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博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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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作为女皇的武则天，是一个铁腕人物，给人留下女中须眉的印象，然作为女人，也有情意缠绵，柔情若水的一面，于此诗可见。《全唐诗》等录有其诗58首，多为庙堂祭奠之作，然也间有记游抒情诗篇，其《如意娘》诗云：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武则天还有《腊日宣诏幸上苑》诗云：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首诗后来流传为一个故事，说武则天于某年冬游上苑，令花神催开百花，花神奉旨，百花齐放，唯牡丹傲骨，独不奉诏。武后大怒，贬之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此诗写于691年，是武则天建立“武周”的第二年，《全唐诗》于此诗题解云：“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云云。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此说较为可信，所谓今花神催开百花，乃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实先有所布置。　

因而那种认为武则天重用酷吏、外戚、男宠，政治上一片黑暗的观点，是值得商榷。但在她统治时期进一步发展了科学制，创立了殿试和武举。并下令九品以上民吏及百年自举。武则天通过科举、自举和别人推荐，选拔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成为武周政权的中流砥柱，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后来成为开元时期的贤相。唐中期的宰相陆赞扬武则天善于用人，赏罚分明。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亦认为，武则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断”。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家足人足，则国自安”。命人撰成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天下。她继续推行均田制。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屯田、营田，成效显著。重视和提倡兴修水利，在独掌政权的二十一年里，地方水利工程有19项。还以境内农田好坏作为奖惩地主官吏的标准。武则天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一，国家仓库里储满了粮食；其二，地方储粮亦很丰富；其三，户口显著增加。　

武则天时代的手工业也在发展。主要表现在采矿业、铸造业和纺织业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市”的增加或城市贸易的发达。武周时期的交业事业，亦相应发达。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因此，衡量和评价任何一个帝王的好坏、是非功过，都要看其如何处理各民族的关系，能否维护国家的版图和主权。武则天执政的时代，继承了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和“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对吐蕃、契丹、突劂等族贵族的侵扰和叛乱，采取了坚决抵抗、讨伐的态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长寿元年，武则天批准西州都督唐休璟收复“安西四镇”的请求，并慧眼识英雄，在众多的将领中擢拔王孝杰为全军主帅、武威军总管，率军大破吐蕃，一举收复“安西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派兵镇守，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长安二年十二月，武则天又在庭州设置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北两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完整，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与中亚人民的友谊。　

武则天在位时裁文史，光耀文史。重视古建筑的修建，较著名的有长安大雁塔、松山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和乾陵。兼容三教，使其发展。武则天本人遵儒、崇道、信佛，她派人把三教之精华江为一本《三教诸英》。发展科举，提高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开放殿试，增加制举次数和常举难度。　

当然，在武则天掌权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滥杀无辜，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不惜杀害一代忠臣长孙无忌，用毒酒杀死长子李弘；贬黜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以及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等。她对于胆敢违抗自己的朝中重臣来济、韩瑗、柳弼等，一概严惩不贷；对于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姐妹”辈，先是诬告上许多罪名，再让她们受尽非人的折磨，最后置之于死地，连她们的女儿也不放过。因此，要说武则天是个暴君，也有一定的根据。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重用了各种各样人才。刚开始时，她提倡告密，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滥杀了许多无辜，招致群情激愤。武则天便反过来杀酷吏“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们都是秉承她的命令行事的。表面上看来，这是耍弄权术的把戏，不值得赞赏。但是要承认，当时所杀的多是李唐宗室贵戚、旧朝元勋大臣，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已经腐朽的士族势力。　

她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她曾拥有几个男宠，这便成为她千古难泯的丑闻，成为文人墨客颠来倒去的话题，以至于连同她创造的卓著政治业绩也随之淹没了。武则天宠幸的人主要有薛怀义、沈南蓼及张易之、张昌宗等。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　

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的历史功绩相比，难以同日而语。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她的历史功过，恰如她给自己立下的那块“无字碑”一样，只能由历史去作出评论和判断。　

总的来说，武则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女军事战略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她在各方面都发展了贞观之治，并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当然，武则天在政治上也有黑暗面，经济上也有过财政困难时期等等。但比起她的历史功绩，这些毕竟是第二位的。还应该指出当时经济有发展、国力很强盛，都不是武则天个人的功劳。由于均田制的推选和科举制的勃兴，使世袭贵族势力迅速衰落，中小地主阶层急剧崛起，大批文人学士昂然跻身政坛，这种历史趋势把武则天推上了女皇宝座。武则天顺应了历史时代，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武则天统治也就是四、五十年，总体评价，应当说，她这个皇帝做的相当成功，相当合格，以三味的评判标准，给她个三七开，似乎也不为过。她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历史在她这儿前进了、发展了，单凭这一点，她就相当了不起；至于小人和君子、酷吏和能臣并用，亦做到了“因事择人、因材使用”，这就更为不易。武则天之所以高明，就高明在这儿。　

我国古代有个“田忌赛马”的故事，故事中孙膑掌握了重要的信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最终赢得了比赛。齐威王与大将田忌各出三匹马，一对一比赛三场，由于齐威王的最优、次优和较差的三匹马分别跑得比田忌的三匹马快，所以田忌总是以0：3告负。后来田忌的谋士孙膑给田忌出主意，让最差的马去与齐威王最快的马比，而让最优的马去赢齐威王次优的马，让次优的马去赢齐威王最差的马，这样便以2：1取胜。但我们还可进一步设想，如果齐威王知道了田忌的花招后，便会在以后的比赛中也更改出马的次序，当然田忌的出马次序也应改动。双方的出马次序怎样才是最合理的呢？这便是“博弈论”更深一层次研究的问题了。　

在博弈中，人们掌握的信息经常是不完全的，这就需要在博弈进行过程（即动态博弈）中不断地收集信息、积累知识、修正判断。成语故事“黔驴技穷”实际上就包含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毛驴刚到贵州时，老虎摸不准这个大动物究竟有多大本领，因而躲在树林里偷偷观察，这在老虎当时拥有的信息条件下是一种最优策略选择。过了一阵子，老虎走出树林，逐渐接近毛驴，就是想获得有关毛驴的进一步信息。一天，毛驴大叫一声，老虎吓了一跳，急忙逃走，这也是最优策略选择。又过了一些天，老虎又来观察，并对毛驴挨得很近，往毛驴身上挤碰，故意挑衅它。毛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用蹄子踢老虎，除此之外，别无它法。老虎最终了解到毛驴的真实本领后，就扑过去将它吃了。在这个故事里，老虎通过观察毛驴的行为逐渐修正对毛驴的看法，直到看清它的真面目。事实上，毛驴的策略也是正确的，它知道自己的技能有限，总想掩藏自己的真实技能。老虎吃掉毛驴的策略，在“博弈论”中就是所谓的“精炼贝叶斯均衡”。　






　
凌迟而死的袁崇焕
当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铁骑在努尔哈赤的统帅下西服蒙古，东平朝鲜，以区区六万人大败号称四十万的明朝辽东经略使杨镐的部队，陷广宁、克沈阳、下辽阳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者已经习惯了失败，他们麻木地批着公文：某某总兵放弃地私逃，杀；某某巡抚不屈殉节，追封三级；某某经略使损兵折将，斩首，传首九边。总之，逃了的杀，死了的奖，打的都是死人官司。但是有一天，北京城的大小官员们突然发现面前的公文自己不会处理了——宁前道袁崇焕上报，宁远大捷，杀敌数万，击毙敌人最高统帅努尔哈赤。这种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朝野震撼，头头们所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复查，核实，再核实。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让他撤退，他牛脾气上来了：“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我的官职是宁前道，宁远就是我葬身之处！结果努尔哈赤十几万百战百胜的大军，愣是攻不下几千人驻守的小小的宁远城，大汗怒了，亲临前线指挥，被红衣大炮打伤，不治而亡。　

当大明朝的头头脑脑们终于相信这一切确实不是梦后，那种兴奋劲简直没法说了。天启皇帝大奖功臣，此次大捷，全赖朝中各位爱卿领导有方，寡人重重有赏，钦此！皇帝没有食言，朝中那些连宁远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大员们个个都捞到点油水不说，连魏忠贤一个刚出娘胎的侄孙都封了个伯爵，据说是如果没有魏公公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宁远一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打了胜仗是魏公公领导有方，打了败仗是前线指挥官们贯彻方针不力。既然如此，那个小小的宁前道叫什么袁崇焕的，功劳也就是一般般了，赏他个辽东巡抚——反正这种官没有人敢做，便宜他算了——钦此，大家谢恩啊！　

金庸先生写过一篇《袁崇焕评传》，认为袁崇焕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广东蛮子不要命的倔强，认死了的理，几十头牛都拖不回来。袁崇焕拿身家性命赌来的宁远大捷，成了朝中大员们进身的阶梯。自己仅仅当了个辽东巡抚，他倒是没什么想不通的：辽东巡抚虽然不是什么美差，还随时有性命危险，但总算是方面的负责人——这就有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袁崇焕，明朝名将，字元素，号自如。原为一介书生，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熊熊大火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真英雄也！　

满清大军铩羽而归，当上了大汗的皇太极和兄弟们总结，认为明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于袁崇焕善于守城，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和明军野战。数年后，后金十几万大军再度西进辽西走廊，进攻袁崇焕把守的宁远、锦州。然而这次攻势最后却以在锦州城下野战输给明军告终。从此，明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辽东的恢复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可是这个时候，袁崇焕却因为和后金商讨议和的可能被朝廷撤了职。自南宋以来，中国人就耻言议和，仿佛只要谈议和就是秦桧，只要谈抗战就是岳飞似的。事实上，历史没有这么简单。　

袁崇焕的时代，明朝的问题在于内部，明朝的灭亡被今天的人认为是财政的破产而非军事的失败：万历初年明朝的正常岁入是四、五百万两左右，可是自从努尔哈赤举兵以来，由此而引发的“三大饷”等加派后来竟征到了二千多万两，如此涸泽而渔，国家怎能不亡？袁崇焕统率的蓟辽军区，就经常搞到没有粮饷的地步，甚至因此发生了士兵哗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用一年二十万两银子换来暂时的喘息机会，更何况对方还有相应数目的回赠礼品，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对方稍占便宜的经济贸易，和南宋的岁币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迫使皇太极对明朝称臣，把敌对性极强的“后金”国号改成了比较中性的“清”，应该说在外交上还是成功的。稳定辽东的局势，何必一定要花每年六百万的辽饷，况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维持费用。南宋的局面是可战而不战，明末的局面是不可战而战，天下事哪有生拉硬扯的对号入座？因为做的事太超越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袁崇焕只好回老家呆着了——尽管还有不少人又凭着宁锦大捷升官发财，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袁崇焕身上踩上几脚。　

直到崇祯当了皇帝，才又想起袁崇焕的好处，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皇帝年轻气盛，问袁崇焕多少时间可以恢复全辽，袁崇焕答道，五年。下来之后，同僚们担心他把话说得太死，五年以后万一没有克服全辽，皇帝责问起来怎么办？可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皇帝连五年时间都没有给他。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领满清大军再度入侵，他们不敢碰袁崇焕，绕过辽西走廊，从大安口、遵化一带突破长城防线，直抵京师。袁崇焕帅所部九千骑兵星夜入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与满清铁骑大战数场，稍微稳定了战局。就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首先从袁崇焕的对手谈起。与袁崇焕对阵的就是清皇太极。皇太极与袁崇焕对阵多年，却不能胜。但皇太极是开明之主。他的父亲努而哈赤对汉人的政策先期是杀光，以弥补女真人口的不足，后期是将剩余的汉人为奴。皇太极开始选拔、并重用汉人，他当时的一个政策就是所有女真人家的汉人奴隶都参加考试，官方再从中选拔优秀，家里被选出多少，官方再补多少奴，并有相应奖励。　

这里就出现了范文程。据说范文程是范仲淹的后代，后在一次女真人的劫掠中全家成了奴隶。但范文程很快在皇太极的选拔中脱颖而出，凭着他的才华很快受到了多而衮的重用，并成为多尔衮最重要的近臣，作为最重要的谋臣参加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作战。　

皇太极对袁崇焕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始终无法突破，皇太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了。这时候范文程就向皇太极献上了一条反间计。　

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要从头说起。这年十月，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就是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通过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得到了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他心焚胆裂，愤不顾死，急点九千兵马，“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就是行军途中兵不再吃饭，马不再喂草，日夜兼驰，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皮一般。当时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军勇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格，才使他幸免于难。　

这里面还要插个一块面饼的故事。袁崇焕治军十分严明，在军队无粮无草，人饥马疲的情况之下，仍明令：不许官兵抢老百姓家的粮食充饥，不许砍伐老百姓的树木点火取暖。但是有一个士兵实在是饿极了，就偷了老百姓家的一块面饼。袁崇焕知道后，为了严肃军纪，含泪把这个士兵当众斩首。军队缺饷已经成为当时的最大问题，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有的军官提醒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别的事情？袁崇焕没有理会。　

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堂堂大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居然不能从城门进去，要缒城而入。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这件事情，学者张岱在他的《石匮书后集》里面有记载，《崇祯长编》也记载，说：“逮督师袁崇焕于狱。”就是逮捕袁崇焕下狱。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袁崇焕被剥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　

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着难解的仇恨。想当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受挫于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下，百战百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不久郁郁而终。还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伤后饮恨而死的。后来，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两次兵败的奇耻大辱，父亲丧命的深仇大恨，使得皇太极不能善罢甘休。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之后，皇太极的八旗大军没有撤退，等待时机；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这条反间计简单的可以，就是抓来几个太监头目，然后等这个太监睡觉的时候，大声聊天说袁崇焕为皇太极立了大功，此时太监假寐听到这个，一想这可不得了，等到放了他们的时候就马上“原文”上报了。　

在当时的明朝方面的记录和当时老百姓们的街谈巷议中，千夫所指地说袁崇焕是奸细，是叛徒，直到清人编撰《明史》，把满人自己编辑的档案《太宗实录》拿出来参考修订，才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骄傲的胜利者可没有替明朝皇帝圆谎的理由。　

让我们看看这个“奸细”在大明皇帝的黑牢里都做了些什么吧！袁崇焕被皇帝逮捕后，所部官兵大为惊骇，纷纷逃散。袁崇焕却在牢里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的劝部将祖大寿、何可刚带部队回来，打退清兵，保卫大明朝的江山，“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天下有过这样的“奸细”吗？袁崇焕的悲剧就在于此。英雄的悲哀，不在于死，而在于为自己的民族流尽了鲜血，居然被当作这个民族的叛徒。当袁崇焕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他长叹不已，两年前他出关督师前，对皇帝的顾虑，现在不幸都成了事实，“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