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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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希望死后能在自己的墓地立一块碑，正面写“作家张弦之墓”，背面则写“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既是他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创作信条。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如轻浮、沉稳、粗疏、细致等。性格的确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它绝不是决定命运的全部因素，而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此，“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如果抛开那些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因而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的外因，用一个词来概括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那就是“素质”，即人的质量。我们在强调产品质量时，往往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对于人这个“产品”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素质，按形成阶段分，可以分为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按类别分，则可以分为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八种素质，每种素质又可以分为若干项。性格，既得之于先天，又成之于后天，是一个人在先天气质的基础上，经过后天修养而形成的；在上述诸种素质中，主要表现为健康素质的心理方面（也可称之为“心理素质”），并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性格包含在素质之中，且仅仅与部分素质有关，所以，它非但决定不了命运，而且对命运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举足轻重的地步。　　　　
　　　　“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且深入人心，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即便是发展到封建社会，人们也是依靠与土地、森林、河流、阳光和雨水等自然条件交换而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并可怜地依附于神灵、酋长、奴隶主、封建主、族长和家长，被迫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去生活。每个个体的人格、精神、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也大致相同，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于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之于先天的性格，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往往会凸现出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性格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越进步，对人的先天、个性越宽容。所以，一个人要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只着眼于去改变性格，尤其是改变性格中的先天气质，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包括通过自我修养去改变性格，才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命运。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提出一种“智商决定论”的理论。美国学者C）尔兹。默里和R。理查德·赫恩斯坦将其表述为：“智商就是命运”。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决定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同时也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智商，即智力商数，标志着一个人聪明或愚蠢的程度，的确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但如同性格一样，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能是一个处处碰壁的不得志者，甚至可能沦为一名罪犯。一群智商不相上下的人，其命运却互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差悬殊。而且，智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勤于学习和善于思考可以使智商提高，懒惰和浮躁可以使智商降低。　　　　
　　　　在提出“智商决定论”的同时，美国学术界又有人提出了“情商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对人的成功只产生20％左右的作用，其余的主要由情商决定。与智商相对应，情商这个新概念被解释为“情绪商数”，它标志着一个人控制情绪、把握自己的能力。其实，所谓的情商，与性格很相似，主要表现为人的心理素质，也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智商也罢，情商也罢，都包含在一个人的素质之中。把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割裂开来，片面地只强调哪一方面的素质都是不科学的，应立足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一个“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要迅速、有效地增加木桶的盛水量，莫过于先去弥补最短的那块木板。从这个理论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同时提高有关方面的素质；如果只提高某些方面的素质，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相关素质，就像只加高木桶的几块木板一样，其结果只能是功亏一篑。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例子——有的人许多方面都非常优秀，但就是一点小小的缺陷，不仅使得其它方面的长处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害得他屡屡受挫，甚至于全盘皆输。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人类对未来的许多事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唯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对未来研究极富权威的罗马俱乐部总裁雷列奥·佩西在他的报告《未来一百年》中也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提示未来，有一点必须首肯——未来是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发展是这样，个人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正面临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当代中国社会最剧烈、最深刻的变革；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每个人主动也罢，被动也罢，都将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我们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有立足之地。　　　　
　　　　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也是自我完善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从茹毛饮血、四肢行走的动物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依靠的就是自我完善；要使人类继续进化，而不是朝着动物的方向退化，只有依靠自我完善。我们所拥有的人生，充满了陷阱与诱惑，稍一懈怠与放纵，就会堕落；要想实现一个理想、高尚、幸福的人生，只有依靠自我完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现代化大潮推拥前进的时代；要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不被时代所淘汰，也只有依靠自我完善。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自我完善都应该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思考探索的永恒主题。　　　　
　　　　当代雕塑家潘鹤于1989年完成了他的雕塑力作《自我完善》：一块壁立的大理石上，一位少女上半身的精美雕像已被凿出，下半身仍与未经雕凿的大理石浑然一体；她正右手举锤，左手持凿，继续在雕琢着自己的躯体……如果我们把自身也看作是一尊雕像，那么，只要自我审视一下就会发现，它的缺陷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就像是粗糙、甚至残缺的毛坯；只有锲而不舍地去雕琢它，才可以使之趋于完美。尽管古人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说，但只要不断地自我完善，就可以向自我实现的目标一步步地逼近；由于自我实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自我完善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第二辑吴建民　（1）

　　　　挥扬外交之剑，折冲樽俎　　　　
　　　　吴建民，中国资深外交家，现年64岁。1991年至1994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从1994年至2003年的近10年时间里，吴建民历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目前任外交学院院长，兼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吴建民　　　　
　　　　申奥：“外交麻辣烫”呛翻欧美“人权”大棒　　　　
　　　　1991年3月21日下午，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参赞位上卸任不久的吴建民，走进了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这是他担任外交部第10任新闻司司长后，首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在公众中亮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9任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始建于1983年，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首倡，他也是中国政府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此后这个肇始于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在政府其他部门中得到推广。　　　　
　　　　政府发言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事者不但要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深厚的文化积淀，还需要有灵活的应对技巧和把握现场主动的能力。外交部更是国家的一根敏感神经，牵连到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稍有差池都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以“发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中国人为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不会忘记1993年秋天北京奥申委将士们为了夺得奥运主办权出征蒙特卡洛的日日夜夜。　　　　
　　　　1993年9月16日，以李岚清为首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飞赴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为了加大申奥的宣传力量，北京奥申委在主管宣传的吴重远、丁维峻外，添加了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　　　　
　　　　当时，由于“八九风波”的后续影响，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拿“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外交承受着很大压力。继当年7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反对让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决议后，9月16日欧洲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反对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给北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也互相配合行动。9月14日澳大利亚总理基延访问美国时，公开声称“不要让政治压倒了体育理想”，要国际奥委会不要选择北京；9月16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在九频道电视台的早餐采访中，对记者说，“最佳的选择是曼彻斯特，万一曼市落选，大家就应该来悉尼参加奥运会。如果选择北京，将是一个坏主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有备而来”的记者将会在蒙特卡洛围攻中国。　　　　
　　　　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下午在蒙特卡洛希维体育宫开幕。吴建民和吴重远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代表团的有关情况后，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赫德在悉尼关于“北京如举办奥运会是坏主意”的说法。　　　　
　　　　20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开幕。吴建民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了来蒙特卡洛的第4次新闻发布会。正如人们所料，西方一些记者利用这次机会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轮番进攻。吴建民语气激昂地回击道：　　　　
　　　　“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人权。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奋斗了100多年，就是为了人权，争取做人的权利……1949年以前，中国人有80％吃不上饭，一旦遇上灾荒，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当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大国有谁同情过中国的人权？有谁来呼吁中国的人权？相反的是他们都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中国人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倒‘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一记者看到吴建民说话时表情异常严肃，明知故问道：“你为　什么这样激动？”　　　　
　　　　吴建民说：“你们应该理解，一个人被平白无故地骂了一通，能保持平静，能不激动吗？”　　　　
　　　　又一记者说：你们中国“讲人权”就是“政治干预体育”。　　　　
　　　　吴建民说：“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四天。我们已经退避三舍。难道我们就连一点辩解的权利也没有了吗？那也太不公道了！”他还用英语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是纯洁的，理想是高尚的。”　　　　
　　　　在座的记者都被吴建民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美联社在当天的一篇通讯中评价吴建民的发言“充满感情”“用流利的英语发表讲话，没有发言稿”，并称“这种口气和谈话方式的改变，似乎是随着投票时间的逼近来提高北京的形象。”正在蒙特卡洛的李岚清副总理也对吴建民的出色表现大加赞赏。　　　　
　　　　时间到了1994年春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　　　　
　　　　一位美国记者上来就问道：“美方认为其外交官在国外可以随便、自由会见外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　　　　
　　　　吴建民答道：“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人总是觉得美国那一套最好，其实不一定。本人在贵国呆过10年，我看中国要学美国哪怕是100％的成功，中国也不会太平。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500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诸位想一想，如果2500万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游荡，中国还会太平吗？”　　　　
　　　　又一美国记者问道：“现在距离6月3日已经不远了，中国打　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　　　　
　　　　吴建民说：“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急得　很！你急什么？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美国有美国的计划，中国有中国的计划，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本人参加了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克林顿总统也说，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这很好嘛！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5000年了！”　　　　
　　　　说到这里，会场传出一阵哄笑声。　　　　
　　　　这时，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怕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　　　　
　　　　这个问题倒是吴建民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也没有统一回答口径，怎么办呢？吴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图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93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时，有一次我上电梯，正值有一位领导人要走过来，美国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给推开了。”　　　　
　　　　记者煞有介事地问：“你抗议了吗？”　　　　
　　　　“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吴建明坚定地说，“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在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驻京记者对吴建民说：“讲得好，这话　我等了两年了。”还有一位香港常驻北京记者激动地称他是中国“外交麻辣烫”。　　　　
　　　　


第二辑吴建民　（2）

　　　　周恩来眼中“精干的人”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在他出生一个月后，日本陆海军联合对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轰炸，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为了保住性命，母亲抱着被惊吓的儿子冒着隆隆的炮火躲进了防空洞，总算捡了两条命。　　　　
　　　　吴建民在重庆长到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19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到南京招生，班主任老师朱庆颐希望吴建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当时“北外”是按部队院校的要求招生，要求很高，而吴建民一心想报考理工科大学，所以他当时对读“北外”犹豫不决。在老师朱庆颐的再三劝说下，吴建民参加了“北外”的考试，不想获得通过。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在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基础上创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成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它一直是我国培养外语人才，特别是培养外事翻译的主要基地，当时属外交部管。　　　　
　　　　1961年9月，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继而被派到匈牙利接替朱善卿担任中国常驻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当时他才22岁，不但聪明好学，而且谦虚，肯吃苦，被后来到任的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韩克华一眼看中。　　　　
　　　　韩克华曾是中共出色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中任冀南军区武装部副部长等职、南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他历任湖北孝感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工业部长、副省长。1963年秋天，韩克华进入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时得知要调其出国任大使的消息，颇为惶恐，他觉得自己既无外交经验又不懂外文，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便给中共湖北省委写信谢绝。可当他从党校学成回到武汉，马上接到了赴外交部就职的调令，成为中国驻匈牙利的大使。　　　　
　　　　为了把年轻的吴建民调到自己的手下工作，韩克华专门给外交部打了报告希望部里与团中央协调。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不知从哪里探听到这个消息，又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把吴建民留在团中央联络部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早就听说吴建民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暗暗拿了主意：韩克华和团中央两边都别想得到吴建民，我让他回北京外交部。　　　　
　　　　吴建民在布达佩斯工作了4年，于1965让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国内，在外交部翻译室马牧鸣处长手下当翻译，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他有幸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施燕华：又是大使，又是大使夫人　　　　
　　　　俗话说，缘定三生。早年就有“江南美女”之称的“北外”高材生施燕华几乎是踏着吴建民的脚印来到团中央和外交部的。尽管他们无数次失之交臂，但爱情之神还是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　　　　
　　　　施燕华祖籍浙江镇海，在吴建民毕业前一年，她考入北外英语系。5年后，她又如愿以偿地考上北外的研究生，师从周珏良、许国璋、王佐良等声名显赫的教授。1965年春她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实习，不久又被借调到团中央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吴建民被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北京，人事关系还在团中央的吴建民与施燕华不期而遇。　　　　
　　　　吴建民来到外交部翻译处不久，施燕华也正式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当英文翻译。几个月后，吴建民成为外交部的翻译处的团支部书记，而施燕华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爱情的种子慢慢发芽。1967年吴建民和施燕华结为伉俪。　　　　
　　　　施燕华是外交部首屈一指的英文翻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的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拉美等数十国；特别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美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但参与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卡特等美国政要的接待工作，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八·一九公报”的起草。　　　　
　　　　1979年同程陪同邓小平访美的著名翻译家冀朝铸，因年过50，回国后从第一线的口译和笔译工作中换下来，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施燕华接替了冀朝铸的工作，冀朝铸称施燕华“是一位极好的译员”。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于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次采访邓小平，施燕华担当了这两次谈话的英文翻译。　　　　
　　　　法拉奇被誉为“政治采访之母”，以其尖锐的提问、敏捷的思维闻名于世，曾采访过基辛格、沙龙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由于她擅长提出许多奇怪的问题，而且不留情面，所以容易给翻译工作带来难度。施燕华不辱使命，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双方的思想和观点。两次访谈内容对外公开后，引起全球政治家的极大关注。　　　　
　　　　施燕华至今还记得他们之间的那段不同寻常的开场白：　　　　
　　　　“明天是你的生日！”法拉奇一见到邓小平就说。　　　　
　　　　“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邓小平有些奇怪。　　　　
　　　　“不错，邓小平先生，我是从你的传记中知道的。”　　　　
　　　　“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该祝贺我啊！我已经76岁了，76岁是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有些尴尬：“邓小平先生，我父亲也是76岁，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退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　　　　
　　　　“他做得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的，是吗？”邓小平笑了。　　　　
　　　　1991年施燕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而此时吴建民也成为外交部的第十任新闻司司长。他们成为外交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正司级官员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