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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讲在北大-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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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投资银行在中国并非一定成功。
回答八：这是一个让我们结识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机会。面对面，定期的，目的明确的交流非常好。我希望有更多具体的课题和详细的案例。
回答九：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声音充满活力。我对CEO应该做什么这个课题很感兴趣。总体而言，我对她的关于CEO的描述很满意。我希望能更具体地了解她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我觉得似乎时间不够，只能抓住表面的东西。我建议能让我们在演讲人来之前提出一些问题。
回答十：我们对CICC只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希望能进一步了解CEO对管理的真正想法。但关于CICC的讲座在这方面作了巧妙的回避。
回答十一：总的来说，通过这个讲座我了解了CICC的运作情况。我觉得CICC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怀疑CICC是否能永远保持其现状。
回答十二：该活动拓展了我在银行投资方面的知识，为我接触有关集团公司提供了机会。我希望能有一次让其他人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课程计划的机会。但我不同意她对天赋可变和对公司保持忠诚这两个问题的观点。
回答十三：我的目标是获得较强的数学专业背景。所以我认为在金融方面做一些研究只是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准备。直到听了她的演讲我才意识到创造性才是成为成功的金融家最重要的因素。
回答十四：我从CICC的CEO的演讲讲中领会到如下几点：
1在国外环境中建立风险事业必须牢记跨文化的背景。也就是要尽力建立起与当地文化协调的公司文化。
2专业能力、责任感、适应能力……这些都是管理领导人的重要素质。
3可观的薪水是使对工作保持热情和保持工作连贯性的重要因素，
回答十五：CICC是中国的第一种投资银行，是中国大陆一项新的业务。我们大许多数人对于它是什么并不清楚。她的收入不是来自它提供的服务，而是从她帮助客户完成的业务总额中提取预先规定的那一部分。这样就有了更多的潜在业务。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和被广泛接受的银行投资的标准业务之间存在差距和分歧。所以我认为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展起来。
回答十六：
1对工作十分敏感、适应能力强。
2要有创造力。
3她充分展现了她的活力、积极性和自信。这些对我们很重要。
4她坚持认为CEO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教导、训练他/她的员工。
5她必须建立一个公司所有员工都参与的内部裁决体制。
这五条给我印象深刻，也非常有用。
回答十七：我的感受是任何事情，不管它看起来有多小，对于公司来说都是大问题。作为CEO，有机会管理各个层次的员工，他/她应该更加注意这样的问题。
回答十八：这一活动让我看到成功商业人士在公共场合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依琳诺是怎样巧妙的回避她不想回答和没有把握的问题。我想这是拥有领导者的感觉的最好途径。
回答十九：我通过依琳诺的讲话了解到跨国公司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建立JV文化以及银行投资公司的基本运作。
回答二十：我学到了她的一些经验，如怎样重建公司，公司文化如何影响公司的管理。我希望详细的了解她在与中国公司合作时遇到的具体困难和投资银行将来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回答二十一：依琳提到她在来讲座之前公司里发生的一个小问题。这使我注意到工作中公开交流的重要性。作为CEO，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公司文化。我认为，交流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效应的重要途径。
回答二十二：依琳还提到了她尽力在CICC形成公司的共同价值观。这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同个人价值观对个人一样重要。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对公司的忠诚是建立在公司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之上的。
回答二十三：我得到一些投资银行方面的知识：其功能、操作、业务。具体地说，我对CICC有了一些了解：其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我还了解到CICC的概况，CEO的责任以及HR在投资银行中十分重要。
二、你如何评价这次讲座？
回答一：该讲座趣味性，知识性强。整个讲座以采用了一个外国人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局外人的视角。我希望能讲一讲中国经济的前景或者其某一句具体方面的前景，这样我们能多角度的理解经济。
回答二：讲座应该更具体一些，提供一些真实的案例，而不是任何公司都适用的整体描述。比如，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可以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经验。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回答三：我想组织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尽量让每一位BiMBA学员都有座位。
回答四：我认为关于HR管理发展的内容很有说服力。
回答五：讲座很不错。很高兴直接接触到高层商务经理。同时Q&A为我们创造了当面提出问题和得到答复的空间。
三、你在哪些方面不同意依琳女士的观点？
回答一：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有一个问题。如果像依琳诺洛芝女士说的那样，MorganStanley已经出资把一名普通的职员培养成银行业务员，为什么不花钱把他留下来？
回答二：我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分享依琳诺洛芝女士在投资银行部门的经验。
回答三：能否有机会在周末再安排一次依琳诺洛芝女士的讲座。在工作日，时间对讲座人和BiMBA在职学生来说都太紧了。
正文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道格拉杜？诺斯
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
道格拉杜？诺斯，美国华励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实验室。让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其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所以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
第四，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
第五，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论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源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则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的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奕论中这两种情况正向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使各个组织在重新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建立起我们正式的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结构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这样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的应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使参尔萨斯的关于收益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在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1900年到1970年间，劳动力从2900万人增加到8000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1000万人上升到2000万人，白领工人从500万增加到3800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能被测量，在美国1970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于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现象，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同这个技术相伴而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一点，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细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的分选、定级、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以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诸如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小组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对工作生产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涉及到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通过对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务，来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的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生活应变的可能性。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精细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才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和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济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首先，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择。另外一点是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粘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讲一讲产生的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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