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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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和彭德怀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破产于我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朝鲜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业绩，惊天地、泣鬼神。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9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正如美国的一个材料上所说，“伊军的混乱状态使盟军部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主要战略机动——相当于13个师的‘左勾拳行动’。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美军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战，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是5公里，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0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现代高技术兵器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确立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我军在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经历了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军队也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优势。有敢打必胜的信念，有以弱胜强的丰富作战经验，有久经锻炼的高素质的部队和著名战将。加上战争的正义性质，得道多助，士气高昂。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是毋庸讳言，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与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战争证明，没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影响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场战争使我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以便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轫。在战争开始后，我军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和装甲部队，边组建边投入作战，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我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各军、兵种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一场两个对立的大国直接参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不过在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连续的进攻行动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之前，国际社会还不承认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西方的习惯观念认为，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这个意义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它将永久载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原载《解放军报》2000年10月25日第9版）　　　　
　　　　


第五辑宫少鹏　（1）

　　　　外交作为各种矛盾的纠合处，内中有深刻的学问　　　　
　　　　宫少鹏，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陕西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应征入伍。1975年转业后在北京内燃机厂工作，于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外交学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进修两年，学成后回到外交学院任教。　　　　
　　　　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　　　　
　　　　——宫少鹏　　　　
　　　　被误传为宫达非之子　　　　
　　　　2003年8月29日，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宫少鹏应邀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就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的意义与网友进行交流。这虽是宫少鹏第一次作客人民网，却已是无数次在媒体上露面了。就像他走进中央台视台的直播室解读中东局势时一样，宫少鹏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世事风云，评说政治焦点，其思维纵横捭阖，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宫少鹏1952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过早离开人世，使宫少鹏在很小的时候就尝到了痛失亲人的悲伤。这是宫少鹏永远的伤痛，却很少为人所知，以至成名后的宫少鹏一直被人误认为是我国前辈外交家宫达非的儿子。大概是因为他们气质太过相像，连笔者也一直深信不疑，直到笔者采访宫教授向他核实时才恍然大悟。　　　　
　　　　不过宫教授对笔者冒失的提问并无吃惊。据他所说，多年前包括中央高层在内很多人都把他和宫达非联系在一起。　　　　
　　　　说来也巧，宫少鹏的父亲生前也在外交部工作，与宫达非年龄相仿，他们都是山东胶东地区人；宫少鹏的母亲和宫达非的夫人也都姓张；且宫少鹏身上的儒雅气质和名士风范与宫达非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诸多巧合难怪让人们会发生误解，就连宫达非本人对宫少鹏也产生好奇。　　　　
　　　　有一次，宫达非见到在外交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宫少鹏，和蔼地问道：你是哪儿的宫家？　　　　
　　　　宫姓在全国是少有的姓，在山东也只有几个县才有宫姓。宫达非饶有兴致的提问仿佛是要从这个后辈身上找到繁复的宫氏家谱中的神秘链节。　　　　
　　　　宫达非1917年3月生于山东省莱阳，学生时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创办了誉满齐鲁大地的通俗报刊——《鲁中大众报》，曾任《鲁中南报》社长兼总编辑，兼任新华社鲁中分社、鲁中南分社社长、总编辑，成为著名的报人。新中国建立后，他调到国务院外交部工作，长期主管非洲国家外交事务，历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专员、副司长、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参赞、驻伊拉克大使、驻扎伊尔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是一位颇有建树和名气的外交家。　　　　
　　　　1971年宫达非作为中国代表赴科威特谈判，促成两国建交；1976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扎伊尔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非，与博卡萨总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1983年他对新建交的安哥拉进行友好工作访问并访问加蓬和刚果，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马尔代夫参加加尧姆总统的就职典礼；同年11月在新德里同印度官员举行两国边界第四轮会谈，并于次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印边界会谈联合公报，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宫达非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成为外交界的一段趣话。1970年夏，宫达非以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身份随周恩来总理陪同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赴杭州会晤毛泽东。毛泽东注意到“宫达非”这个名字与众不同，便问宫达非：“你怎么叫宫达非呀，什么意思啊？”宫达非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会谈又即将开始，他手足无措间竟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才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就是要　到非洲去！”　　　　
　　　　宫达非的诗人气质很浓，爱好诗词、书法、围棋和京剧，退休后仍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振兴事业，先后参与和协助“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赢得了国内外儒学界普遍的尊重和崇高的声望。　　　　
　　　　尽管宫少鹏与宫达非没有亲属关系，但他从这位前辈身上吸收了许多优秀品质和良好的治学作风。人们看到宫少鹏身上呈现出来的儒雅气质、执着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着实有着宫达非的影子。　　　　
　　　　2000年5月，外交家宫达非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宫少鹏难忍内心的悲痛，潸然泪下。　　　　
　　　　将外交推向公众，赢得唐家璇拍手叫好　　　　
　　　　1969年，宫少鹏中学毕业后来到陕西省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应征入伍；1975年转业后在北京内燃机厂工作，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外交学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进修两年，学成后回到外交学院任教。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所属的培养德才兼备的外交外事及涉外经济、法律人才的高等学校，创建于1955年9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的。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长期兼任外交学院院长。外交学院建院40多年来共培养各类学生1万多人，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国家外交外事、国际问题教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戴秉国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身为国际关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宫少鹏，自称自己是“吃快餐”进入学术领域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学者和大众喜欢的时政评论员。　　　　
　　　　关于宫少鹏的国际时政解读，公众基本上有两种评价，一种　评价认为他太“政府”了，其观点与政府发言人的口径如出一辙，几乎是滴水不漏；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宫少鹏是最善于发挥自己见解又不与政府观点冲突的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评论员之一。　　　　
　　　　公众对时政的关注使宫少鹏由衷地欣慰，他认为这是中国沉寂多年的“公共外交”的复苏。但关于自己对国际政治的评论，他认为与政府发言人的评说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政府发言人是一种“外交的表态”，言简意赅，点到为止；而他的媒体评论则是一种“说理的外交”，摆事实，讲道理，让国人既了解国际政治，又能理解国家的外交思想。他把他的行为称为“公共外交”。　　　　
　　　　事实上，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运用是恰到好处的，中国高层有关领导对他的评价很高，常常能从他的评论受到启发。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尽管身处高位，但也是宫少鹏外交评论的一个热心观众。　　　　
　　　　2003年初，世界上出现了两大焦点问题，一是中东局势恶化，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一是朝鲜宣布再次退出核条约，半岛核问题白热化。当时境内外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外交上无所作为，在国际焦点问题上隔靴搔痒，与一个大国形象不符。　　　　
　　　　面对境内外一部分人对中国政府的误解，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要求有关部门在国内做一些解释工作，让公众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消除误解。2003年3月5日，宫少鹏在中央电视台做伊拉克局势评说时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许多重大问题上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就拿伊拉克问题来说，中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441号决议，就是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促成的。　　　　
　　　　第1441号决议即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新决议。这一决议是美英两国应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要求，在对原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后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通过的，删去了有关授权自动动武的条款，增加了“尊重伊拉克、科威特及其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内容。　　　　
　　　　决议一方面强化了对伊武器核查机制，一方面也为阻止美国单方面对伊动武、维护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及为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唐家璇部长在看了宫少鹏的电视评论后，拍手叫好。于是他在3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未等记者提问便作了一个开场白，强调了中国在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座的记者都深受触动。　　　　
　　　　宫少鹏在外交学院任教17年，共发表了学术论著60多万字，博弈论、外交调研、联合国问题、热点政治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就像他在媒体上的评论风格一样，他的研究论文风格独特、博大精深，在学术界和外交界都享有很高声誉。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所言：宫少鹏是个逻辑极严密的人，“散得开，收得住”，从不回避问题，熟练掌握说理艺术，理论知识相当全面。　　　　
　　　　


第五辑宫少鹏　（2）

　　　　　写作《佩雷斯传》带来两个政治人物的会晤　　　　
　　　　1996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署名肖月的人物传记《佩雷斯传》。这个肖月就是已经升为外交学院副教授的宫少鹏。　　　　
　　　　佩雷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中东政治人物。他出生在波兰（现属白俄罗斯），幼年在巴勒斯坦度过，少年以后生活在以色列。据说一次远游时他爬上一棵大树吓走了落在树上的大鹰，一位动物学家对他说“这是一只佩雷斯”，他才用了佩雷斯的名字。　　　　
　　　　1948年佩雷斯任以色列国防部海军事务负责人，开始步入政界，此后长期在以色列军界、政界担任重要职务。他精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务工作，具有与阿拉伯人进行外交谈判的丰富经验。他温文尔雅，同时对既定的目标坚忍不拔地执着追求。他自称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佩雷斯被认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设计师。他坚信以色列的未来在于与阿拉伯邻国的和平相处，他支持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梦想在中东建立一个类似欧共体的组织。1993年1月20日，经过长达8个月的14轮秘密谈判，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他与巴解代表阿布·马赞在奥斯陆草签了巴、以和平协议，使巴以双方终于相互承认，迎来巴以和平的曙光。1994年，佩雷斯与总理拉宾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起，因推动以巴双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使长期研究中东问题的宫少鹏很振奋。因为当时佩雷斯能否获诺贝尔和平奖存在悬念。最初这个奖是准备颁给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的，他被称为在巴以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为促成签订奥斯陆协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因心脏病突发于1994年1月13日逝世。评委们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巴以双方领导人。但是有人提出，“如果拉宾得奖而佩雷斯落选的话，那将是个悲剧”，拉宾是以巴和谈的倡议者，关键时刻又是他不顾一切拍的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而佩雷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佩雷斯促使拉宾下决心与巴方达成协议。最后评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让拉宾和佩雷斯同时获奖。　　　　
　　　　如果说佩雷斯获奖是宫少鹏写作《佩雷斯传》的发轫，那么拉宾之死则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呐喊的责任。　　　　
　　　　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主攻灌溉工程。二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反对轴心国的军事组织。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26岁的拉宾担任“哈雷尔”旅的旅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他先后担任了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军训部长、北部军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等职务，被称为“鹰派将军”。　　　　
　　　　拉宾曾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最后一次担任总理后开始认识到，缔结中东和平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惟一出路，从此成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　　　　
　　　　1995年11月4日，犹太安息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发表演说时不幸遇刺，成为中东和平的殉道者。拉宾去世后，佩雷斯出任以色列代总理，中东和平的重任落在了这位72岁老人的肩上。　　　　
　　　　《佩雷斯传》以理性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拉宾之死的漫长的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画卷，着力表现了佩雷斯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他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刻画了佩雷斯的机智、沉着和杰出政治家的胆识，使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这个血肉丰满的中东政治人物的魅力。　　　　
　　　　1996年底，宫少鹏将刚出版的《佩雷斯传》通过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向佩雷斯赠送了一本。佩雷斯意外地收到宫少鹏的赠书格外高兴，他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的感情，也体会到中国人民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关切。　　　　
　　　　1997年，接替拉宾担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佩雷斯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他应邀来到外交学院发表演讲并与师生座谈，当佩雷斯谈到拉宾为了和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几度哽咽。佩雷斯就是在这时才想起为他作传的中国教授宫少鹏就在外交学院任教。　　　　
　　　　佩雷斯喜出望外，高兴地找到了宫少鹏，询问图书发行是否成功，两人交谈甚是欢畅。以后佩雷斯每次访华都要与宫少鹏面晤。　　　　
　　　　2000年8月16日，佩雷斯以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长的身份来华专程向中方通报中东和平进程最新发展情况。他在与中国学者见面时，还特意提到宫少鹏，并与宫少鹏共进早餐。　　　　
　　　　2002年春天，在巴以冲突日益升级、和谈重起前景渺茫的背景下，佩雷斯以副总理和外长的身份访华，寻找中国的支持，希望借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使以色列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取得主动地位。在与唐家璇外长、钱其琛副总理和朱基总理先后会见后，佩雷斯照例安排了与宫少鹏面谈。　　　　
　　　　为了表达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和他本人的支持的感谢，2000年佩雷斯决定出任以中友协名誉主席，他还找了以色列一个大资本家赞助协会的工作。　　　　
　　　　“不间于至亲之间”——中国在伊拉克　　　　
　　　　战争问题上之所以投弃权票　　　　
　　　　在当代中国的外交研究人员中，宫少鹏是最先倡导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从他这些年的著述以及与媒体的密切合作中可以看出，为使外交走进人民中间，他不但大事呼吁，而且身体力行。　　　　
　　　　1996年美国造势进攻伊拉克，中东再次出现海湾战争后新的战争危机。有一天，外交学院的一位工人突然找到宫少鹏，急切问道：　　　　
　　　　“宫教授，你说这个仗能打起来吗？”　　　　
　　　　宫少鹏也感到有些意外：“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位工人说：“我手上有辽河油田的股票，多少年了都没涨，这两天涨起来了，我想把股票脱手，但如果中东的仗打起来，可能股票还会看涨。”　　　　
　　　　宫少鹏说：“这个仗打不起来，你还是脱手吧。”　　　　
　　　　宫少鹏从这件事中感到，其实当代的老百姓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也是关心外交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全球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宫少鹏看来，外交是为国政服务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加强和本国公民的外交方面的沟通。这符合外交理论。新中国成立时，公共外交搞得非常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有关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非常精彩。“外交才子”乔冠华最擅长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