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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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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而不是文凭。无论文凭多高，是驴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
洋博士做了小学校长
作者：吴苾雯
海外回来的洋博士，做了里弄小学的校长。
1997年5月，当陈孝大辞去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在上海普陀区一条里弄的墙上张贴培佳实验学校的招生广告时，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刚从海外回来、学教育学的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的书不教，要去里弄里办小学。
有的人甚至说：“这人有病呀。”
4年后的一天，当我在上海市普陀区一条逼仄的里弄寻找陈孝大和他的学校时，里弄里的一位大妈热心地告诉我：“陈博士的学校已经搬走了，已经盖了楼房，还办了初中，现在已经改名叫培佳双语实验学校了。”
按大妈说的地址，我向宜川路一带找去。
那是初夏的一天，天气有点闷热，昏睡了一冬一春的蝉儿开始飞出来赶热闹，扯着尖细的嗓子蹲在树上鸣叫。刚走到宜川路路口，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雨点落在脸上很凉很爽。
拐过弯走不多远，便看见了一幢很别致的楼房，墙是粉红色的，顶是流线型的，蹲在一片灰色的居民楼中，显得很特别、很夺目。接着，我便看见了挂在门口的培佳实验学校的校牌。
陈孝大那天穿一件浅兰色衬衣，没有打领带，脚上是一双半新不旧的休闲鞋，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他说学校就要放暑假了，这两天他正忙着招聘教师的事，从下学期开始学校要增设高中班，教师是从全国各地招聘，还准备在海外招聘部分外籍教师。
陈孝大的经历很简单，简单得只用“教育”两个字就能概括，16岁之前受教育，然后进大学学教育，再然后就是干教育。拿陈孝大自己的话说，30多岁的人生中，他就没离开过“教育”这个圈子。
1989年，陈孝大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当年即赴瑞典留学，师从斯德哥尔摩大学世界著名教育学家胡森，再次攻读博士学位。有人不解，已经是博士了，干嘛还要去读博士？以为他是为了要做个洋博士。
陈孝大说他当时之所以要出去，是因为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办教育的。他说自从6岁走进校门，他学习的、他感受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场景和话语。他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最人性的。他必须走出去看看。也许，只有在世界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真正领略教育的真谛和内含。也许只有走出去，与自己的母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清醒、更理智地回望中国教育。
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因为有赫赫有名的教育学家胡森，因为在教育学领域突出的研究成就，她一直备受世界瞩目。这里有国际最前沿的教育学信息、教育学思想、教育学理念。
在美丽幽静的校园里，陈孝大潜心于世界教育的研究，当万千世界一一展开后，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就象一朵朵魅力无穷的奇葩，不断在他眼前摇曳。
他说那是经常能让他兴奋不已的几年，但也是经常让他备感痛苦的几年。因为置身在世界教育的前沿，置身在百花绽放的教育园地，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痛疮，发现了自己思想的硬壳，他发现自己的身后仍拖着一道长长的阴影。而这一些都是从母体带来的。
陈孝大说那几年，他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治疗自己的痛疮，剥下自己思想的硬壳，摆脱身后的阴影。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求学的几年，是他吸收知识、扩大眼界的几年，也是他不断反省和反思的几年。
在斯德哥尔摩，陈孝大没有将自己关在书斋里，他经常去当地一些中小学调研、观摩。他发现，在那里，学校教给学生的不是记忆知识的能力，而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唱主角的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学生可以毫无约束地发表自己的奇谈怪论，老师只是指导学生读书，启发学生思考的引路人。
反思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陈孝大看到，中国的学校教育只是一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老师满堂灌知识，学生拼命记知识，考试时考查的是知识。这种被动的、单向输入的学习，往往会使学生丧失创造的能力。这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往往会使学生成为不会或不能主动思考的人。
1996年夏天，陈孝大回国了。他带回来的不仅仅只是一顶博士帽，他带回了世界最前沿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回国后，陈孝大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可是走上讲台没不久，他就深深地失望了。
那天，陈孝大给研究生讲课。走进教室他发现，课堂里很安静，学生都规规矩矩地坐着，面前摆放着已准备好的书和笔记本。
陈孝大没有打开教材，也没有翻开教案，甚至没有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字，他只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让他们三三两两地组成小组自由地讨论。
课堂顿时一片哗然。他们已经习惯于听老师讲课，已经习惯于记笔记，这种讨论会有什么收获？
有学生说：“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课吧，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我们记下来就是了。”
陈孝大听了很吃惊，也很悲哀，为他的学生悲哀。他没想到，这些堪称优秀的学子仍象小学生、初中生那样习惯于听讲，习惯于记笔记，却不习惯独立思考。
那是一堂令人尴尬的课。一堂课上下来，他对学生不满意，学生对他也很不满意，学生以为这位留洋的博士老师会给他们讲许多精彩的观点，没想到他却抛出一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思考。
思考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陈孝大试图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
他尝试以启发式教学激活学生发现问题的灵感，以讨论式教学使灵感撞出思想的火花。但他却常常因此陷入尴尬：当他在思想的湖面扔下一个石头希望听到反响时，那湖面有时竟连一丝涟漪也难以泛起。
学生还是习惯那种从早上8点钟进课堂，一直听老师讲到十一点半钟下课的教学方式。他们会认真地听讲，并记下厚厚一摞笔记，却几乎从来不提问题，也从不讨论问题。他们似乎不习惯于提问题，他们很少问“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到大学，他们是在老师问“是不是”，他们只需回答“是”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已在这种环境中渐渐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
但他们不是小学生，也不是中学生，他们是研究生啊，他们应该是站在人类这艘船上的了望者！一个没有了望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思想跛足、经济落后的民族。
陈孝大说，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十年、二十年并不可怕，如果教育落后十年、二十年，就有可能是民族的灾难。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告诫我们说：“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灾难与教育之间此消彼涨的逐一盘点，不如说是对将来人类发展趋势高瞻远瞩的预言。
在那以后，类似这样的尴尬又一次次地发生。学生对他的议论也多起来。陈孝大很苦恼、很郁闷，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立和无援。
陈孝大说那是一段苦恼而又无奈的日子。他不止一次在心里追问：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花十几年时间接受学校教育，仅仅只是记忆了一堆知识，而没有学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有价值吗？
在陈孝大心里引起极大震动的还不止这些。他发现，在小学里会讲故事的是一二年级学生，他们能无拘无束地将一个个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可是到三年级以后，这些孩子反而不会讲故事了，他们竟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原因不言而喻。僵化的、死板的，缺乏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使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能力。
在大学课堂上屡屡受挫的经历，也使陈孝大认识到，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必须从幼儿时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和能力是受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是无处不在的点点滴滴的渗透。当一个人已经养成了思考的惰性，已经养成了不爱思考的习惯后，要改变是很难的，正如摆脱不掉的、拖在自己身后的影子。
陈孝大坐不住了，他不想再坐在书斋里纸上谈兵，也不想在大学校园里戴着两顶博士帽无所作为地装饰门面。他觉得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地去为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做点什么，他认为只有这样，思考才是有意义的。
1996年5月的一天，陈孝大走进了普陀区教育局。传达室有人问他找谁，他说找局长。那人说局长在开会。陈孝大说：“那我等他。”
局长开完会出来，陈孝大说想跟他谈谈。局长将他引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孝大从怀里掏出一份申请报告，说他想办一个从包括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实验园”。他跟局长整整谈了两个小时，谈自己对中国教育的忧思，谈他的构想和计划，谈他的办学思想和理念。
谈完后，局长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将一幢校舍出租给你，你就在普陀区办，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
陈孝大没想到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
几天后，陈孝大向学校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听说陈孝大要去里弄办小学，舆论一片哗然。有的人为他可惜，说堂堂的博士，还是一个双料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讲台不站，要去站小学的讲台？有人以为他是受不了大学的清贫，才“下海”办学。
不管众人如何议论他，陈孝大还是铁了心要走。见他去意坚决，学校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
那时，已是6月初了。除了区教育局租给他的那幢校舍，他一无所有，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开始。
首先是要筹集资金。陈孝大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一家家登门找亲戚朋友借钱。每去一家，他都要将那天他对教育局局长说的那番话讲上一遍，让人相信他不是心血来潮，让人相信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东借西凑来的几十万元钱，成为新学校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有了第一笔钱，陈孝大一边请人修缮校舍、购买桌椅，一边开始物色教师。他象一个既机灵又目光敏锐的猎头，四处捕捉人才信息，有时在人才市场里蹲着，有时去民间走访。很快，他就聘请到了一批好教师。
1996年6月底，陈孝大将一张张“培佳实验学校”招生的广告刷上了里弄的墙壁。
这是一份精心编写的广告，既有培佳实验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还有一段关于办学人陈孝大博士的介绍。
陈孝大说到这里，自嘲地说，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敢相信私立学校，几乎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谁都不敢轻易将孩子托付给私立学校。我打出自己的留学背景和教育学博士头衔，是想让家长们相信我，是想让家长们将孩子交给我后放心。谁知，还真管用。
听说一位学教育学的博士要办一所实验学校，不少家长出于好奇纷纷找上门来想看个究竟。
当他们穿过逼仄的里弄，穿过一片嘈杂的菜市场，找到培佳实验学校时，他们多少有点失望。这是一所因生源不足早就关闭的小学的旧址，校舍虽然经过修缮仍显得破旧。陈孝大在校门口摆了张桌子，亲自接待来访的家长。
也许是陈孝大的博士头衔让他们放心，也许是陈孝大展示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打动了他们。一些家长陆陆续续将孩子送进了培佳实验学校。
陈孝大说，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家长，他们用一种买股票的心态将孩子送进了我的学校，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象我所描述的那样成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应该说，这些家长是明智的，也是有预见性的，他们知道将来的社会需要的不是考分低能的人，而是需要创造性的人才。
那一年，培佳实验学校的幼儿园招了两个班，小学招了四个班。这是一片新开垦的实验园，陈孝大将要在这个实验园里播撒新的种子。
陈孝大的实验首先从缩短课时开始。在观察中他发现，儿童对一个事物的注意力最多只能维持30分钟左右，超过了这个时间，注意力就会跳到别的事情上面，虽然那时仍被老师强制在教室里，但是后面那几分钟的教学效果几乎等于零。陈孝大将每节课由40分钟改为35分钟，当学生的注意力疲倦了正想逃跑时，下课铃响了。
将你的想法大胆地说出来，将你的能力大胆地表现出来。陈孝大这样鼓励着他的学生。为此，学校专门开设了一门“表现课”，一年级的表现课是讲故事，二年级是朗诵，三年级是课本剧，四年级是时事讨论，五年级是演讲，初中是辩论。这种从小开始的培养，不但使学生能创造性地表现自己，而且不断激发着他们的求知欲望，在求知欲望的引导下，他们主动去学习新的东西，主动去思考，主动去创造。
就拿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吧，语文书上的那些课文不再索然无味，他们将这些课文改编成课本剧，改编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给课文增添内容，或是一段活泼的对话，或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情节。然后，由他们自己充当剧中的角色进行表演。现在，培佳实验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几乎人人都能将语文书上的课文改编成剧本，绘声绘色地表演出来。
在培佳实验学校采访时，笔者看到了三本厚厚的论文集。令人吃惊的是，论文的作者全是该校小学5年级的学生。论文的题目五花八门——“中国动画片VS日本动画片”、“抽屉原理”、“金钱龟喜欢吃什么”、“SOS！水——浅谈苏州河的治理”、“真的有UFO吗？”、“吸管桥怎么做能承受更多的东西”、“小蝌蚪的生长过程及其联想”……。陈孝大认为，儿童对未知的世界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索热情，教育者的责任是激发这种好奇心，引导他们去思考去探索。
培佳实验学校的学生到了小学4年级，课程表上会出现一门新的课程，这就是研究性课程。从4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周都有两节研究性课程。课程是开放式的，学生不分班级，也不分年级，只要趣味相投，就可以组合在一起，既可以成立研究小组，也可以自己独立研究。他们或自己提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或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课题，然后分头查询搜集资料，分析研究资料，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论文完成后，大家坐在一起进行论文答辩。这门课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他们大胆放飞自己的奇思妙想，大胆地阐述自己见解和结论。这种研究性课程不但使学生逐步养成了思考的习惯，而且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了每一门课程。数学课，老师不是沿袭传统的以例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不在乎学生计算能力的提高，看重的是应用问题的解决，如果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可以不听课。语文课上，老师不再满堂灌，学生自己评析课文，甚至可以跟老师面红耳赤地争论。
陈孝大将这种学习称为“智慧学习”，它培养的是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让学生学会了学习，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创造。2000年，在中国第十三届头脑OM比赛中，培佳实验学校代表队一举夺得冠军，并代表中国赴美参加国际比赛。
如今，培佳实验学校已成为上海市示范性学校和双语教育的试点学校。陈孝大说今年秋季，学校高中部将面向社会招生，他要将自己的实验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有可能他还要办一所大学。
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为了头上多一道光圈；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拿它当敲门砖，索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也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为了一种虚荣，一种满足。可是也有更多的陈孝大们，他们戴上博士帽却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追求高学历、高文凭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说那些年轻的学子们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就连那些有了一官半职的人也都纷纷去大学里给自己弄顶硕士帽或博士帽戴上。民间流传一个笑话，说某日，天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砸倒了五个人，一个是学士，两个是硕士，三个是博士。可见学历之高的人该有多少！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了一个假博士方鸿渐。那方鸿渐冒充博士充其量只是唬唬人。可今天，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才是最害人的。因为，顶着那个光环，就有了向社会索取的资本。
文凭是不是也应该来一次打假，不管是硕士帽还是博士帽是不是也应该拿过来拧一拧水份。拧干了水份，就能认出谁是李逵谁是李鬼了。
第五章 学生老板的沉与浮
经典的风险投资故事版本
作者：吴苾雯
20世纪，地球上的人类创造了一种经典的风险投资故事版本——
几个毛头小子有了一个好主意，于是每人凑一笔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办个公司，这些最初的投资被称为“种子基金”或“种子股”。当公司有了初步的产品后，他们带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与风险投资家开始“谈恋爱”，一旦后者决定投资，他们就将得到自己的“天使投资”。最后，得到“天使”垂青的公司在二板市场上市，其财富放大的倍数常常超出
了人的想象力。
这个故事最先发生在美国。
在美国硅谷，云集着近万家高科技企业，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由形形色色的学子开办的。围绕着这些公司，又有形形色色的风险投资家在敏锐地捕捉着机会。他们之间开始了一个个相互寻找的故事。有人找到了比尔。盖茨，于是催生了微软这家“巨无霸”公司。有人找到了杨致远，创造了“雅虎”神话。英特尔的电脑芯片，最初只是科学家头脑中的灵感，是风险投资家与科学家共同将这个灵感变成了风靡全球的产品。
1983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澳斯汀分校的两名MBA学生第一次发起创业计划大赛。自此，美国各大院校纷纷仿效，十多年来，美国校园里出现了无数学子创业的故事，虽然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是学子创业公司给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仅以麻省理工大学为例，该校学子与教师创办的公司已达4000多家，据美国波士顿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把这些公司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仅在1994年，它的全球销售额就达到2320亿美元，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24位。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这些故事象神话一样传到中国学子的耳里，激起了他们的热情和梦想。比尔。盖茨、杨致远、戴尔这些IT业巨子的创业神话，鼓舞了众多激情满怀、才华横溢的莘莘学子。
往日平静的校园，已不再平静。比尔，盖茨成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成为比尔。盖茨是不少大学生的梦想。从1999年开始，中国大学生中涌起了一股科技创业潮。
两年过去了，成功者，如今仍走在铺满鲜花、也铺满荆棘的路上，失败者，虽然碰得头破血流，却也收获了一份难得的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也是一种学习。
他发现了一枚奇异的蛋
…
作者：吴苾雯
他发现了一枚奇异的蛋，决定将它“孵”出来。
如果没有见着比尔。盖茨，在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读大三的王科，也许会认为这个创造了微软“巨无霸”的人离他很远很远。
1997年12月12日，比尔。盖茨走进了清华园，走上了设在主楼后厅的讲台。这是一个外
表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二十多年前，当19岁的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中途退学与朋友保罗。艾伦一起创办微软公司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外表普通的年轻人有一天会成功，会成为横行计算机世界的“巨无霸”。
那天，比尔。盖茨的演讲一次次被激动的掌声打断。会场的气氛热烈得彷佛一点就着。事后有媒体报道，“清华校园刮起了比尔。盖茨旋风”。
比尔。盖茨走了，回到遥远的美国去了。可是“海龟派”创业者张朝阳又走进了清华校园。
在许多年轻人的眼里，张朝阳就是中国的比尔。盖茨。
1986年，张朝阳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考上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1993年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任MIT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1998年，张朝阳带着第一笔风险投资资金回国创办了搜狐网站，不到两年时间，搜狐就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并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虽然他的财富比不上比尔。盖茨，虽然他的搜狐网站无法与微软相比，但是，他仍是中国年轻人心中的数字英雄。
那天，张朝阳回到了母校，在一间教室里，他向他的学弟学妹们讲述他创业的经历。坐在台下的王科很激动、很振奋，比尔。盖茨和张朝阳能自己创业，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比尔。盖茨，更多的张朝阳？
其实在此之前，王科的理想很大众化，和许多清华学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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