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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高处-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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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地狼却是“随权所欲”，冷热酸甜，想吃就吃。与此同时，这一丑闻也为我们见证，失控的权力一旦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口水和肮脏的东西。
死刑是个笑话 ＇本章字数：1972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28：00。0＇
2007年11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中，99个国家代表投票通过全球暂缓死刑。鉴于前两次决议草案均告失败，提案国此次放弃了全球现在就废除死刑的最大要求，而是代之以中止实施现有死刑判决的备忘录，为将来全球范围全面废除死刑做准备。在各国代表中，有99国支持暂缓死刑、52国反对、33国弃权。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投了反对票。尽管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拥有巨大道义分量。
全球90％的死刑执行发生在美国、中国、巴基斯坦、苏丹、伊拉克和伊朗。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提供的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球共有1591人被执行死刑，2005年是2148人。联合国通过“全球暂缓死刑”决议，欧盟做了重要的推动。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废除死刑被当作一个必要的条件。
有关是否废除死刑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见证了人类的进步与分歧。甚至连康德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对贝卡利亚的废除死刑的呼吁都置若罔闻，表示“如果……他杀了人，他就必须被处死”。当然，康德并非没有糊涂的时候，比如他还说过，被判有罪的小偷应该沦为“国家的奴隶”。在极端的年代和历史上所有流行酷刑的年代，死甚至有着一种温存的面孔，成为一种解脱方式，是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解决方式。以中国而言，和凌迟或者五马分尸相比，被国王送来的白凌绞死，被称为“赐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废除死刑仍是大势所趋。
中国人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在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尤其是在欧盟国家，“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反而成为这些国家的传统。
“杀人不偿命”并非国家不珍视人的生命，相反是过于珍视。甚至在美国，死刑废除论者发现死刑犯大多数都是穷人，在法庭上都只是勉强得到了一位指定的辩护律师的辩护。就像有的人所说，死刑不仅扭曲了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还贬低了国家。布兰代斯大法官同样以为，国家必然是一名教员，当它杀害犯人，它就是在教给大家复仇和憎恨。杀人犯不会被人热爱，但是也不至于被人弃之不管。如果允许杀人犯活下去，国家则是在提醒所有公民，没有一个人会永远而且仅仅是一名杀人犯。
人类之所以能够宽待在战场上以杀人为职业的俘虏，却不能宽待一位已经束手被擒的囚犯，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是多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是一种博弈之后的均衡，而后者却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在这方面，被判死刑的公民显然失去了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贝卡利亚称死刑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的战争。人类世界，并不缺乏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已经被上帝或者自然判处了死刑。国家的“理性的杀人”，和杀人犯杀人一样，无疑都是在缩减人类的时间。而死刑犯实际上是被抛弃了，他的人类同伴不希望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希望他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了。
赞成死刑的一个有力观点通常是，死刑对社会是有益的，它保全了社区的品格。如果吊死一个死刑犯可以使500个人免于被潜在的杀人犯杀害，那么杀死一个人就是值得的。显然，这是一种国家至上的功利主义观念。问题在于，国家是否有权力要求拿一个人的生命为社会背书，死刑犯又在多大程度上做了公共秩序的替罪羊？如果这种功利主义可以流行，而不考虑人类应该有的价值，那么是否可以恢复历史上的酷刑，如果凌迟可以使501个人免于被潜在的杀人犯杀害，是否就可以恢复凌迟呢？
另一方面，死刑的威慑作用也是一种想象，因为绝大多数杀人犯都是激情杀人，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一样，算计一切，去理性地杀人。事实上，理性杀人的人，往往并不会被带到绞刑架下，因为他们算计好了，早已经逃之夭夭。早在公元前雅典广场上的一场关于死刑争论中，主张宽恕的狄奥多德便意识到“用死刑来约束人是没有用的”。
糟糕的是，死刑变成了一种仪式。就在人们过度关注这种仪式带来的效果时并寄以厚望时，真正的敌人反而会被忽视。
早在十九世纪，一位叫查理？菲利浦斯的作者写了本《死刑暇思》的书，里面讲到了一个“扒手悖论”：在十八世纪的伦敦，有无数扒手在人群里行窃，而这群人恰恰是聚集在一起看某个扒手被绞死的情形。小偷们之所以选择那个被绞死的人挂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作案，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看客将精力集中于这一杀人的戏剧，所有的人都在朝着那个方向看。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一方面，它让人们重新思考死刑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当人们全情投入对死刑的观赏，以为扒手吊死一个少一个，却忽略了其实他们就在身边，在日常生活中生长。
2007年6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死刑犯突发奇想地要以讲笑话来告别自己的人生。据说，奈特通过信件和电子邮件已经收到了许多笑话。然而，临刑前，这位在监狱度过了十六年的死刑犯没有讲一个征集来的笑话，只是说“死亡让我自由，这是最大的笑话”。读这则新闻时，我当时在想，如果奈特知道这个扒手的故事，或者他本来就意识到，这死刑本身也是一个笑话吧！
死刑是一个笑话，死刑缩减人类的生命与自由。
要新闻联播，还是宣传联播？ ＇本章字数：1686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28：20。0＇
一个古老的节目，几张古老的面孔。“新闻联播”换播音员会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新闻”，两年来甚至还有报纸为此发社论，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
尽管我早已经远离了“新闻联播”，我还是能够很好地理解有些观众欢快的掌声。把家里的十四？黑白换成了现在时兴的液晶彩电，为此兴奋几分钟也是人之常情。当然，我也很理解另一些人的不以为然。假如节目内容没有起色，电视机纵有千种风情，也是无济于
事的。
没有谁会怀疑“新闻联播”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如果有外国媒体朋友请你吃饭，碰巧又是在晚上，你可能得多因此牺牲点时间等他们？？通常，他们都是在看完新闻联播后才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当然，“新闻联播”成为许多驻华记者的必修课，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一个晴雨表，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政治监视器。
今日世界，不少人因为电视是“餐厅里的政府”而抗拒电视。而在中国，“新闻联播”更像是政府发言人。自1978年元旦开播以来，“新闻联播”一直恪守“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的宗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宗旨也决定了“新闻联播”的真实属性是“宣传联播”。显然，新闻并不同于宣传：新闻随时都可能发生并被报道，而宣传却另有计划与侧重，重重复而不重时效，重说教而不重事实。对于受众来说，差别也可能表现为，新闻被用来分析新闻当事人，而宣传被用来分析宣传者，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揣摩到这个转型社会的政治动向以及未来的脉搏。
人们守株待兔般观看“新闻联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该节目“部分垄断”了中国政治信息的发布权。从1982年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中央授权“新闻联播”比其他媒体提前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新闻联播”权威古板的形象、上情下达的角色由此渐渐确立。这种得天独厚的制度安排已经超出了设置一般新闻栏目的意义。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新闻联播”不仅是“新闻的联播”，而且是和全国一盘棋的联播。任何省市都无一例外地转播这种内外有别、喜忧参半的播报方式。
有人可能会说，“新闻联播”是中国最成功的“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然而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以宣传效果为首要目的的新闻播报方式并没有脱离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ing by propaganda）。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新闻执政是政府与媒体保持某种合作关系，通过表态、行动、政策等完成对媒体议程直至公共议程的设置，而“宣传统治”则表现为政府对媒介的直接介入，或者越俎代庖地直接设置媒体议程。
应该承认，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路途中，中国已经开始了由“宣传统治”到“新闻执政”的转变。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正在由传统的“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新闻联播”三十年，正好与改革开放三十年同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见证改革开放命运的一个缩影。熟悉“新闻联播”历史的人知道，“新闻联播”并非没有开始适应新闻规律的尝试。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曾被作为头条新闻播出，而不是按部就班地播出中央领导人的活动或国内重大事件。只不过这种破天荒的探索没有得到有力支持或者缺少自身坚持，所以直到十几年后，像“9？11”这样改写世界历史的事件都没有作为重要新闻在该栏目播出。然而，谁能说央视没有新闻资源或者业务能力？
如今电视卖得越来越多，看“新闻联播”的人是越来越少。显然这是和“新闻联播”的改革严重滞后分不开的。与此对应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个栏目赖以雄视天下的政治资本与权威资本正被悄然瓦解。当网络大行其道，新闻市场被细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即使是那些“伟大，而且有用”的政治信息，如今也在向政府网站靠拢。
“新闻联播”三十年。对于许多行走在这个既快又慢的转型时代的中国媒体来说，一个栏目能有三十年寿命堪称“不朽”。遗憾的是，当我回想央视这个三十年不改初衷的钻石级节目，所能想到的总结陈词竟然只有“新闻还很远，联播永宣传”。而这个糟糕的印象，显然不是换上一两张清俊婀娜的面孔能够改变的。
不要活在新闻里 ＇本章字数：1498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28：36。0＇
在开始这篇文章之前，不妨先想想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许多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大屠杀……公平总是理所当然，而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地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些官员腐败了，侵占了大量民脂民膏；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经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么？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人得学会积极生活，化解悲情，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请你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你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就政府而言，同样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是，负面新闻并不构成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一个人在生活上有洁癖，人们多会投以同情之理解，毕竟，那也算是个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带着洁癖去看新闻，去搞管理，去执政，难免脱离实际，而且显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又必须承认的是，媒体大张旗鼓报道“说人性坏话的新闻”，除了商业上的考虑外，还因为媒体肩负了一种责任，即社会需要通过它了解国家与社会运行是否正常。
伴随着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经批评中国的一些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但另一方面，公众或者政府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一种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而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而不是嘴上说说；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够让社会去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帮他们消解了内心的绝望与忧愁，其中包括歌德
本人。
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 ＇本章字数：2349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28：59。0＇
据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2008年，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首次进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然而，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年有几位作者合出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同题专栏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若干年前，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应当说，人人都有不高兴的权利，它属于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里的中国指的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组织，中国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每个具体的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借这个机会，我只想说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事情让我不高兴。当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兴”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强调，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
数例：
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国家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里外勾结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不照耀乡村。为此，我不高兴。
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时分悄悄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
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
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占到了20。80％，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那些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网络销售大行其道，如今实体书店一家家倒闭。偶尔逛书店，发现几个“不高兴”的人偷梁换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国的名义冒充我在不高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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