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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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不断幻想、追求、尝试、改变自己的结果。　


　做最好的“你自己”　
做最好的“你自己”

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

——凌小宁

凌小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有一段在国内读中学读大学的经历。现在想想，那时的课程都不记得了，但是有一篇鲁迅写的文章，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写了中国　


民族的一些问题，大意是说，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任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小宁在美国生活多年，直到今天还能把这长长的一段背诵出来，而且时间越是久远，他就越是感觉到鲁迅的话真是有道理。

“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随大溜’的民族。”小宁说，“我们从小受的是集体主义的教育，人人都有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都在追逐一个东西，都希望做一件事。”

出国多年以后，小宁回到中国，和中学时代的同学们相聚在一起，有人建议大家轮流讲述当年的故事。于是，20多年前的往事一件一件铺排开。

“我要讲个凌小宁的故事。”有个同学说，接着就开始讲起来。

那是1966年盛夏，文革正在高潮，政治的批判轰轰烈烈。这班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只有13岁。有一天，大批判的矛头直指班主任易老师。几个同学是组织者，站在讲台上，全班50多个同学都坐在下面，小宁坐在最后排。易老师被押上来。她才20多岁，从北京大学毕业不久，来当老师，现在站在学生面前，垂首弯腰。有人用细铁丝拴住一块黑板，挂在她的脖子上，下面还吊着砖头，在黑板上写“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还写“大流氓，大破鞋”。一人高呼口号，要打倒她，大家都跟着，小宁却在后面沉默。有个同学拿了一堆大蒜来，往老师脸上抹，还把老师的鞋脱下来，拿来打她的脸。就在这时，小宁似乎忍无可忍，他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这样做不对，老师对我们挺好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老师？”一语出口，满座又惊又怒。同学们斥责小宁，教室里像炸锅似的。小宁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怒气，跳将起来，冲到前面，又把老师脖子上的黑板摘下来，摔到地上。老师一直默默忍受诸般凌辱，此时忽然哭了，泪流满面。小宁看到老师的脖子被铁丝勒出血痕，鲜血淌下来，似乎更气，抢上一步，把那堆大蒜扔出很远，又挡在老师身前。“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哭没哭，”他后来回忆道，“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觉得他们太过分了！老师太可怜了！”教室里吵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说小宁“破坏文化大革命”。他说：“不管你们怎么革命，不能这样对待别人。”没有人站起来帮他说话，他感觉寡不敌众，转身跑出教室，有几个人跟他走了。批判会让他这么一闹，不了了之。

当年主持批判会的那个同学，现在和小宁重逢。大家都是快50岁的人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那天特别恨你，”他对小宁说，“我心想，这家伙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候跳出来反对我们。后来我再想想，真是很佩服你：做人就要这样做，不应该欺负弱小的人，要帮助弱小的人。其实从那天以后，我一直在学你。”

这是30多年以后的真情流露，在当时可不是这样。那一年大批判的热潮又持续了几个月，小宁觉得实在不能忍受，不再去学校。他回到家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半导体收音机、搞化学实验、做火箭、做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做这些东西要买零件、买工具，要花很多钱，而妈妈给他的零花钱总是不够。有一天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垃圾堆里发现很多废弃的铜丝，大喜过望。他每天到那个垃圾堆上去，把那些铜丝扒出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把几角几分攒起来，凑足一笔钱，就跑到商店去买回一个无线电零件。他沉浸在自己的发明世界里，丝毫没有感觉到“捡垃圾”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一天，他正在垃圾堆里扒着，邻家孩子看到了，嘲笑道：“你怎么在干这个，真不像话，给你家里丢脸，也给你自己丢脸。”小宁一点不脸红，还是不停地捡，心里想：“我又没偷没抢。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

很多年后，有人和小宁谈到这些往事。他说：

做人做事，道理是一样的。你不应该总是跟着别人走，也没有必要看别人怎么评价你。做你自己！你就会发现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激情一定就在那个地方。认识到自己的激情所在，不要压抑它，把它开发出来，你可以看到，你的价值就在这里。

小宁是在32岁那年到美国求学的。他发现美国人的文化是强调个人价值，强调与众不同，这一切似乎格外符合他的本性。一个人怎么样才算有价值？美国人的理念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人人都希望做科学家，都希望做大人物，不认为一定要很有学问，一定要挣很多钱。他们更在乎自己是不是快乐。只要自己高兴，做一个饭店服务员、做一个普通的售货员，都很有满足感，不会因此就觉得比别人矮一头。

儿子的童年和他不同，都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有一天他问小儿子：“你长大想干什么？”

儿子说：“我不知道。”

“你想不想当总统？”

“不想。”

“为什么？”

“那个人太累。”

这细节让小宁经久难忘，因为他从这里看出，美国的孩子想的都不一样，而美国的父母一定是尊重孩子想法的。

然后，小宁又讲了一个故事。这件事他对很多中国的朋友说起过：

我在微软公司有个同事，他非常优秀，是个很出色的计算机科学家，而他的哥哥是个乞丐，真正的乞丐，整天在外面流浪，依靠别人的救济和施舍生活。

有一天我对他讲起中国孩子的成功观念，他就给我讲了他哥哥的故事，讲的时候脸上没　


有任何尴尬的或者不光彩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不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哥哥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他承认他哥哥生活得非常开心，“可以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压力，也不对任何人负责。所以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

“那么，你父亲呢？”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律师，很体面，也很有钱。于是问：“你父亲怎么看待你们兄弟俩？”

他告诉我，父亲一点也不干涉大儿子的选择，从来不会骂这个大儿子不争气，从来不会说“看看你弟弟多有出息，就你不争气”这样的话。

有一次大儿子回家，父亲看他的衣服实在太破，于是给他200块钱让他去买新衣服。儿子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选择买什么样的衣服？”

“当然。”父亲回答，“你可以买一件200块钱的衣服，也可以买很多便宜的衣服。”

结果这儿子买了一件200块的衣服穿上了。父亲看了就说“很好”，并没有说：“你这么穷还不知道节俭。”

这是典型的美国家庭，是一种美国式的价值取向。父亲不一定会同意大儿子的价值观念，事实上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不认为不劳而获、做乞丐是一件好事。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尊重、理解和接受别人的选择。即使是父亲对儿子也是这样。美国人认为，每个孩子都应当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中国，你可以想象父母会怎么颜面无光，会怎么斥责这个儿子，恐怕不仅仅会说“你看看你弟弟，再看看你”之类的话，而且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给他些钱要他做生意，然后他还不好好做，把钱给花光了，然后父母就伤心欲绝，觉得生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真是造孽。

是要求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情？还是让孩子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国的家庭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前者，而美国的家庭肯定是后者。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美国人的理念都是比较发散的，对他们来说，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自己快乐不快乐是第一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自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在美国的大学里，大部分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外国人，实际上不少美国人都不上大学，不是不能上，而是他们不想上。他们觉得不上大学也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说，美国人更体现多样化的个人价值，而中国人更喜欢统一，大家追求同一个东西，用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成败。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关爱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殿堂里，但却过着最不幸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别人要他们做的事，拼死拼活，想方设法考上好大学，整天被压制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个性都没有了，明知道这样不好，却摆脱不开。谈到这些，小宁的情绪似乎特别激动：

我们中国人总在讨论怎样让孩子成功，其实还有更大的问题，我们的成功标准本来就有问题。过去我们并不认为这有问题。现在大家之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开放了。世界的潮流在向前走。东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本来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这个一定好那个一定不好，但现在全球化的浪潮就让这两种文化碰撞起来了，中国人出去了，外国人进来了，你怎么迎接这种碰撞呢？

按理说中国已经变得很多元化了。经济上非常多元化，文化上也非常多元化，甚至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多样化了，社会观点也有很多变化。但是教育体系并没有跟上这个变化，教育的标准还是一元化的，就像大家说的，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争过一座独木桥。争着做同一件事情，不管他自己是不是喜欢。

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比如一个女孩子长到5岁6岁，母亲就一定要教她弹钢琴，因为一个女孩子到了那个年龄，要是不会弹钢琴，人家都会看不起你，所以非学不可。这就成了不是自己想怎么做，而是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了鲁迅说的那句话，大家都争着往一个方向去，很少有人去做一件和大家不一样的事情。

大家都说，美国小孩不像中国小孩那么努力，不像中国小孩那么能吃苦，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是在体现一种多元化，让每个小孩最好地表现他自己，最大限度发展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兴趣，实现他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让每个小孩都来达到同一个标准。比如很多美国小孩的数理化很差，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数理化，他喜欢别的东西。

其实所谓“优秀”，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第一”、“第二”，而是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你的潜力。这是小宁在美国读书时最深的感受，现在他也总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

“你不需要成为‘最好的’，只要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是不痛苦　
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是不痛苦

美国的学校是尽量把每个孩子教育成不同的。中国的学校是尽量把每个孩子教育成相同的，就好像生产线一样。

——张益肇

张益肇每天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路途遥远，坐车也要20分钟。诸位也许以为他如此　


努力奔波，一定是单调乏味的，就像大多数中国孩子那种“两点连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没有变化。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生活很快就变得丰富多彩。在他的种种乐趣中，最重要的是读书。一个人幼年时的读书习惯和读书内容，往往能左右他的一生。

这是益肇到美国来学习的第五个年头。他已经是美国加州一所中学的十年级学生，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二年级。来到异国的最初感受，仍然萦绕在他心里：这个国家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大，房子大，车子大，高速公路也很宽。他在台湾的时候总是觉得空间狭小，跑都跑不开，从没想到世界居然如此辽阔。

新奇的感觉接二连三地涌出来，包围了这个中国孩子。比如他第一次上课就发现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台湾上学，同学们总是整整齐齐坐成一个方阵，他除了看着老师，就只能看到一个个后脑勺了。而美国的教室是半弧型的，一个班只有二十多个孩子，还要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围成一个圆圈，对面而坐，能看到彼此的脸。别人说话的时候，益肇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他自己说话的时候又会想到，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所以要把一个很好的表情给大家。这种空间的变化让他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力量，他开始关注别人，并且开始注意表现自己。

老师也是不同的，不仅是肤色和语言不同，而且让益肇感到，这些老师一点也不像老师。台湾的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从头到尾不停地说。这里的老师没有讲台，虽然有一块黑板，却又总是不在黑板前站着。老师在学生们中间穿行，一边走一边讲，不时坐在学生身边，和大家讨论。有时候孩子们唧唧喳喳，弄得老师的话没人能听到。老师也不生气，只是站起来笑着大喊：

“孩子们，孩子们，能不能让我说几句话？”

益肇还发现，美国学校里衡量学生的标准和台湾完全不一样。校园里面最走红的学生不是分数最高的，而是那些“体育明星”。自我感觉最好的学生，几乎都是那些兴趣广泛、热衷于户外运动的人。如果有个学生功课平平，但却特别乐于助人，或者在学校参加很多学生会之类的活动，也会得到同学们的赞扬。

所有这些都让益肇感到惊讶。然而更让他惊讶的是，他觉得在台湾读书并不辛苦但却很痛苦。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不痛苦。

他希望能够尽快听懂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话，所以拼命学习英文。母亲知道语言是孩子到达智慧殿堂的必经之门。所以离开台湾的时候，把中学三年的课本全都带到美国来了，现在让儿子一天学一堂课，一个暑假全部学完。

70年代末期的美国学校，和70年代初期开复在那里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外国孩子已经多起来，华人的孩子也不少。学校总要专门指派一个老师来教这些孩子英文，教给他们怎样适应美国的环境。

美国孩子和中国孩子的最大区别也许在于，美国孩子的活动范围要大得多，远远超过学校和家庭。就像周围的美国孩子一样，益肇的精力和热情也渐渐超越了课堂，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不光是在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还去医院做义务工，去做家教，去都市的图书馆。到周末，去看电影，去和朋友聚会，还有很多时间去看书。

我们中国人看到美国人家里很少藏书，就以为这是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其实这是偏见。那些在美国微软总部工作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拥有一张借书卡的时候，一定不会怀疑，美国孩子的业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读书。张正友是微软公司的研究员，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市拥有一处漂亮的住宅。平时忙得不可开交，每逢周末，就带着女儿们去图书馆（这座城市的每个小镇都有一个图书馆）。学校的老师总是给女儿开出读书单来。小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也来寻找自己喜爱的书，然后兴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借书卡，卡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在计算机上一划，就把书拿回家去。有些书图书馆里没有，她就留下书名和自己家的地址，用不了几天，那本书就能寄到家里来。“我觉得图书馆制度太好了。”张正友说，“我在她们这个年龄，在中国上学，只看课本，不看课外书，我是在初中才看到《林海雪原》的。”

张益肇也喜欢看书。20年前上中学的时候，总是到图书馆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和杂志，这些书跟学习本身没什么关系，但他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他在那里面体会着无穷的乐趣。他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读了金庸全集。说来真是奇怪，“微软小子”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大都有一段酷爱金庸的经历。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张益肇，都是“金庸迷”，全都有过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经历。他们显然从金庸的小说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东西：疯狂、执着、激情、充满幻想，和以人力去抗拒那些超自然的力量。

到了初中三年级，益肇的英文已经足够，不必去补习英语了。他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对美国教育特色的感觉也越来越清晰：

美国的教育不在乎你是不是把知识全都放到脑子里，他们是尽量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模式，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和特别不喜欢的东西。在中国，就是要大家把每一门功课都学得很好，把大家塑造成全部学科都齐备的这种人。中国的教育就好像生产线一样，每个孩子进去的时候形形色色，出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说着说着又想到了台湾的学校，他不由觉得自己很幸运，“在美国读书虽然很辛苦，但比起在台湾的那些准备考高中的同学，还是轻松多了。”　


　因为不喜欢才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　
因为不喜欢才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

选择是你的自由。

——张亚勤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吴苾雯，在她的令人感慨万千的《逃离大学》这本书中，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中国，有40％的大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中学生里有多少人不喜欢他们现　


在的读书方式呢？没有人去调查，但我们可以相信，一定超过40％。

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中，孩子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可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被动、不能控制和不能选择，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要严重得多。他们的烦恼，至少有90％是来自学习。这现象的确值得关注。因为一个人在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如果他要读硕士和博士，那么他至少要用21年来读书。学习占据了除睡眠之外90％的时间，假如它真的带来那么多烦恼，那么烦恼就不仅控制着孩子的时间，它肯定还控制着孩子的精神。

当父母斥责他们的不肯熬夜做练习题的孩子“不能吃苦”的时候，一定是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孩子是因为不喜欢才会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事实上，每一个孩子都有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废寝忘食、甚至通宵不眠的经验。他们都在期待着学习也能有这样的魔力，都在期待着有一个与他们的天性相吻合的学习环境，都在期待着学习给他们带来快乐。他们希望学习自己热爱的东西，并且希望父母和老师和他们有同样的愿望。

潘正磊就是在这样的希望中读了12年书，却一直没有能够如愿，然后她到美国读大学。多年以后回想刚刚来到美国的情形，她是这样开头的：“当时可傻了，真的是傻傻的。”其实这女孩子不仅一点不傻，还很聪明。只是在中国读书多年，每天跟着老师和教材走，让学什么就学什么，从来不用自己决定事情。当她走进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时候，立即发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来选择。

在美国的大学里，选择是学生的家常便饭，甚至是学校的一种制度。新生入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学什么课程。每一门课程都会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所以你又要为自己选择什么时间学——是在每天上午还是下午、是在这个学期还是在下个学期。每一门课程都由不同的教授来讲授，比如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微积分”，有6个教授讲，所以你还要为自己选择教授，可以选择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可以选择一个默默无闻但却真有学问的人。不同的老师在讲授同一门课的时候，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教学方法也不同。如果学生在两周之内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老师，那么他就可以拒绝再去听课（这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炒老板”），而且不用交学费，直到自己选择了一个新老师为止。课程结束之时，每一个学生不仅可以从教授那里拿到自己的成绩，还有机会来评价教授，而学生的评价都将记录在案，作为教授业绩评价和升迁的依据之一。

潘正磊说她“始终对教育很感兴趣”，因为“教育是一个人能改变自己的唯一方法。”但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教育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她。有时候想起自己在中国读书的那种方式，比如背那些政治课，她“觉得很可笑。花了那么多时间，一次一次地考过来，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好处呢？”可是学生没有选择的权力。课程不是自己选择的，每个学期第一天，学生把课本领回来，然后是课程表，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得跟着学。“我从小就是每天跟着老师做功课，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喜欢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从教育来说，我觉得那时候学的很多课程根本是在浪费时间。”

在美国，她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这让她更自由，也有了选择的权力。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意识到，选择是更富有挑战性的境界。“我记得一个项目课，让我做得半死。”课程开始的第一天，教授不是说自己想讲什么，而是问她：“你想做什么？”她说她要做个自动售货机，教授问她“怎么做”，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