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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讲在北大-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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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笾冢�20世纪的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的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的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在中国大陆，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能够有效地鼓动人心的还不失为“民族主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大潮高涨的今日，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当今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们变得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次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的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方面的科技的发展。在以后的一二百年内，我们将会看到急速发展中的生物技术，尤其是当生物技术对医药与农业的应用开始有了实质的进展后，对人类食物的供给与健康的维持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于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东南亚国家，如能好好保护它，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在过去的十年内，我们常听到有人提起亚洲经济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从促进经济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识应用在生产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奇迹。如果亚洲国家真要创造经济奇迹，也许要赶快投入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也许是亚洲国家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契机。
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回顾这一世纪的许多变化，一定也会注意到，除了民主多元化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面貌之外，整个世界的国际化也许是最值得令人注目的。
由于交通与通讯的进步，我们的地球相对地缩小了，同时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却渐形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地球村”的概念似乎慢慢在成形，而我们也一步步地走向“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境界。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确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对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人口暴增、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与人类的活动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已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的问题。
最近，大气平流层的臭氧被人造的氟氯化碳破坏引起了世人高度的注目。一向被认为非常安定而对健康无害的氟氯化碳，没想到扩散到平流层，被紫外光分解而产生氯原子之后，竟给臭氧层带来这么大的问题。直到最近一直没人会想像到在南极的平流层在冬天竟会产生巨大的“臭氧洞”。幸而，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与呼吁，十年前世界上的许多工业化的国家共同签署了“蒙特利尔公约”，大量减少氟氯化碳的产生与使用，情形已不再继续恶化。不过如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恢复臭氧层防止紫外光渗透的功能，我们还得要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即使我们今天完全停止排放氟氯化碳，目前留在大气中的这些化合物，也要等到四、五十年后才会消失掉。相对于平流层的臭氧在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破坏，在对流层也就是在地平面上经由氧化氮的光化学催化产生的臭氧，对人体的健康却有很大的害处。最近的测量已显示，在工业化的北半球，已经围绕着地球形成了一环。臭氧的问题与酸雨及二氧化碳等气体促成的温室效应都是超越国界的问题，只靠世界上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努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随着人类活动的国际化之后，还有一件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是世界各地不同的疾病可能很快地传染到全球各地。每天繁忙的飞机载满了旅客与货物飞越海洋与大陆到世界各地时，导致疾病的微生物、细菌与病毒也不可能局限于某地区。况且我们还得记住，人类是无时无刻不与这些小东西的演化在竞争。从演化的观点看，有较长的生命周期的人类不一定占有优势，微生物、细菌与病毒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且暴露在辐射或化合物环境下时，很容易引起突变。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会发现我们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以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权衡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
但是，另一件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承受得了这种负担吗？最近，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
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的有关全球温室效应的会议里，曾有了些共识。工业化的国家将努力在201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少5。2个百分点，这虽是很好的起点，但欧美国家的往回走，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也就跟着冻结，如果在2010年地球上60多亿的人口，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全部达到工业化国家1990年的水准，那么我们的地球确实是承受不了的，温室效应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汽车与摩天大楼为象征，是发展中的国家人民最羡慕也最想追赶的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有些进步，伴随着高楼大厦而来的是交通的阻塞与空气的污染。我们必须认清楚美国人口虽只占有全球人口的5％，他们却在消耗着全球30％以上的能源。
1997年京都的会议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两件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我们的地球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开发，也不可能无限地吸收人类生活产生的种种污染；第二个信息是从二氧化碳的排放来说，在将来到2010年时，必须转回到过去的1990年的标准，这不也告诉我们，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路似乎走过了头，的确不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着的许多共同的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的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更加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如果大家认同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的这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常常把全球的利益挂在心上，为此着想，为此行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几百年来，人类累积的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自由分享的，现在的科学家们大都也坚信科学研究所得的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社会里，当有人把累积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并把它应用到社会性的生产后，它就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基础与利器。知识产权与专利的保护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知识的分享便止于所谓“竞争前”的技术，而完全不适用于“有竞争力的技术”。当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确有它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科学知识的探求与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彼此之间很大的矛盾。可是最近我们却看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科学发展与技术的时差是愈来愈短了。有关汽车的科学研究到市场上的销售也许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电子计算机花了五年，但微处理机却只花了十八个月。在某些科学的领域里，我们已经不知道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技术的发展应用之间如何划分。
当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更密切后，到底“分享”或“不分享”，不但在技术、在社会生产的应用上，甚至科学的研究本身都产生很大的矛盾。如果有些国家投入很多心血为人类累积很多宝贵的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却只专注在把科学的知识转化为技术以便取得经济上的优势，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慢慢地科学研究的投资便相对地减少，或更集中在对本国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虽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公开而自由的经济竞争与充分保护智能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好好认真地想一想，在这么高度国际化的地球村里，是否能在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分享上，找出更合理的方式，使国际间盲目的经济竞争带来的负面因素转化为人类永续发展所需要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其实人类目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是可以经由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的。当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要应用一些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知识，这也正是为什么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我们必须解决“科学”与“技术”之间或是“分享”与“不分享”的矛盾，而让科学与技术更有效地促成人类社会的进步。可是，我们也应该体验到科学与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的，科技的急速发展带动的全球性的经济，却也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
国际化的世界经济的确会把我们带入所谓没有国界的社会，但这并不表示，不同地区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立刻就会消失殆尽。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与宗教是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它不会，也不该从世界上急速地消失。另外，我们也知道，建立全球的共同的文化与语言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与孕育。所以，当我们的地球相对地变小而不同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的时候，到底世界各地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是否正如Huntingtong教授所说的，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甚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完全看到底世界上各地的人民能否学会了解、欣赏并尊重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并能更有效地彼此沟通。这的确也是我们透过教育，教导年轻的下一代，使他们能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的重要的方向。
为了面对21世纪带给我们的挑战，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是最重要的议题。在民主多元化、高度科技化与国际化的世界里，我们的年轻人需要知道更多数学与科学的知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好好发挥。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提升年轻人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教育每一个年轻人，使他们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急速变换的世界里，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
我们应该也了解到，在急速转变的世界里，许多长久以来认为最好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在社会结构改变后可能已不是可行的路。例如，以家庭教育来说，它在培养年轻人的道德、人品、生活习惯与待人处事方面，的确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取代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教育家们一再提醒的，但是随着农业社会慢慢地走入工业社会，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里，家庭从竹园里居住的大家庭，变成都市里住在小公寓里的小家庭之后，往往不是年轻人能够好好成长的良好的环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需要常向年长的人学习，也需要与年长的人相处，学会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习惯与能力。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家庭问题，不是社会的贤达呼吁家庭价值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便能解决的。我倒是非常赞同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第一夫人的观点，“培养一个小孩是整个社区的工作”，“现在已没有什么叫做‘别人的小孩’”。在农业社会里，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许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大家庭”或是几个大家庭所构架的小村庄，但是工业社会的小家庭已不是完美的小单元，我们应该把社区当做基本的结构，而好好地来营造它，只有在强壮而健康的社区里，被父母忽略的小孩或是破碎家庭的小孩，才有好好成长的机会。
我希望，以上的一些讨论能让各位了解，21世纪确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各地的人有需要像一家人一样，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在这地球村里，终于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无论空间、能量亦或天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这样的觉醒对人类永续的生存与发展是绝对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21世纪将会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我也相信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将不再使“武力”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但是如果取代军事竞争的是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那么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分享之间的矛盾，或民族国家的狂热与合理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不到解决，科学与技术将继续成为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立足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放眼世界，努力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推动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把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的发展与大量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合理地分享有限的天然资源与发展的技术，真正的地球村的形成才能落实。
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新世纪的挑战，我希望居住在亚洲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奋斗，勇敢地接受这种挑战。
正文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王选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
王选，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二十多年来，他所主持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步入光与电的时代，引发了全球范围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又一场深刻的变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曾经获得国内外二十多项重大奖励，王选教授个人也先后荣获首届“毕升奖”、“特良德里克技术应用进步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并三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升”、“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掌声）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笑声）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像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像，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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