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中国高层新智囊-第5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第一个方面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因为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且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小。因此，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社会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的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业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削减冗员，改变政府部门作为地区“就业机器”的状况。
第二个方面就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因为我国的反贫困行动或扶贫工作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不大，不仅需要扩大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还要对现有扶贫工作的管理制度做大量的改进和设计工作，同时要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素质。
康晓光在马山县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乡村，走访了几万户贫困家庭，所获资料十分珍贵。他把他的调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后来成为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指导用书。该著作还获得1995年“桂花工程奖”和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在反贫困第一线的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96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底，康晓光离开了广西马山回到中科院，但他的反贫困工作还在继续。人们看到他后来的每一项研究都是涉入中国最现实的问题，都与中国改革进程息息相关。有人说他是在“啃中国最难啃的骨头”。是的，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尽管困难重重，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不停地把巨石搬上山。加缪《西西弗斯神话》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显然，康晓光比西西弗斯幸运多了，他每一次努力都看到了希望，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成功的一次接近。
1998年，康晓光在《瞭望》杂志上公布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8年的4200万，20年间减少了2亿多人。同一时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却有增无减，处于市场化转型之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增加。他说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全面经济增长。
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政府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际民间组织处，专门负责利用国外民间组织的资金开展扶贫工作，有56家组织和机构提供了 2。4亿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和救灾援助。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累计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和物资6亿多元人民币，有5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开始实施“希望工程”，为资助失学儿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中华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共同创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康晓光被聘为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兼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为促进“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6年康晓光花了两年时间，撰写了《创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调查》两部宏篇巨作，于1998年公开出版。他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募捐、资助、项目开发、组织发育、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全面揭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新成果，提出了解释青基会发展的“需求—响应”模式，最后将青基会的发展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讨了青基会的发展对于我国未来“第三部门”成长的启示。
“第三部门”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一个学术名词，指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西方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甚为迅速，如在美国的各部门中，大概20％的劳动力和15％的经济总量存在于“第三部门”，而且越来越大，形成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新潮流。康晓光认为，我国“第三部门”的发育十分缓慢，与市场经济很不协调。他在《创造希望》中说：“市场经济、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其中市场经济是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极为迅速，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自治社会的发育还刚刚起步，这表现在民间非政府组织不但数量少，缺乏独立性，而且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更为重要的是，自治社会恰恰又是中国最为缺少的。”
在康晓光眼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无疑是中国“第三部门”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它致力于保障中国最贫困阶层的最基本需求，推出了“希望工程”这一目前中国效率最高的社会再分配项目，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最重要的是，中国青基会为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杰出的先导和示范。
作为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康晓光在研究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把“制度创新”作为研究重点。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发达世界巨大的示范压力，现代化任务极为沉重；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全面深刻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的任务格外沉重；与一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传统要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与现代文明接轨难度极大。这样，中国的制度创新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必须是一个别具特色的过程，相应地，研究中国的制度创新问题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五辑康晓光 （3）
2001年2月，康晓光等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公开发行，他的《关于官办社团自治化的个案研究》以大量案例剖析社团自治化的必要性问题。作者特别强调了个案研究的意义。他说：“个案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一个 好的个案，可以使研究者透过它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结构的特征，透过它的演变洞察时代的历史趋势和社会的发展脉络。”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还汇集其他知名学者对中国“第三部门”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青基会会长徐永光的《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高丙中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等通过丰富的论述及大量的案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内部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大量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都是社团组织担负起原先国家和政府不能担负和没有担负的职责，例如慈善等事情。
康晓光曾多次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在人才争夺战上一步落后，就可能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步步落后。用全球的视角来审视，我国最需要的是人才，最缺乏的也是人才。”
基于这样的思考，康晓光对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希望工程”尤为投入。因为“希望工程”从更现实意义上说就是人才战略。
中国青基会自1989年3月成立的几年内，已经使贫困地区200多万已经失学、濒临失学或从未上过学的儿童得以就学；为贫困地区修建、改建、新建了近6000所希望小学；为贫困地区送去了1万套《希望书库》；表彰和培训了数千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
1998年是中国青基会既定的“希望工程”冲刺攻坚计划的最后一年。青基会推出 ’98“希望工程”志愿者劝募行动，招募20余万名志愿者，深入社区，贴近公众，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化筹款方式，再次掀起了捐资助学的热潮。而1997年洪水肆虐期间，灾区大批农村小学被毁，学童无校可上的危难关头，青基会与全国200多家新闻媒体合作的 ’98“希望工程”救灾劝募行动，赢得捐助上亿元，救助3。9万名灾区儿童回到了校园，向灾区紧急提供2000多顶“帐篷希望小学”，资助灾区建设希望小学500多所，为灾毁学校迅速复课做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全国“希望工程”实现筹资3．54亿元，其中中国青基会近2亿元，创下了10年来的最高记录。“希望工程”实施10年来，已经累计资助了200余万名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由于政府扶贫、普九力度的加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学儿童的绝对数和失学儿童的比例都在逐年下降，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对社会的资助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8年后，“希望工程”的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希望工程”由救助失学儿童转向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并以教师培训、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等软件建设为主。
然而“希望工程”的建设过程也非一帆风顺，2002年3月《南方周末》用四个版面刊登该报驻京记者方进玉的调查报告《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质疑基金会负责人徐永光在“希望工程”中的违规操作。“希望工程”遭遇信任危机。
“希望工程”信任危机引发的全社会对中国“第三部门”的信誉危机，使康晓光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因为中国需要“第三部门”，无论是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需要市民社会的支撑。中国的NGO（非政府组织）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这场危机将给整个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2002年4月康晓光以《危机的根源与后果》一文对此次危机作出回应。他坦率地说，我对事件本身的“真相”和“背景”没有多大兴趣，我真正关心的是比它们更为深刻的东西，这就是此次危机的“根源”与“后果”。他说，“希望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中国的形象工程，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其他机构望尘莫及的。“丧钟为谁而鸣？”不仅仅是为一个中国青基会而鸣，而且是为每一个NGO而鸣，为每一个中国人而鸣！
康晓光在担任中国青基会常务理事兼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同时，还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聘为常务副秘书长。这是他反贫困路上的又一个领域。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农业部，接受民政部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2002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的教育扶贫的倡议。
康晓光有着在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又有着在“希望工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他意识到，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和高校的扩招，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获得了进入高校深造的机 会；另一方面，日益增高的学费也给部分贫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大学生贫困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他和扶贫基金会的负责人研究，决定搞一项旨在帮助特困大学生完成学业的又一个“希望工程”即“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该项目是一项理念先进、设计科学、管理规范的社会公益项目，不仅注重对特困大学生的经济资助，而且通过学生自治组织——自强社的活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公益道德文化建设，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扶贫与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对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倡议得到了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支持。2002年9月1日，“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新长城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杨汝岱，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新长城工作委员会主任王郁昭为该项目揭幕。康晓光以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的身份在启动仪式上介绍了项目情况。
“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启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响应。截至2002年9月1日，已确认捐款人民币近300万元，已确定资助特困大学生300余人。今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将根据工作的深入开展情况由北京周边地区向全国辐射，特别关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和农业、林业、师范类学校。
康晓光认为，“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是一项理念先进、设计科学、管理规范的社会公益项目，不仅注重对特困大学生的经济资助，而且通过学生自治组织——自强社的活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公益道德文化建设，这是最大特色。
另外按康晓光的设计，项目在后期管理上，将在受助学生中建立自治社团组织——自强社，通过自强社，学生自己管理资助款，并且有组织地开展自助、助他的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尽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在贡献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将建立起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起自尊与自信，心理上得到健康的发展。因为在康晓光看来，贫困不是一个人的罪恶，每个人没有权力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和环境，能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考入大学深造，本身就是值得大家尊敬的英雄。因此康晓光主张在工作过程中要把现代公益活动的理念，贯彻在所有的细节里，真正体现对人性本身的关怀。
国情研究队伍中的又一匹“黑马”
200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宣布正式合作成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由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胡鞍钢开始涉入中国国情研究是1985年，当时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当时这个小组被称为专为政府高层提供国情研究报告的高级智囊组织。胡鞍钢为了完成课题，自己到基层进行调查，写出《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及人口系统控制对策研究》的著名论文，第一次运用包括人口学、经济学及现代对策论的系统工程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就人口与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城市化、人口与环境资源等问题，对中国现代化人口转变特点和预测中国人口数量增长进行研究，提出了如何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建议，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被称为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的一匹“黑马”。1988年，由他主笔的中国第一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再次为他赢得声誉，奠定了在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的地位。
第五辑康晓光 （4）
康晓光与胡鞍钢的合作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明显的标志是1996年康晓光与胡鞍钢、王绍光一起完成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这实际上是康晓光反贫困行动的一部分。一年前，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问世已使知识界意识到又一个知识精英的崛起。而当1998年康晓光的《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的出版，则证实人们一度流行的猜测：在中国国情研究队伍中，康晓光是继胡鞍钢之后的又一匹“黑马”。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国情、经济、科技、教育、环境保护和经济安全的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研究背景和咨询建议，努力建设成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
中心成立后，康晓光成了中心的专业研究人员，除了继续研究中国反贫困的理论、分析中国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外，还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以给中国高层制定政策提供智囊服务。
2002年，康晓光在中国著名的思想阵地《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的文章。在这篇中国政治国情解读文章中，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和解析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及其“问题”，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性的“三维分析法”，被专家认为“在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
早在1999年10月，康晓光就在他的那部具有轰动效应的国情读物《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中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权力分裂”过程，逐步发育出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中国数千年悠长历史中未曾有过的现象，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
他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权力如何从政府独家垄断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转移，因此出现新型的权力格局。康晓光在考察改革以来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后，就社会自治组织的未来目标模式问题提出了合作主义的主张。这一富有启迪意义的提法引起国情专家及中国高层的极大兴趣。
康晓光看到，由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自由化”便成了目前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中国政治稳定性受到威胁。首先冷战的结束，东欧、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世界事务，美国有恃无恐地干预台湾事务。台海危机很可能触发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军事冲突。第三，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为提高，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正在更深、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如果再加上通讯革命带来的互联网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复兴、全球市民社会的迅猛扩张，以及海外NGO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的渗透，都会严重威胁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
康晓光针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开发一种分析和预测政治制度稳定性的简单而有效的分析框架，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即“三维分析法”。
这种“三维分析法”看起来很复杂和深奥。他所说的“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可以以此通过各个群体与这个制度的利害关系来看其对制度的态度。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会对某个群体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社会问题引起的“群体”不满，必将使得他们采取“手段”以推翻制度。因此当某个“群体”感到只有推翻现行制度才能解决问题，而且他们有机会和足够的能力这样做，政治不稳定就发生了。
康晓光把“群体”“问题”“手段”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第一，社会分化，国民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第二，存在广泛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受到这些问题危害的群体感到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问题；第四，他们拥有集体行动的手段，并且采取行动；第五，维护现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压制反抗行为；结果，导致政治制度不稳定。
康晓光认为，目前流行的“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强调市民社会对民主化的重要意义。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该理论只强调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及其功能，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他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中引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强调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一系列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占有的资源不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反应不同，所拥有的行动手段不同，与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同，因此在分析它们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时必须区别对待。
作为国情专家，康晓光在分析中国未来的政治问题时，并非只是隔靴搔痒般地只作空洞的研究，没有对策。相反，他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非常中肯，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特别是他有关建设民主法治的建议已经得到中央高层的响应。
在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评估上，康晓光与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能从中国20年的政治改革的点点滴滴中感受到社会的变革。他说，尽管政治领域的变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变革，但是变革确实是发生了，而且�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