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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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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鄣牟龊推朗觥Ｋ�1962年《江汉学报》第8期上撰文论述了价格在组织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意义与作用，认为成本与盈利的确定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中心问题；价格首先是衡量社会劳动消耗的工具，同时也是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杠杆；主张按照社会价值和社会成本来制订价格，以充分运用价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杠杆作用。1964年，他与何建章合作著文，系统地论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价格主张遭到批判，孙冶方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批判会上，主动走上台说：“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
1975年4月，孙冶方获得平反，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为了及时挖掘孙冶方的研究成果，经济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张卓元和吴敬琏负责，协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
1979年4月，孙冶方带着张卓元的课题写作小组去了无锡，并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然而4个月后孙冶方被查出患了肝癌。为了集中抢救孙冶方的学术遗产，经济研究所领导决定增加张卓元课题组的工作。张卓元除领导课题组的工作外，还抓紧时间在病房旁听孙冶方的口授、录音，经过一年的录音整理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20余章的初稿写作。
1982年9月，孙冶方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病情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写一篇关于实现20世纪末战略目标问题和批评“基数大、速度低”消极论调的文章，但由于精力不济，只好向张卓元口授了他的主要精神和内容，请弟子代他完成。张卓元起草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的初稿。张卓元拿着草稿来到医院，在病床前一句句地给孙冶方念，请他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几次反复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
1983年，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孙冶方把他的最后一部专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的编辑工作交给了他的弟子张卓元以及刘国光、林青松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这部书稿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卓元1983年7月调到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 员；1993年12月调到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9月他回到经济研究所，继承了孙冶方的职位，担任所长。
与张卓元一起共事的经济所同仁发现，张卓元有着老所长身上很多优秀品德和作风，总是那么谦和、执着和智慧，真不愧为孙冶方的高足。
张卓元也说：“我从50年代深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60年代紧紧追随孙冶方；‘文革’后学习孙冶方精神，发展创新经济学理论；现在我还要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的精神、思想和理论。可以说，我在经济生涯中与孙冶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辑张卓元 （2）
与厉以宁对阵，论述“通货膨胀”
张卓元个头较高，面目清秀，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曾有人把他比成戏曲片中弱不禁风的江南才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温和的性格正与他“稳健改革派”的学术风格相得益彰。
在有人把他称作“稳健改革派”的同时，也有人把他归为刘国光的“宽松派”。但张卓元不同意“宽松派”的说法。他说，我主张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刘国光他们是一个思路。他认为把刘国光称之为“稳健改革派”似乎更贴切，因为“稳健改革派”要比“宽松派’内涵丰富得多，概念也严谨得多。
1990年，张卓元在《我的经济观》一书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稳健”的观点。他认为，90年代，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要在80年代翻一番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一方面，经济要在稳定中求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而又稳妥地逐步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样就能使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互相协调，互相促进。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他同时认为，通货膨胀不能带来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就出现了大争论。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用通货膨胀来刺激和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从理论上阐述了通货膨胀的经济作用。他说：“从总量上看，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可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出发，摆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一项任务是：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环境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意味着不仅不必为经济中出现的‘财政支出略大于收入’‘信贷支出略大于收入’‘物价较缓慢上涨’‘货币供应量稍大’等等情况感到忧虑，而且要利用这种‘略大’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力求在不断提高的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水平上使经济和社会趋于协调”。
《人民日报》1988年4月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保物价还是保增长？文章认为：“如果以保持经 济增长为放在首位的宏观控制目标，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今后三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需求政策，向以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政策转移。财政、金融非但不宜双双紧缩，而且应该保持适度的扩张。”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赞赏，但却受到了张卓元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卓元认为，通货膨胀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长远来看，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损于经济增长。从短期看，在存在闲置资源、闲置生产能力而又需求不足的地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确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像我国，除了劳动力资源外，总的是资源短缺稀有、有效需求过量，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作用小而又小，而且主要只能对投入大、产出小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起短促的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刺激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接着而来的是比例失调和衰退，增大经济变动的波幅，因此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会损害宏观经济的效率。另外，他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使分配关系趋于合理，相反，只能使分配更不公允。为此张卓元还出版了《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专著，就通货膨胀、物价问题等做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肯定。
这场有关通货膨胀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沸沸扬扬，不一而足，导致了主流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分野。
仿佛是这场讨论的延续，正当中国改革向前推进的时候，经济学界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线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利弊得失等问题发生争论。交锋主要在张卓元和厉以宁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之间。
1983年7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成了他研究的重点。在他看来，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价格是市场的灵魂，二者不可偏废。但是，他提出“市场的核心是价格，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市场信号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及其所反映的市场供求关系”，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只有充分认识了价格及其特征后，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价格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分析价格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但厉以宁教授认为，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后进行价格改革，才符合中国的实际。厉以宁还总结出先进行价格改革的十大弊病。即： 价格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是负心理效应，引起社会惊慌和反弹；价格改革对企业来讲是被动的，企业消极应付进而影响效率；地方政府对价格改革顾虑重重；价格改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价格改革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它不能调动积极性，充其量只能创造一个环境；价格改革是不能试点的，当它迈出第一步后是不可逆 的；价格改革成本很大、收益较小；价格改革一经实施，其他改革就要停下来；价格改革不能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改革配套，是孤立的改革；价格改革层次很低，不触及人际关系。
张卓元认为，厉以宁提出的“十大弊病”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难以成立，并逐一给予“回敬”。
张卓元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1985年进行的两次关于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的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名调查对象中，有3/4的人明确表示理解、支持价格改革，这表明只要在价格上升时保证居民的实际收入得到相应的补偿，价格改革就会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在双轨制价格下，市场价格对刺激大中型国有企业增加供给，对广大乡镇企业网开一面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企业不可能消极对待。他认为政府放开蔬菜和农副产品价格使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城市农副产品价格改革中，减少了地方财政补贴；固定计划价格转换成市场价格后，价格的升降不再取决于价格改革本身，而往往取决于社会有效货币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缺口。只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加强宏观控制，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幅度。
在张卓元看来，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杠杆，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没有价格改革就没有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就没有市场协调和市场建设，而没有这一切，就谈不上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价格改革可以试点，价格改革也是可逆的，而所有制改革恰恰是难以逆转的。张卓元所担心的，恰恰不是什么价格改革的不可逆性，而是价格改革的可逆性，说价格改革具有不可逆性反而低估了价格改革的困难与曲折。
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尚未成功解决的难题，但张卓元看到价格改革可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最基本的条件：价格改革的收益不仅在于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 环境，而且通过促进市场体系的形成加快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合理的价格体系的引导下，可以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张卓元还认为，价格改革始终是与其他改革并行前进的，价格改革的最大难点是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幅度过大，而造成物价总水平失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和金融、财政等经济调节器的改革或政策协调、配套不够；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步履缓慢，主要由于它们目前仍然是行政协调的主要工具，在于我们还缺乏比较完善和妥当的改革思路或方案；价格改革中所出现的物价上涨过快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我们没及时采取比较紧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以及比较恰当的收入分配政策。因此他认为，在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的同时，要适度加快财政、税收、工资和银行信贷方面的改革，加强弥补体制改革缺口的政策配套。
张卓元并不认为价格改革的层次很低，在他看来，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在改革上有其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特点，仅就价格改革形成市场的作用而言，也是市场观念、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等取代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观念的过程。他认为，价格改革与微观所有制基础的改革是在同一层次上。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能实现从行政协调为主到市场协调为主的本质替换。
张、厉交锋在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经济界“两匹老马间的学术过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央高层从他们的交锋中摸清了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之间的微妙关系，肯定了两位学者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并吸纳了其中有益的观点，从而使这场“价格风波”渐渐平息。1990年，张卓元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开始享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特别津贴。
“十五”计划的重要起草人
1990年，张卓元在《改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的文章，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要以市场为取向。这篇文章代表了他一贯的经济思路。因此学术界都视他为“市场取向改革派”的代表。
张卓元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评价。在他看来，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自1979年以来，他一贯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坚持稳定推进市场取向政策，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在着力研究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的同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当时他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总是先发展农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农产品为原料和农业为主要市场的轻工业得到发展，然后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才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后来他主编了《论经济结构对策》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该书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1984年度著作奖。
张卓元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因此中央后来制定“八五”“九五”计划时，都主动听取张卓元的建议。而张卓元在很多文章中都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则进行了战略性的分析，为中央决策层提供参考。
熟悉张卓元的人都把他比成中国经济界的一棵“长青树”，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他就备受中央高层的关注和信任，几代领导人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几乎没有不把他的观点作为决策参考的。
1999年，中央决定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张卓元成了计划起草人之一。
“十五”计划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它不仅是中国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争取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也是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远景目标，“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 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十五”计划从总体规划纲要、重点专项规划以及各行业规划、各地区规划三个层次展开。其中，针对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领域制定的重点专项规划是“十五”计划的一大特点，备受关注的西部开发规划就属于重点专项规划。
“十五”的目标是宏伟的，但据透露，“十五”计划的起草过程并不轻松。
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在北京成立，这个小组既包含了一批政府官员，又吸收了一批像张卓元这样的专家学者。而在此前国家计委做了大量准备，仅文字材料就有十几本。
张卓元进入起草组后发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在对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大思路上，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以往注重数量和速度转变到注重质量和效益。因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十五”计划建议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具体表述方式上，起草小组成员却有不同意见，起草组成员有时为了一两个字的表述方式，都要反复斟酌、讨论、修改，在征求多方意见后，才最后定稿。张卓元事后说：“也许这样有些繁琐，但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必要的。”
在起草过程中，张卓元提出，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商业、服务业以及高科技都发展迅速，但优先发展农业仍要在“十五”计划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建议国家在如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建设稳定商品粮基地、建立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说明，以促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张卓元的提议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
“十五”计划除了专家观点备受重视，百姓心声也不可忽视。国家计委曾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制定“十五”计划的意见和建议，很多意见得到了补充。另外，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制定的计划首次听取了国际专家学者的意见，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多次召开专题座谈，听取世界银行、联合国的专家就社会保障、就业、高新技术等主题的建议。张卓元把它称之为“开放时代开放的中国，在制定一个开放型的计划时，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意识”。
中国高层对“十五”计划更是极为重视，国家主席江泽民12次听取各方建议。为了使计划更为完善，2000年春，“十五”计划建议在形成初步框架后，中国决策层在北戴河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向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发出100多个征求意见书，收到1000多条反馈意见。它们在“十五”计划建议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十五”计划于2000年10月11日在党的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获得通过。人们看到，“十五”计划与过去不同的是，过去的五年计划比较多的是把发展速度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速度。这次是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结构的调整就意味着质量的提高。不能太看重具体的发展速度，而是要使得我们的整个产业结构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有分析家指出，这样的调子正好是张卓元一贯坚持的“稳中求进”的思路。
第三辑张卓元 （3）
机构改革的真髓 ：按细分的具体行业设置机构
2003年3月6日上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在这天的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向人代会提交《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这个方案在3月10日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获得通过。
张卓元就是这个方案的主起草人。
从1982年到199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共进行了4次。1981年时，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此次改革使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了宏观管理职能，淡化了微观管理职能。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1993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共59个，人员减少20％。当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但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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