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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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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复11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该不该让这孩子到美国读书。当时这个小男孩儿完全不能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父亲出面阻止，他一定会很乐意地留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从来不肯说出对这个儿子有什么期望，现在只是平静地看着儿子从他身边离开。
儿子就这样离开了父亲，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异国。大多数孩子都有一种心理倾向，离父母越是遥远也就越是在内心深处激发起对父母的依恋，开复也是一样。闲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向着东方遥望，他能感觉到他的家，感觉到母亲在他耳边絮叨，但却怎么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
不过，父亲的形象仍旧在他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后来说，“在美国上中学的时候，只是想跟着父亲的路子走，因为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像这样发自内心的交流，在这一对父子之间很少发生。就像很多父子一样，他们也有太多的情感和太多的话放在心里，想要告诉对方却又始终不肯开口，也不敢猜测对方外表之下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彼此都觉得越来越远，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才忽然发现原来
父子之间竟是如此心心相印。
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父亲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这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一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石篆刻家送他的纪念。老人默默诵吟石印上的诗文，及至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不禁失声。
这一切都是妈妈在电话中告诉开复的，那时候开复正在苹果公司，为了他第一个语音识别产品，昼夜苦干。儿子和父亲一直依靠电话保持着联系，直到1994年的那天清晨，电话铃声响起，这一次不是父亲，他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在心底感到一阵颤抖。姐姐用她最伤感、最沉静、最温和的声音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和父亲通电话了。
父亲终于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海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再写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当然他也把他最珍爱的东西遗传开复，表明他在多少年以前就对儿子有着巨大的期待。父亲的遗产就是那十个字：“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拿着这条幅的时候，开复感觉到父亲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回到中国的时候挂在他家的墙上，回到美国的时候仍然挂在他家的墙上。回想过去种种，还有以后的路，他渐渐明白，父亲是在用他自己为儿子作榜样，用一种无声的权威指引儿子的未来。父亲的品格丰富了儿子的生命，而儿子的品格则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这与智慧无关，与财富无关，与权势无关。
儿子的价值
儿子的价值
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甚至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那个晚上他彻夜不眠，然后做出一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沈向洋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没有比沈向洋更卖力的人了。当同事说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的
时候，他说：“不是一只狼，是一只饿狼。”他的一连串成就中的每一项都让全世界的同行惊讶，然而他又是一个快乐的人，他那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总是回荡在希格玛大厦的第三层。在过去的36年中，他是从苏浙两省交界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一步一步，走到这座像蓝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大厦里来的。
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父亲帮助他迈出来的。
11岁那年，向洋离开家乡到县城去读高中。县城离家很远，坐公共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妈妈使劲儿鼓励儿子学习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到了分手的时候，这个一向严厉的女人哭了。
让儿子来读高中，在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父亲在儿子的学习上一向不加过问，但是为了做出这个决定竟是彻夜不眠。
此中情形，一定要和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大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农家子弟进入高中是非常罕有的事情，那意味着他未来的道路将通往大学校园。不要说那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恢复，即使彻底打开大学之门，在农村上亿像沈向洋一样大小的孩子中，也只有1％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其余大都只能完成初中或者小学的教育，此外还有至少一亿个农家子弟没有机会读书。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并没有禁止农家孩子上大学。他们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参加大学考试，只要通过了就可以进入一所大学读书。可是，农家孩子的大学之路，要比城里的孩子更加艰辛，也有着更多的阻碍。这种阻碍一半是因为农村知识匮乏，视野狭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根本无法和城市孩子在同一个考场里竞争。另外一半阻碍则是来自父亲和母亲。一般农家经济拮据，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尽早投入田间劳作，帮助大人支撑家庭。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初中学业，已属难得，即使那些父母眼光远大、孩子品学兼优的家庭，也只是要求孩子在初中之后即去完成中等专科。
如今的大学生到处都是，毕业之后还愁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可不一样，连续10年没有大学毕业生，无论城里还是乡下，最受宠的就是中专毕业生了。农村人家冒出一个学习好的孩子，就忙不迭地去读中专。从制度上说，一个农家孩子取得中专毕业文凭，是改变身份、获取城市户口的最有效的途径，由此可以成为乡里的荣耀，他的家庭也因此获得更多收入，所以特别风光。就以沈向洋为例，他的初中毕业成绩相当不错，于是父母按照当日风尚，为他选择了附近的一所中专。
“他将来又不当大科学家，”左邻右舍都这样说，“用不着上大学吧，只要读两年中专，就能得到城市户口，找个好工作，又体面，又有钱。”
父亲是个优秀教师，还在公社主持初中毕业生的升学报名，对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可是那个晚上，当所有学生的报名材料即将封存的时候。他却忽然不安起来。他抽出儿子的报名表，左想右想，越发觉得不能只想着让儿子早工作早养家，于是抹去“中专”字样，改成“公社高中”。
改完之后躺到床上，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事实上，他比这个家庭中任何一人更明白，这张表格决定了儿子毕生的命运，非同小可，不由得把儿子生活中的一幕一幕回想一遍，忽然之间，脑子里面出现一个新念头：儿子还有潜力，只有让他远走，才能高飞。于是父亲再次把儿子的报名表抽出来，抹去“公社高中”，改成当地最好的学校“县高中”。
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的确有些引人回味。一个人毕生的命运取决于一张表。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人人习以为常，即使是父亲自己，也没有多少联想。迄今为止，他极少在儿子的学习上操心，平时甚至很少过问儿子的考试得了多少分。事实上，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一旦开口，就很有力。他的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那一天说出来的：
“我儿子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好工作。”
现在，母亲把儿子送进县城高中，看到儿子将要居住的房间是个大教室，30多个同学挤在一起，床挨着床。别的孩子都15岁了，还有16岁的，可她的儿子才11岁。
有一瞬间，妈妈哭了，犹豫着，想把儿子带回家，“他毕竟还太小啊”。这时候有个老师走过来，看看孩子，又看看母亲，然后问长问短，和颜悦色，说话温和：“没有关系，我待这孩子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
妈妈一咬牙，终于把儿子留下来。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是无论走到哪里也忘不了的，”向洋长大成人以后这样说。父亲的那个不眠之夜，还有母亲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直到很多年以后，向洋还能记忆犹新：
人的命运啊，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不能说哪一步是正确哪一步是错误，只不过是在做不同的选择。我现在的成就虽然达到世界水平，可也不见得就能证明我走对了一条路。回头看历史，一个选择就决定了你的一生。我们家的背景要求我好好念书，不过，那时候从整个社会来说，上大学也不是非常重要，一直到我念高一才恢复高考。在那之前都是去读中专，那也是一条道路，对我来说也顺理成章。我只是个乡下孩子呀。要是我没去读高中，没去上大学呢？那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也可能我就是个民工，还有什么“追随智慧”？有什么“世界一流”？
慈父严母
慈父严母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
——作者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微软小子”的家庭有个惊人一致的基础：慈父和严母。
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几乎完全一样。
李开复说：“父亲基本不管我，而母亲管我就很严厉，母亲对我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式的教育，背书要背得一个字都不错，考试不好要打我的，打得很重。”
沈向洋说：“男孩子可能受母亲的影响比父亲的要多一些，至少我是这样的。我父亲几乎不说话，我母亲对我非常严格。她给我的最深的影响，可能就是好胜心，绝对不能输的好胜心。”
至于张亚勤，他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他的外婆。
我们还不能认定“微软小子”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证明，很多重要人物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都认定母亲对自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父亲。比尔·盖茨是其中的一个，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最杰出的华人青年，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也是一样。还有那些后起之秀，周明、童欣、初敏、张波、刘策，都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句话：“我受母亲的影响更大。”
此外还有一个惊人的一致：“微软小子”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李开复11岁，张亚勤12岁，沈向洋11岁。
这个年龄是一个孩子从童年向少年的转折点，每个人都是在这种年龄开始产生自主意识。“E学生”之所以叫做“自主型”，正是因为人本身具有的自主意识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们把“少小离家”与“慈父严母”加以对照，可以发现这里所谓“严母”，只是对孩子的童年时期来说的。一旦孩子年龄稍大，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终止“严母”的形象，要么允许孩子离开自己远走高飞，要么改变严厉管教的方式，变得宽松甚至放任。
这中间的含义令人回味。
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有可能使孩子得到鼓励、爱护、关注、温暖，也可能让孩子感到压力、打击，甚至产生厌烦和隔膜。即使是同样一种东西，在不同的时候也会在孩子心里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可以遵循。父母的呵护和管教，通常都会对童年时代的孩子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大多数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反抗父母的阶段，这是他们要求“自主”的时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逆反心理”。这时候父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关心、爱护和严格管教，总是适得其反。
我们看看周围的父母，大都在孩子的童年时代过分娇纵，而在孩子的少年时代又过分施加压力。“自主意识”遇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也许会消失，也许会变形，也许会走上歧途，这就是“逆反”甚至“叛逆”。结果是，父母与孩子越是亲近，就越是有一种疏远感。
在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这三个案例中，情形恰恰相反。母亲的严厉、细致、直接控制，仅仅留在儿子的童年时代，而在少年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戛然而止。母子分别，让母亲更多地表现出母爱之中慈祥、温柔、关切的一面。这让儿子感受强烈，甚至把母亲昔日的严厉和专横都变成美好的记忆。
那些少小离家的“微软小子”谈到自己当年的感受，都曾说起，他们最初有一种解放、轻松和自由的感觉，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父母的思念。还有一些“微软小子”直到长大成人之后才有机会离开父母，那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要远走高飞的感觉。很多孩子在高考时一定要寻找离家遥远的学校，就是觉得父母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的日子，简直无法容忍。
说来真是奇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甚至鼓励他们远走高飞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彼此天各一方，不能相见，但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是造就了两代人之间的亲近感。
难演的角色
难演的角色
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
——沈向洋
沈向洋很坦率地承认，母亲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就是那种典型的望子成龙的心态。”
他从那种期望当中感受到压力。所以，他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母亲去上夜班。”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他了，他也就有了一个自由的晚上。当他有了儿子以后，不免常常揣摩儿子的心思，将心比心，于是想到：“小孩的心理都是一样的。我的小孩看见我不在家可能会高兴得不得了。”
但他还是认为家庭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他回忆道：
父母的影响不是一句两句话，也不是他声音大，有权威，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断地影响着你。别看我那么小就离开家，可是后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我家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很清苦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身份。除了父亲，家里别的人都是农村户口。你可以想象，读好书对我们这个家庭有多大意义，那就是跳出农村了。小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现在，我就特别理解我母亲那时候为什么对我那么严格。
人啊，一定要明白一点，你这一辈子，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自己而活，这就是做人最辛苦的地方。你想，一个人从小到大，肩负着父母的希望，肩负着老师的希望。无论走到哪里去上学，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都有一点这样的信念在里面，让我觉得输不起，过去是输不起中国人，现在就是输不起外国人。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但问题在于，有这样一种教育制度，有这样一个教育环境，这种状况就非常难改。现在的小孩是不可能没有这种压力的，我相信他们的压力更大，因为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规范了，根深蒂固，是一种文化了。比如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说不定就有这样的想法。
如今父母的角色也越来越难扮演了。他们整天都在问自己：怎样为孩子的明天做准备呢？大街上到处都有教导他们怎样养育孩子的书，每个星期有十几种，每年有几千种，从孩子还没有出生一直到孩子最后离开他们，从《胎教》到《高三家长》，全都有，可是他们还是感到迷茫，无所适从。这是因为，孩子们的明天既不能预料，也不能理解。
我们都知道，30年以前，家庭的中心是大人，完全不像最近这20年，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在他们的驱使下做这做那，从中享受着无穷的快乐。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在他们的心中渐渐变成负面的形象，成了他们口头上轻飘飘地说的那个“我老爸”。
现代生活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复杂，人们面临多样化的选择——从职业到伴侣，从手机的铃声到住宅的样式，但是我们却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完全一样的人：读书、考试、分数、小学、中学、大学、一份由教育系统认定的好文凭，和一个用社会标准衡量的好工作。父母、老师、专家、媒体，还有整个社会，齐心协力构造出来的教育体系，整齐划一，就像张益肇说的，是“一条生产流水线”。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流水线，拥有工业化社会的经典特征：标准化。你看看过去20年里父母和老师把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的情形，也许会想到流水线旁的工人在关照自己的产品。产品每天都在流动，工人盯着它们，目不转睛，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安装同样的部件，完成同样的程序，然后依据同样标准来检测。其间充满紧张、单调、枯燥以及焦躁不安的煎熬，好不容易熬到下班铃声响起，长出一口气，看看眼前的劳动成果，又看看身后的流水线。送进去的原料形形色色，经过他们亲手塑造，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
父母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自己的一生里有太多的理想没有实现，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现在，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他们希望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梦想。孩子聪明就是自己聪明，孩子快乐就是自己快乐，孩子考了100分就是自己考了100分，孩子考上大学就是自己圆了“大学梦”，孩子出人头地，自己也就能够扬眉吐气。
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孩子埋怨父母不能给他们指导，那些率性而为随遇而安的孩子则嘲笑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天底下当老子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无外乎两种类型，”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样说：“一种埋头苦干争名夺利，另一种连争名夺利的本事都没有，却把这种无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期望值”
“期望值”
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引自吴苾雯《高三家长》
面对自己的孩子，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和焦躁不安，这种感觉随着孩子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孩子读高三的那一年，就会达到顶点。
面对自己的父母，即使是最听话的孩子，也会感到压抑、沉闷和痛苦，这种感觉随着自己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读高三的那一年，也会达到顶点。
是什么东西让父母那么焦躁不安？是什么让孩子那么压抑、沉闷和痛苦？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
有一项在高三学生中所做的调查发现，当这些学生每天放学走进家门的时候，父母第一句话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天考试得了几分？”
吴芯雯在她的《高三家长》一书中公布了另外一项调查：有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是导致孩子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坚的妻子徐芬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坚定，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师，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那一天，这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讨论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王坚曾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现在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他认为，“期望值”是可以作为教育心理学上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的。在他看来，“微软小子”的父母们，也都是怀抱期望的父母，这一点和别人的父母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期望，而在于怎样表达期望。”王坚说。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父母对孩子应当说父母对孩子不应当说
“试试看。”“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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