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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造就中国的微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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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以及对企业领导人的影响性。要看到任何产品都不能确保企业的成
功，期望某种一劳永逸的“拳头产品”可能会使企业在看似红火的时候失去
发展，甚至失去明天的生存机会。比如微软如果现在还只生产DOS 系统，那
么我们也许只可能从历史上查到比尔·盖茨的名字了。但众所周知，从小个
体户到今天的软件帝国、全球首富，微软从来都不是技术最领先的企业，然
而却从来都是市场最领先的企业，盖茨的高明就在于他知道DOS3·0、6·0
之后不是DOS7·0 或者是8·0，而是他一度失败了的WINDOWS；WINDOWS3·1
之后是WIN… DOWS95，而不是WINDOWS3·3。驱使他这样做的念头是从来没有
认为微软是生产DOS、WINDOWS，乃至生产操作系统的公司，比尔·盖茨认为
微软是使“信息唾手可得”的企业。
微软的这种做法就像北大方正的王选说：一个企业，不考虑适合当前市
场需求的开发，好比一个人不呼吸；不作未来市场需求的研究，好比一个人
不吃饭。不呼吸，几分钟就会死去；不吃饭，两三个星期后也会丧命。这一
比喻说明了研究开发中长期和远期的关系。多年来方正在出版系统的主流产
品中不断升级换代，每个重大更新的产品从构思到批量进入市场一般需两年
以上的时间，至于进入新领域的新产品，从开始研制到产品成熟并占领一部
分市场一般需四年以上。北大方正一直锲而不舍地不断创新、不断追踪技术
的前沿、不断接受用户的需求刺激，并设法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性能要求，
从而求得市场竞争优势。我们的原则是：先呼吸，再吃饭。不抢占市场就没
有条件筹划未来。
在《中关村风云》一书中，我曾经对这种模式做出过论述。在书中我指
出：信息企业应该对动荡的发展过程有所准备。它们常常在开始时犯错误，
这就需要处理好“呼吸与吃饭”的关系，企业应该避免拥有昂贵的资源，而
是应该拥有有利的市场。比如联想，如果目标设定在一个简单的“联想汉卡”，
那钱已经赚得够了，该打住了，然而志在必得的雄心与对中国计算机产业深
刻的洞察改变了联想，也注定要改变整个计算机产业未来的发展走向。
当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这种“游牧部落”模式时就会发现：现代企业
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有一套高效的信息采集、分析、传递、交流系统。
这样的信息系统确保了企业核心资源——客户、技术、人才、经验的充分应
用，确保了组织职能机构间的有效协作，确保了组织领导对市场变化的敏锐
视野。
作为游牧部落的发源地，中关村就是在这种有效协作中，以及众多企业
组织对市场变化的敏锐掌握中才成长起来的。如果你是站在“中国硅谷”的
腹地——黄庄的DNA 螺旋结构傍，向“中国硅谷”的南大门俯瞰的话，就会
有一种站在黄河渡口的感觉。
DNA 塑像曾经是中关村“高科技”的象征；曾几何时也是村徽。不料，
令人恼怒的是到现在这种希望已经不存在了。只要你从“中国硅谷”的南大
门往北行驶时，一连串的软件厂商与硬件厂商就会使你迷途。用友财务软件
屹立在南大门的第一道防线，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安易财务软件
形成第二道防线，使人望而慨叹。联想、金蜘蛛、金蝶、宏碁、万能、赛乐
氏、微软等不同形式的企业组织的相继出现，均向人们展示了欲想腾飞的路
子。科海、中国大恒、希望、连邦、科利华、网景、柏安、方正、四通、新
天地等众多企业在中关村腹地的成长，均向人们展示了一条在竞争中生存、
发展的新路子，体现了它们常常能够建立起老式企业所没有的能力，体现了
它们通常能以较少的资本，成为较早的获利者的能力。90 年代中期，众多信
息企业向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迁移，显示了这种“游牧部落”以最简捷的方
式在向前发展，它已经超出了没有区域限制的界限，他们正在开创一个自己
将于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的生态系统。
1997 年，我在写《中关村风云》一书时，映得电子总经理陈宜海在回顾
中关村的发展过程时认为民办企业起了带头作用。华夏硅谷公司的成立，意
味着中关村“游牧部落”临时宿营地的开始。80 年代中期“两通两海”的出
现，是中关村游牧部落在自然条件下得以成长的体现。90 年代国外企业进驻
中关村，则是游牧部落形成开放与协作发展的成熟时期。
实际上，中关村能够在自然条件之中发展，还离不开不断变化的社会环
境。1978 年，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人员就到美国进行参观访
问。他们看了波士顿，看了波士顿128 号公路和技术扩散区，他们感到我国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必须把知识分子引入商品化生产的
发展中去，引入到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去。1980 年，陈春先又再次到美国进行
参观访问，在回国途中，他又沿途参观了美国的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区，汲取
了他们办厂的先进经验。
1980 年10 月，陈春先组织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电子所、力学所及清
华大学等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中国科技开发
园地，引发了一件30 年以来所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开始了探索中国高科技的
发展之路。10 月23 日，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针
对美国硅谷和128 号公路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做了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
产业》的发言。陈春先针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形式，并以美国的一些电子
高科技企业作对比，阐述了中国要发展电子硅谷的主要特征，要在中国大地
上发展类似美国硅谷128 号公路的“技术扩散”，以此能为中国高科技的发
展寻找一种新的路子。
陈春先在发言中指出：“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
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
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已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主义赚钱
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和一些当事人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追求超过了赢利
动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
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 多年，这里的人才
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
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美国是根本不同的，我
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
成果展览会。”这是陈春先在18 年前的发言，这是中关村从荒芜的郊区变成
今天高楼林立的起点。
正是陈春先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环境应该产生
新的变化，才使我们看到开放观念与竞争观念的重要性。因为开放意味着协
作，意味着我们必须善于通过协作，利用开放体系下的各种市场资源。
在初期的游牧部落群体中，要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想像力与价值观是非常
困难的。陈春先首创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经过两年的发展，也进入了
危险的边缘地带。1983 年，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在《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
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中写道：“近两年来，这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
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 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与海淀区四个集
体所有制的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
区构建了海淀区新技术实验厂和三个技术服务机构。”这份内参接着指出：
“但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
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这份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先后作了批示。胡启立同志批示：
“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
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
献。”方毅同志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这
些批示出来之后，对北京市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的触动很大，他们放宽
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 年，在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和海淀区区长史定
潮的支持下，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成立，随后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等
八名科技人员和海淀区联合社，成立了京海计算机房技术公司。到1983 年
底，在中关村成立的公司就有11 家。1984 年，清华大学的刘植桢、倪振伟
等人成立了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等人与四
季青乡联合创办四通公司。到年底，从事新技术开发的各种公司、中心便发
展到40 多家，这一批科技企业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搭成了科技企业的骨
架。1985 年便达到90 家。1986 年年底，“电子一条街”上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科技企业就有148 家，它们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
形地带，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电子一条街”的发
展中，民办科技企业起了带头作用，后来科学院所属的公司，很快就跟了上
来，高等院校也不甘落后，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局面。此时，许多的企业家已
经知道什么是硅谷梦了。有的甚至还指出：“所谓硅谷梦，就是认定只要独
自奋战或加入前景远大的新公司，就必须取得成功。尽管步履疾速如飞、压
力巨大，但能坚持下来的人必将得到报酬，比如加薪、升职、增加优先认股
权。如果公司产品十分热门的话，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并不是什么不着边
际的事儿”。
映得电子总经理陈宜海在为我们介绍这些时特别指出：新的生态系统出
现时，就会出现快速的变化。有许多类似的生态系统，每一生态系统都拥有
自己的种群和区系。在自己的种群和区系里面，由于竞争的不同，就会有多
种机制出现，并以好的与坏的方式改变着生存环境。陈宜海说：“听过、看
过，亲身经历过不少成功经验的人也许会说，成功者大多经历了失败，才最
终取得成功。但令人瞩目的是成功的光环，失败在这里只是成功的一个注释，
似乎无需细究。这种说法，在熟悉中关村发展的人们眼里，效果似乎会更强
烈。”
陈宜海的这段论述，使我想起它与《硅谷热》一书中的一段话具有异曲
同工之妙：“硅谷运作伦理的受害者与成功者之比，很可能是十分之一。生
活在硅谷中的人无不感受到这种牺牲，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这种事也发生在自
己身上，他们不愿意回忆失败，不愿意承认自己曾无力面对压力、得不到升
职、被裁员、目睹自己的公司破产”。
事实如此，作为中关村的第一见证人陈春先曾认为，在他们那一代中国
人中鲜有既是科学家又懂得经营的，而不像在美国有强烈的商业气氛，经营
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成功实际上在真正的
销售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关键的成功因素不是销售，而且也不是产品或技术
本身，而是对企业整体战略方案的思维过程。
陈春先反思当年的发展时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
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有一个阶段摊子又铺得很大，搞了华夏硅谷集
团，全国都有分公司，这两年相继都关张了。我们也做了好几个产品，但都
不太成功，有的是在产品本身的选择上有问题，有的是在营销推广上有问题。
比如888 排版系统，在1983 年，用它印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世界广告大
会全部的文稿，888 大出风头。如果888 能销售得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
来做它的后续开发，也就不会落后方正那么多。由于营销不太好，导致我对
总体的决策也有偏差。好些时候我们都是在前沿探索，但总是失败。我们也
做了贸易，但是做得不成功。做贸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挣钱。。当时我们雄
心勃勃，把所赚的钱都用于购买昂贵的设备上，但后来因遇上了特殊事件，
项目滞缓下来延误了商机。从那以后，公司的发展一波三折。”
商机转瞬即逝，并不给你时间去仔细地分析研究，等你想通了，悟出来
了该怎么做，再决定的时候已经晚了。“客观地说，企业家成功的是少数，
一百个企业家里面有十个很成功，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是很好的创业环境
了。”
那么，中关村提供的创业环境是不是这样呢？1985 年3 月，由于受到当
时科技环境的影响，中纪委、市纪委、区政府组织联合检查组进驻“两通、
两海”，对这些公司进行全面检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1986 年至1987 年间，中央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为科技企业的
发展创造了大气候。1987 年《计算机信息产业报》评出10 大信息产业机构，
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协会的成立，促使民营企业长足发展，使那些立志为高科
技献身的民营企业家拓宽了生存空间。90 年代中国高科技的蓬勃发展，才使
游牧部落群真正地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丛林”。作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
先对此有许多的感叹：“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中关
村走向繁荣，我感到很高兴。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
的，那我应该很欣慰才对。”
陈春先还认为中关村的成功和国家在科学院、北大、清华等多年的投资
分不开。“这就好像古代的生灵变成了地下的煤炭和石油，当你今天挖到煤
炭和石油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古代生灵以前蕴藏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上
的投入蕴藏了起来，如果没有新的科技体制，没有硅谷这种技术扩散的理念，
没有创业这种精神文化的力量，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中关村。
在外人看来，中关村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
管理跟不上等，给计算机市场的正常运行制造了种种障碍。软件的盗版、硬
件的水货等使中关村蒙上了“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阴影。陈春
先认为，“这个事实我们要承认，但对此，不能仅有指责，而要有投入。国
家现在对高科技不是没有投入，不是没有制定政策，每个生态系统都会有破
坏性竞争，生存需要自我适应能力。”因为外表可能是骗人的，只有深入其
中，你才能看到中关村发展还具有另外一个因素，它是植根于一个快速发展
创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新产业里，它的成功太依赖于信息交流了。
陈春先的这种论述，就像生态学家哈定首先辨认出来，称之为“共同的
悲剧”和系统模式一样，不要以为共同的悲剧结构只发生在生态的灾难上，
它也时常发生在企业的扩张上。在信息企业身上，人们把这种扩张归结为：
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固然是令人欣慰的，但这种现象也可能意味着麻烦的开
始。
二、因与果与环境相扣
詹姆士·摩尔在一部具有启发性的著作中，阐述了传统竞争观点过于简
单化，同仅仅限于行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不同的，因为与生态系统联结在一
起的企业经常是跨过多个行业的。所以有许多类似的生态系统，每一生态系
统都拥有自己的种群和社区系。尤其是新的生态系统时时出现，并做着快速
的变化。在中国的软件企业群体中，甚至是信息企业群体中，这种生态系统
也时时出现。
80 年代末期，中关村已经从一个游牧部落演变成了中国电子的聚集区。
作为中国高科技的发源地，著名企业及科技天才的起源地，中关村已经具有
了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它的发展，经常使人们联想起美国硅谷诱人的高楼和
绵延不尽的电子工厂。商人们发疯似地付价还价，电脑呆子在工作站没命地
工作情景会一一浮现在眼前。苹果、惠普、英特尔等公司成功的例子会使人
们感到兴奋，会使人们看到一举成名、富甲天下的美好前景。当时作为中国
硅谷的发源地中关村也具备了自己的社区系。其中在这片土地上最令人关注
的就是至今与科利华、网景、柏安等公司紧密相联的颐宾楼，在这座楼里，
留下了许多创业者的足迹。
现在，你看到颐宾楼，它与你的想象却不尽相同。如果你第一次驱车前
往，你很容易错过，即使你身在“中国的硅谷”腹地，你还会问：颐宾楼还
有多远？这实在不足为怪。对那些不熟悉中关村的人来说，颐宾楼差不多是
隐形的。它与“中国硅谷”这四个字相差甚远。“中国硅谷”是一块理想之
地。在这里，创造新的科技奇迹、一夜之间成为豪富已经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般的高科技天堂。联想、北大方正、用友、科利华、和光、同创等企业不断
努力开发出的技术和生产出的产品，已经让你感受到了只要你看看这里的生
活，就会知道远非如此。
海淀区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位负责人曾经对我说，中关村的众多公司在创
业之初为了取得较好的经济利润，就到颐宾楼去送传单，去联系客户。“两
通两海”有过这样的奇迹，北大方正、联想、用友也做过同样的事。当然，
在这些群体之中，令人感慨万千的却是用友的创始人王文京与苏启强。创业
之初，王文京与苏启强为了能使用友从一个Baby 成长为“中国的微软”，他
们就白天骑着自行车去拉客户，晚上回来编程序。尤其是在拉客户的过程中，
有时到了颐宾楼，见门是锁着的，他们就把宣传单从门缝里送进去，然后回
去等着，直到客户回来看到了宣传单之后再与他们联系，用友的这一做法为
用友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厂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颐宾楼的一位副
经理说：“在当初，只要带你走进一间平平常常的房间，尽管你看到住在这
里的人衣着随便，但他们却是来这里购买电子产品的，有的人却正在研究着
很有可能将要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技术。”
颐宾楼为什么会成为众多商家的青睐之地呢？据颐宾楼的经理说，“在
80 年代末期，从外地来的客户，他们大都落脚在颐宾楼，这里包含着两种原
因，一是中关村在80 年代末期已经具备了电子一条街的特征，客户留宿颐宾
楼有利于联系厂商；二是颐宾楼在无形之中已经形成了中关村各电子厂商的
联络点。在它的外表下面也可以称得上是外地客商进入中关村的‘心之所愿
的理想之地’。”
的确，颐宾楼平静的外表之下，它却以一种新的状态在催生着中国信息
产业的成长。所有人争取那种无以言尽的财富和名誉的抱负正在为之添柴加
火。瑞星公司董事长王新在启动中国的杀病毒软件市场之前，曾经与颐宾楼
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1989 年10 月，王新进科海农业部推销科海汉卡。不领工资，推销一块
挣100 元。王新选了中关村最好的五个位置代销，但过了一个月，也没卖出
几套。
王新一看这样不行，就盯上了颐宾楼80％以上来中关村购电脑的旅客。
“我每天早早吃完晚饭，抽好几根烟，思想斗争好半天，看着表，到了7 点，
我就蹬着自行车到颐宾楼。拎着一个包，躲开服务员的眼睛，一家一家敲门
推销。”王新得到的最多答复是“出去！出去！”。
为增强目标性，王新把推销时间推迟到了10 点以后。“服务员下班了，
只剩下看门大爷，我递上烟，拉上关系，然后，翻看旅客登记录。”
第一笔生意下来，“我想大哭一场，太不容易了，我不知道自己心里到
底是高兴，还是悲伤，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王新推销汉卡的时候，有人问他有没有微机？有没有打印机？什么价
格？王新开始说没有，只推销汉卡，后来王新说有，客户问什么价钱？王新
不知道什么价钱，就反问客户需要什么价钱，客户问两万八行吗？王新说得
回去商量。记下配置和价格，第二天，王新开始到中关村的满大街去商量了。
“我就是这么学做销售的”。王新的这段经历正如美国硅谷问题专家迈克·梅
隆说：“局外人把硅谷看作一个成功故事，而实际上它是一座坟场。失败是
其最大的特长，每一个失败的产品或企业都是一种教训，储存在人们的记忆
之中。我们不仅不指责失败，有时甚至尊崇失败，我倒真的希望看到在企业
家的简历中有一个失败的记录。”但我们更愿意看到在经历挫折与失败的过
程中汲取教训。
1990 年5 月2 日，王新用科海轻印刷世界的名义在中关村颐宾楼租下两
间房办起了公司。颐宾楼房租一年一交，王新找到经理好好地恳谈了一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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