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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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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沈伟光 （5）
以人为中心的战争
不管战争怎么发展，人的主导地位永远不会动摇。信息战的目的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控制，对精神的攻击成为它首要的目标，战略竞争、理论威慑、舆论争夺、潜力抗衡、心理战成为这种广义信息战最有效的样式。
一支军队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武器设备和管理方式、训练方法，还可以套用外军军事理论、战术思想等，来提高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但是，人的精神是军队凝聚力、战斗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信息战攻击的主要目标。21世纪，军队建设目标要突出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方面的内容，对诸如战备工作、人员素质、领导艺术、管理教育以及部队未来发展等，都应从思想、行为和意志方面作出特殊要求。爱国心、荣誉心、勇敢、忠贞、纪律、俭朴、谨慎、抱负、团结、责任心等内容，应成为每个军人的行为规范。尤其是确立精神支柱，更应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环节。除了精神以外，还有思想和意识、知识和智慧，这些都可包括到思维范畴之中。
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人的大脑思维的策动。人的大脑思维创造战争，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消极，都经历过一场思维鏖战。
今后的战争，最激烈、最精彩、最关键的时刻就在于大脑思维战阶段。战争将控制在这个范围内，交战双方在此间决雌雄、定输赢。
全面利益万岁
历史上的战争，准确地讲，就是今天以前人类所进行的战争，究其动因，核心一点就是以利益为基础，无论这种利益满足的对象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是以人和物的毁灭，精神和物质的破坏作为代价的，即使是为真理和自由而战。战争既是一个破坏过程，也是一个创造过程。但是，战争这种“创造过程”所带来的利益，再怎么崇高，也不是全人类的、整个地球的全面利益！
全面利益，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地球的利益。全面利益，就是要保护好地球上的每个生命，不是一个、一部分，而是全人类。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改变人类思维中那些战争因子，尤其是战争策动者的思维，转移战争视线。历史上的战争多为少数人左右，现在完全可以做到，战争是社会的事，百姓能够进入战争的操作层，就此追求、创造更为理想的战争形式，改变传统战争中民众处于被迫、消极的地位。
评介战争胜负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看双方兵力伤亡的多少。现在战争“文明”程度似乎提高了，开始提倡“零伤亡”战争，比如像信息战，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控制，但也没有排除战争最终的毁灭性可能，而是以毁灭作威慑的基础。所以，应该有更为理想的战争，不以人的毁灭为代价。
理想战争的理想
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公认的理想战争，但人们追求理想战争的理想和实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不同国家或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战争制造者，他们的追求就不同，这取决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基础，科学技术水平和人类的文明素质。孙子的理想战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希特勒的战争理想是以“闪击战”称霸世界；“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一生指挥的众多战争中最为理想的一笔；信息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战争。
机械化战争及其以前的战争，从根本上表现为彻底的暴力性和破坏性，但理想战争模型也初露端倪：农业时代，苏秦、张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导演出一幕幕“合纵连横”的战争活剧；工业时代，长达45年的冷战，不费一枪一弹便烟消云散，能不能算作一场理想的世界大战？信息时代，信息战的目标在于控制，不在于流血，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等，而是寻求利益的平衡点，这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战争。
研究战争史可以看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战争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不战而胜”，以小代价换取大胜利。迄今为止，无论这种“代价”的大与小，都是要以人和物作为基本“元素”的。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些“元素”排除在这种“代价”之外呢？这就是我所要研究的理想战争的核心内容！倘若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世人公认的理想战争，转移战争的视线，不损害人类共同利益和人自身，把战争局限于“信息”和“思维”的范畴，至多以比试、竞赛、虚拟的方式，甚至带有“观赏”、警示的作用，变以往“先下手为强”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争原则为“先手者必败”和“决策者先死”，那样，世界的持久和平将会到来。
今天的时代，人类正在按照未来学家和战略家们设计和规划的轨迹前进着。军事领域也不例外，目前崇尚的信息战，便是未来学家的产品。
信息战较之于传统武力战是更为理想的一种战争，但控制不当，仍将是残酷的战争，故应辅之以遏制战略。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目前已经出现的征兆，或者可能出现或即将出现，似乎较为“理想”的新型战争模式，可以列举几种：
1．思维战：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是具有信息、知识禀性，非武力的战争形态，它以科学思维的方式，对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危机、冲突和争端进行控制和协调。在以综合国力和威慑相结合的条件下，具有以不诉诸武力的思维方式缓解矛盾，消除威胁、防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的作用。从本质意义上看，信息战是一场大脑思维战。尽管信息战主要是通过社会或军队的通信网络来实施的，但这种作战样式涉及的主要不是卫星、电缆，而是人，是人的决策行为，特别是那些战争决策者的思想。思维战争的目的是把战争控制在人的思维阶段。
2．虚拟战争：以国家综合实力和总体威慑力为依托，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信息威慑手段，慑止对手的战争意图，以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信息时代，作战双方的蛮动性下降，通过信息交流，双方可以彼此了解对方的目的、意图、力量和手段，作战的透明度、战斗结果的可预见性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决策者在战斗之前可以有较多的选择，谈判、妥协的方式和渠道都容易找到。从一般参战者层次看，由于他们能够掌握大量的敌我双方的信息，他们的战斗意志对决策的影响也增大。而在理性的各国领导层中，不接受虚拟战争中的劣势或失败地位，将会是极个别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目的已变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占有优势的一方，也会给劣势的一方以退路和面子。所以，以后大量的冲突可控制在“信息范畴”和思维阶段，以虚拟战争来解决。现在的网络对抗、网上战役演习是这种战争的前兆。
3．警示性战争：从词义上可以直观地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打给别人看的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战争的特点。战争虽然是局部的，非常有限的，但人们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直观形象地看到战争的实况，获得身临其境之感，使对手或潜在的敌人慑服，起到警示的作用。
4．竞赛性战争：通过综合国力、战争实力的较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战争对抗，可以是实战，也可以是演习，更多的是信息威慑。这有点像体育比赛，或许今后会像奥运会、亚运会那样，出现地区性的、全球性的战争锦标赛，供交战者“观赏”、比试。这种战争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但世界各地每年进行的各类各个层次的军事演习，你还能分得清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吗？战争的目的除了锻炼自身，很大意义上是使潜在的敌人慑服，是为了给敌国施以信息威慑，这实际上是信息战的重要内容。竞赛性战争与虚拟战争和警示性战争有相同之处，但这种形式的战争多是在和平时期；而后者一般是在战争爆发条件下进行的。现在世界发达国家间进行的“机器人足球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一旦技术成熟，能够大规模展开比赛，必定会引入战争机制中。
5．领导者之间的战争：过去的战争，决策者的失误要用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来弥补。由于领导者对战争所负的责任往往很难与其个人得失生死挂钩，甚至成为其转嫁国内危机、巩固个人地位的一种手段，致使战争蛮动性概率骤增。如果倒置一下，战争首先在领导者之间展开，死亡的先是领导者本身，这种极其残酷的武力战是否会少一些呢？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战争已进人脑力战争时代，制信息权成了制胜关键。也就是说，过去是斗智斗勇，现在更注重斗智，勇是第二位的。我们形容溃败的军队常用“兵败如山倒”，这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军队没有精神支柱，缺乏信念，神经瘫痪，是指挥员、决策者意志的溃败。现代战争，战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智慧。当然，这里讲的领导者，更多的是指领导者群体的概念。
理想战争生长的基础，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社会的进步，三是人类和平素养的提高。人类要多一些爱心，再也不要互相残杀了。那些旧的思维，旧的行为，也包括旧的战争不要进入新的世纪了。一百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对世界来说，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概念；对有46亿年历史的地球以及整个宇宙来说，更是微乎其微的一个点。
人类文明史会证实，在战争消亡之前，人类终究有一天会设计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战争！
第四辑张文木 （1）
天鹅绒手套中要有外交铁掌
张文木，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至今。其间曾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 达的。
———张文木
中国已经进入了“枪杆子里面出主权”
的历史阶段
张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国外把他称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当2000年张文木在传媒公开“枪杆子里面出大国”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在国外更是甚嚣尘上。
张文木是在接受《华声视点》杂志采访时说这番话的，当时他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历史进步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
为了更完整地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强调：中国目前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绝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一直贯穿了张文木的学术研究。1997年张文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来十分“激进”的文章，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张文木看到了经济革命引起的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那还是在科索沃战争初期，有不少人把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认为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而张文木却持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是“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美军不会陷入“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正如张文木的判断。
由科索沃战争，张文木联想到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必须迅速将目前以 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在阅读张文木的文章时，发现“发展权”和“海权”两个词出现得比较多。这两个词又是相互关联的，“海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权”则是国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把这两组词视为张文木战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张文木看到，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地位的人与人的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义而非事实的主权；但若因军力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则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迅速加大国防与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确定‘周边事态’的概念。当周边事态有可能威胁我们时，我们也应确定‘主动出击’的观念。绝不应把未来的战争引入我们的领土，而应该直接引入敢于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境内。”
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学界的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权理论，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有足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尤其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马汉被称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张文木曾认真地读完《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海上力量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上力量的影响与1812 年战争的关系》三部伟大的著作，对中国人的海权观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张文木又想起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世纪（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
他俯察中国版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
中国本质上算一个内陆大国，但海岸线又很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海权观依然十分薄弱。
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观之所以薄弱是与明朝时海权的失落密切相关的。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有别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当达·伽马重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的时候，中国几乎一直坚持着北向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承受着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压力。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一个起点，但却是昙花一现。明朝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无法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又因为儒生阶层倡言“王道”，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使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而正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致使中国吃尽苦头。张文木看到中美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和美国在海权上的不同认识使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第四辑张文木 （2）
事实让张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权利益的至关重要。“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 定没有伟大的未来。”
张文木看到，近些年来，世界兴起两大经济圈：“大西洋经济 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尽管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海洋经济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中国也出现了“环海经济圈”，崛起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华南3个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国海洋经济每年的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到上世纪末，中国海洋经济已超过25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的海权已超越了以往那种只停留于保卫商船航行及海外领地权益上的海权。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张文木看到，原来美国人对欧洲十分在意，尽管现在欧盟势力有所扩展，但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看到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的情况则与欧盟不同。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而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于是，张文木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家安全的焦点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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