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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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党执政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健康，人民民主就会得到发扬；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把过去民主的传统“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并把民主看作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表达了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发扬党内民主以推进人民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坚持了这一思想，并具体阐明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重要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坚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是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推进新世纪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内民主这个关键，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外约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带动作用。　　　　
　　　　建立健全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和长期性。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健全切实保障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此外，还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　　　　
　　　　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当前，要进一步疏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一是党内监督。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全委会对常委会、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党委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以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监督，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二是群众监督。在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社会公示、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强化对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的监督。三是法律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有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最高权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四是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五是舆论监督。通过切实有效的舆论监督，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时刻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实施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和党的干部只有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才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之真正成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锐利武器。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实现依法执政，有利于贯彻党的主张，体现人民的意愿，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　　　　
　　　　


第三辑楚树龙（1）

　　　　　台湾、美国问题了然于胸，中国态度凛然在外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战略研究所所长，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国际报道顾问，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亚太地区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会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1978年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获英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纵观人类历史，并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能够成为军事强国，因为军事实力并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　　　　
　　　　——楚树龙　　　　
　　　　中国何种条件下将对台湾实行“报复性核打击”　　　　
　　　　2000年10月，《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发表后不久，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显要位置发表这样一条消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楚树龙说，一旦台海发生战事，中国可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打击”。　　　　
　　　　本来这是楚树龙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对“中国国防白皮书”中有关核武器使用上的一般性解读，却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诸国的强烈反应。　　　　
　　　　《星岛日报》美东版的头条新闻题为《大陆坚称奉行防御国防　——白皮书警告任何台独图谋必挑起战争》，称中国此次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是自台湾新领导人当选以来，大陆“向台湾发出的措词最强硬的声明”。美国《世界日报》以《北京两千年国防白皮书、不排除武力统一》为题，《侨报》以《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台独意味战争——三个“如果”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包括用武》为题，对“白皮书”进行深度透析。西方媒体称，作为对中国高层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这番解释显得非同寻常，它暗示着中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的核战略已经成熟。《华盛顿邮报》还借题发挥，称中国在1998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10处提到美国，每次都是正面的，而在此次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13处提到美国，除了两处例外，其余全都是负面的，显然中国“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媒体上以《我们反对使用武力或恫言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题，以威胁的语气说：“正如我们向中国高层指出的，扬言可能向　台湾动武的言论将有相反的效果。”　　　　
　　　　由于诸多媒体煸动性的报道和讲话，一时间，“中国大陆准备用核武器解放台湾”的传言在全球范围内散开，蒙蔽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其实只要完整阅读过楚树龙原话的人就会明白，楚树龙在对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诠释根本没有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耸人听闻。当时楚树龙说，从“国防白皮书”来研判，一旦台海发生战事，而美国或日本又在军事上干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将是中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打击”。这个解读显然与《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的精神是一致的。　　　　
　　　　《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三处提及台湾问题。第一部分“安全形势”中把“台湾海峡局势复杂、严峻”列为“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之一，并指出，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对一个中国原则采取回避和模糊的态度，台湾分裂势力图谋以各种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严重破坏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是造成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国内有人企图推动国会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还有人企图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日美修订的防卫合作新指针，始终不明确承诺不把台湾划入其欲军事介入的“周边安全事态”范围。这些行为助长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危害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国防政策”一章中，白皮书指出，“台湾独立”就意味着重新挑起战争，制造分裂就意味着不要两岸和平。白皮书同时声明，中国政府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主张通过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的对话与谈判解决分歧。但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白皮书在“军控与裁军”一章里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部件、技术或援助，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把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关于核武器问题，“白皮书”解释说：“中国拥有少量核武器完全是出于自卫的需要，中国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任何此种行为都将导致中国的报复性核反击。”　　　　
　　　　楚树龙在解读这个问题时强调说：“‘任何此种行为’很耐人寻味。中国在这以前从未在白皮书这样的正式文件中强调过要对其他国家进行‘报复性核反击’，这次这么坚定地提出来，显然是针对美国、日本对台湾问题可能进行的干涉，以及针对美国大搞导弹防御系统。”　　　　
　　　　在楚树龙看来，一方面，美国不仅在本国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还和日本一起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针对目标至少包括了中国。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和日本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们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不包括台湾。另一方面，美国近来加强了对台湾的军售，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特别是海军的部署，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分析指出：如果美国或日本在军事上保卫台湾，将会导致严重后果。什么是严重后果？中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反击’就是严重后果之一。　　　　
　　　　在西方敏感人士眼中，楚树龙的这种解释似乎加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核武器的强硬态度。　　　　
　　　　国内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在媒体面前一向游刃有余的楚教授此番解读实在无懈可击，只是多年来他的名字对西方政治家和记者来说太熟悉和敏感了，因而往往引起“有心人”更多的“关照”。而美国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则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已经无数次干涉中国内政，此次借中国发表“国防白皮书”之际，再次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新干涉主义”的霸气，只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破坏作用。应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应该做的，只能是承认并改正错误。　　　　
　　　　


第三辑楚树龙　（2）

　　　　美国情报部门总是输在他的手上　　　　
　　　　还是在楚树龙留美归国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就把这位崇拜毛泽东和华盛顿的“美国通”定为“对美强硬派”。尽管如此，美国的媒体还是特别青睐这位睿智而健谈的中国专家。　　　　
　　　　楚树龙是近年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最多的中国学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世界报道》《远东经济评论》一直不忘把目光锁住他。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前4天，《华盛顿邮报》常务主编来中国采访，先在北京采访了楚树龙，后又飞到上海采访离京的江主席。后来这篇长篇采访稿在江主席访美时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楚树龙和江主席在同一采访稿中畅谈中美关系。　　　　
　　　　“只要天下有事了，媒体马上就会去找楚树龙”，在这些年可算是成了一种定式。“5·8”炸馆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朝核事件等等，一旦世界局势出现波动，楚树龙的电话就会被各路记者打爆。楚树龙自己也承认他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他希望他的思想能通过媒体对中外公众产生影响。　　　　
　　　　美国人把楚树龙定为“强硬派”是基于以下的一些事实：　　　　
　　　　1988年已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楚树龙，自费公派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楚树龙来自被美国人认为“绝对官方背景”的战略机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他一直都是美国情报部门关注的对象。美国情报人员常常找各种借口与他聊天，以期获得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楚树龙学了好几年的国际关系学，早已有所警觉，自然不会透露国家机密，美国情报人员非常失望。　　　　
　　　　1989年，楚树龙的爱人姜月秋赴美陪读，一年后回国照顾幼小的女儿。由于“八九风波”的影响，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所以当姜月秋一年后再次申请赴美陪读时，美国大使馆拒绝签证。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找到楚树龙，提出愿意协助他太太和女儿顺利来美，被楚树龙拒绝。楚树龙说，我宁愿我的太太和女儿不来美国，也不需要你帮忙，更不会与你们合作。　　　　
　　　　有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3个人突然找到楚树龙，对他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已经在美国请求政治避难，现在在我们手里，他已把使馆的所有情况都说了，你能给予证实吗？你还知道什么？　　　　
　　　　楚树龙急中生智说，一个想寻找政治避难的人的话怎么能听呢？他想申请你的政治避难，他是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说，真的也说假的也说的，你们怎么能全信呢？三人见从楚树龙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便无可奈何地走了。后来楚树龙才知那个寻求政治避难的使馆官员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基辛格评传》的作者陈有为。此人后来成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1989年，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跑到美国，为了讨好美国政府，在各种场合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有一次王若望窜到楚树龙就读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给师生做演讲。他在演讲中大肆渲染“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他先举了丁玲受迫害的例子，又称共产党连一个6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当街用枪把她射死。不一而足。　　　　
　　　　这时坐在台下的楚树龙愤怒了。他立即举手发言，进行反驳。楚树龙说：“你讲的这些有多少是共产党有组织干的？你说到丁玲，　我在上大学时，丁玲给我们做过报告，她亲口说她所受的迫害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原因，也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文艺界某些人嫁祸于她的结果。还有，你说一个6岁小女孩在大街上被打死，我就不相信是哪级党的组织去杀人的。你这样的讲话太不负责了。”　　　　
　　　　王若望气急败坏，用汉语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同学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洗脑了，对共产党认识不清，这种认识是极其肤浅的。　　　　
　　　　楚树龙又举手请求发言。他说：你王若望号称是“民主斗士”，可你这样的方式实在太不民主。我作为一个学生，有可能对中国和世界有很多肤浅的看法，但我在美国已经三年了，对我的“肤浅的看法”，美国人从没有用“肤浅”这个词来形容，现在你因为别人与你有不同的东西就把别人说成是肤浅，你真是不懂什么叫民主，你应该好好学学民主。你简直不配站在这里讲话！　　　　
　　　　王若望被楚树龙批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匆匆结束讲演。　　　　
　　　　楚树龙1993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半。由于他在校时就常有关于国际政治的论文发表，所以美国学界开始对他密切关注。而美国新闻界也看好这个智慧、尖锐、不失幽默、具有东方独特魅力的政治学学者，与他的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多次采访过楚树龙的记者这样说：美国记者似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耍聪明，但在楚面前将是一场遭遇战；楚是一位原则性极强、敏锐又熟谙斗争艺术的政治学者，　他是我们美国记者的爱和怕。　　　　
　　　　美国媒体的确对楚树龙既爱又怕。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前夕，美国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在北京采访楚树龙时，提出了一个尖刻的问题：江主席访美时，将要去威廉斯堡，那是林肯发表演说的地方，还要到费城这个自由中心去访问，这些都是美国民主最精华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去看美国民主、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方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美国的观众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　　　　
　　　　楚树龙回答说：江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美国不一样，江主席在对待不同问题的态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对待“不同”的东西的一种尊重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应该得到美国人的欣赏。因为这是一种对待不同的东西的正确态度。　　　　
　　　　这位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听后不得不说：楚先生对美国记者的智慧的确是个挑战。　　　　
　　　　中美相互关系是“接触与防范”　　　　
　　　　美国人把楚树龙称为“强硬派”，可国内则有不少人把他当作“亲美派”。　　　　
　　　　关于楚树龙是不是亲美派，先说几个小故事，读者可以作一研判。　　　　
　　　　东北亚地区有一个非官方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召集，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官员以及部分学者。楚树龙是该会议的人权小组主席。有一次美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老教授斯克拉丁诺在会议上攻击中国人权，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击。斯克拉丁诺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中国总是要来指点别人、教训别人。楚树龙当即还击道：这才是你们意识形态的根子，是你们用人权来批评别国、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根子。斯克拉丁诺从此以后再也不拿人权来攻击中国了。　　　　
　　　　1996年，在“中国威胁论”甚器尘上之时，楚树龙到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一个美国官员发言时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使很多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也感觉到中国的不确定性。楚树龙马上请求发言。他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改革开放18年，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强的18年带来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恶化，带来了中国与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敌意。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从中国过去的18年事实来看未来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不符合过去18年来中国崛起发展的事实。　　　　
　　　　……　　　　
　　　　楚树龙在多个场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自觉与美方交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亲美派”有什么关系。但国内有人把他称作“亲美派”至少有这么几条理由：　　　　
　　　　其一，楚树龙是一个“海归派”，有五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人对美亲善符合常理。　　　　
　　　　其二，楚树龙频频接到来自美国的邀请，每年至少七八趟穿梭于大洋两岸；美国人只会邀请有好感的学者，楚树龙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可想而知。　　　　
　　　　其三，楚树龙在美国可以进入白宫和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员进行直接对话。这凸显了他在美国高层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