，如果是考卷上的题目不会做，如果是做题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他心里都要好受一些，可这算什么？输得窝窝囊囊，输得不明不白。可是痛悔又有什么用，高考就是一场没有改错机会的较量，一个小小的失误也许就彻底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走向，也许就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刘江开始出去打听高考复读班的消息。开始，他本想让儿子回校复读，一是学校环境熟悉，老师也熟悉，虽然儿子心里会有点别扭，但总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可是去了学校一打听才知道，由于教育部明文规定，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所以，儿子就读的那所高中明确表示不接收复读生。
近年来，“非北大清华不上”的高分落榜生越来越多，使得复读生人数逐年增加。2000年北京市复读生不到2000人，2001年则多达5000余人，而2002年复读生已超过了10000人。由于复读生越来越多，北京市有十多所重点高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和教学资源优势相继举办高考复读班，这些复读班吸引了大部分复读生。但是2002年秋季，这些复读班将与“母体”即重点高中分离，单独成立培训中心或培训部。刘江担心的是，这些独立出来的培训中心或培训部能否保证教学质量。
8月上旬，顶着毒辣的太阳，刘江对这十几家培训机构挨个儿进行了一番考察。最后，他锁定了一所实力雄厚、师资力量较强的培训中心。
复读的学校是定下来了，可是要使儿子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进入学习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自从查分结果出来后，儿子几乎每天都在懊悔和痛苦中度过，有时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有时呆坐着沉默不语。刘江知道，要让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必须搬掉他心上的石头。因为，心上的石头也将是脚下的石头，只有搬去它们，才能轻装上阵。
那天，刘江从报纸上读到了一个小幽默：一位奥运会的游泳冠军在一次重大比赛中失利了，当人们纷纷为他惋惜，担心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时，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让大家忍俊不禁的话：“决赛前有人在看台上冲我大喊大叫，称我为‘飞机’先生。然而很不幸，今天晚上飞机失事啦。”
幽默化的自嘲可以淡化沮丧，让人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刘江将这段小幽默用毛笔一字一句抄下来，贴在儿子书桌上方的墙上，然后，他又画了个初升的太阳：在万道霞光的簇拥下，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
在画的上方，刘江工工整整地写着：明天，新的太阳仍会升起。
令千百万考生和家长备受煎熬，令他们的亲朋好友牵肠挂肚的2002年高考终于结束了。
可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高考，每年几乎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换了一茬又一茬。对于每一年的高三新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新的高考，永远被寄托着满怀希望，无论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都要坚定地朝着那个希望走去。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1）
一位独生子女的父亲，在儿子长到20岁的时候，非要逼迫儿子签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条款不过76个字，概括它的精神就是“四不管”。这“四不管”规定了协议一旦生效，父母从此可以在四个方面不管儿子；儿子也可以不管父母。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家庭生活和父子亲情组合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内涵，用现在的法律来解释就是：“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位独生子女的父亲全然不顾几千年的古老传统，执意要在自己家里来一场革命，“革”儿子的命，也“革”自己的命。
六年前郝麦收用一纸协议将儿子郝丁推出了家门。六年后郝丁对我说他父亲简直就是一只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里的“老狐狸”。也许，有人会觉得下面的故事只不过是发生在郝家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只是郝家教育孩子的特殊方法，但是，人们或许只看到了星火，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星火”的微光闪烁正预示着一场家庭革命，它或早或晚一定会在中国发生———一纸协议
1996年9月18，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因为“国耻”而不能忘记的日子，但是已经习惯了和平，正紧赶慢赶着“奔小康”的大部分中国父老乡亲并不是人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半个世纪前日本炮轰沈阳北大营继而侵略中国的惨剧，而在天津，一户三口之家，父亲郝麦收、母亲孙子芳、儿子郝丁正在面对一件就要发生在他们家里的“新鲜事”。这件事是由在天津社科院工作，研究社会学、人口学、老年问题的郝麦收教授一手炮制的，他要在这一天和儿子郝丁签订一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这份“父子协议”连郝麦收自己也明白，虽说它只是一张纸，但一旦抛出，对于郝家不啻为一颗立刻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郝麦收《父子协议》的内容条款：第一部分，（儿子）郝丁要承担的责任：1。自力承担受高等教育的经费；2。自力谋业，自己创业；3。自力结婚成家；4。自己培育子女。
第二部分，（父母）郝麦收、孙子芳要承担的责任：1。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2。日常生活和患病生活的自我料理；3。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4。回归事宜的自我办理。
整个协议条款不过76个字，概括它的精神就是“四不管”。这“四不管”规定协议一旦生效，郝家从此父母可以在上述四个方面不管孩子；孩子也可以不管父母。而在这双向“四不管”的合同中，郝麦收首先要针对甚至“为难”的不是“老的”，而是“小的”———郝丁。
正常人实在很难想像郝麦收为什么要在自己家里鼓捣出这么一件立刻要引起“战争”的事情。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家庭生活和父子亲情组合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内涵，用现在的法律来解释就是：“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郝麦收全然不顾几千年的古老传统，执意要在自己家里来一场革命，“革”儿子的命，也“革”自己的命。
我问过郝麦收，您这么做知不知道自己是在干着一件“史无前例”的绝事儿，这么做是不是多少有点“反传统”？郝麦收说“知道”，他就是要反传统，彻底反，因为有些传统不反不行，不反就没法教育今天的孩子，准确地说是独生子女，而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能让儿子郝丁早点自立。郝丁怎么了？为什么说不和父亲签这么一份《父子协议》就不能自立？这份协议规定了那么苛刻而残酷的内容，郝丁能接受吗？签了这样的协议无异于被父亲一脚踢出大门，这个字他签没签、怎么会签？我心里一大堆问号。
我急于要见到郝丁。“炸弹”引爆这就是郝丁。属龙，1976年生人。
从照片上看他皮光肉嫩、清秀挺拔的，但走到跟前我才发现其实他个子并不高，很瘦，两个窄窄的肩膀尤其委委屈屈地向身体两侧滑去，让人看了分外生怜。
2002年岁末，一个满天飘雪粒子的晚上，我去天津采访，让他跟我说说六年前他父亲和他签订《父子协议》时的情景。这位26岁的小伙子，带着已经整整六年的沧桑一边笑，一边摇头。显然那六年“炼狱”般的日子他过得并不容易，而且提起六年前的“9·18”，郝丁告诉我那个日子对于他不仅仅是“国难”，也是他“受难”的开始。那天晚上他真的是被这件事给震翻了———
1996年9月，郝丁刚刚职高毕业，满心欢喜地等着父亲通过关系给他在天津开发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18号晚上，他像往常一样轻飘飘地爬上楼推开了家门，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手里端着热腾腾的饭菜招呼他赶快洗手，吃饭，事实上孙子芳还没有回来。屋里只有父亲郝麦收，坐在沙发上，已经等了他好一会儿。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签‘协议’的事情吗？”郝麦收面对儿子，这句话在心里已经反复念叨了好几遍。
“协议？什么协议？”郝丁支吾着。过了几秒钟，他突然想起来：对，父亲是和他讲过好多遍，要和他签一份什么《亲子双向自立协议》。但是，这事，不过说说而已，这么快，老爸您，还真的当真了？
“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郝丁心里在紧张地斗争着，事实上还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那张白纸黑字要命的东西已经被他接过来，拿在了自己手里。
当时郝丁的感觉就是一股火“腾”地一下子从身上蹿起，从哪蹿的？心里？还是脚丫子？他不知道。20岁的小男子汉，脸上正是挂不住屈辱的年龄，“签就签！”他迅速拿起父亲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笔，乱云飞渡地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砰”地一下把门摔得山响。这一声“山响”把突如其来的不解、委屈甚至从来没有过的对父亲的恨都从心里摔了出去。“炸弹”就这样引爆。
再晚一点孙子芳下班回来，她感到屋里和往常不一样，太静了。丈夫郝麦收坐在沙发上一个人沉着脸，儿子郝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反正房门紧闭。接着丈夫告诉她：那个协议他和儿子已经签了，“你也过来签上字吧”。
采访中我发现孙子芳还有机会挽回僵局，就问：“后来您也在协议上签字了吗？您为什么签？您要是不签，这事不就没法成立，没法继续？”
孙子芳说：“我知道我们家郝麦收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旦他打算要干的事10头牛也拦不住。另外，他说签了这么个协议，郝丁就能早点自立，这事是早就跟我吹过枕边风。但道理上我想得通，只是事到临头，特别是看到郝丁签了协议以后反应这么大，一个人关在屋里，连我敲门都不开，我才知道事情麻烦了。”
随后发生的“故事”可想而知———“炸弹”引爆，儿子爆怒，老婆哭闹，父子冷战，好好一个家庭从此不得安生！抱大的一代“小皇帝”
要说郝丁，他自己也不反对，他是属于被抱大了的一代“小皇帝”。作为独生子女，他在家里享受着所有被娇惯的独生子女都能享受得到的一切。
1976年郝麦收还在沈阳部队工作，32岁做父亲，又是龙年得“龙子”，接到电报，高兴得他连件衣服都没顾得上换就急忙往火车站跑。到了车站，火车晚点（像是专门等着他），只是车门被挤得一团疙瘩，后来的人根本挤不上去，他又生怕火车开跑，情急中硬是求人帮忙把他从窗户塞进了车厢。正因为中年得子，郝麦收夫妇对郝丁宠爱有加，捧之怕摔，含之怕化。只是郝丁蔫儿淘，小时候大人觉得可爱，大了一点就开始让人担心，慢慢地，独生子女身上的一切毛病也都一一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不爱惜东西：苹果咬一口就扔，鸡蛋夹馍一口没咬也敢扔。动手能力差：六岁了还会把鞋穿反，六年级了还不会自己系红领巾。
没有自制力：什么东西都拆，家里的玩具、收音机，甚至爸爸挂在墙上的枪。
不负责任：上小学时逃学一个月，家里、学校都不见人，他却早、晚按点出去，按点回家，一个人整天在公园、马路上闲逛。不知深浅，胡作非为：抽烟、打闹，叫同学到家里来折腾，学李白斗酒诗百篇，用馒头蘸老白干，喝得一屋子孩子烂醉如泥。
对于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独生子女，郝麦收说也说了，打也打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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