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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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楚树龙在美国可以进入白宫和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员进行直接对话。这凸显了他在美国高层的影响力。　　　　
　　　　其四，楚树龙近年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正视美国对中国　“遏制”的一面，而是过于强调“接触”的一面。而这一点最为令人担扰，因为作为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倾向性势必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偏误。　　　　
　　　　后来楚树龙自己也明白了，原来国内人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的判断上争论不休的时候，是他首先也是惟一一个提出了“接触与防范”判断。当时人们对这一判断是不理解的。　　　　
　　　　“接触”战略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口头上提出的对华政策。当时老布什提出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受冷战结束和“八九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克林顿上台后，口头上仍然奉行“接触”政策，但在人权、核扩散、银河号事件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1996年克林顿赢得大选，中美两国首脑在马尼拉举行会谈，达成了两国元首互访的协议，使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1997年10月29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际，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在冷战后及21世纪的未来“通过增进合作，应对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双方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将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国内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的判断。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也认同这样一种判断。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在解释“战略伙伴关系”时说，中美之间是要寻求一种框架，在此框架上中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这种战略框架强调合作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分歧。　　　　
　　　　可是一年后，美日加强联盟，决定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含有反华条款的法案，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春天，美国出笼了一份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接着又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使刚刚恢复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了阴影。国人对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也失去了信心。许多学者撰文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因缺乏深厚的基础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就连美国参议员谢尔比也称，他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应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不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永远不会。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还是“接触加遏制”？对之学界产生了分歧。　　　　
　　　　就在社会各界为此议题争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楚树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是“遏制”，也不全是“接触”，而是“接触与防范”。　　　　
　　　　楚树龙认为，尽管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但在他第一届的任期内实行的是一种模糊的策略，“接触战略”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中心也不突出。直到他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97年初在美国再度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克林顿坚持按计划推动两国高层往来，坚持无条件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是美国“接触战略”达到了某种坚定和成熟的程度的表现。但美国在美日同盟、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阻挠俄罗斯和以色列向中国出售武器、在贸易上对中国限制技术出口等方面，显然采取的又不是“接触”战略。　　　　
　　　　在他看来，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也不能用“遏制”来概括。“遏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和中国是最明显的遏制，彼此不来往，不贸易，在世界上孤立你。但冷战后中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流日益增多，对华政策显然不再是遏制了。美国采取的以上不合作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防范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　　　　
　　　　此外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出，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不是接触中国也不是遏制中国，而是改变中国。　　　　
　　　　他认识到老布什对华“接触战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开始突出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失去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但克林顿上台后的起始3年，“接触战略”的内容发生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不再需要和中国在苏联问题上的合作，而此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的“接触战略”主要目标锁定在“以压促变”，改变中国，使之融入美国领导、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使中国成为体系内“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　　　　
　　　　楚树龙这种“接触与防范”的判断，在“遏制”之声四起的时候，显得着实的孤独。但当他将这些分析形成内部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时，其基本观点得到了肯定。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说：“楚树龙不是亲美派，但他肯定是知美派。”　　　　
　　　　


第三辑楚树龙　（3）

　　　　　反美、反苏、反修——50年外交强烈的　　　　
　　　　“反”文化色彩　　　　
　　　　楚树龙195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市，1978年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2年毕业，一年后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后任北美研究室主任。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后，仍继续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楚树龙说他这一辈子与国际关系干上了。　　　　
　　　　有人说，楚树龙搞了20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外交高参。　　　　
　　　　说到斗争经验，这里先说说楚树龙的一个花絮。　　　　
　　　　2003年9月1日，楚树龙出席了在中国青岛召开的东亚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官和学者。韩国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在会上说，卢武铉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卢武铉透露了朝鲜领导人不反对美国在韩驻军的消息。　　　　
　　　　楚树龙感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当场澄清，否则朝鲜官员会对中国领导人产生误解。楚树龙要求紧急发言。他说：“韩国官员讲的与事实不符，据我了解，不是中国领导人告诉韩国领导人这件事，恰恰相反，是你们韩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样的事。3年前，我去韩国参加纪念朝鲜战争胜利50周年的一个活动，当时的金大中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了我和其他6位参加活动的外国官员和专家。金大中当时讲过，朝鲜领导人表示不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这次会见是有记录的，你们可以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外交档案。”韩国官员当场没了话。　　　　
　　　　一位领略过楚树龙在外交场合斗争风采的外国官员说，楚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满腹经纶、文质彬彬，谁也没想到他也是一位猛将。　　　　
　　　　其实楚树龙这些年对中国外交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考。　　　　
　　　　楚树龙曾在一篇有关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战略思考。他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并长时间地因为对战略形势判断失误而导致战略性失误。中国因为没有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意识，丧失了很多宝贵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缺乏法制以及制度化、科学化的不足不但影响我们的行为，而且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使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不能在一个严肃的法治程序下进行全面理智的思维，进行各种意见、看法的充分交锋，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其结果就往往是拍脑袋，感情化、情绪化，而感情化、情绪化的结果就是更多地过“左”、过激。过去这种以感情代替认识、感情代替利益、感情代替战略和政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受害不浅。历史教训必须充分记取，否则中国将陷入更多的恶性循环。　　　　
　　　　楚树龙认为，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也应该与时俱进，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他认为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调整。　　　　
　　　　他认为中国克服传统的“体制外”心理是很有必要的，不要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西方的，我们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于是就要反对这个体制。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已经申请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等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都享有了，如果我们还抱着“体制外”心理，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以美划线”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在他看来，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不要总是根据美国来划线。不能“凡是美国同意的，我们就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他看到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明确，非常强调伊拉克的责任和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也强调半岛的无核化，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思路。　　　　
　　　　他看到，中国人一谈到国际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联想起美国人过去是如何如何压迫我们的，等等，这种“悲情”感常常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不科学。所谓“不科学”，就是用感情、情绪去思维，而不是用事实、程序去思维，容易感情用事。如果谁平稳一点、实事求是一点、温和一点、全面一点看问题，谁就会被认为是右倾、亲美、亲西方。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　　　　
　　　　楚树龙意识到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中强烈的“反”文化色彩是一种消极的政策。50年代“反帝国主义”；60年代以后既“反帝”又“反修”，再加上反对各国反对派；70年代虽然和美国等国家关系和缓了，但还是继续“反帝”“反修”。令人欣慰的是，十六大后，中国的外交思维有了根本的变革。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根本目标的规定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这是第一次以正面的方式阐述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根本目标。十六大报告虽然也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属于一般性陈述，而不是放在国家战略目标根本宗旨的层次上来讲的。他认为，对于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国际法，尤其是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总是带着“反”文化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问题，就不是一种健康的舆论取向。　　　　
　　　　尽管对楚树龙的这些思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其灵活和实用的部分已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提出与中国签订“中美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当时中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并不准备接受这一条件。但楚树龙认为，从军事上说，“互相瞄准”和“互不瞄准”其实都没有区别。坚持要瞄准也没有意义，同意互不瞄准对我们的军事能力也不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势必影响到克林顿访华的成功，如果一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失败了，这也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克林顿访华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达成某个协议，而当时中美之间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能达成协议，别的方面都不能达成协议。另外，楚树龙认为，中国是有核国家中公开宣布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这使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会很消极，不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综合以上分析，楚树龙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协商会上，提出了接受美方条件的建议。后来在克林顿访华前20天，钱其琛副总理主持全国外事领导小组会议，最后定夺这件事。现代国际研究所把楚树龙的意见上报后获得通过。　　　　
　　　　争取让动荡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的　　　　
　　　　“和平与发展”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打破了相对平静的世界，在世人惊魂未定之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再次引起世人震惊。中国人在愤怒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不少人甚至党内人士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先生是质疑“和平与发展”的知识分子代表。　　　　
　　　　房宁在学界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1999年，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陷阱”，并预言“和平与发展”将因遭遇“后殖民主义”威胁，从而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应该说，房宁对全球化及“和平与发展”的反思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然而就在人们普遍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焦灼不安的时候，楚树龙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却与之相反。“5·8”炸馆事件不久，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　的，国际形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　　　　
　　　　在他看来，世界局势总体上走向缓和，同时天下并不太平；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在剧烈动荡的国际形势变化面前沉着冷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过去　20年来国内国际发展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美国、北约的暴行没有改变世界的全局，没有改变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针。　　　　
　　　　他还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题为《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文章，接着又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一文，呼吁要坚持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坚持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发展。　　　　
　　　　如果说，楚树龙当时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坚持“和平与发展”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那么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却再次打破了“和平与发展”的看法。　　　　
　　　　“9·11”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又面临着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可就在世人对世界再次产生迷惘的时候，楚树龙仍然认为，“9·11”给美国和世界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但它不能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体趋势。他甚至认为由于“9·11”事件，大家都讲反恐，大家都在反恐中进行合作，美俄、中美等大国关系有所改善，世界局势没有发生深刻裂变。他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2001“变”与“不变”》的文章，指出：透过世纪初年国际战略形势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可以看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国际战略形势总的发展态势是世界形势出现的短期、局部的经济、政治动荡所不能改变的，新世纪世界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光明的，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但是房宁的研究结果却并不像楚树龙那样乐观。2003年，房宁在新出版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中再次质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房宁认为，产生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形成的相应经济、政治秩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的经济条件。但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反思，在发问，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应当说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现象，结束了列宁时代。然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它改变了以往世界的经济政治的生态，使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产业资本的转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扩大世界的市场，增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纳生产力的空间，所以大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房宁认为，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和平与发展的根基正在销蚀。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降临。　　　　
　　　　房宁称：“在我们所认定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势面前，我们从心　底不愿与人为敌，我们不愿有敌对者存在，但这也许是一厢情愿。”　　　　
　　　　但楚树龙提醒所有对国家怀有深情的人们，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大体上都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或范畴。在和平条件下，即国家没有陷入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发展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但在和平时期，人们对形势和自己力量的认识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一些突发事件又进一步激化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　　　　
　　　　楚树龙与房宁都是中国杰出的学者，他们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但在学界和公众中都具有很高的威望。他们观点上的分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开放的一个缩影。他们并没有出现过正面交锋，但他们极富个性的思考将作为中国决策层的智慧资源而受到关注。　　　　
　　　　


第三辑楚树龙　（4）

　　　　台湾低级政治不值一驳，什么是真正的“统一”　　　　
　　　　2001年，楚树龙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调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立了战略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家战略、发展战略、外交战略、安全战略；研究范围是美国、中国、欧洲和亚洲。　　　　
　　　　楚树龙担任战略研究所所长后，召开过两次重大战略研讨会。2001年10月召开的21世纪国家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外办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各国外交、世界形势的走向，出版了论文集《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探讨》；2003年3月又在海南三亚主持首届“WTO和两岸关系”论坛，邀请台湾专家研究两岸关系今后的走向。　　　　
　　　　“WTO和两岸关系”论坛定期在两岸举行。楚树龙与台湾学界的关系比较密切，曾多次去台湾访问，接触到岛内各阶层人士，研究各种信息，探寻两岸走向统一的途径。　　　　
　　　　在楚树龙看来，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坚持推行“台独”立场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他还记得多年前在美国与台湾萧美琴交锋的情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楚树龙去纽约出席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非官方会议。这个会议由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主办，出席者有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台湾陈水扁的顾问，民进党“国际部”主任萧美琴也出席了会议。萧美琴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她说：两岸关系就像男女恋爱，大陆是个大小伙子台湾是个小姑娘，现在小姑娘不爱你这个大小伙子。你这小伙非要人家爱你。楚树龙听后气愤地说：你说这话太不符合事实了，两岸之间不是在谈恋爱，根据历史，根据国际法，两岸本来是一家，是一个国家。现在不是嫁不嫁的问题，是你要离婚，你要分裂，是你不要这个家！因此你的比喻是完全错误的。萧美琴被驳得哑口无言。　　　　
　　　　2001年，楚树龙在其专著《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一书中论述台湾问题时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台湾、香港、西藏等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统一的根本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因很简单，尽管《三国演义》开篇道出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无可争辩的　是：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始终认为尽管“分”和“合”都是历史的部分，但“分”是暂时的，不正常的，是错误的；“合”才是永久的，正常的。　　　　
　　　　楚树龙看到，历史上闹独立成功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战争，一是协商，而陈水扁现在既没本钱打也不愿接受“一国两制”，这不得不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如何打破两岸僵局，实现祖国统一，历史上也曾有过很多的设想。从80年代中期起，就有人提出有关中国的“联邦制”和“邦联制”设想。例如：姜敬宽1984年提出的“联邦共和制”，陆铿1985年提出的“中华联邦”，朱高正1988年提出的“联邦制”等九种“联邦制”；张旭成1983年提出的“邦联制”，张系国1981年提出的“中华邦联”，马彬1982年提出的“中华邦联”，费希平1984年提出的“大中国邦联”等十二种“邦联制”等等。　　　　
　　　　楚树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