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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等于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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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工作，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考上大学，才能有出息。所以，当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对于报考什么样的学校、什么的专业，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的工作，真是一片盲目。在填报专业的时候，老师往往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老师的建议和帮助下，我报考的3个本科专业总算选定了，剩下的专科专业就没人管了。因为在老师看来，我考上本科是应该的。记得当时的班主任吕振华老师对我说：“要有信心，如果你考不上本科，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能考上大学呢？”纯属偶然，从一大本报考名录中，我随手选择了“上海港湾专科学校”。
自从知道高考分数没有上本科线后，复读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中，看着平时学习排名远在自己后面的同学相继接到本科录取通知书，这种想法就愈发强烈。当时在我们那样一个小山村，考上大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种想法理所当然受到了反对。“想考还考不上，考上了怎能不去啊”、“复读后，明年考不上怎么办？”，成为我当时听到最多的话。在父母、众多亲戚和乡亲的劝说下，1989年11月底，我背起行囊，第一次出远门了，第一次乘坐火车，9。5元的车费、24个小时的颠簸，将我由山东莱阳的一个小山村带到了上海。
昔日的浦东，远没有今日的繁华，深秋的落叶在浦东大道上飞舞，让我备感凄凉。到了学校后，当年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港口机械专业、上大学的强烈心愿、彻夜的失眠……一直困扰着我。
那些日子，同学们都在忙于办理报到手续，到处是欢声笑语，而我却非常落寞，没有丝毫笑颜。班主任李红峰老师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尽快办理入学手续。“在上海港湾专科学校上学不能算是受高等教育”，成为当时我最固执的判断。退学，少年意气的我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没有办理任何入学手续，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劝说，再到达上海的第三天晚上，高年级的三个山东老乡把我送到了上海西站，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我登上了回乡的列车。
坐在车上，我一言不发，大脑一片混乱，任由窗外风景从眼前飞驰而过。不记得在哪个车站，上来了烟台港务局的四个人，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他们纷纷劝我。记得一位中年阿姨（烟台港务局的一位干部）对我说：“孩子，你这样回去父母会伤心的，考上大学不容易啊，你们学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我们单位工作，我给你留下地址、电话，你毕业后，欢迎你到我们单位来工作；你回去复读，明年考不上怎么办啊？”她的话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乱极了。当火车到达江苏镇江站的时候，在他们一再劝说和鼓动下，我匆忙下了火车。
没有出镇江火车站，我随即登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火车，过度的疲劳让我在火车上很快睡了过去。等到达上海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辗转来到学校的时候，同宿舍的同学都已经入睡了。
第二天，李红峰老师带我办理了报到手续，领到了教材，并于下午参加了开学典礼。这一切都在迷迷糊糊中进行着，心情依然郁闷。那天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了家里的电报，电报上说：“如退学，速回。”那一夜，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辗转反侧，彻夜失眠……我再次决定——退学。那天晚上，我在蜡烛光下，写出退学报告。
第二天，新生开始正式上课了，我找到了李红峰老师，递交了退学报告。他吃惊地看了看我，只问了一句“真决定了吗？”，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当时，上海港湾专科学校的毛校长并没有“为难”我，在“坚决的态度”面前，他遗憾地摇了摇头，并在我的“退学申请报告”上签下“请学校各部门协助办理退学手续”的批示。当李红峰老师送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说：“回去好好学习，祝你明年考上名牌大学！”
“退学事件”在我们乡里引起了一时的轰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1989年12月下旬，我回到了莱阳市第十三中学复读。
至今回到家乡，仍由许多乡亲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件往事。
漂泊的行者（2）
崔传桢
山大 小荷始露
人生要面对无数次选择，而我面临的选择似乎异乎寻常得多。1990年，我以559分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是当年信息管理系最高分。而这并非我愿，我希望进入的是经济管理系。“转系”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念头。
系党总支书记郭立梅老师是一位严肃而不乏热情的中年女性，被全系学生昵称为 “大婶”。郭老师对我关照有加，多次找我谈话，谈大学、谈专业、谈未来。辅导员高山是个兄长式的老师，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许多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大学教育不但是专业教育，更是一种素质教育；大学是全方位锻造一个人的大熔炉……”老师的多次谈话，逐渐打消了我转系的念头。可能因为我的高分，可能因为我要求转系，也可能因为中学时做过多年学生干部，系党总支给我戴了顶高帽，我当上了信息管理系90级的班长，而这班长一当就是四年。
我们班是一个温暖而快乐的集体，全班28名同学亲如兄弟姐妹。这期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我们班被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体育达标先进班集体。大学真的像一个大熔炉，我在这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茁壮地成长着。大学四年，我的功课绝大多数都是优秀，年年获得一等奖学金。非常走运的是，学生“官”似乎也越做越大，后来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山东大学第25届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先后被评为山东大学“十佳团员”、山东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山东省优秀学生干部、山东省青少年学雷锋先进个人、山东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
山东大学以她醇厚的文化底蕴养育了我，严谨、求实的校风，自由、创新的空气，博学的师长，亲爱的同学，让我从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乡下孩子逐渐成熟、自信起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面临毕业，面临抉择，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四那一年，我报考了研究生。那时候的大学是悠然而诗意的，毕业分配也并不像现在这般紧张而充满竞争和压力，考研的学生并不多，很多同学都急于想参加工作。我报考研究生的目的非常单纯，觉着在学校的时间充裕，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复习，工作以后恐怕很难有时间来考研，此外觉着考研多一条出路。
复试通知和工作先后而至，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工作是份好工作——青岛海关，二者于我有着同样的诱惑。选择工作意味着稳定而安逸的生活，选择读研则是前途未卜，当时被我们戏称为“缓期三年执行”。这确实是一个难以选择的抉择，如果工作，不知道将来是否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到北大来深造；如果上研，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同学们笑称我现在的状况很好，孰不知这是多难的抉择。何去何从？我犹豫了。
曹明华先生曾说过：“无论怎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无限可能中的一种，一旦你选择了，你便丧失了其他的可能，因此人们延迟着选择的时间。”我确实希望能够无限延长作出选择的时间，最后的时刻终究要来临。我征求过许多老师的意见，记得高山老师曾经说：“放弃到北大攻读研究生的机会是很可惜的，要相信硕士毕业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是安逸还是漂泊？安逸意味着舒适，但可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漂泊的前程可能充满艰险与困苦，但它又让我的心中充溢着希望、活力和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是无法阻挡的，放弃，也许会让我永远失去到北大上学的机会。我仿佛一名登山爱好者，内心充满对了那遥远雪山的渴望。放弃暂时的舒适，背起行囊，继续上路！当日后考研大军挤过独木桥的时候，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年的抉择。
在决定上研之后，我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申请保留一年学籍，先到社会中锻炼。按照当时北京大学的惯例，保留学籍的申请很容易获得通过。这个决定表面上很好看，申请保留学籍是为了到社会上锻炼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以便更好地渡过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发展学业。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家庭条件。也许多人都会认为，胶东农村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但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清贫。我们家兄弟较多，三个哥哥结婚花去了很多钱，家里也欠了一些债务。上大学期间，我曾从学校贷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是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毕业时我的贷款被符合学校的豁免条件，因而上学时候的贷款，我并没有归还。对于家庭的实际情况，我是非常了解的。每当看到父母日夜劳作的身影，日渐霜白的双鬓，鼻子就一阵阵酸楚。工作一年，挣点钱，读研期间，不要再花父母一分钱，成为当时我心头一个固执的念头。
济南 触摸市场
毕业前夕，我找到了一份当时非常“时髦”的工作，到山东泰龙期货公司工作。那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起步发展的时期，股市、期货对于许多人而言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情。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与经济几乎没什么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恶补，我开始每天与绿豆、红小豆、钢材的行情相伴，与红马甲频频接触，每天都在经受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行情的大起大落，去分析把握那稍纵即逝的机会。每天都会看到 “新富翁”和“新穷光蛋” 的诞生，经历市场的洗礼，严酷地磨练自己。
1994年下半年，我被派到山东泰龙临沂期货公司主持研发部工作，为使客户准确把握行情进行研发工作。那个时间，我每天盯着大盘，收集宏观信息、微观信息，进行分析预测。一次次准确预测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而失误的预测也是存在的。每当出现不准确预测后，总是让我思考很久，寻找可能的原因。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第一次对我国经济有了真实地认识，第一次对经济信息的价值有了实际的认识，这在潜意识里对我日后读研和择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期货公司的工作短暂而紧张，很快我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山东泰龙广告公司工作，担任媒体部经理。在广告公司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当时一件很前卫的事情，承办全国足球甲A联赛济南泰山队（现为鲁能泰山队）主场比赛的所有市场推广工作。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足球职业化联赛，1995年，泰山队主场比赛的市场推广工作首次推向市场，由广告公司承办，我们因此非常幸运地做了一件在山东足球史开天辟地的事情。1995年的球市远没有现在的火爆和成熟，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东西依然根深蒂固，许多机关部门还难以接受花钱看球赛的现实。当时一场比赛要上交足球俱乐部11万，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但在当时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天跑广告、卖球票、指定球队专用商品、协调媒体关系，同事们忙的不亦乐乎。也正在那个时候，对足球并不太感兴趣的我，认识了许多足球明星，如宿茂臻、李霄鹏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媒体有了第一次正面的接触。
每一张球票的销售、每一次广告的谈成、每一个足球队专用产品的确定、每一篇宣传稿件的刊发、球队的每一场胜利，都让我们兴高采烈，击掌庆贺。记得当时有个同事叫胡森，有一辆大摩托车，我每天坐在他的车后座上，跑来跑去，谈判、处理协调各种事情。那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年轻意味着向前跑。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自己感觉收获颇丰。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自己对许多事物、现象有了重新的认识，有了一点社会经验，自己感觉变成熟了许多。
1995年8年，我从公司辞职，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来到了北京大学。
漂泊的行者（3）
崔传桢
北大 沉入象牙塔
北京大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座圣殿，以前我对她的感觉是高山仰止，当我成为其中的一员的时，立刻感受到了她的“兼容并包”。未名湖、博雅塔的美丽，季羡林、厉以宁、费孝通等大师的博学，图书馆丰富的馆藏，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的太多了。
我的导师是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博士生导师余锦凤教授，80年代末她曾开发出“三击键”的“嵌套汉字输入法”，并获国家专利。“嵌套汉字输入法”输入速度明显快于市场上流行的“四击键”的一些字形输入法。那个时代，科研人员大多不善于开发市场，余锦凤教授也不例外，她的“嵌套汉字输入法”没有与大公司合作，也没有与操作系统捆绑，“嵌套汉字输入法”错过了最佳的推广时期，应用的范围非常有限。余锦凤教授是一名严谨、和蔼、执著的学者，她的作风对我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在余锦凤教授和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部主任、计算机系孙辨华教授的指导下，从1997年5月开始，我参与了国家九五重点攻关课题“新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工作，并负责期刊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在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部开发程序成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自己的计算机水平有了很大长进。
北大一直有着“兼容并包”的传统，我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有着非常自由的选课制度，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跨系选课。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于有一年的工作经验，我选修了许多经济学、计算机方面的课程。讲座之多，可以说是北大的一大特色，北大每周都有几个讲座，而每个讲座都是一次“精神的盛宴”。那个时候，我每天忙于上课、听讲座、开发程序，没事的时候，就泡在那座著名的图书馆。在这期间，自己先后撰写了7篇论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中日数据库发展比较研究》获得北京大学1997年“五四”科技论文三等奖。
本科学生干部的经历让我在读研期间并没有放弃参与学生工作，当我站在北大讲台上，发表研究生常务代表委员会副主席就职演讲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成长。
求职 一波三折
时光荏苒，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一晃而过。基于自己的年龄和当时的就业形势，工作成了我第一选择。
从1997年下半年，同学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工作，大家开始忙于参加招聘会、面试、笔试。由于学习成绩和自己的经历，我找工作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到1998年春节后，要求我签约的单位就有方正集团、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市检察院，但我最想去的单位是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和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新闻出版署是我最煞费苦心的一个单位，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署长，以及每个司的司长都曾收到过我的简历，音像司、科技司的司长还专门找我谈过话。经过两轮笔试、两轮面试，我与其他5名毕业生终于冲到了最后，新闻出版署的工作问题基本确定。但1998年“两会”之后，国家随即展开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许多党政机关压缩进人名额。新闻出版署进人名额由最初的20多人， 1998年春节后压缩到6人，而当年“两会”之后，新闻出版署决定：1998年不招收毕业生。
进入新华社更像走过一座独木桥。当年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只有一个京外名额，竞争可谓激烈。笔试第一的成绩也并不能确保自己进入新华社。“焦急等待”的同时，是加倍的努力。一次次的面试，放弃寒假在社里实习，在与经济信息部领导一次次谈话后，在编辑室领导的大力帮助下，好事多磨，我终于与新华社签约了。
我一直觉着，自己是个幸运儿，从一个农村到新华社，自己好像走得一帆风顺，回首这段历程得时候，我始终坚信：努力就会有回报。
新华社 关注经济
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是中国最大、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是党的耳目喉舌，是“信息总汇”。做一名新华社记者也是我心怡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契合了我的人生理想。“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趋壁之”，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能像古代侠士一样仗义执言，行侠济世。我崇尚英雄，但“憎恨那些怯懦的英雄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应该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甘言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还有什么比记者这一职业更能帮我实现这一理想呢？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主要从事经济信息的采编，这与我的以前工作经历、所学习的专业还是比较吻合的。新华社给年轻人充分施展自己拳脚的天地。由于我是党员、党员干部，一开始便被分配到内参《经济决策参考》（供司局级领导）编辑室工作，在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下，自己很快能独立工作。为了一个选题，自己经常加班加点，自入社后，晚上10点前几乎没回过家。自己也因此当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撰写的业务论文也多次获奖，采编的多篇稿件被评为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而当我到陕西煤矿调查联合销售的问题、到重庆山区调研土地流转的问题、到贵州调研扶贫问题、到江苏调研房地产问题……的时候，不仅加深了我对许多经济问题的认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自己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1999年，我开始担任经济信息部的团委书记，2000年被选举为经济信息部党委委员。2001年7月，部领导抽调我组建财经信息编辑室。也许自己以前从事过期货业务，自己对财经新闻信息得采编业务很快上路，并对财经信息专线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受到了媒体用户得普遍好评。2002年3月我被任命为财经信息编辑室副主任。2002年9月，新闻信息中心策划成立高管信息编辑室，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经济管理部门提高高层次的信息服务，我被调任高管信息编辑室副主任。
领导器重、同事们的信任，让我一次次意识到：人在任何时候付出的努力都是为自己日后的薄发而做的积淀，不要忽视任何积累经验的机会，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现在，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凝视着窗外那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我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尽管目前并没有多少成绩，但我始终坚信：付出总会有回报。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像那棵梧桐树一样开满繁花，结满硕果，或许为了这开花结果，我要经历无数风雨，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棵正在成长的树，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向着太阳，向着天空伸展。只要我的心没有停止前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前进的脚步。
我，在路上
行走的快乐（1）
崔传桢
作者：侯美红
“你总是有着一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之时，你已经狂奔而去。”这是两年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想去北京发展后的一番感慨。那一年我正好30岁，到了女人成为豆腐渣的年龄。
我把两岁多的女儿扔给了先生，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2001年10月15日，我终于坐进了中央电视台办公大楼里，开始一周的新员工培训。那一刻我恍然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我第一次坐进《齐鲁晚报》自己的办公室里，那份傲视天下的轻狂挂满了眼梢嘴角，然而，青春不再，我的心学会了平和，学会不因物喜不因己悲。但我仍然是高兴的，为自己终于按自己的意愿做了喜欢的事。
至今仍有许多朋友不理解我和先生的选择。在老舍笔下有着美丽冬天的济南，我们一起渡过了美好的大学时代，又一起构建起美满的小家，房子有了，孩子有了，事业也不能不说是小有成就，先生已经做到一家省级报纸的新闻部主任，而我也是一家排在全国晚报前五名的报社的最优秀记者之一，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
在最初来北京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借住在先生的一位朋友家中，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想孩子，又想他，精神上的痛苦非言语所能及，而每天一早拼命挤上公交车，咣当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单位的折磨也让我曾经一度犹疑，我这一步走错了吗？先生找工作一波三折，更让我心力交瘁……
在这一年春节快到的时候，先生的工作终于安顿下来。我们把孩子从父母家接来，一家人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有时，先生慨叹闯京城不易，而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艰辛。即使在他奔波着连换两三家单位的困难时期，看他忍辱负重的样子，我还会苦中做乐，开他的玩笑，“老先生，这回你可满足了吧，别说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连明天你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了。”因为来北京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先生所说，在济南我们可以把自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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