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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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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期望，而在于怎样表达期望。”王坚说。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父母对孩子应当说父母对孩子不应当说
“试试看。”“不要……”
“你真是棒极了”“你怎么这么笨！”
“你今天开心吗？”“你今天考了几分？”
“你想要我做什么？”“我这是为你好。”
“我相信你。”“你胡说！”
“你一定比我强。”“让你干比我自己干还费劲。”
“你能行。”“你不是那块料。”
“你喜欢做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
“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上面这个表格中列举的内容，存在于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年轻人的零零星星的回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做到了其中大部分，又说这是他们对所有父母的期望。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父母真能按照此表所列，在孩子面前说“应当说”的话，不说“不应当说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更快乐，也更杰出。
严格好？宽松好？
严格好？宽松好？
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
——林斌
对孩子的教育是严格一些好，还是宽松一些好？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论。教育学家、心
理学家、记者、作家，还有政府中负责教育事务的那些官员，都参与进来，父母们要么听由己意，要么无所适从，就是很少有人听一听孩子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严格和宽松这两种“家教模式”都有成功的例证。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
1。有27个人，也即90％的部分，是在“宽松家教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只有三个人经历了“严格家教模式”，但这三个人都是最杰出的——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
2。三个“严格家教模式”的案例全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自从80年代以来，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例。
3。三例“严格家教模式”的主角全都是母亲，而非父亲。所以，我们在前面专门列举“慈父严母”的现象。但这是有条件的，请看下面这条：
4。三例“严格家教模式”仅仅应用在孩子的童年时代。三个孩子全都在12岁以前开始了独立生活，也脱离了家庭的近距离管教。
5。这30个人——不论是在“严格家教模式”还是在“宽松家教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全都表示，自己喜欢宽松的成长环境。其中那些已经有了孩子的人，全都对那种强迫式教育深恶痛绝，并且声明，自己将以更宽松更开明更平和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教育。
我们相信每一个父母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孩子的秉性丰富多彩，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我们所能提出建议的是，如果你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仅有一个好的考试分数，而且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习惯、好的品行、好的心态、好的心情，你就必须少给孩子一些强迫，多给孩子一些空间。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粒美好的种子，只要别人不去压迫，它就能长成一棵美好的大树。
这个想法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引起共鸣。有一天，林斌谈到父亲的教子方法：“他对我姐姐和我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成为全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似乎永远不会褪色。
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广东潮州人，那地方有经商的传统，但父亲不喜欢那个，他喜欢读书。他到广州去念大学，在那里认识了母亲，母亲是学医的，也在大学读书。两人早恋，然后早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
在林斌出生之前5年，姐姐降生了。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两人视若掌上明珠。爸爸决心让女儿成材，而且他在教育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要在女儿身上验证。他的教育计划是从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就开始的。他对女儿的要求很高，也很严格，在女儿身上花的时间特别多，眼睛似乎一刻不会从女儿身上挪开，倾心尽责，不遗余力，陪着女儿去上学，又针对每一个科目寻找辅导老师。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就守在旁边，一边倾听老师讲得好不好，一边观察女儿学得好不好。老师走了，他还在女儿身边，看着女儿完成全部作业。女儿从小到大，“完全在爸爸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爸爸脑子里面想象的那些教育孩子的方法，都用在姐姐身上了。”可是她的学习成绩总是不能名列前茅，让父亲觉得失望。这失望与其说是对着女儿，还不如说是对着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理念：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也许这种紧盯不舍的教育方式，真的有问题？
父亲承认自己教育方式并不成功，但他还有一个儿子，他决定改弦易辙。这一年林斌也长大了，进入初中。父亲果然不再紧盯着儿子不放。他让儿子去住校，每周六天不回家。即使回到家里，他也不再监督儿子的学习，甚至有意识地不去过问儿子的考试分数。“他对我完全不像对我姐姐，根本不管我，非常宽松。”父亲对儿子的唯一指令是“保护好眼睛”。儿子从三岁起就近视，这让他着急。所以他要求儿子不要总是读书，要去游泳，去参加乒乓球训练。他觉得那个快速运动的塑料小球对眼睛有好处。可惜他再次失望了，儿子的眼睛越来越近视。
尽管儿子的眼睛没有好起来，但是他的“宽松式教育法”还是起了作用，弟弟的学习成绩明显比姐姐好。说来真是奇怪，一旦没有了外界的压力，孩子内心中的那粒种子就会生长起来。林斌在初一第一学期的考试是全班12名，这让他特别不舒服。他决定发奋，果然成功，到了第二学期，他后来居上。他成了班长，还做体育委员，而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此后几年，林斌一直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前五名，直到高三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中山大学。又几年之后，赴美国费城，在德龙大学计算机系完成硕士学业。
如今这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总是说起他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他对儿子的成长非常满意，说他没有花什么心思，却得到硕果。当然他对女儿也满意，只是有点美中不足：假如当初对女儿也能像后来对儿子一样，那么女儿也许能做得更好。
我们与林斌交谈的时候，特别注意他本人的想法。有一刻，话题转到“父母对孩子应当严格一些还是宽松一些”，他说：
爸爸还是管我的，只是没有把他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我喜欢爸爸对我的教育方式，给我空间，让我自己去发展。也许我们家有点特殊，但我觉得这里面多少有一点必然性。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为什么要强迫我学这个？其实你要是让我选择，我可能也要去学的。
我们对这个家庭的观察所得是，“严格家教”不等于“强迫式家教”。实际上，这两点
有天壤之别。让一个孩子每天24个小时处在压力之中，占领他在童年时代（甚至还有少年）用来寻找快乐的全部时光，最终为了父母的期望——这是强迫；而一开始就循循善诱，说明社会规范，又留下足够的空间——这是严格。“强迫”的潜在逻辑是，“我是你妈”，或者“我是你爸”，所以“你不听我的听谁的”。严格但不强迫，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天性和尊重孩子的兴趣，让孩子“习惯于”一种规则，而不是“就范于”一种规则。
换一句话说，问题焦点不在于是严格还是宽松，而在于是否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是否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当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尤其如此。我们发现大多数父母在孩子的早期过于放纵，到孩子读中学的时候又极端严厉，甚至带有强烈的强迫色彩。他们的理由看来非常充分：孩子要考“重点高中”了，这比考大学还要关键。其实，这恰恰是颠倒了顺序。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孩子能够在没有自己空间和兴趣的前提下健康成长，成为“E学生”。
我的孩子在想什么？
我的孩子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父亲的难题：
我的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我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
我的孩子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开心吗？
我的孩子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吗？
我的孩子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我是在让孩子做我喜欢的事，还是让我做孩子喜欢的事？
当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让他像我，还是让我像他？
每个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孩子操心，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像自己期望的那个样子成长。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事情都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但是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形象，可以说是最少变化的：既不胖又不瘦，既聪明又听话。幼年擅背古诗歌，少年精通数理化。既不看电视，也不看小说，但一定要会一手琴棋书画。不交朋友，不去“网吧”，脑子里面装着“名次”的概念，不是“第一名”，就是“争当第一名”。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然后不是清华就是北大。
可是这一切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父母的需要？孩子的愿望，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需求，常常是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形之中表现出来的。父母有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孩子最喜欢的事情上呢？
2003年6月23日是个星期一，上海的很多父母在和他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兴高采烈的周末之后，走进办公室，忽然意识到，他们原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想什么。
这一天的《文汇报》刊登了一个孩子的来信，编者把它说成是“一个小学生的烦恼”。
孩子名叫黄诗佳，是上海市徐汇区建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按照她的父亲黄崇德的说法，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学得也轻松。”
看上去，黄崇德是一个很乐意理解女儿的父亲，还常常为了自己对孩子的宽松感到欣慰。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女儿竟也有一肚子烦恼”。
父亲一定是被触动了，所以把“女儿的烦恼”送到了报社。
编者读罢来信，不禁感叹：“我们许多做家长、做老师的，常常为孩子想得很多，却并不真正了解孩子需要什么。”
女儿的烦恼是用一连串“我”写出来的，字里行间压抑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和渴望：
我，是学生。我，是儿童。我，是个喜欢看书、画画、玩电脑的女孩。我，是……
我，只想说：“我要玩，我要看，我要画！”我，不想整天在家。我，不想你们帮我辅导。我，不想做那没有“长处”的孩子，不想……
我，并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大，但我感到：我不想做那长不大的孩子，不想一到外婆家就给我糖吃。
我，想有点自由，只要一点儿。我想用一点儿自由看书、看电视、玩电脑、画画、去公园玩……不想作业一做完，只能看半小时电视、只能读英语、只能做数学练习题。我只想能看我喜欢的动画片，不用等到每晚六点，只想在童话里遨游，只想玩够电脑游戏，只想做我喜欢的事。
我，不是机器人，一切按你们设计的“程序”做。我，想双休日没事就出去玩，不想在家里读我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英语，我只想在家里看那“囫囵吞枣”的图书。
我，要出去玩，哪怕我胆子太大闯了祸，也由我承担。
我，要大声叫喊：“让你们解放我的眼睛，解放我的嘴巴，解放我的双手，解放我的双脚，解放我的空间，解放……”
我，面对大山喊：“哎——真苦！”只听：“哎——真苦！哎——真苦！……”
与一个美国父亲的对话
与一个美国父亲的对话
我每天和女儿在一起呆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4个小时。
——凯文·斯考费尔德
凯文·斯考费尔德在微软公司主管三个部门，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计算机和教育，与此同时，对专业之外的很多问题也抱有强烈兴趣。然而凯文给予我们的最强烈的感觉，
是他作为父亲的形象——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他甚至纠正了我们的一个看法：过去我们想到美国男人的时候，脑子里面总会冒出一个不负家庭责任的形象，可是凯文对女儿的责任感超过了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个中国父亲。他每天花5个小时和女儿们呆在一起，而且，他的对女儿的那种关注之情，和我们所能想象的中国父亲不大一样。
问：我听说你对美国的教育制度持很强烈的批评态度？
答：不完全是批评，美国教育制度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人类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培养下一代。可是我们教给下一代什么呢？这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天都应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有两个女儿，我就要问，学校要教给女孩子什么东西？
问：你对女儿的未来有自己的设计和期望吗？
答：我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我不能决定女儿应该做什么。我的女儿非常聪明，我只是希望她们将来的工作会更多地使用大脑。她们如果不能做很智慧的工作，就会不开心，觉得无聊。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做什么，但我鼓励女儿在学校去学习难度更大的课程。我认为，女儿在学校学习知识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不知道怎样很快地学习新东西，她们在信息社会中将很难生存。
问：能告诉我你的女儿多大了吗？
答：12岁（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拿出6张女儿的照片）。你看，这是她们的照片……
问：双胞胎？
答：是啊，是啊（笑）。你看，这是伊丽莎白，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她们一岁照的（笑），这是5岁照的（笑），这是最近照的（笑）。
问：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答：差不多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四个小时。我每天早上给她们做早餐，和她们一起吃早饭。晚上从学校接她们回家，给她们做晚饭，和她们一起度过整个晚上，直到她们睡觉。我认为花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都证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能使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问：在美国西部，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吗？
答：我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也许这要看不同的地区。
问：你是一个很辛苦也很幸福的父亲。
答：做一个好父亲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父亲，但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不坏的父亲。做父亲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比如说，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做了父亲，就会下决心不对你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有时候你发现，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却不得不对你的孩子做，所以你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你父母的一些错误，你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又会犯一些新的错误。
问：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不怕出身低微，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升到这个社会的顶上。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吗？
答：所谓教育，就是把造就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但是到下一代，也还是有人在底层，有人在上层，和现在是同样的分布。所以，总是有些人能实现这个梦想，有很多人不能实现。在美国，人们告诉你，人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如果你没有实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人们会告诉你，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阶层上，如果你在低层，你就应该很高兴，为什么要到高层去呢？比如说你生活在低层，每天在工厂里工作8小时，其他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在高层，就不是这种情况，你要经常加班，老板要求你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否则你就不能发展。所以低阶层的人也有好处，因为你不需要考虑很多事情。
问：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没有钱？
答：（笑）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和在英国，人们说的事情不一样，但你会发现结果是一样的。阶层总是会有，人们总是在做不同的工作。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总要有一些人在上面，而另外一些人在下面。
问：那么什么人该在上面？什么人该在下面？
答：（笑）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把社会的本身复制给下一代。在美国，有一句老话：权力是会消失的，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消失。即使你把最优秀的人放在上面，也会有腐败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总是在变化，你没有办法永远赢。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父亲领着我走在那条街上，走过去再走回来，不停地找啊找，为的只是要满足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周明
父母一生为孩子做的事情不计其数，可是能够在孩子心里留下烙印、永难磨灭的，通常
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在孩子心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瞬间，都是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而不是父母自己喜欢的。
就像我们在前边叙述的，周明的父母对儿子有着无限的期待，但是周明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这种期待中长大的。父亲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对儿子说出来，相反，他希望自己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虽然生活在城里，但周家境况一直艰难。父亲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要支付全家的生活，要供养住在农村的爷爷和奶奶，还要供三个儿子读书。所以，当周明有一天说“想买一本英语教材”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本书要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儿子小心翼翼地说。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待父亲的“第一反应”和儿子的“小心翼翼”，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但是在20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是如此。
中国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是从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之后开始的，但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得相当缓慢。等到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广播电台里面开办了“广播英语”，大城市里终于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英语热”。周明那时候刚刚进入初中，又是住在承德这座偏僻的小城，学习英语并不成风，可是这孩子对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热情。
父亲不是先知，不会预测儿子的未来之路，那时候他也不会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知道一口娴熟的英语是孩子必需的技能。他只不过是一个父亲，觉得儿子的愿望就在那本英语教材里，所以下定决心为儿子买来。
父亲重新计算了家庭的收支，腾出一笔钱来，然后问儿子那书是什么名字，可是儿子也说不出来。
“没关系，”父亲笑道，“我们挨家去找。”
父子两人走出家门，走到大街上。这座城市并不大，当时市民说它是“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两个人舍不得花钱坐车，徒步走进城，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最繁华的那条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每见到一家书店，走进去，周明就会听到父亲拉着售货员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父子俩走过去，又走过来。父亲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周明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每一次都失望。
接着，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书店，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书店，父亲拉住售货员，第四遍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就在这时，周明一声欢呼。他看见那书赫然放在书架上。
父亲也是一声欢呼。
“咱们家还没有《英汉辞典》啊。”周明还不满足。
但是爸爸没钱了。
看见儿子的眼里仍然满含期待。父亲又说：“这只是本小字典，我领你去看大的。”
父亲领着儿子到了勘探队，拿出公家用的大字典，摊在儿子面前。
“你要想看，就坐在这里翻吧。”父亲说，“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买。”
儿子笑了。
很多年以后，周明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英汉翻译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而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热情。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同行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但是，在1977年冬季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应当满足这孩子对语言的愿望。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汉字典》。”周明说。
信任的力量
信任的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童欣
童欣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整整24小时，这个男孩子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上课总是分神，下课不说不笑，回到家里饭也不
想吃，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情转阴为晴，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
童欣现在已经32岁，还对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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