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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信的加西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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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成为亚洲第一大即时通讯公司，还仅次于微软、“ＩＣＱ”美国即时通讯软件公司居世界第三。“小企鹅ＱＱ”的“父亲”马化腾，也凭着这个小小的即时通讯软件在4年间销售过亿元，撰写了深圳版的硅谷传奇。
不堪负担一两千元的服务器托管费，“ＱＱ”差点被卖掉
在成立腾讯公司以前，马化腾只是深圳一家电讯公司的程序员，做寻呼软件开发，一直做到开发部主管的位置。除了工作，这个不爱说话的年轻人最大的爱好就是上网他曾说过：“只有在网上我才会兴奋。”1996年的深圳，真正了解互联网的人还不多，他是最早的一批网虫之一。
许多软件技术人员往往对自己的智力非常自信，写软件甚至成了互相攀比的一种方式。而他却希望自己写出的东西被更多的人应用，能卖出钱来。1998年11月，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注册了腾讯，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将寻呼与网络联系起来，开发无线网络寻呼系统。
在新兴互联网市场中淘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当时，这家十几个人的小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深圳电信、深圳联通和一些寻呼台做项目，“ＱＱ”只是公司的副产品。整个公司经常为了一个项目倾巢而出，还要时刻避免露出马脚。为了给客户留下很有实力的印象，那时马化腾的名片上从来不印“总经理”的字样，而只带“工程师”的头衔——在深圳，像腾讯这样的公司有上百家，马化腾当时的期望，只是公司能生存下来。
跟其他刚开始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一样，资金和技术是腾讯最大的问题。先是缺资金，资金有了软件又跟不上。1999年2月，腾讯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ＩＣＱ”，即腾讯“ＱＱ”，受到用户欢迎，注册人数疯长，很短时间内就增加到几万人。人数增加就要不断扩充服务器，而那时一两千元的服务器托管费对公司都不堪重负。“我们只能到处去蹭人家的服务器用，最开始只是一台普通ＰＣ机，放到具有宽带条件的机房里面，然后把程序偷偷放到别人的服务器里面运行。”
“那时候觉得养不起就卖掉吧”，马化腾提起当时情形很庆幸地笑了：“但是在卖“ＱＱ”时我们碰到了麻烦。我跟许多ＩＣＰ（内容提供商）谈，他们都要求独家买断。”这让本想靠“ＱＱ”软件多卖几家公司赚钱的马化腾非常犹豫。最悬的是当时与深圳电信数据局的谈判，对方准备出60万元，马化腾坚持要卖100万元，始终谈不拢，只好告吹。
软件卖不掉，但用户增长却很快，运营“ＱＱ”所需的投入越来越大，俨然一个无底洞。马化腾只好四处去筹钱。他找到银行，银行说没听说过凭“注册用户数量”可以办抵押贷款的；与国内投资商谈，对方关心的大多是腾讯有多少台电脑和其他固定资产。1999年下半年，从美国到中国，互联网开始“发烧”，受昔日老网友丁磊海外融资的启发，马化腾拿着改了6个版本拥有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开始寻找国外风险投资，最后碰到了ＩＤＧ（国际数据集团）和盈科数码。他们给了“ＱＱ”220万美元，分别占公司20％的股份。“ＱＱ”发展到2 000万用户时，这笔钱还没用完。
有了这笔资金，公司买了20万兆的ＩＢＭ服务器。“当时放在桌上，心里别提有多美了。”时至今日，马化腾回忆当时情景，还喜不自禁。
规避跨行业风险
2000年6月，腾讯开始赢利，并且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保持了业绩的稳定增长，现在年收入已经过亿元。马化腾说，目前腾迅平均每月大概有5 000～6 000人左右的账号注册，来自各种渠道的收费用户约1 000万左右，马化腾对继续保持公司的活跃成长显得信心十足。
在互联网这片江湖上，马化腾的“封喉之剑”就是“小企鹅ＱＱ”。他是一个专注的人，几乎所有业内伙伴提到这位才32岁的老板，都会用“专注”这个词。在“三五月”热点便会轮流转的网络界，腾迅5年都在做而且只做完善和规范“ＱＱ”服务的工作，是国内惟一专注从事网络即时通讯的公司。
比如现在街头随处可见的“ＱＱ”族产品开发，马化腾坦言：“最初腾讯也想自己做，但是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从主体业务中分离出去，以授权形式外包出去。这样虽然要损失掉一部分利润，但是可以让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ＱＱ”系统的完善上。而且，我们对玩具行业不熟悉，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规避掉跨行业的风险。”
2001年底，腾讯授权广州东利行公司生产、经营“ＱＱ”族产品，东利行ＱＧＥＮ专卖店在全国已经开设了近300家。虽然直接利润有些损失，但ＱＧＥＮ为腾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益——遍布各大中城市的ＱＧＥＮ为腾讯省下了大量的广告费用。
马说还有许多娱乐公司、出版社找上门来谈合作，计划都很宏大，也很吸引人，但他觉得超越了腾讯的能力范围，都拒绝掉了。专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腾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仗剑独行通讯市场数年后的今日，马化腾觉得自己遇到了最强的竞争对手——微软的ＭＳＮ。2001年10月，微软耗资5亿美元研发，3亿美元市场推广费，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步上市“ＭＳＮ8”。对这个超级杀手，有人预言，ＭＳＮ携领先的技术与服务、强大的功能、雄厚的资金、创新性的商务模式和本土化战略进入中国之时，就是“ＱＱ”悲剧性命运的开始。
丁飞洋
点评：
●●●●●●●●有感于马化腾的“三问”
有人把“ＱＱ”的胜利归结于“说不清楚的原因”。其实不然。据说，马化腾在经营中总是小心翼翼地追问自己三个问题。
“三问”准确地揭示了马化腾的经营哲学理念。
一问：“这个新的领域你是不是擅长？”竞争对手多半对商务、对利润、对资本感兴趣，却不一定能把握客户的真正需求。而马化腾凭着对网络市场一种朦胧却又相当有预见性的理解，用近乎偏执的兴趣和近乎狂热的工作热情搭起腾讯的架子，牢固坚持以技术为核心的公司理念，极端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提升质量，固然能高出对手一筹。
二问：“如果你不做，用户会损失什么吗？”做软件工程师的经历使马化腾明白，开发软件的意义就在于实用，而不是写作者的自娱自乐：“其实我只是个很爱网络生活的人，知道网迷最需要什么，所以为自己和他们开发最有用的东西，如此而已。”出奇的平静，出奇的淡然。和传统行业比如张瑞敏的海尔家电不同的是，马化腾开发的产品最大受益者首先是自己，自己使用的方便。如果自己不做，用竞争对手的产品，自己和用户都有诸多不便，大家会损失乐趣、时间、金钱等等。用户所损失的，恰是马化腾苦苦追求的，自然会受到用户的拥戴。这种为客户所急、所想的认识和不断追问，是马化腾成功的秘密之一。
三问：“如果做了，在这个新的项目中自己能保持多大的竞争优势？”在腾讯从寻呼解决方案转向即时通信产品为主的经营模式的时候，这一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99下半年，腾讯在网络寻呼系统市场上越做越大，淘到大桶“金银”，然而也面临着重大选择：一方面寻呼行业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腾讯的“ＱＱ”用户数达到了100万，而且还在迅猛增长。早先，“ＱＱ”只是作为公司的一个副产品存在，马化腾们对“ＱＱ”所蕴含的巨大市场价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资金上，他对自己究竟能保持多大的竞争优势并没有把握。当时所采取的策略是“三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巩固传统网络寻呼系统带来的大量利润；一方面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改进“ＱＱ”功能和开发新版本上；一方面寻找风险投资的支持。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是正确的。
（世纪联融企业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刘立喜）
顾王明：博士后圆梦人生两极
一次偶然的想法，改变了顾王明32岁以后的人生——从掌握高科技的博士后到与科技毫不沾边的送货员，这种改变令常人无法想象。
其实，那时他的想法也很稚气，他经常看到有些汉口商人开着宝马车出入学校附近的高级饭店，当知道那些能赚钱的老板们，大多只有中小学文化后，这让读了23年书、头顶博士后光环的顾王明内心颇有些不平。
1996年底，他辞掉公职，放弃出国的念头，没有像众多博士、博士后一样，融入高科技行业的“金领”阶层，而是成为一名常人眼中的“底层人”——商场送货员。2年后，他进入汉正街，成为那条街上近万个小老板中的一员。又过2年，像他的学界生涯一样，在商界，他以华中地区“工艺品大亨”的称号，圆了自己的另一个梦。
人生从鱼雷和潜艇的“碰撞”开始
顾王明，1964年生于江苏南通。1982年高中毕业，在填写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军校。当年9月，他兴高采烈地来到武汉，就读于海军某学院，成为一名军人，那年他18岁，专业是鱼雷。
爱则迷，进入军校后，他很快身强力壮，谈兵论战，其乐融融。大二暑期，他们班来到西沙群岛体验生活，才知道了真正的鱼雷，第一次坐进潜艇入海的情形至今烙在他的脑海。海军指战员告诉他们，鱼雷被世界军事界称为“水中导弹”，是对付潜艇的主要火力。潜艇这种庞大、神秘之物，会怕鱼雷？他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避开鱼雷或者至少被鱼雷击中后，不会被炸毁？” 一阵沉默。
从南海回来，别人带回一些珊瑚，他带回的是一个问题。这便促使他在大三上学期就准备考研，因为只有考研，他才有从鱼雷专业“跳到”潜艇专业的机会。1986年，他顺利考取了本校船舶结构力学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为“潜艇抗爆炸强度”。
两年很快过去。就在他快拿到硕士学位的前夕，他突然反问自己：自己的论文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核潜艇如何才不会被炸沉？他能回答一二，但还无法论证。
人的一生，难道连这样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他心里想，可能博士生会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他找到导师，导师极力赞成他继续深造。
硕士毕业前夕的那年寒假，他无意中逃避了一位女同学的拜访，虽然那位女同学让他有些心仪，但激情的考博复习让恋情的考试得了零分。
读书人就做不了大生意
1990年，顾王明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继续“潜艇的抗爆炸强度”研究。尔后随教授到上海交大做博士后研究。
从上海交大做完博士后，顾王明回武汉母校任教一年，因为想出国继续深造，便开始申请转业。
这年年底，福建女孩真的从福州辞职来到武汉，他们幸福地结合了。一次，他陪新婚的妻子在汉口逛街，看到不断有富人开着高级轿车、一身名牌出入宾馆饭店，旁人告诉他，这些大款虽然大多只是中小学毕业，但做生意是一把好手。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平，难道我们只会做学问，做不了生意？
那年春节顾王明回到老家江苏，父母和姐姐一家告诉他，家中那个曾让他不屑一顾的小型工艺品加工厂，近两年销售很好。他还发现没有念多少书的姐姐家已是富丽堂皇，开起了小车。这时又有几位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同学告诉他，许多在国外深造的博士其实就是“打洋工”，辛苦得很。
既然国外的生活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国内又有大把商机，何必舍近求远？他把想在国内发展的想法告诉了几个博士学友，学友们都大力举荐他到上海去发展，因为上海的跨国公司多，许多全球知名公司都需要像他这样的高科技人才。
人们经常把博士、博士后与高科技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顾王明的想法却不同凡响，他认为做生意关键是要先人一步，而不在于从事什么，卖自家的工艺品不是水到渠成吗？于是他向家里借了20万元的存货，春节一过便回汉创业。
潜心商海重塑人生
从母校转业后，顾王明第一次以江苏老家工厂业务员的身份来到中南商业大楼，他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业务部经理，拿出工艺品让商场代销，要求是按月结算。双方谈妥后，他向中南商业大楼发了近10万元的货物。
一个月后，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见业务主任时，业务主任批评他说，没见像你这样做生意的，连寻呼机都不配一个，按月结算你就一个月只来一趟啊，货物快卖光了，销售额达到17万元。按照约定他可赚5万元。
第一次赚到5万元钱，他激动得无话可说，但脑子转得很快，当天下午就展开与亚贸、武商、汉商、中百等大型商场商谈代理事宜，3个月后，他的销售额很快超过100万元。他也成了名符其实的发货员、对账员和搬运员。1997年上半年，工艺品业务急剧扩大，代销已不适应市场发展，他便在各大商场设立专柜，同时进军宜昌、荆门等地。
1998年底，他在汉正街考察市场发现，这里的工艺品批发业务量惊人，同种工艺品，在汉正街卖价虽然比商场要少赚30％左右，但汉正街一个门店的一天销量相当于一家商场一个月的销量。12月份，他便在汉正街租了一间30平方米的门面，从事批发业务。
几个月后，批发的品种多了，他又在附近租了间300平方米的门面，并成立星光家饰艺品。这一年，他的业务相当成功，由卖自家产品发展到卖全国各地的知名工艺品，商品分10大类500余种。到1999年，业务扩大后，330平方米的店面已不能适应发展，顾王明为空间而忧。
这时，汉正街有名的兆丰工艺品市场搬走了，腾出了500余平方米的空间。时隔不久，与兆丰工艺品市场对面的长虹市场二楼的太阳艺社也关门歇业，一下子又腾出1 000余平方米的空间。顾王明看准了这块“宝地”，便带着自己设计好的方案找到有关负责人求租这两块场地。
那位负责人知道他的星光家饰艺品，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可能是第100个来求租的老板了，可能前99个老板都比你在汉正街的资历老练，你能管得好市场吗？你还是回去吧。”
顾王明这才深知，在别人眼里，自己在汉正街只不过是赚了些小钱、做不出大生意的小商贩。今天他仍然回忆说，真正懂得做生意，就是从那天开始，那位负责人是他商界的导师，他的话教会了他要做就要做最好的理念！
顾王明开始提升自己的品牌经营，一年之内，他反复考察义乌、广州一级市场，深入生产厂家，实地组织精品货源。这一年75％的时间他在出差中度过。
2000年底，顾王明再次带着自己的设计方案，提出整体租下共1 500多平方米的长虹市场二楼。这位负责人盯了顾王明很久，谈了两个问题，便爽快地与他签约，前后不到半小时。几天后，他将市场改名为“东方艺品”，全部自己经营。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顾王明说：“这种经历与攻博士时差不多，心里压力特别大，害怕自己的决策是错的，但多年的求学生涯，让我习惯了这种压力，敢于排除风险。”
在与风险的较量中，顾王明赢了，当月他就成功赢利，不但留住了老顾客，还吸引了大批新客户。定位中高档的东方艺品市场在汉正街一炮打响。
圆梦背后感慨多
顾王明的东方艺品市场获得成功后，凭他的经营规模和销售实力，迅速成为汉正街最大的工艺品批发商，在全国工艺品市场中也赫赫有名。
书山有路，商海无涯。顾王明知道，无论东方艺品发展怎样，但毕竟面对的只是华中区域市场，面临的大环境是：商业零售下滑、同业竞争激烈。要把生意做下去，一直做到顶峰，眼光不能只盯住汉正街。他开始进军国际贸易，把埃及的地毯、日本的玻璃水晶器皿运进来，把国内优秀的工艺品送出去。良好的英语水平让他做起国际贸易游刃有余。为了拓展基地，他已进军浙江义乌，控股沿海等地数家工厂。
顾王明说，下海四载，商场如战场的滋味已深深体会到了，做生意有时比做学问还难，做学问有导师指导，有一套方法与理论；做生意主要靠自己来判断市场，商人有时比学者更需要具备创新意识。
想起当年不经意的下海想法，顾王明笑着说：“我起码证明了‘最无用处是书生’的话不对，在许多人眼里是‘书呆子’的博士后，同样能搏击商海。每当看到招聘会上人山人海，许多大学生为没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而沮丧，有的还逼迫自己考研。我想对他们大声说，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多几次尝试的机会？”
李苑立
点评：
●●●●●●●●●●●有训练的头脑
我尊重顾王明先生的生意，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成功来源于对机遇的把握，如果让自己重新来一次，不敢肯定说一定要做商人，但是抓住时机的性格一定会保留，这不以专业与学历来判断，而是从经营人生上来把握的。”我不同意的就是这句话中“不以专业学历来判断”的观点。其实，顾先生目前取得的成就恰恰印证了一个有训练的大脑做生意是多么的厉害。
第一个证明就是，没有训练的大脑不会通过分析来让自己坚持，从而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
第二个证明就是，没有训练的大脑不会想到向下游发展，通过对上游资源的掌控及对下游市场的扩充来稳固自己的业务模式，从而避免了这个行业中大多数人的命运，或者是只做终端销售，每天望着柜台前不变的人群发呆，有生意就做一个，没有生意就虚度人生。他有训练的大脑还让他敢于扩展，让他对生意的远见较长，对风险的分析和承担意识较明确，这些都是他所在的工艺品制造、销售领域中罕见的。这难到不是他自己的专业和学历代表的有训练的大脑所赋予他的吗？一匹上等好马，放在上等好马的马群中不是什么卓越之才，然而，当上等好马到了中等甚至次等的马群之中时，他的杰出则是必然的。时机当然重要，但是，谁看出来了时机，其次，在看到的人中为什么没有人认为是时机呢？
第三，时机也需要鉴别。敢于冒险容易变成匹夫之勇，只有训练过的大脑运作的事情才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的儒商的风格。
（圣路可商务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孙路弘）
孙陶然擅长侧击的竞争者
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濮存昕和李湘的笑靥充斥全国电视画面，人们对“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广告语至今记忆犹新。一个人为缔造的商业神话，几乎成了手持电子产品成功市场运作的典范。而这一切的直接操作者却在自己的事业最高峰悄然引退，蛰伏了两年之后，又选择当年曾经破而后立的电子词典市场重出江湖。这个人就是孙陶然。
广告业试水
大概没人会想到，后来叱咤商海的孙陶然当初曾经为了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而四处奔波。回忆起那段求职经历，孙陶然苦笑：“1987年考大学的时候，我报了国民经济管理。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经济专业很热门。”不曾想1991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时，几经努力，还是由于指标原因，与他倾心的联想失之交臂。
北大的学习经历打开了孙陶然的眼界，相对封闭的家乡不是滋润理想的地方，在一个家乡企业办妥了报到手续，他义无反顾地办了停薪留职手续，踏上了回京的列车。
回京后孙陶然进入四达集团所属广告公司，在半年内升至常务副总。其间，他参与组织了当年的全国大学生科技大奖赛，还担任了电视剧《广告人》的制片人。据说，他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制片人，这成为孙陶然后来在朋友圈内开玩笑时“吹嘘”的资本。
1994年，孙陶然出任四达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公司账上仅有3万元。为了让公司挺下去，也为了让职员能够在月底拿到完整工资，孙陶然说自己走上了绝路：要么闯过这一关，要么辞职。
当时的《北京青年报》打算创办几个经济专业版，希望找广告公司把版面广告买断。当时这还是媒体界的新鲜事，是赚是赔无法预料，一时无人敢接。孙陶然站了出来：“我觉得一个新领域才可能蕴藏更大的商机，想试试。”
按合同，广告公司当年需要向报社支付400万元，首期100万元，可当时公司账上资金连个零头都不够。孙陶然回忆说：“我去找了四达的老总张征宇，他答应给借60万元。”剩下的40万元从何而来？孙陶然和员工商量：集资。他承诺一年后的回报率为30％。于是，有人拿3万元，有人借1万元，凑了50多万元，如期交上了首付款，将《北京青年报》的两个计算机版面划归自己的运作之中。
可是，一季度过去，眼看第二季度交钱的日子又来了，版面的广告收入别说给公司挣钱了，连还员工的集资都成问题。因为赢利前景太不乐观，与孙陶然同时运作的另一家公司将包下的两个版面退还了一个。
当时的计算机商认可的都是行业报刊，对综合媒体的广告投入心存疑虑。生死关头，孙陶然决定冒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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