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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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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讲话中要求中央党校认真研究党的第9次、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在谈到如何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中央党校复校后，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章的讨论。由于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而在这之前，即1977年8月25日，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对一些人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不以客观实际为标准”来评价“文革”的做法提出批评。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
胡耀邦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进行拨乱反正，希望写一篇更深刻、更有战斗力的理论文章。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就在这时，党校学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发现了一篇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稿件《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进行修改后重点推出。此后杨西光得知孙长江正在起草同类的文章，便把两位作者请到一起讨论修改，使文章在理论上更为成熟。最后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胡福明的文章并在一起再作修改，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经过10次重大修改、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终于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
这篇文章吹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号角，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热潮。年底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受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洗礼，调回党校的甄小英感到精神格外振奋。到校不久，就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一场“真理”问题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没想到她这次准备仓促的发言却赢得了与会专家的好评。
甄小英在党校的第一次讲课，是给党校的教职员工上党课。虽然她离开党校多年，但一直没有停止对理论的学习和思考，再加上她有多年从事干部理论教育的实践，熟悉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思想，她结合党员干部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存在的思想理论上的疑点难点问题，着重讲了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问题，生动活泼，针对性强，有感染力，给教职员工留下深刻印象。这也为她走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登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有些老教师，虽在党校工作多年，却没有讲过一次课，一辈子就是查资料、抄卡片。甄小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破除论资排辈、大胆起用年轻人的改革氛围中，她很快就走上讲台，讲课受到学员好评。1984年，甄小英担任了教研组的副组长，开始了对党建理论的研究。在党校这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她不断学习，辛勤耕耘，一干就是20多年，曾三次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员，著作和文章获20 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逐步成长为一名有一定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的理论工作者。
朱镕基：听说中央党校有个讲周总理的
1988年，甄小英被选为中央党校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接着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妇联执委，在中南海受到了邓颖超的接见。
在参观周总理故居西花厅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妇女代表李海文边看边向甄小英介绍，西花厅是一座前清留下来的房子，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面是方砖地，很潮湿。窗户缝很大，冬天工作人员要用报纸把窗户缝糊上。总理在世时，有关部门多次想为他维修房子，都被拒绝了。有一次总理到外地工作，有关部门趁机对他的住房进行了简单的维修。总理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还并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作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并把新换的窗帘、壁灯和一张床统统拿走，换回原来的旧窗帘和木板床。周总理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廉洁自律、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感动了甄小英。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中，由于制度不配套，法规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双轨运行，磨擦碰撞，为公权谋私提供了土壤条件，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和腐败现象开始滋生蔓延。邓小平在1982年就告诫全党：“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他一再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经受住新的考验，从思想、作风和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跳出历代统治者的兴亡周期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执政党面对的严峻考验。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培养教育干部的最高学府，高扬党性的旗帜，把党校建设成锻炼党员的熔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校把党性教育列入教学的重要内容，引导学员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加强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学员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要进行“党性分析”。党建教研室把讲授党性教育课的任务交给了已是教研室副主任的甄小英。
那时党校的学员，不少是60多岁的领导干部，跟甄小英父母的年龄差不多大。作为一个资历浅、级别低的年轻教员，给这些局长、部长们上党性修养课，对甄小英来讲，的确是个“难题”。如何讲好这个课，使学员真正受到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就这些问题，甄小英虚心向教师、组织员和学员请教。有人提出最好给领导干部提供一个高层次的坚持党性的榜样，把坚持党性的生动事例与党性教育理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讲授效果可能会比较好。甄小英此前正好写了一篇有关周恩来的研究文章，还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周恩来的研讨会，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在西花厅的所见所闻。于是她决定把周恩来的事迹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讲，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她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党性修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把当时党政领导干部在坚持党性方面存在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又阅读了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周恩来的著作、文章。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大智大勇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人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仰和爱戴。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他所以得到人民群众那样广泛而持久的怀念，不仅因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品德高尚，他艰苦卓绝的一生，生动、形象、集中、深刻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道德品质、精神风范和执政理念。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缩影，他用言行谱写了一部共产党人的“德典”。许多民主党派朋友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外国朋友通过他认识了新中国。在备课过程中，甄小英感到心灵得到了一次净化，党性得到了一次提升，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深感“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她把党性修养理论与周恩来践履党性的思想实践和生动事例融为一体，把周恩来坚强党性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结合起来，使学员从党的建设理论的高度更深刻地认识了周恩来精神所体现的党性原则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又通过周恩来坚持党性的鲜活事例，通过这一崇高的榜样，使学员更深刻地理解了党的性质和宗旨。针对领导干部的特点以及在党性修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她结合生动的事例分析了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坚持党性的楷模和世界伟人的原因，并阐释了进行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正确途径和科学方法。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甄小英的党性教育课一炮打响，产生了轰动的效应，许多人在课堂上被周总理的事迹感动得落下热泪。有的学员递条子说：“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
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等各中央机关，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各机关、企业、军队、学校和县区纷纷请甄小英去做报告。她的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给中宣部写信，说“很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精彩的报告了”“希望中宣部多组织这样的好报告”。她的报告在青年中也引起强烈共鸣。在清华、北大作报告时，礼堂里挤满了人，一些没有座位的学生，站着听了3个多小时，礼堂中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被称为“秘密工作战线的神兵骁将”，曾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尼克松访华时给周恩来当助手的熊向晖，在看了甄小英报告的录像后打电话约甄小英面晤，一谈就是一上午。与周总理共事多年，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同志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周恩来的伟大精神时，谦虚地说：“甄小英的报 告比我讲得好。”
在一次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甄小英发言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对她说：“你就是甄小英呀！我们市委书记朱基前不久 还对我们说，中央党校有一个人讲周总理的，讲得很好，让我们找个带子来听一听。”
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希望以“周恩来精神”教育更多的党员，建议甄小英在讲稿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扩展，写一本书。甄小英没有辜负学员的期望，她满怀激情地很快写出了这本书，这就是后来引起全国震动的《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
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响烈反响。周恩来生前的秘书、警卫等身边工作人员专门聚在一起，约甄小英进行座谈，卫士长成元功、警卫张树迎等对甄小英说：“非常感谢你写了这么一本好书，我们跟 总理这么多年，却写不了这样的书来，感谢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又为甄小英提供了许多亲身经历的动人事例。
甄小英收到许多感人的来信，其中有一位基层党员在信中讲，他从图书馆借来这本书，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非常想把这本书送给亲人、同事和朋友，但是，跑遍了当地的书店，也没有买到。于是，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刻蜡版，一页一页地油印，把《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的“油印本”送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同事。
席文举在一篇名为《进行党性教育的极好教材》的书评中这样说：要写一本深刻而又生动、理性和可读性强兼有的党性教科书， 实属不易。而甄小英的《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一书，则是形象生动，说理深刻，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一书一版再版，发行了10多万册，并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本钢杯”最佳读物奖、第四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图书奖。由此，甄小英的影响力也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
第二辑甄小英 （3）
党建调研报告直送政治局
党性教育使甄小英获得了声誉，但是她感到，重视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思想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活力而又稳定有序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制度，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的先进性。于是，甄小英在研究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发表后，她就开始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她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经验与教训，主持编印了20多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法规文件选编》，研究收集了国外一些政党的制度、法规，在全国党校率先开设了党的制度建设课题。
1988年，她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和参加编写的《党的制度建设新路》，引起了学员和社会的关注。
甄小英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进行制度建设，也制定了不少的制度，但三中全会以前却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建设理论，在实践上，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相互配套的党内制度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拔乱反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抓了党的根本制度的建设。比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加强了新的制度建设，使党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她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六中全会开创了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良好开端，但是，还必须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于是，她大胆地提出党建工作的一些新的想法。
她提出要理顺党政关系，主张党政分开并形成制度；认为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必须从中央做起。建议实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她还建议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等等。另外，她在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1987年，她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努力增强党员民主意识》一文，提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只有建立和完善了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制，才能有效地保证和发扬党内民主”。
1989年，她又在《党建文汇》上发表一篇名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设想》的文章，立意是总结“文革”教训，完善体制机制，从制度上防止“文革”重演，引发众多读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
她从前苏联的教训中证明了“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的观点。她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通过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或采用多党联合执政形式，联合执政的各党派之间也进行相互监督。我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不能照搬他国多党制的形式。但健全党内的监督制度，完善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对于实现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持党的公正廉洁，具有重要意义。
她提出要研究列宁设想和曾要求实施的监督体制，即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可对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进行监督。以上两个委员会发生意见分歧时，召开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加以解决，或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裁决。她认为对党的领导人监督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及道德作风三个方面，并提出“监督不仅如‘防腐剂’‘消毒剂’一样有防错纠错机制，有‘除恶’之功能，同时还有树立榜样的功能，有‘扬善’的效果”。
甄小英教授在《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中具体提出疏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全委会对常委会、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二是群众监督。在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强化对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五是舆论监督。通过切实有效的舆论监督，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时刻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
理论界人士说，甄小英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勇敢提出对党的领导者进行监督的建议，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突破。
甄小英教授不是个坐而论道的人，她很重视调查研究，特别关注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之后，她到过不少省市去搞调研。为给党的十六大召开做准备，中央党校联合全国党校开展了党建问题大调研。她参加了关于社区党建问题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问题的调研，在《求实》杂志发表了《社区党建大有可为》的文章，总结阐述了上海社区党建对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她作为调研组长，带领调研组下基层研究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问题，以及对党的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在调研基础上，她执笔写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调研报告》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一等奖。在浙江省调研时，她发现浙江省70个县市一把手在5年之中，受处分的就有39个，其中因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27个，因非经济问题受处分的有10个，还有两个免于处分。这个调查结果使他们感到非常震惊。这说明党内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制度仍有很多漏洞，亟待加强完善。
由调查组高新民执笔写的《对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思考》的调查报告，深刻分析了一把手屡屡出问题的原因，总结了浙江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经验，提出了完善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思路。这篇调研报告也被评为全国党校党建调研优秀奖。这两篇调研报告，都被选入中央党校编的调查报告集，报送中央政治局。中组部、中宣部等部门都对这个调查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呼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甄小英教授在中央党校执教了20多个年头，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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