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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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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王勇讲述他的故事。
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交上辞职书后，我知道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是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外贸专业。
那时，还是国家包分配，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先是做技术翻译，后又去了合同处。
那是一份很安逸的、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没多久，我就很苦恼，因为在那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大型国有企业，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裙带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我苦恼还因为，我的建议和想法在那里得不到采纳，甚至得不到尊重。人们仍习惯于按传统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作出判断，仍习惯于在旧有的轨道上行走，不敢、也不愿偏离哪怕一点点。
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很压抑，也让我很不甘心，我不甘心自己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吞噬，也不甘心自己的个性和斗志被一点点地被磨灭。如果没有了热情、没有了斗志、没有了个性，我将不是我自己。
苦恼归苦恼，但是真要作出抉择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生活在体制中，它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脱离了体制，也许会象一叶难以找到岸的浮萍，每天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恐惧中。这也是许多渴望自由、渴望拥有自己一片蓝天的人不敢跨出体制门槛的原因。
在犹豫不决中过了3年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因为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就会失去离开的决心和重新开始的信心。
那天，我拿着辞职申请走进领导办公室。看完我的辞职申请，领导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可要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了。我的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要走，而且一下就将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待业青年。
那天离开办公楼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下着小雨，我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书和日常生活用品，在同事们惋惜不解的目光中，我一步一步离开了那座工作了3年的办公楼。迈着沉重的脚步，我一次次地回头张望，我知道，从此后我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不久，我去了一家在北京的英国公司。这家英国公司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我进了销售部。
上班的第二天，公司负责人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将两盒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和一张飞机票交给我说：“公司派你去上海开辟市场，你明天就走。”
我一下就蒙了，没想到刚上班，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公司头儿说：“你什么时候把上海市场打开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其实是给我下了军令状，我没有退路，也不可能讨价还价。
第二天，我提着行李，拿着飞机票，忐忑不安地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上海。当飞机缓缓降落在虹桥机场时，我知道自己将要独自面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环境，将要独自在这里打出一片天下。
人就是这样，当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没有任何外援时，反而会激发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能量。在上海的那两年，是很辛苦的两年，也是收获颇丰的两年，我单枪匹马地终于为公司打出了一片天地。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在那两年学到东西，比我在国企呆3年学的东西多得多。在国企，我是戴着游泳圈学游泳，身边还有教练陪着，不管浪有多高，风有多大，只要我不脱离游泳圈，就能安然无恙。可是在外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扑腾”先将你丢进水里，任你挣扎，任你呛水，没有本事游上来就会溺死，这时，求生的本能会让你拼命地伸胳膊蹬腿，游着游着也许就到了岸边。
当然，溺死的人也不少。没被溺死的，就真能干成点事儿。这也是一些年轻人愿意去外企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外企得到的培训和学到的经验，是目前国内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有的。
从上海回来后我又跳槽去了一家在北京的美国公司，也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不久，我就坐上了大班位置。
公司办公地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北京人没有不知道赛特的，知道赛特的北京人，只知道那是一家有钱人出入的高档商场，却不知道商场上面的写字楼藏龙卧虎，有着多家在全球都响当当的大牌公司。
每天，工作累了，我就会俯身在窗前，看马路上穿流不息、象甲壳虫一样的车辆，看象蚁蝼一样蠕动的人流。有时看着看着，我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呆，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虽然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干到了大班，只要继续努力，职务还会升迁。但是干得再好，这里也不属于我，我永远只是一个打工者。这个舞台是别人的，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怅然若失，情绪低落。
我常常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当年我走出那座国企的办公楼时，许多人为我惋惜，可是几年后，那些为我惋惜的人，见我出入高级写字楼，拿着比他们高几倍的工资，见了我都面露羡慕之情，说我走对了。比起他们，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一次次地反躬自问。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会义无反顾地走出国企，之所以拿着高薪、坐在了大班的位置仍不满足，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时躁动着的渴望，我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对于我来说，这种渴望不是成年以后才有的，它早在我14岁那年就已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凌晨，父亲拿着北京市八中的录取通知书，领着我坐上了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在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近郊的顺义农村，不但没进过北京城，连县城也没去过。
我是在6岁那年跟母亲和姐姐从四川农村来北京的。那时，父亲的部队在顺义，母亲、姐姐和我就入了当地的农村户口。虽然顺义属北京市管辖，可是14岁之前，我从没进过城，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低矮的农舍、四季变化的田野、满地乱跑的鸡鸭，还有跟我一样穿着土不拉叽衣服、顶着一头乱发的乡下野小子。
车进城时，天已大亮。一辆洒水车唱着好听的音乐从我们身边开过，父亲拉着我的手向学校走去。
宽阔的街道上，各种小轿车穿流不息地开过，一座座造型别致的高楼耸入云端，穿戴时髦的男男女女从身边擦肩而过，生意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睁着激动兴奋的眼睛，看着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的这个新的世界。这一切对我的冲击力太大了，它不但使我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世界，而且它还激发了我的“野心”，我在心里暗暗地说，将来，这个世界里应该有我，应该有一片属于我的空间。
可是，哪里才是属于我的一片天空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苦恼，也很迷茫，我想干一点事，却又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当时社会上，各种名目的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有的人什么都没有，租间房子，挂个牌子，摇身一变，便成了某某公司经理。有的人前一天还是个穷小子，第二天便腰间别着大哥大，到处散发印着某某公司经理头衔的名片。
我不愿为了一种虚荣做自欺欺人的事，更不愿为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幻觉浪费我的精力和心智，我要的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天空，在那片天空里，我能随心所欲地飞翔，能随心所欲地描绘心中的图画。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片天空，只是我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拥有它。这片天空就是开饭馆。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梦想，也许是小时候嘴馋贪吃，也许是当时家里太穷，很少有一顿好饭菜。总之，小的时候我就梦想开饭馆，不是将饭馆开在顺义，而是开到北京城里，不是一家，是许多家。
要想拥有这片天空，我只能从起点干起。那个干什么的老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面前。
有一天，我仍象往常一样站在窗前胡思乱想。我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楼下那片自行车停车场上，我看见不断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又不断有人推着自行车离去。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将那片场地租下来，自已干。
马上，我又为自己这个大胆而又荒唐的念头好笑，怎么也不能放着大班的位置不坐去看自行车呀。可是想法一旦冒出来了，想赶也赶不走。那段日子，我常站在窗前看着那片自行车场地发愣。
为什么不能呢？赛特生意兴隆，有物流就有人流，有人流就有财流。可是那片自行车停车场的财流又在哪里呢？光靠存放自行车肯定不行，存放一辆车当时才5分钱。我开始冥思苦想，想琢磨出个赚钱的门道。
有一天，我突发灵感，赛特周围分布着各国使馆，高级写字楼，高档宾馆，是外国人出入最多的地方，外国人到中国来看什么，不就是看民情民俗民风吗？而北京的民情民俗民风主要集中在胡同里，集中在胡同里的四合院。外地人一提起四合院，就会想起北京城，就如同看到窑洞就会想起陕北，看见蒙古包就会想到蒙古一样。北京是由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构成的，一条条胡同又是由一座座灰墙黑瓦的四合院连起来形成的。
要去胡同里看风景，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不是四个轮子的汽车，而是两个轮子、脚一点地就能站住的自行车。
大街上浩浩荡荡的自行车车流本身就是中国的一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庞大的自行车族。而且，外国游客若骑自行车逛北京城，汇入车流人流中时，会有一种融入其中的感觉，远比坐在出租车或公共汽车里隔着距离观望感觉要好得多。
我为自己的奇思妙想激动不已。有人说，一个人的天赋会让他成为幻想家，一个人的知识积淀会让他成为哲学家。其实，目标往往产生于幻想，但是，只有知识和能力才能帮助人实现幻想的目标。
当我找到自行车停车场的主人，提出想租这片场地时，对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因为他认识我，知道我是那家美国公司的大班，开始他以为我是开玩笑，哪有放着白领不做，要做一个遭人白眼的看自行车的。后来见我是认真的，才跟我签下了合同。
拿到了合同，第二天，我就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听说我要辞职，同事们以为我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要跳槽，后来知道我是去楼下看自行车，他们惊愕的表情不亚于听说一个人要跳楼，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一定以为我脑子出毛病了。
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
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所以我才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打到最底层。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早上7点钟不到，我就斜背着一个黑色的包站在空旷的停车场，等着前来存车的顾客。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一位年轻人。他锁上车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5分的硬币。我的表情一定很难堪，我的手有点哆嗦，那枚5分的硬币象炭火一样落在我的手心里。我将它匆匆地放进了黑包里。
不一会儿，在写字楼上班的人陆陆续续的来了，他们有许多人是骑自行车来的，其中，就有我原来的同事。
那是一种特别令人难堪的场面：同事推着自行车过来了，我迎上去将他们的自行车摆放好，然后他们给我5分钱。不但我难堪，我的同事也觉得难堪，他们有的人甚至低着头不敢正眼看我，匆匆地将5分钱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走了。有的人虽然故意装着轻松跟我点头打招呼，却是一脸的尴尬。因为昨天我们还是同事，我们还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有的人甚至是我的部下。
那一天，是我的自尊心备感痛苦的一天，也是我的灵魂备受折磨的一天。当夕阳落尽，看同事们推着自行车渐渐消失在暮霭中，当夜色深重，我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我对自己说：“有了今天的经历，你还有什么干不了的呢？不是别人将你赶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是你自己选择的，既然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要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
超越了自尊和虚荣，我有一种获得了新生的感觉。
第二天，我将全部积蓄拿出来买了80辆崭新的自行车，有普通车，也有山地车，并在停车场挂上了“北京王师傅租赁自行车店”的横幅，广告词是——“自行车是你在北京最理想的交通工具”。
一些进赛特的外国人很好奇地走过来，他们看看自行车，看看我，很兴奋。我很快就与他们交谈起来，他们说骑自行车游北京城太棒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说来北京就是想看看那些胡同和四合院，就是想看看北京人真实的生活。
我的“王师傅自行车租赁店”在北京城里是第一家。
当天我就租出去了20多辆车。一辆自行车一天的租金是20元，普通车和山地车的押金分别是400元和800元。花20块钱就能租辆自行车，想逛哪儿就逛哪儿，很受外国游客的欢迎。
王师傅自行车租赁店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很多外国人的耳里。一些外国游客到了北京就直奔我的店，租辆自行车就自己逛北京城去了。80辆自行车常常不到一个小时便租完了，后来的顾客租不到车很失望。
需求就是市场。半年后，我又在建国门和北京站开了两家自行车租赁连锁店，一共有600多辆自行车。每天，我背着一个包在这几家连锁店之间奔忙，没有办公桌，更没有办公室，身上背的包就是我的办公桌和办公室。
知道“王师傅自行车租赁连锁店”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有一天，我在美国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在美国的CNN里看到了“王师傅自行车租赁连锁店”。我没想到已经有人将它介绍到美国去了。
当时，我甚至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在全市建一个自行车租赁网络，实行电脑化管理，无论是市民还是外国游客，只要持有一张自行车卡，在北京市的任何地方都能租到一辆满意的自行车。本地市民甚至不用自己买自行车，不但省去了保管、保养、维修的麻烦，而且很方便，想什么时候用车，马上就能在附近租到。
可是要建立这样庞大的网络，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我只得将这个计划暂时放下来，我想，等有钱了，等真正具备了干这件事的条件，也许我还会去实现这个梦想。
不能建立庞大的租赁网络，不能使更多的市民参加进来，而仅仅只盯着外国游客这个市场，自行车租赁连锁店的发展空间就不会太大。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马上很坚决地关掉了连锁店，因为我不愿意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等待上。
那时，我的王师傅自行车租赁连锁店已经开了3年，生意正做得红红火火，突然宣布关门，很多人不理解。只有我自己知道，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甚至是进三步，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其实，在关掉连锁店之前，我已经想好了下一个目标。
距离赛特不远，有一条僻静的胡同，那里大都是年久失修的四合院，住的也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虽然这里离赛特很近，虽然这里与那些使馆区、高级写字楼近在咫尺，可是那些物流、财流却在这里拐道而行，甚至连个旋涡也不打。
我在那条胡同里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琢磨着如何将不远处的财流引进来。我觉得开饭馆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我手里有了一笔积蓄，二是那一带已渐渐形成了商务区，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白领阶层。我的饭馆就是为他们开的，我要让他们在我的饭馆里，花少量的钱，享受五星级服务，找到回到家的温馨感觉。
要知道，开餐馆是我儿时的梦想，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梦想成真。
我将自己又一次打到了底层，再一次从零开始起步。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所以，从零开始起步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它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又一次超越。就好比一架飞机，起飞，降落；起飞，降落；再起飞，再降落……，每一次起飞，都有明确的目的地。每一次降落只是为了给飞机加上油，让它再一次起飞。
我用6万元在胡同里租了一间半平房，一间做餐厅，半间做厨房。餐厅里摆了6张桌子。我给我的小饭馆取名叫“北京小王府”。“府”在北京是“家”的意思，所以，在旧北京城里，一些四合院的门口会写上“张府”、“李府”、“赵府”。我姓王，当然就是王府了，我是小王，我便在王府前面加上了一个“小”字。我想使每一位客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做客王府的感觉，使他们得到一种家一样的温馨，王府一样的感受。
我终于能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自编自导自演了，这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感觉，一种不受束缚、随心所欲的感觉。我别出心裁地给餐桌铺上了深蓝色的桌布，而不是通常用的白色桌布，深蓝色的桌布在欧洲和北美是招待珍贵的客人时才使用的。餐桌上摆放着当天采摘的鲜花，而餐具则是古色古香的中国瓷具，古人说“美食不如美器”，这样的餐具让人有赏心悦目的感觉。
小王府的服务生全部是男生，这在北京城里是第一家。我为他们设计了一种竖领的白色制服，上面订着金色的铜纽扣。从客人走进小王府到与他们道别、目送他们离去，我一共制定了12条服务规则。我给厨师设计的是一种很别致的白色长围裙。我自己的服装则是有“行政总厨”标志的白色制服。
客人走进家里，端上什么样的饭菜呢？中国筵席中，名气最大的是满汉全席，听说各种佳肴美点加起来，多的有182种，少的也有64种。由于传说是源自清朝皇宫，皇上太后朝廷大员都享用过，因此各地繁衍出不少版本，不但有北京版，还有扬州版、广东版、四川版、香港版。大家都在争说自己才是“正宗”的。可有人考证说，宫中从来就没有过满汉全席，满汉全席的说法纯粹是老虎闻鼻烟——没影儿的事。
我不会去凑这个热闹，也不想造出个什么花花名词儿去招徕顾客。王府是家，就应该将家里的家常菜端出来招待客人。我端出的是货真价实的“私家菜”。所谓的私家菜，就是北京四合院里的大妈们日常做的家常菜。
做餐饮不是做餐食，餐饮是一种文化，家常菜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为什么一些旅居海外的人隔三差五地要去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坐一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为了去吃一顿中国餐，他们其实是去那里寻找一种文化的亲近感，寻找一种回家的感觉。
正因为家常菜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最想了解的、最想品尝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而不是去吃海鲜，去吃法国大餐。要吃海鲜，要吃法国大餐，他们何苦要远涉重洋、万里迢迢地到中国来吃？
中国的私家菜浩如烟海，蕴藏着多少珍品和精品！我有个打算，准备在全北京征集“私家菜”菜谱，我会将那些有绝活的大妈大嫂们请到店里，摆上锅灶，请她们现场给客人表演，对于真正的私家菜精品我会买下专利，请大妈大嫂们在店里带徒传艺。
私家菜不是大锅菜，哪怕是做碗炒饼、做碗酸菜汤，我们也要做出精品。我们还推行“无理由退餐”，即使是客人自己点错了菜，哪怕炒好了，端上了桌，我们也二话不说地退。吃饭是让人开心，让人愉快的事，不能破坏了客人的兴致。
真应了那句“酒好不怕巷子深”。靠口口相传，来小王府的人越来越多。来小王府的人，有住在附近高级公寓的外国人，有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还有带着家人的驻外使节。外宾占了三分之一。有不少人是朋友带来的，回去以后又带来了新的朋友，他们都成了回头客。
小王府的生意越来越好，有时客人多了，不得不排队等候。半年后，一间半房便向左右扩张成了五间房，再半年又扩张成了一座两层的小楼，第二年，小王府占据了整整一条胡同。
后来我又在其他几个商务区开了第二家店，第三家店、第四家店。这些店的装修都是我自己设计的，连餐桌、灯具都是我亲自去选购的，每一家店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家的氛围，家的感觉。
最近，我的第四家店又开业了。不同的是，我在大厅里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一样的餐厅，在那样的餐厅吃饭能给客人一种新鲜感。现在，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销售观点，即“整合销售”，就是感悟市场的感觉需求，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感觉整合在一起。我就是要给客人一种不断变化的新感觉。我不喜欢一成不变，我喜欢变化，这也许是我将自己一次次打入底层的性格中的原因。
在我的眼里，餐厅就是人生，它和剧场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里，你可以观察到很大幅度的人性。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不久前曾来北京，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做导演时，他说，我之所以会做导演，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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